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的和平?对世界秩序的思考_军事历史论文

新世纪的和平?对世界秩序的思考_军事历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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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撼世界人心的“9·11事件”是人类文明史上黑暗的时刻。新世纪伊始,全球化时代的人 们在同一时间经历了这一悲剧。不仅如此,冲击过后,人们又不得不面对国际社会与恐怖主 义之间的新战争。恐怖主义的新威胁与反恐怖主义的新战争为21世纪的世界和平笼上了浓重 的阴影。然而,国际社会反恐怖主义集体行动也许是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如同二战后塑造 布雷顿体系一样(那个体系是为了根除导致二战的深刻经济与政治根源),而反恐怖主义集体 安全体系可能使得千呼万唤的冷战后世界秩序成型。

一、美国反击恐怖主义的国家战略影响深远

布什先生2001年9月20日在美国国会众参两院联席会议上的讲话是一次历史性的演讲。这位 新世纪第一位美国总统的讲话中有一句话值得注意:“我们的国家是一个觉醒之后看到了危 险,被要求捍卫自由的国家”。恐怖主义野蛮袭击美国后,美国觉醒了(到底美国人在那些 方面觉醒了,仍然有待观察)!“觉醒”二字布什用得不错。我想,世界也该觉醒了:超级的 极端恐怖主义事件的发生象征着冷战后的世界无序状态发展到了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 打击恐怖主义的世界行动应该是缔造新的世界秩序的一个良机。

在美国,“9·11事件”后不久,现政府(总统、国务卿与国防部长)与一些战略思想库就用 “战争”来定性反恐怖主义的国家行为,而且指出这是一场“新战争”( the NEW WAR),甚 至是“第二次冷战”( COLD WAR Ⅱ)。(注:Donald H.Rumsfeld,“Creative Coalition-Building for a New Kind of War,”Inter na tional Herald Tribune,September 28,2001;Peter D.Feaver,“Cold War Ⅱ,”The Stan d ard Weekly,October 1,2001。)

既然如此,它当然与新世纪的世界秩序问题紧密相 关 。从冷战到这场新战争的间歇就是上面笔者定义的10年“冷战后和平”。从传统的时间标准 看,这段和平时期未免太短暂了!它又一次说明世界和平的脆弱性!在复仇的狂热支配下,美 国国家已经进入二战结束以来前所未有的战争状态,世界超级大国要发动一场包括军事打击 在内的对付恐怖主义的全面而持久的战争。但是,美国的敌人不是什么具体的国家行为体, 而是过去无论如何也只是次要角色的非国家性质的恐怖主义组织。所以,这场国家对非国家 战争的残酷性、复杂性(涉及到宗教纷争与民族主义的混合物)及其后果、影响等,都难以预 测。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场持久战将对未来的世界秩序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冤冤相报的 “新战争”或者“新冷战”是极其可怕的。因为动员整个国家机器打击非国家的恐怖主义目 标是前所未有的,其结局很可能将是事倍功半,伤及更多的平民无辜,拖累世界经济。不仅 如此,新战争或者长期新冷战很可能导致暴力活动(恐怖主义与军事反恐怖主义)的螺旋升级 ,使整个世界重陷敌对与不稳,并可能引爆人们不愿意看到的文明冲突。

