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模式、预算执行与财政支出结构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支出论文,预算执行论文,结构优化论文,财政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549(2013)11-0009-05
1978年以来，我国财政运行模式基本上经历了1978-1998年的“建设财政”和1999-2011年“公共财政”两个阶段。两阶段的财政运行模式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经济发展需要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与我国每一阶段的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
1992年我国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体地位，1998年我国政府提出建立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的工作目标，我国财政也逐渐实现了职能转变。以2006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进入了公共政策格局由经济政策向社会政策转型的酝酿和启蒙阶段。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阐述了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和目标，提出注重社会事业建设，加强就业、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的建设力度。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为重点内容，进一步阐述了“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的社会政策。同时，2007年进行政府收支分类改革，调整预算科目，更为民生财政的实施创造了现实条件。
财政支出结构变化和优化是财政运行模式转换和不断完善的结果，同时也是政府职能转变最直接的体现。因此，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和优化，既反映政府施政理念的转变，同时也是政府利用财政资金实现政策目标的手段和方式。对于这一问题，我国理论界的学者从不同角度、使用不同研究方法进行了长期而深入的探讨。针对财政模式问题，梁尚敏、郭代模(1994)[1]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了我国需要采取稳定、发展、均衡“三位一体”的财政模式，强调财政的经济职能，是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典型主张；张馨(2000)[2]则主张建立公共财政模式，通过明确政府与市场职能划分并规范行为，完成制度建设和优化。在财政支出结构优化方面，朱青(2008)[3]主张我国财政向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民生领域倾斜，并提出了民生财政结构调整的实现路径；李永友(2009)[4]则提出对人的全面发展的投入和现实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投入应成为新时期我国财政支出结构调整的主要取向；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10)[5]对“十二五”财政支出结构改革提出了三个改革目标：一要缩减政府投资与消费支出、加大以民生为主的社会建设投入，二要加大“三农”投入，三要加强对教育、健康等人力资本投入。国外学者的研究则普遍倾向于政府支出结构的影响因素及其与经济的相互关系上：Clémence Vergne(2009)[6]的研究表明，民主选举是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发生变化的重要影响因素，选举年次的财政支出较非选举年次向民生领域倾斜度更大；Sanjeev Gupta等人(2005)[7]通过对39个低收入国家的样本分析，得出预算地位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同时当财政支出结构中以投资、非工资性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时，较以工资支出为主对经济促进作用更为明显。
纵观各种研究方法和角度，鲜有学者从预算执行率①的视角对不同财政模式下的财政支出结构变化和优化进行探索，本文将尝试从这一视角分析在不同财政模式下的财政支出结构优化问题。
本文采用的1979-1990年数据来源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79-1990年国家预算、决算辑要》(1992)；1991年数据来源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国家预算结算辑要(1991-2000年)》(2002)；1992-2010年数据来源于财政部出版的《中国财政年鉴》(1993-2011年)；2011年数据来源于财政部网站。
二、建设财政运行模式下的财政支出结构
1979-1998年是我国建设财政运行模式阶段。这一阶段，我国预算科目调整频繁，缺乏合理性和稳定性，这与我国当时还未成熟的财政管理体制相一致。在不断调整的预算科目构成中，“基本建设”、“挖潜改造资金和新产品试制费”、“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行政管理”和“国防支出”等科目被一直保留，体现了国家在经济建设及促进企业改革发展方面的支出重点，与建设财政的运行模式及政策目标相协调。
