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使用价值的流通地位与作用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使用价值论文,地位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尽管流通理论伴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而发展，但是与主流经济学已取得研究成果的厚重相比，流通经济学及流通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则太显单薄，甚至于在一定程度上流通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基本范畴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究其原因，主流经济学对于流通意识的淡薄，对于流通在社会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忽视可能是最主要的。正如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关于“生产目的”的描述：“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的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1]。尽管在前古典经济学中就可以追寻到流通与生产、消费共同构成了社会再生产“三位一体”的思想，然而流通却与“生产的目的”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在主流经济学发展历史中被忽视（或者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流通理论研究始终游离于主流经济学的边缘，散落于一些与流通相关的理论中，流通经济学未能发展并建立完整、独立的学科体系和框架。
本文对流通地位与作用的思考，沿着建立和完善流通经济学学科体系和促进流通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融合的逻辑思路，回归斯密的分工和市场理论起点，从使用价值的研究视角探求并剖析社会再生产的本质和社会经济运行的根本规律，论证流通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基础性地位和流通保障社会经济顺畅运行的决定性作用。
一、流通理论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演进中沉浮
流通在主流经济理论中的发展基本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流通起源、流通缺失和流通回归。
（一）流通起源于古典经济学对分工和使用价值的认知
1.前古典经济学对分工和使用价值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分布于色诺芬的《经济论，雅典的收入》、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公元前326）和柏拉图《理想国》（公元前387—前386）。色诺芬在研究奴隶制度下的自然经济问题中，发现了物品具有使用和交换两种功能，并且从使用价值的视角考察了社会分工问题，提出劳动分工的必要性，分工可以提高产品质量的思想；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每种物品都具有供直接使用和与其他物品相交换的用途，并且说明了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职能（货币对于一切商品都具有等同关系），阐释了商品交换的发展历史；柏拉图从人性、国家组织和使用价值的生产等三个方面，考察社会分工的必要性，认为分工是出于人性和经济生活所必需的一种自然现象。
2.“重商主义”对货币、生产与财富的专注。15—18世纪，安徒安·孟克列钦（1615）、安东尼·塞拉（1613）、托马斯·孟（1621）等注重考察货币在社会生产和经济运行中的重要作用，并且将货币（金银）看做是一国财富的主要来源，提出“多卖少买”、“控制进口、扩大出口”等积累国家财富，减少财富流出的贸易思想。尽管“重商主义”的专注推动了古典经济学的发展，但是经济学的研究从此开始由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流通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
3.古典经济学对价值创造，分工与生产、流通问题的研究。威廉·配第在《赋税论》（1662）中最早提出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基本思想，并且将政治经济学研究从流通转入生产领域；布阿吉尔贝尔（1697—1707）在配第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只有农业和畜牧业才创造财富，流通过程不创造财富的观点；魁奈（1747、1758）分别提出自然法、自然秩序的概念，并且用生产经营活动分析资本的流通和社会再生产问题；亚当·斯密（1776）在批判“重商主义”将对外贸易作为财富来源的错误观点基础上，在《国富论》中，强调分工和市场（看不见的手）的重要性，对流通和生产问题均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大卫·李嘉图（1817）发展了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并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其结果导致国际贸易问题此后更多地被主流经济学所关注，但是对于绝对优势的忽视却进一步将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割裂开来。
（二）流通缺失于新古典经济学对企业、组织及交易的过度抽象
新古典经济学起源于以W.S.杰文斯（1871）、C.门格尔（1871）和L.瓦尔拉斯（1874）为代表的三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发起的边际主义革命。然而，也恰恰是边际思想也最终导致经济学的发展彻底偏离了斯密的分工思想。此后，以马歇尔（1890）、凯恩斯（1936）、萨缪尔森（1948）等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发展并形成了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为基本理论框架的新古典经济学体系，这使得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从此转变为基于供求分析的资源配置问题。