二、无序:冷战后国际政治的基本特点

从冷战结束(以1989年柏林墙倒塌、德国重新统一为标志)到美国“9·11事件”为止的这段 时期是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在这段时期,世界总体上是和平的,中国正是在这段和平时期取 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如果没有这段难得的“冷战后和平”(我造出这个术语),中国 现在 的发展成就也许是不可能的。但是,正是在这段和平时期,世界却越来越失序,充满了一系 列重大事件,其中的许多是事前人们料不到的危机性突发大事件,举凡海湾战争、宗教极端 主义的恶性膨胀、金融危机、巴尔干半岛民族冲突与科索沃战争、东帝汶危机、朝鲜半岛千 呼万唤的和解进程、中东和平进程的夭折等等都是。恐怖主义袭击美国中枢(经济、政治、 军事中心)只不过加长了这一系列危机事件的清单。恐怖主义以及其它对人类文明与国家治 理的新威胁,恰恰说明了今日世界的秩序缺乏特征。也就是说,如同国内社会缺乏秩序必然 导 致盗匪猖獗、犯罪率提高一样,包括恐怖主义者及其组织在内的世界“公敌”正是利用了国 际秩序缺乏这一漏洞而得逞的。

近10年来,除了诸如“美国一极化或者美国一极统治”、“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多极 化”或者“一超多强”等类似以国家之间关系为中心的术语外,人们普遍不知道(很困惑)如 何称呼突然没有了苏联的世界,不知道如何定义不再有两个超级大国争夺的世界。于是,“ 冷战后”的条目诞生了。那是一个为各方面都可以接受的术语。今天,当历史走完了1989年 到 2001年的历程,我们回头看这最近的历史(current history),“冷战后”确实是一个 十分贴切的定义,因为它意味着没有冷战的世界包含了太多的不确定性。我对“冷战后”的 理解是,这是一个旧世界(冷战的后遗症与冷战的遗产)尚未退出历史舞台、新世界(确立了 一种不同于冷战时代的、符合时代特点的新秩序)尚未诞生的特殊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特 点往往是失序。按照信息时代的时间标准看,“冷战后”过渡时期显然是太长了。

一般来说,大战(全局性的、范围广泛的)结束后往往很快就出现一种新的国际秩序,第一 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都是这样,战胜国带头出来塑造新秩序。由于各国都生活在民族国 家体制(威斯特法利亚体系)中,战争与和平一般都是国家之间的战争,所以战后建立起来的 秩序一般也是国际(国家间)秩序,还不是世界秩序。联合国与国际经济组织就是美国联合其 它盟国(特别是英国)在1945年前后缔造的国际秩序。遗憾的是,因为冷战结束的特殊性(不 是一个对手打败另一个对手,而是其中的一个对手因内伤而亡),冷战后却迟迟未出现一种 新的国际秩序。虽然民族国家体系在苏联解体后扩大了,但因为国家之间的互动加强和经济 一体化,人类却更加远离了威斯特法利亚体系,国家之间塑造传统国际秩序的难度增加了。

冷战后,原来深受冷战与意识形态制约的经济一下子获得了极大的自由发展空间。自20世 纪70年代开始的西方国家经济自由化(以英美新自由主义为代表)因为没有了冷战的压力而获 得更大程度的发展。例如,无限膨胀的金融经济与高科技带动的所谓“新经济”,使得美国 得以取得历史上最长的经济扩张期(1992—2001),以美国为中心的金融全球化,使美国荣华 极尽。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探索(“摸着石头过河”),在 90年代最终确定了经济市场化改革路线,而且加快了加入世界经济的步伐。其它前社会主义 国家也纷纷实行市场改革,加入世界经济。这些都是推波助澜的因素。正是这些因素使得一 种超越民族国家的、接近真正“全球”的“全球经济”(典型特征有二:首先是信息技术支 持的金融市场全球一体化;其次是世界制造业从工业化国家转移到新兴工业化国家,后者成 为世界制造工厂,如中国)在冷战后快速成型。与此同时,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国家在面对全 球化提供的空前机遇时,也遭受着来自全球化本身的重大冲击。其中最明显的是,全球化削 弱了国家对其主权的传统控制能力。民族国家的经济因为全球经济的推动而显得空前繁荣, 但政府的国库却入不敷出,巨大的国际资本流动早已不把政府放在眼里。相反,各国政府出 于经济增长速度、促进社会就业的考虑而竞相争夺国际资本。