(一)统计性描述
从财政支出、基本建设、挖潜改造资金及新产品试制费和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等科目预算执行率①的统计性描述(见表1)来看，一般情况下，我国预算执行率都大于100%，各指标平均预算执行率最高的是挖潜改造资金及新产品试制费，达到125.45%；其次是基本建设支出，为109.69%；国家财政支出和文教科学卫生支出基本上保持106%的水平。各指标区间极大值和极小值之间相差最大的也是挖潜改造资金及新产品试制费，其最高预算执行率达到208.09%，出现在1986年，是四个指标中的最大值，其最低执行率只有94.14%，出现在1984年，是四个指标中的最小值，两者差距达到一倍多。巨大的差距说明这一科目的支出没有实现预算硬约束，也说明我国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为改造国有企业、激发企业自主创新投入了很大的财力。另外，基本建设支出的预算执行率最大值为140.61%，出现在1998年，说明1998年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财政为拉动内需，在基础建设方面投入了大量财力，使当年基本建设科目决算数远远大于预算数。
(二)向量自回归模型
1.单位根检验及协整检验。
由于预算执行率是决算数与预算数的比例，长期来看，并没有上升或下降趋势，而是围绕均值上下波动的震荡走势。因此，在进行单位根检验时，仅仅采用常数项，而未将趋势项纳入检验。同时，选取滞后期为2。检验结果为：LnGZH～I(0)、LnCESH～I(0)、LnNP～I(0)、LnBC～I(1)。由于多序列协整分析并不严格要求各时间序列同阶单整，因此，即使以上四个时间序列不是同阶单整，仍然具备进行协整分析的条件。这里利用Johanson协整检验方法，对LnGZH、LnBC、LnCESH和LnNP进行协整检验。结果显示，5%的显著水平下，拒绝协整关系为零的原假设，协整向量的个数为2。这表明，此时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LnGZH、LnBC、LnCESH、LnNP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存在两个协整方程。
2.VAR参数估计。
根据上述条件可得回归结果如下：
VAR模型的总体回归结果检验显示，模型的对数似然函数值为184.1583，AIC和SC值分别为-15.5480和-12.9994，对数似然函数足够大，AIC和SC值足够小，所以模型整体的拟合效果较好，具有较好的解释力。对该模型进行模拟和预测，采用确定型、Static Solution动态模拟对全部的样本进行模拟。LnGZH、LnBC、LnCESH、LnNP等值的动态模拟见图1，可直观看出，模拟值与真实值之间的拟合效果非常好。
3.脉冲响应函数。
当对财政支出进行脉冲刺激时，基本建设在第2年提高0.028个百分点，并达到最大值，经过第3年缓慢下降后，于第4年急速减少0.02个百分点，且影响为负，随后震荡趋于平稳。挖潜改造资金及新产品试制费在第2年下降0.027个百分点，影响为负，第3年反弹上升，对财政支出预算执行率产生微弱的正向影响，随后波动微弱，逐渐平稳。文教科学卫生的波动相对其余几个指标缓和得多，基本上围绕原值进行微弱的上下震荡。可见，基本建设支出、挖潜改造资金及新产品试制费对财政支出变化的反应最为显著。
图1 LnGZH、LnBC、LnCESH、LnNP等值的动态模拟图
图2 建设财政模式下财政支出预算执行率的方差分解
4.方差分解。
本文利用方差分解技术分析各变量对财政支出预算执行率的贡献度(见图2)。从财政支出的方差分解结果来看，对财政支出影响力由大到小依次是基本建设、挖潜改造资金和新产品试制费及文教科学卫生费。基本建设预算执行率第1年的贡献度为36.70%，随后逐年增大，第5年达到基本稳定时停留在47%～49%的幅度。文教科学卫生费预算执行率的贡献度最低，第1年仅有0.69%，随后缓慢上升，但幅度非常小，到第10年时也仅有0.94%。
三、公共财政运行模式下的财政支出结构
1999年至2011年，是我国公共财政运行模式阶段，其中2008-2011年是公共财政向民生财政倾斜的转型期。与建设财政时期的预算科目相比，这一时期的预算科目调整改善了以往频繁变动的现象，各科目基本上保持了自身的稳定性。2007年的财政收支分类改革，是我国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大的一次收支分类改革，新的预算分类体系充分体现了国际通行做法与国内实际的有机结合，充分体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健全我国公共财政体系的总体要求，并且对进一步提高政府预算的透明度、强化预算管理与监督、从源头上治理腐败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08-2011年是健全改革后预算收支分类体系时期，逐步对一级和二级预算科目进行补充、调整，并在2011年首次公开了财政预算的三级科目，形成更加明晰的财政预算体系，是我国提高财政透明度的重要举措。
在公共财政运行模式下，我国预算支出分类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公共安全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及“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这三者是充分体现政府公共性、社会性的支出科目，且社会保障、文教科学卫生等科目同时也是作为公共财政重要内容的民生财政的首要考核指标。
(一)数据的统计性描述