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在一个虚拟的市场中存在“纯生产者”和“纯消费者”的基本假设直接使得企业、组织和交易等关键性问题被过度抽象，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经济活动成为无摩擦、无损耗的理想化概念。从此，流通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毫无意义，流通在社会再生产中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合理性，流通在新古典经济学中“被缺失”了。
（三）流通回归于制度学派和新兴古典学派对交易与分工的重视
1.制度学派对交易、组织等问题的重视。新古典经济学对于企业、市场和组织问题的过度抽象，不仅使对流通问题的研究出现了断层，也导致新古典经济理论在面对更为复杂的全球经济问题时越发的捉襟见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一系列非主流经济学流派迅速得到发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制度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对组织、交易和企业等问题的研究。以凡勃伦（1899、1904）、康芒斯（1934）和密契尔（1913）为代表，将制度作为经济研究变量内生化，将交易作为经济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其中，康芒斯对于交易的分析，可以洞察出他对流通问题的关注。继康芒斯之后，科斯（1937）在质疑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框架的基础上，提出了“企业为什么会存在”，并且分析了企业存在的价值；在科斯思想的引领下，诺斯（1990）、威廉姆森（1997、2002）等经济学家提出了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契约理论，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制度经济学的学科体系。
尽管制度经济学、新制度学派将组织、企业、产权、契约等与流通相关的交易问题纳入其研究领域和范畴，但是其研究问题的侧重点仍然偏向企业组织与激励问题，对与市场组织关系密切的流通问题的关注仍然不够，流通研究仍然徘徊在主流经济学的边缘。
2.新兴古典经济学派对分工与市场理论的重视。20世纪80—90年代，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家，在继承和发展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基本观点的基础之上，引入超边际分析方法，重回斯密的分工和市场理论起点，在摒弃了新古典经济学纯生产者与纯消费者的理论假设之后，提出了“生产者一消费者”假设，将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主流、非主流经济学派融为一体，构架了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和学科体系。
新兴古典经济学基于对分工（专业化）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①的研究，从分工的视角解释了城市的出现、中间商的发展、交易层级结构的演进、国内贸易如何发展为国际贸易等重要的现代流通问题。新兴古典经济学完美地将“分工和市场”结合在一起，继承了斯密的分工思想的精髓，将经济学从研究资源配置问题的重心拉回到研究组织问题，实现了主流经济学的回归，使得流通研究重新回到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视野，流通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成为现代主流经济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目前的发展而言，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重点仍然停留于生产和消费，对于流通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基础性地位、流通在社会经济运行中作用的认识仍然不足，相关的研究也较为单薄。
二、流通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演进与在中国的发展
（一）马、恩关于流通理论的研究
关于流通，马克思说：“流通本身只是交换的一定要素，或者也是从总体上看的交换”[2]；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还提出，流通的基本含义就是流通交换价值（产品或劳动），而且是那种注定成为价格的交换价值。并不是所有的商品交换（比如物物交换、实物献纳、封建徭役，等等）都构成流通。流通是以价格为前提的商品交换的一系列活动形成的交换行为体系。马克思在关于流通与生产的关系中指出，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交换，生产就其片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交换。恩格斯则进一步指出：“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并且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3]。
