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本#183;阿格尔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格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阿格尔是“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他在其代表作《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一书中，不仅提出了他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而且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诸流派的理论得失也作了较精彩的评述，这些评述对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一
本·阿格尔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评论建立在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的基础上。他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主要包括三部分：1、 异化理论和人的解放观；2、 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内在矛盾发展规律的理论；3、使内在矛盾的逻辑向经验方面发展的危机理论模式。 只有把异化理论、内在矛盾理论和危机模式这三者结合起来的时候，马克思的理论才是完整的。这三个方面体现了马克思在不同层次上对人类历史中的各种因素的思考：异化理论侧重于从哲学层面思考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主观因素；内在矛盾理论侧重于经济学层面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的、结构性矛盾；危机模式则在经验层面思考了社会主义胜利的可能性。因此马克思认为，社会变革既是结构性动力的结果，又是目的性动力的结果。也就是说，马克思并没有认为内在矛盾的成熟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主义的最后崩溃和社会主义的出现，它还需要革命的工人阶级认识到这些危机并采取行动。“如果异化的人们不起来克服屈从和统治的社会关系，就不会有革命。但是，如果人们不从理论结构上（这个理论结构为人类指明如何通过认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并据以行动去争取社会主义的变革）说明他们的异化所在，也同样不会有革命。”（注：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因此，“没有危机和崩溃的模式，阶级意识和阶级斗争的形成没有基础，…没有阶级意识的革命活动，要超越资本主义机制的干扰而建立实质上完全不同的社会主义的关系也是不可能的。”（注：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页）本·阿格尔认为， 这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的“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辩证法。
根据这一方法，本·阿格尔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评述。他把欧美、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统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总特征在于：他们不是夸大马克思的决定论倾向就是夸大唯意志论倾向，导致其理论发展呈现出在决定论和意志论两方面不断变换的历史变迁模式。当资本主义制度被危机和群众骚动困扰的时候，决定论的观点通常会流行；当资本主义相对摆脱危机困境，产生高度繁荣，控制了通货膨胀及失业的时候，人们就会接受意志论的观点。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是一部危机触发革命的决定论与政治和谐及阶级和谐时期形成的社会主义变革的悲观论之间不断交替的历史。”（注：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造成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未能理解马克思的“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辩证法。本·阿格尔进一步评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几个发展阶段。
本·阿格尔指出：第二国际“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理解成象牛顿万有引力一样的科学，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危机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主义革命，因而不必去设计什么阶级激进主义的形式和寻找这种激进主义的力量。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机械决定论的理解主要是“未能区分逻辑上和分析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注：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1页）马克思说资本主义是必然灭亡的，是指逻辑上的必然，因而不能同万有引力这样必然发生的科学定律划等号，它还需要政治能动主义和革命的工人阶级。因此，第二国际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虽坚信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危机理论，但由于放弃了政治能动主义，因而并不能为革命提供正确的策略。
本·阿格尔接着考察了卢卡奇、科尔施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早期理论，并用“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统称他们。卢卡奇、科尔施从探寻西欧无产阶级为什么没有阻止1914年的战争并代之以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因出发，批评第二国际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低估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作用，造成了“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危机。”他们都坚信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危机理论，但认为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和革命的意志论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资本主义制度不会自行崩溃，应该培养无产阶级自觉的阶级意识。因此，他们追寻马克思思想的黑格尔根源，重新复活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包括重新使用黑格尔关于人的自我意识的创造性思想。可以说，他们对黑格尔的兴趣，既有哲学上的原因，又有政治上的原因。
20年代末、30年代初，垄断资本主义已代替了自由资本主义。依靠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资本主义已在相当程度上控制了诸如资本构成、资本集中和集聚这样一些内在矛盾的爆发。因此，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理论家们虽然认为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没有消失，但已得到控制。他们因此不同意马克思和卢卡奇的危机理论，他们认为无处不在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消除了产生扭转制度的危机和阶级激进主义的可能性。同时，资本主义通过生产商品，操纵消费者的偏好，使其在无止境的消费中丧失了认识自己真实需求的能力。因此早期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工人阶级已成为一个不革命的阶级。本·阿格尔指出法兰克福学派深化了卢卡奇的意识形态理论，这体现在：卢卡奇把意识形态仅看作是神化阶级剥削的现实而虚构出来的体系；法兰克福学派则更进一步提出意识形态不仅神化经济剥削，而且使人们模糊本质和现象的关系，让人们相信自己基本上是自由的。正因为如此，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理论家认为，资本主义的统治比以往更坏。它反映了市场资本主义转变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形式固定后，无产阶级革命的复杂性、艰巨性。通过以上分析，本·阿格尔强调指出：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来调整自身以适应变化了的情况，并在分析问题和作政治决策时反对采取始终不变的态度，这一点是应该肯定的。但由于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理论家对有组织的阶级斗争和马克思主义对当时是否存在阶级自觉革命行动的潜力持悲观的态度，因而本·阿格尔批评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实际上成了“一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批判，丧失了它特有的阶级目标。”（注：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9页）正因为如此， 重新发现危机理论和阶级激进主义的新战略，以解决发达资本主义进一步内在变革的任务就成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应着力探讨的问题。