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使得现存国际秩序的代表国际组织也经受着空前的压力与挑战。 在这个层面,世界总体失序更加突出。国际机构在冷战后无法与全球化的经济力量保持大体 一致。联合国安理会仍然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所组成。当年二战的战败国德国与日 本以及发展中世界的大国印度等,都要求改革联合国体制,甚至极想成为安理会新的常任理 事国,以反映新的国际现实。虽然联合国改革的必要性上没有分歧,但各国在如何改革联合 国上却尚未达成基本的共识。因为各国(特别是大国)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也更因为各成员 国对改革的目标存在分歧,联合国改革步履维艰。

亚洲金融危机后,面对反全球化的国内外批评,维持(管理)世界经济的国际经济体制,特 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不得不进行了一些改革,但远远不够。有人也提出建立联 合国经济安全理事会的建议。工业化国家的八国会议以及亚太经济合作论坛(中文中把APEC 翻译为“组织”,这容易使人误解)都缺乏全球代表性,尽管他们由一些世界级重要国家组 成,但一年一度的峰会务虚大于务实,不能缔造一个适应全球化的新世界组织。

在安全(战略)方面,国际军控体制同样面对着空前挑战。一些在冷战时代诞生的国际军控 体 制概念、原则、条约与机制等,不再为唯一超级大国美国承认。美国不希望再受那些冷战时 代诸如确保相互摧毁(MAD)的核战略关系原则的束缚手脚而追求绝对安全。那些为对付冷战 后出来的新安全威胁(特别是与传统国家力量极为不对称的恐怖主义跨国网络及其组织的攻 击事件、大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而成立的国际军控体制其实又极不完善。

从秩序的角度看,最近几年世界范围的“反全球化”或者“反全球主义”浪潮也反映了冷 战后世界的无序状态。一些所谓反全球化人士对今日世界的批评与反抗不是抽象的,而是具 体的。他们主要针对的是“经济全球化的困境”(这个术语是笔者使用的)。例如,世界穷者 (人、社会与国家)与富者两大界限的重新凸显,美国在冷战后自利性与单边性的全球政策, 以及试图为全球化规定一套“美国制造”的规则,如要求贸易投资自由化但却拒绝全球决策 的 公正化,要求别国实行“法治”但自己却拒绝接受国际刑事管辖。从欧洲中左翼政治力量那 里衍生出来的“第三条道路”与“全球治理”战略与政策却不是这样,它试图以一种新思 路去解决全球化的困境。全球治理思想与我们中国提倡的“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 新秩序”有些一致。所谓“治理”核心在“治”,它不同于以往的“政治”、“统制”,或 者“管制”(核心只是“制”)。“治”是从“制”( government)演变而来的。可以说,治理 是应对全球化形势而对传统的政治、统制、管制加以改造、改革的产物。也就是说,治理不 是简单地取代传统的政治、统制与管制,而是把传统的政治与统制改造成新政治与管理。治 理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协调而非单纯的政府控制。治理由此不再完全是政府(公)的职责,更 重要的也是民间(私)的事情。治理不仅看重正式的法律,也重视非正式的规则和规范。良好 的治理被称作良治(good governance),它比良政(good government)更胜一筹。

冷战后在东南欧、中东与中亚、南亚与东南亚、非洲等地发生的宗教、族群(民族、种族) 对立、冲突,以及联合国、地区性国际组织在“维和”方面的局限性等,也说明了全球化与 人口爆炸时代的世界无序状态。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世界生态环境问题在冷战后加剧,突 出表现为地球气候变暖,但各国却无法对此达成一致看法,特别是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与整个 世界相对抗。民族国家在冷战时代面对的是“核冬天”的严峻问题,在冷战后面对的则是不 亚于核威胁的生态环境恶化。靠所谓国家利益指导、玩弄权力平衡的民族国家体系(国际共 同体),特别是在气候问题上不负责的超级大国执政当局(以美国的政治利益为转移),几乎 不可能为解决地球气候变化问题取得真正的进展。

