扩大内需与就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扩大内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扩大内需的关键是恢复信心，使预期更加理性
扩大内需是启动经济唯一的现实选择。这不是说出口不重要，由于外部经济形势不好，中国现在只有自己练内功。目前扩大内需的障碍主要是信心不足。现在经济增长的机制已经发生变化，以前是扩张型的，现在是约束型的。政府还没有找到好的启动经济的办法，所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以前企业多高利息的贷款都敢贷，现在有些企业对送上门的贷款都不敢要，一是因为企业不知道上什么赚钱，二是国有企业的历任审计开始强化，企业没有好的项目不敢轻易贷。以前银行是争贷款额度，现在额度放开了，对放贷反而变得非常谨慎，因为要避免新的呆帐、坏帐，责任制和风险意识都加强了。过去居民由于对经济的心理预期较好，消费不太计较，现在由于经济增长速度放慢、收入增加趋缓，再加上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使得个人支出加大，居民出手时开始变得拘谨起来。再加上低层次的买方市场已经出现，这一切使得扩大内需变得不再轻松。扩大内需要从启动居民消费开始，看不到这个迹象，投资方也会按兵不动，否则会产生新的库存和积压。启动居民消费，最主要的恢复居民对未来的信心。政府要拿出一个新的姿态。如果老百姓没有信心，内需很难扩大。因为财政政策的作用毕竟是非常有限的。
二、扩大内需有利增加就业
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的《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就业机会的扩展依赖于经济增长和人类基本能力的提高。但是如果不实施某些辅助的政策，经济增长是不会主动转化为就业机会的扩大。”扩大内需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因此对增加就业是有利的。然而，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我们要选择适当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才能保障就业机会的增加。
就业的增加反过来有利于扩大内需。当前，一些专家建议用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的办法启动居民消费，这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认为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的主要办法不能是简单地提高工资，而是应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社会政策帮助城镇登记失业者和下岗分流人员尽快实现再就业。另外还要进一步完善关于个人的税收征管工作，通过完善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加大农村扶贫工作力度，将一部分高收入者的收入向低收入家庭转移。
三、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岗位
1998年我国GDP增长率为7.8%，但是从业人员只增加了0.5 %， 1997年GDP增长率为8.8%，从业人员增加了1.1%， 现在就业增长的速度下降得太快了。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们还没有分析清楚。我们必须扼止这样一个不好的兆头。因为没有就业机会增加的经济增长或失业型的经济增长在这个世界上是的确存在的事情。因此，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在今天变得非常重要。根据中国的国情，我们只有走“第三条路”，既要能够提高经济效率，又要能够促进最大的社会公平——增加就业。
四、反失业比反通货膨胀更能体现人类关怀
失业问题在中国从来是存在的。有人说：1978年以前中国没有失业问题。这是被政治问题掩盖了，“大跃进”后期2000万人返乡，文革期间上千万知识青年的上山下乡，其实都是城镇就业出现了问题采取的做法。只不过，知青返城的政策和市场化改革的政策使这些问题显性化了。
失业问题往往涉及到的是社会底层问题，这里自愿失业除外。而通货膨胀问题涉及面更普遍，经济损失量也往往是社会高层最大。所以，反失业比反通货膨胀更能体现人类关怀。政府要努力帮助脆弱群体或者是处在不利地位的群体实现再就业。当前的脆弱群体是下岗职工、长期失业者和残疾失业者。
五、增加就业机会要在调整结构方面大作文章
增加就业机会要靠经济增长，我们更要设计一种经济低增长或者无增长时，扩大就业机会的办法。这样只有在原有经济规模的结构调整中想办法。增量调整是对的，但是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光在增量上想办法是不够的，也是来不及的，因为增量调整太慢了。经济结构调整要在产业结构、企业规模结构方面多作文章，社会结构调整要在教育结构、所有制结构和用工制度方面多作文章。
六、教育可能是扩大内需的一个潜在的“增长极”
这里我只想展开讲一讲对于发展教育的一点想法。非义务教育产业化可以很好地起到扩大内需和减轻就业压力的作用。当前发展非义务教育深得人心。我国历来就有重视学历教育的传统，望子成龙的古训使得父母愿意资助、子女愿意就学。目前中高等教育资源供不应求，是传统狭义的教育发展思路造成的，只要解放思想，使非义务教育产业化，这个瓶颈很快就可以打通。大力发展非义务教育，可以使国家增加税收、青年劳动力提高素质、就业压力得到缓解，是一项不可多得的选择。
当前急需通过非义务教育的产业化，大力促进中高等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展。在有条件的大城市（如京、津、沪及沿海地区的一些省辖市）努力试点普及中等教育，在农村巩固“九年制义务教育”。要通过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延迟进入就业的年龄，从而降低我国16—20和21—25岁年龄段青年劳动力的参与率。目前，我国青年接受大学教育的比例不足10%，而美国高达60%。中高等教育普及程度低是导致我国青年劳动力参与率过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为此我们建议，从1999年起大学招生规模和中等专业学校招生规模每年递增20%，这样今后三年内可以延缓381万适龄青年就业。 与此同时，普通高中招生规模每年递增10%，可以延缓217万适龄青年就业。
与此同时，如果对新增高等院校学生实行全额自费，即每人每年缴纳1万元的学费，到2001年可以多收学费148个亿，同时这部分学生在校增加消费约为30个亿。同样，如果对新增中等院校学生也实行全额自费，即每人每年缴纳0.5万元的学费，到2001年可以学费100个亿，这部分学生在校增加消费大约为20亿元。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汤敏博士和亚洲管理学院左小蕾教授利用中国的投资乘数框架进行分析，这300 亿元可拉动近1250亿元左右的投资和最终消费，对GNP 的贡献每年也可以达到0.6个百分点。这不仅可以避免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教职工下岗，而且可以在未来3年中吸收400—500万左右的下岗职工再就业。 发展高中普通教育的经济效益可能并不明显，但是对于缓解青年劳动力供给压力的效果却十分可观。这些非义务教育产业化发展目标的实施，可以调动家长、学生、学校和国家多个方面的积极性，效果可能比正在推行的劳动预备制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