马克思沿着萨伊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社会再生产的研究思路，吸收并继承了他们关于社会再生产“四要素”的合理部分，秉着发展的眼光阐述了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力水平下四要素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会发生不断变化的观点。马克思关于流通问题的研究主要着重于交换——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一般性交换。马克思的在《资本论》中专门对“资本”、“资本一般”做了详细的论述，并且论述了资本一般是流通一般最重要的问题。然而，由于马克思秉着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立场研究社会再生产和交换问题，其核心和重点仍然以考察生产以及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关系问题，关于流通及流通的地位和作用的重视明显不够；认为交换（或者流通）本身不创造价值，只是承担着连接生产和消费的中介职能，这些观点在很长一段时间和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中国学者在对其流通理论的进一步拓展。
（二）马、恩的流通理论在中国的继承与发展
由于众多历史因素的合力作用，马克思的流通理论在中国的建国初期并没有得到较好的传播，相反却较长时期充斥着“无流通、轻流通”的观点，严重阻碍了社会再生产的有序循环和社会经济的顺畅运行，不仅大大阻碍了国内经济快速发展，也导致流通理论的发展陷入了“冰河时期”。值得庆幸的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和发展终于打破了“流通”的“冰封”，流通理论在国内取得了快速的发展，研究的范畴和主要内容等也在马克思流通理论的基础之上获得了巨大的拓展。
1986年全国中青年流通经济理论讨论会上，与会代表就流通范畴提出了“一重、二重、三重、线性和立体”流通观的认识，并就流通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研究，提出了生产决定流通论、生产流通并重论和异位论、流通中心论和流通决定生产论等观点。杨昌俊（1987）提出了“生产流通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统一”的观点；杨承训（1988）提出了“生产流通相互决定论”；陈学工（1989）再次提出“流通决定生产论”；王绍飞（1990）提出了“生产决定商品流通，资金流通决定生产”的观点。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地位的进一步确立和流通在社会经济运行中作用的日益明显，徐从才和陈阿兴（1995），高铁生（1999）将流通上升到产业高度，提出了“流通产业论”；刘国光等（1999）提出将商业由末端产业发展为先导产业，充分发挥流通在国民经济中的先导作用的“流通先导论”；黄国雄（2002，2003，2005）、洪涛（2004）分别提出了流通不仅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先导作用，而且流通产业是国民经济中重要的基础产业的观点。
三、社会再生产的本质——使用价值再生产
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互作用下，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升级，人类从原始的自然经济阶段跨入了以私有产权为基础，以交换为生产目的的商品经济阶段。分工使得早期的物物交换发展为以货币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交换，社会生产发展为以交换为目的的扩大化再生产。社会再生产主要由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和商品交换三部分构成。其主要的经济关系就是由生产者、流通者和消费者以及各种为了生产、流通和消费服务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经济性、社会性关系。基于此，经济学的研究应以社会一般再生产过程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经济关系和要素配置为主要研究对象，其目的就是为了协调、处理和解决这些活动中遇到的各种两难冲突。然而，遗憾的是无论是主流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体系中都只注重生产和消费问题的研究，却忽视了生产与流通、流通与消费之间的诸多经济问题。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面对各种不断出现的现实经济问题总显得捉襟见肘、进退两难，而非主流经济学派却可以在主流经济学体系之外获得快速发展的根本性原因了。
西方主流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流通问题做了一定的研究和发展，也涉及关于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研究，然而他们都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忽视了使用价值的价值——使用价值是社会再生产的本质目标，使用价值才是联系各种微观经济主体、经济要素的核心纽带。社会再生产的根本出发点或者根本目标都是以使用价值为最终目标的社会性、经济性活动——即社会再生产是开始于使用价值的生产、发展于使用价值的流通、结束于使用价值的消费的社会性、经济性活动。更进一步，社会再生产中的各种经济关系，包括生产主体、流通主体和消费主体，以及各种不同的经济要素之间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都是基于使用价值这一共同的联系纽带，在其牵引下彼此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换句话说，是人们对不同使用价值的追求（或不同商品带来的不同效用满足）为社会再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提供了源动力。社会经济的运行过程本质上就是使用价值的“创造—流通—消费—再创造……再消费……”的过程。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其本质也就是人类在不断追求更高、更好、更优级别的使用价值（效用满足）的过程。社会再生产是人类通过技艺与技术的改进、生产工艺的创新、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布局的优化和分工的不断细化（以节约交易成本为前提）来提升和调整社会再生产的商品品质、数量和品级，以满足人类追求更高品质商品所带来的效用满足的过程。