本·阿格尔进一步探讨了二战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由于科技革命给资本主义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法兰克福学派面对的似乎是已经解决了阶级冲突、实现了阶级和谐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他们感叹革命主体已完全衰落。工人阶级已完全受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科学技术理性和消费至上主义的支配，他们不再为满足创造性地实现自身的深切需要——即自由的需要而工作，而是为实现某种和自身存在无关的消费至上主义的生活方式而工作。因此，法兰克福学派一方面要求大幅度地修正马克思的内在矛盾理论，同时又把理论重点转移到着重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是如何实现对工人阶级进行支配的。据此，法兰克福学派形成了以虚假需求、工具理性和日益衰落的个人等概念为基础的支配理论，进一步发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对单个的人的统治愈来愈显示出总体性质。但它对工人阶级怎样才能着手改造资本主义社会说得太少了。
本·阿格尔继续考察了以马尔库塞晚期思想、萨特为代表的个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这种个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以马克思的早期哲学著作和弗洛伊德以及存在主义者重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论述为基础的。他指出，个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既反对决定论认为革命的改造不需要涉及个人的思想；又反对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只从大规模的社会主义运动的角度来设想历史性的变革，从而忽视了个人斗争与阶级斗争之间的联系；他们也反对法兰克福学派关于不存在革命的“集体主体”，不能进行有意义的激进政治活动的个人主体的悲观论断，他们强调个人完全具有实际能力来对自身的异化作出判断并加以改变，最终可使我们在众多的自我解放的行动基础上形成一个普遍的社会主义运动，因此个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反对一切忽视个人斗争和阶级斗争之间关系的理论。阿格尔认为，尽管个人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力图克服经济决定论和悲观主义，但他们却未能把个人造反和结构改造联系起来，缺少一种能使他们围绕70年代的重大主题建构阶级激进主义，并把它集中于发达资本主义的特殊危机点的危机理论，因而也就不能形成建立新型社会主义的政治战略。
本·阿格尔通过考察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指出：“西马”的历史是使“马克思主义从一种阶级斗争的革命理论逐渐转变为一种同工人阶级失去密切联系的意识形态理论和批判的过程。”（注：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3页）也正因为如此，西方马克思主义也就不可能有效地指导西方革命。本·阿格尔强调，真正富有生机的马克思主义应根据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条件和变化予以重构。
二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本·阿格尔对“西马”的研究和评论具有如下特点：
1、本·阿格尔特别注重研究历史的政治、经济、 文化条件和变化，并以此作评判“西马”理论观点得失的重要根据，因而他对“西马”的研究较具客观性、科学性。在他看来，第二国际“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出现，主要是早期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尖锐化的结果，因此当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深信资本主义会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造成了他们忽视无产阶级政治能动主义的发挥；卢卡奇、科尔施从探寻西欧革命没有成功的原因出发，着力分析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无产阶级的影响，因而理论的重点是人的主体性和意识形态理论。本·阿尔格认为，这是合理的，因为当时的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统治不仅是政治上的压迫和经济上的剥削，而且还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意识形态理论，通过传播这些意识形态，工人阶级最终接受了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秩序，从而表现为“阶级意识”的匮乏和危机。因而卢卡奇、科尔施主张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予以揭露和批判，主张实行经济革命、政治文化革命的总体革命模式，应该肯定，他们的思想基本上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而在法兰克福学派时期，由于新的科技革命提高了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改变了西方社会的传统结构，资本主义统治方式进一步发生了变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愈来愈模糊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和现象的原则区别，使工人阶级表现为政治意识和革命意识不断弱化和淡化的特点，它导致法兰克福学派在追寻革命主体的同时，着力分析西方社会新的统治方式，并对未来流露出悲观主义的情绪。应该指出，本·阿格尔的上述论断是极有见地的，在方法论上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本·阿格尔不是将“西马”的理论观点同马克思主义理论作简单的类比，进而肯定或否定“西马”，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辩证法出发，结合西方不同时期历史条件的变化，具体指出其理论得失。而这一点正是我们评论“西马”的缺陷之一。我们常常不追寻“西马”理论观点提出的深层原因，特别是当代西方社会变化的新特点，满足于将它同我们总结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具体理论观点作简单的比较，得出一些是是而非、有失公允的论断，从而影响了我们研究“西马”的客观性和深度，也无法真正吸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成果，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
2、 本·阿格尔将“西马”的历史归纳为从阶级斗争的革命理论逐渐转变为一种同工人阶级失去密切联系的意识形态理论和批判的过程。这一归纳对我们正确认识“西马”的理论缺陷和当代西方社会的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如前所述，卢卡奇、科尔施从探寻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危机的原因出发，重视对意识形态的研究和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继承、深化了卢卡奇的意识形态论题，这是和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统治方式的变化分不开的。由于科技革命导致了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一体化，工人阶级面对的是日益集中和日益专业化的生产过程，因而无法感受到劳动的幸福和欢欣，他们把幸福和自由寄托于劳动之外的闲暇时间中。资产阶级则以广告媒体为中介，操纵工人的商品消费和生活，使工人阶级产生追求过度商品消费的“虚假需求”，从而沉醉于异化消费中。而这正体现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功能的加强，即从早期资产阶级国家强调暴力统治到强调对工人阶级实行管理职能，更多地通过意识形态的欺骗和文化的认同来维持其统治秩序，从而在暴力职能和管理职能之间形成两极的张力。据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往往强调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展开批判，主张包括经济、文化、政治革命在内的总体革命模式。我们在研究“西马”的过程中，往往不分析西方社会的具体情况、特点，抽象地强调这种革命模式同列宁主义的差别，从而否定“西马”的理论探索，以为这样就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而这实际上恰恰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相一致”的历史主义方法。当然，也必须指出，“西马”在强调意识形态革命的重要性时，往往忽视经济基础的革命，未能科学地解决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的关系，从而表现在革命的战略、策略上带有浓厚的人道主义的乌托邦性质，这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共同的理论缺陷。
3、 本·阿格尔对“西马”的研究还向我们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会通过革命斗争的实践，随同时代的风云变化，越来越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开拓历史发展的道路，呈现出多样化的面貌和各自的特色。也只有立足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结合具体时代历史条件的变化，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
收稿日期：1998.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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