从各科目预算执行率的统计性描述(见表2)来看，平均预算执行率最高的是社会保障支出，达到112.30%；其次是公共安全支出，均值为108.70%；农业支出排在第三位，均值为107.91%。而只有文教科学卫生支出的平均预算执行率低于财政支出，其余指标均值都高于财政支出。各指标中，预算执行率的最大值出现在公共安全支出，为159.73%，其次是150.90%，出现在社会保障支出。
由此可看出，公共财政运行模式下，社会保障支出、农业支出和公共安全支出的平均预算执行率都高于财政支出，说明在实际中，这三者在财政支出结构中决算数的占比比预算数的占比高，加大了自身在财政总支出中的份额。这与我国公共财政模式下的政府职能相匹配，体现了财政的公共性，同时体现了公共财政在民生领域的侧重。与建设财政侧重基本建设和企业改造、新产品试制的投入方向相比，这一时期的财政职能从经济建设向社会公共设施建设转变。
(二)向量自回归模型
1.单位根检验及协整分析。
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LnGZH、LnCESH、LnPS、LnSI均是平稳的，都接受存在单位根的检验，可判断LnGZH～I(0)、LnCESH～I(0)、LnAG～I(0)、LnPS～I(0)、LnSI～I(0)。各时间序列都是零阶单整，则可能在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同时，通过迹统计量检验得出，在5%的显著水平下，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LnGZH、LnCESH、LnPS和LnSI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且存在两个协整方程。
2.VAR参数估计。
在以上检验的基础上，通过建立无约束的VAR模型来考察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可得回归结果如下：
VAR模型的总体回归结果检验显示，模型的对数似然函数值为181.3660，AIC和SC值分别为-16.1518和-14.3710，对数似然函数足够大，AIC和SC值足够小，所以模型整体的拟合效果较好，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对该模型进行模拟和预测，采用确定型、Static Solution动态模拟对全部的样本进行模拟。LnGZH、LnCESH、LnPS、LnSI等值的动态模拟见图3，可直观看出，模拟值与真实值之间的拟合效果非常好。
3.脉冲响应函数。
脉冲响应函数结果显示，当对财政支出进行脉冲刺激时，社会保障支出在第2年提高0.09个百分点，并达到最大值，第3年迅速回归并保持平稳；文教科学卫生支出在第2年下降0.10个百分点，且影响为负，第3年反弹上升至正向0.06个百分点位，随后波动微弱，逐渐平稳。公共安全支出的函数值最为稳定，第1年、第2年都没有变动，仅在第3年出现正向0.04个百分点的峰值，随后平稳。可见，社会保障支出、文教科学卫生支出对财政支出变动更加敏感。
图3 LnGZH、LnCESH、LnPS、LnSI等值的动态模拟图
4.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结果显示(见图4)，财政支出受本身的影响最大，随后依次是文教科学卫生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和公共安全支出。财政支出预算执行率本身的贡献度第1年为77.92%，随后震荡小幅上升，基本保持78%的水平，指标从第1年到第10年都比较稳定；文教科学卫生支出预算执行率第1年的贡献度为11.39%，随后各期同样比较平稳，变动幅度可忽略；社会保障支出第1年贡献度为10.68%，随后逐渐降低，到第4年基本保持8%的稳定幅度。公共安全支出预算执行率的贡献度最低，第1年仅有0.0087%，随后虽缓慢上升，但幅度仍非常小，到达第3年时在1.7%的幅度保持稳定。
图4 公共财政模式下财政支出预算执行率的方差分解
1978-1998年间，从长期来看，财政支出与基本建设、挖潜改造资金及新产品试制费和文教科学卫生费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从短期来看，基本建设支出、挖潜改造及新产品试制费预算执行率的情况对财政支出及结构影响最大，在反应速度和强度上均有显著影响；文教科学卫生费预算执行率对财政支出及结构的影响最为微弱。这说明我国1979-1998年间，财政支出明显向基本建设和挖潜改造及新产品试制倾斜，在文化、教育、科学及卫生方面的投入明显不足，这与我国这一阶段的建设财政运行模式相适应，同时反映了我国政府的经济建设职能，弱化了政府的社会性和公共性。
通过类似分析，对1999-2011年我国公共财政运行模式期间的财政支出结构变化和优化的结论是：从长期来看，财政支出与文教科学卫生支出、社会保障支出及公共安全支出存在长期的稳定关系；从短期来看，除了财政支出自身，其余三者中，文教科学卫生对其影响最大，在反应速度和强度上均有显著影响；而社会保障支出和公共安全支出的影响紧随其后。然而从影响强度上来看，后三者对财政支出的影响微弱，这说明我国在公共财政全面实施的十余年过程中，虽然民生财政的比重有所上升，但文教科学卫生、社会保障、公共安全等支出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提升，在财政支出结构中占的份额不足，我国公共财政向民生财政倾斜的道路仍然漫长。
①预算执行率是指财政决算额与预算额的比率。这一指标衡量在预算的执行过程中，实际支出与计划预算之间的比值，当某科目的预算执行率高于100%时，将提高这一项目在支出中的比例；同时，当某科目的预算执行率小于100%时，将降低其在财政支出总规模中所占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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