综上，社会再生产的经济本质就是使用价值再生产，社会再生产的活动过程就是不同使用价值（商品是使用价值的载体）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不断循环的社会经济过程。社会经济运行的本质内涵就是使用价值的创造、消费、升级、再创造、再消费、再升级的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过程。
四、基于使用价值社会再生产的流通地位和作用
基于对社会再生产的一般性规律的分析及其经济本质的界定，对流通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和在经济运行、再生产中的作用分析如下：
（一）流通的地位——与生产、消费构成社会再生产有序进行的“三驾马车”
社会再生产是使用价值的再生产，生产阶段厂商（生产者）通过对不同要素的重新组合、加工，生产出具有不同使用价值的商品，这些不同的使用价值载体基于分工和专业化的约束，出于节约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的考虑，需要以尽可能低的成本将使用价值从生产者一端转移到消费者一端。只有使用价值进入流通环节，通过流通业者的专业化劳动，才能够保证作为使用价值载体的各种不同种类、不同品质的商品能够及时、高效的从生产领域进入消费领域，实现使用价值的时间、空间转移和产权变更，最终完成消费者追求使用价值（效用满足）的生理和心理体验过程。
社会再生产活动的本质就是使用价值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三个环节的有机连接，三个环节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社会再生产的循环过程。流通、生产和消费共同构建了社会再生产的完整体系，三者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同等重要，缺一不可，无论缺少哪一个环节，社会再生产都不可能再继续下去。由此可以认为，生产、流通和消费本质上就是维持社会再生产有序进行和保障社会经济顺畅运行的“三驾马车”②。
（二）流通的作用——使用价值的升华、传递与交易费用的节约
基于流通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基础性地位，以及流通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不可替代性作用，结合使用价值社会再生产的本质特征，流通在保障社会经济和社会再生产顺畅运行过程中的根本性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流通过程是凝结着流通业者劳动的价值增值过程。流通业者在将使用价值的载体——商品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的过程中，已经将其劳动凝结进被流通的商品之中，依据劳动价值论的核心思想，这一过程必然导致该（类）商品的价值增加；另一方面，通过流通过程以后的商品市场价格的上浮（相对于流通业者最初取得商品的时间点）也充分证明了被流通后商品的价值增加了。由此，商品在流通过程中被赋予了更多的价值和内涵，流通业者的劳动凝结进流通的商品（使用价值载体）中，实现该（类）商品使用价值增值，使用价值在流通中升华。
2.流通过程是实现着使用价值时空传递、产权转移过程。表面上，流通业者在流通过程中通过投入工具、技术和劳动等要素使得商品从生产者一端转移到消费者一端，商品在时间、空间和产权（或消费使用价值的权利）上实现转移，商品价值通过交易得以实现，社会再生产得以继续，社会经济得到顺畅运行。本质上，流通过程实现的是满足消费者追求并且消费使用价值，获取该使用价值所提供的生理和心理的（效用）满足的双重体验过程。流通实现使用价值的传递、转移过程，具体表现在使用价值在空间、时间、数量、产权关系等方面发生的变化以及与此相关的信息、要素、资本等的转移和变化。
3.流通过程是基于分工和专业化矛盾运动的交易费用节约过程。流通不仅仅实现了使用价值的增值和传递，还在市场经济中承担着另一项至关重要的功能——降低交易费用。依据斯密的分工和杨小凯的分工与专业化的基本观点，流通过程一方面将生产者专业化于使用价值的生产，另一方面将流通业者专业化于使用价值的交换与传递，这一过程体现了流通过程是在流通与生产基于专业化分工而实现了交易成本最优化（不一定是最小化③）的社会性、经济性过程。
①“两难冲突”是杨小凯对经济学本质的核心阐释，认为“经济学是研究各种两难冲突的学问。它不但研究个别决策人如何权衡各种两难冲突做出决策，并且研究不同个人的决策之间如何交互作用产生某种全社会的两难冲突。而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这些社会上的两难冲突是如何由某种制度权衡折衷，产生个别人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局面。因此，经济学不同于管理科学或决策科学，后者只研究个别决策中的两难冲突，而前者不但研究决策中的两难冲突，而且特别注重不同决策者之间的互相作用如何形成社会中的两难冲突，并通过权衡折衷，形成任何个别决策人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局面”。
②关于流通、生产和消费谁更重要的争论可能是徒劳的。因为即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的经济体制下，出现三者之一相对于其他两者而言对社会再生产的影响会更多一些，发挥的作用会更大一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的两个阶段就不重要，生产、流通和消费“三位一体”才是根本，三者缺一不可。
③依据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分工与专业化更利于提高效率，但是却带来交易费用的增加，而经济学的目的就是解决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各种两难冲突。因此，在社会再生产中当生产者自己生产并且自己进行交易的成本高于生产者专业于生产，流通者专业于交易的两者成本之和时，即为双方的博弈折衷的状态，此时已经达到了节约和降低交易成本的目的，但并不一定意味着后者的成本支出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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