三、“9·11”大灾难说明迫切需要全球治理

从教训上讲,美国遭袭及其世界影响更加说明全球治理的迫切性。袭击美国的跨国恐怖主 义的“基地”是被许多战略家(如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博士)所称的中亚“黑 洞”,也是经济全球化的典型边缘地带。这是很耐人寻味的。全球化的输家为什么要采取如 此极端的反人类、反文明行为?美国在全球化中的作为与世界缺少秩序,可能是“9·11事件 的部分深层原因。美国在全球化中的作为可以另题专论,仅缺少世界秩序就后果十分严重, 不仅会产生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广阔“灰色地带”,而且会导致世界出现一种特有的慢性 危机。

“9·11事件”再好不过地确认了冷战后世界繁荣背后的某种危机性质,原来的国际秩序根 本 管不了许多全球化中间的灰色地带。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进程已经产生,而且正在产生着 它的对立面。“9·11事件”不过是全球化付出的一点代价。这个恶性案件告诉我们,没有 超级大国对抗的“冷战后”世界不是人类需要的相对理想化世界,“冷战后”的不确定时期 应该终结了,因为这种不确定时期拖延的时间越长,世界各国与人民还将付出代价。

危机也是转机。以这次美国遭到袭击事件与国际社会支持美国打击恐怖主义为转折性契机 ,笔者希望世界赶快告别“冷战后”,开创属于新世纪的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秩序(而不仅 仅是再造国际秩序)。一个国家,即使像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也不能单独控制和解决全球 化中 的问题,包括恐怖主义问题。要有效解决堆积如山的、互联的世界问题,除了各国从全 球化角度加强自身治理外,联合国框架下的多边行动也非常重要。

当然,国际合作必须走“群众路线”,让非政府国际组织与公民社会参与其中。我的一个 建议是,像当年缔造联合国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样,首先缔造预防和制止恐怖主义的世界安 全 机构,从此入手改革联合国,为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治理积累经验。这样一个世界安全机构是 防止打击恐怖主义可能引爆“文明冲突”的有效机制。

联合国这个庞大而低效的官僚机器从来没有像“9·11事件”后那么动作迅速而且有所突破 。2001年9月28日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日子,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要 求所有成员国在更广泛的领域里采取具体的措施,展开对恐怖主义活动的打击。(注:安理会轮值主席、法国驻联合国大使莱维特在该决议通过后说:“我们或许可以说,安 理会在今晚创造了历史。”转引自新加坡《联合早报》2001年9月30日。)

该决议援 引《联合国宪章》第7章,要求以一切手段打击恐怖主义行为。由于诞生在“9·11事件”后 的特殊时刻,它明显地扩大了联合国在建立“国际反恐怖主义联盟”方面的作用,其一致性 与不容选择性却是以前的联合国决议没有的。恐怖主义共同大敌当前,也不允许民族国家在 主权问题上犹豫不决或者讨价还价。该决议决定成立一个由所有安理会成员国组成的委员会 ,监督该反恐怖主义决议的执行情况,并呼吁所有国家在此决议通过后的90天之内向委员会 报 告各国为反击恐怖主义所采取的措施。这一决议表明,在维护未来的世界和平(安全)问题上 ,超越民族国家的新国际政治显得非常必要,而联合国作为“我们联合起来的国家与人民” 的世界组织,更加任重道远。

因此,新的世界秩序是包括国际秩序在内的但更重视全球治理的世界秩序。根除一切形式 的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只是新秩序的一部分。世界新秩序的更高目标仍然是1945年《联合国 宪章》确立了的、过去56年不断补充的和平、发展、安全、正义、文明共处、人权、生态环 境 。这些目标一个也尚未完全实现,世界各国与人民仍需不懈努力。只有这样,人类已经开始 的新世纪才可能是一个拥有未来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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