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批判——拉克劳和墨菲的多元激进民主理论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激进论文,理论研究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克劳论文,民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激进多元的民主理论，它其实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哲学；但迄今为止，国内学界的政治哲学研究主要侧重于罗尔斯、诺齐克以及哈贝马斯等哲学家，对拉克劳和墨菲的政治哲学观所论甚少。因此，探讨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观在时下的政治哲学研究中十分必要和紧迫；本文从哲学角度对其“多元激进民主”的政治哲学纲领进行分析。我们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观在哲学上表现为以“领导权”为核心、以“链接”实践为基础、以反本质主义为特征的政治本体论；具体内容体现为以“对抗”为特征的多元激进民主理论；而具体目标和实践则体现为构建“激进民主政治”的“新社会运动”。
一、以“领导权”为核心的政治本体论
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独特特征就是其标榜的“多元激进民主”理论，这是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纲领和奋斗目标。而“激进多元民主”的政治纲领则是建立在以“领导权”（hegemony）为核心的政治哲学的基础之上，拉克劳和墨菲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以下简称《领导权》）一书中对以“领导权”为核心的思想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论证，我们现在对“领导权”的概念及其内涵做一概要分析。
首先，有必要对"hegemony"一词的内涵进行分析。"hegemony"一词有多种意义，目前国内学界对此概念也有多种理解。在许多情况下，该词首先被译为“霸权”或“文化霸权”，如该书台北版中译本就译为《文化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4年版），但我们认为，这一翻译并不完全符合拉克劳和墨菲后马克思主义的要旨。其主要原因在于"hegemony"一词在中文语境中已被赋予了“贬义”，如我们经常所用的“霸权主义”、“称霸”等等；如果再深入一点探究，从当今分析哲学有关描述主义（descriptivism）和反描述主义（anti-descriptivism）争论的视角看，一个概念一旦在一个具体语境中被赋予特有的意义，即所谓的“刚性指示符”（rigid designator），那么即使以后该特征或原有的意义消失，它本身还是要指向原来所指的对象。就此而言，由于"hegemony"在中文语境中“贬义”的内涵一时难以改变，因此译为“领导权”可能比“霸权”更贴切一点。对于试图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西方“左翼”而言，“领导权”比“霸权”一词更符合其政治想象。具体到拉克劳和墨菲，把"hegemony"理解为“领导权”的原因如下：一是从该词的思想来源来看，它直接源于19世纪30年代西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对此，拉克劳和墨菲都坦承其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葛兰西的渊源关系，这在《领导权》一书中随处可见。在30年代革命处于低潮，马克思所预言的无产阶级革命在欧洲没有爆发，作为意大利共产党的总书记葛兰西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总结，他提出无产阶级在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必须要加强“领导权”，并要运用适当的策略即“运动战”（war of position）来进行无产阶级的抵抗运动。显然，葛兰西使用的"hegemony"一词，其主要意思并不是在“霸权”的意义上来使用的，而是从积极的意义和态度上来谈论的。在葛兰西的著作中，"hegemony"一词也很少被翻译为“霸权”，而多译为“领导权”，从这一角度看，把"hegemony"一词译为“领导权”自有其学理渊源。二是《领导权》一书的基本内容也印证了"hegemony"一词所具有的“领导权”的含义。作为当代西方著名的左翼学者，拉克劳和墨菲反对现今资本主义制度的态度是毋庸置疑的，这从《领导权》一书的前言中就能看出。他们主要是从反对现存资本主义制度这一视角来谈论“左派”所面临的紧迫任务，这一任务就是加强建立在“链接”基础上的“领导权”。三是从《领导权》一书前两章对"hegemony"的概念谱系学考察来看，"hegemony"一词的蕴涵也是指向“领导权”，即在第二国际的历史过程中，左翼政党及其领导人如伯恩施坦、卢森堡和考茨基在当时面临的困境以及变化发展了的形势下，能否以及如何使当时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工人阶级并担当“领导权”的功能或角色的问题。最后，从"hegemony"一词的词源上来看，“霸权”一词在西方虽不具有中文语境的“贬义”，但在译介时，就不得不考虑具体的语境及其意义了。总而言之，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而言，在当下将"hegemony"一词理解为“领导权”可能更为妥当，它也是理解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核心和关键。当然，还有一点必须澄清：在把"hegemony"一词理解为“领导权”时，我们绝不能在“一元”的意义即拉克劳和墨菲所抨击的“本质主义”的意义上来加以理解，而必须把这一概念置于“多元民主”的背景下来领会。
其次，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任务是建构以“领导权”为核心的政治本体论。这具体表现在他们对左派斗争中“领导权”重要性的强调上。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强调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决定作用的立场不同，拉克劳和墨菲并不认可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也反对把“政治”当作“上层建筑”的附属品，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观点称为“社会地形学”的论调。当然，他们更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物质本体论或过分抬高经济基础在社会活动中决定性作用的观点，转而强调政治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们毫不讳言其明确的政治目标，那就是“给予政治链接因素以优先权……而且，政治不是上层建筑，它具有社会本体论的地位”。因此，在多元民主的政治策略中，如何争取“领导权”并展开“对抗”和斗争，就成为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目标和策略。拉克劳和墨菲说：“我们进行研究的基础在于给予政治链接因素以优先权。在我们看来，政治分析的核心范畴是领导权……人们可以把领导权看成是包括在非决定性领域的决定性。更深层次上的偶然性所需要的领导权，是偶然的链接……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们认为政治不是上层建筑，而主张它具有社会本体论的地位。对于我们来说，从这一论证中得到的是，社会划分是内在于政治可能性之中的，而且……也内在于民主政治的可能性之中。”[1]（pp.5-9）
显然，不把政治作为受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的内容，而是把它置于社会本体论的地位，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一大特征。那么，拉克劳和墨菲为什么要突出以“领导权”为核心的政治本体论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涉及后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偶然性”逻辑以及其核心概念“链接”。拉克劳和墨菲所提出的“偶然性”逻辑及“链接”概念，与其反本质主义思想一脉相承，同时也与他们对当今世界政治形势发展变化的认识相关。强调事物的“本质”或所谓的“本质主义”必然要走向某种“必然性”的逻辑，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显然属于“必然性”的范畴，它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辩证规律的有关论述与其“本质主义”的核心思想密切相关；而事物的发展规律尤其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并非如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描述的那样是矛盾的、内在的、客观的和本质的，相反，它是受到某种“外在”的“偶然性”逻辑所支配的。
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必须注意到拉克劳和墨菲并不是简单地回到马克思所批判的那种英雄人物决定历史的唯心史观，而是在吸取了当代后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的成果，特别是在拉康的精神分析基础上提出他们所谓的“偶然性”逻辑。在他们看来，要理解偶然性逻辑，首先要对社会和政治进行明确的区分。他们认为，政治与社会具有明确不同的特征，政治是对抗性的，而社会则是不透明的，难以达到和谐，这也就是所谓的“社会的不可能性”，它具体体现为社会关系的四个维度：偶然性、权威性、政治优先性和历史性。正是基于社会关系的这四个维度，才能得出社会是非客观主义的观点并进一步导出社会“偶然性”的逻辑。拉克劳说：“最重要的是，不透明性（opaqueness）总是社会关系中固有的一个维度，和谐的、透明的社会也不过是一个神话。因此，我们赞同社会关系的偶然性，权威关系的不可根除性，以及达到和谐社会的不可能性……当然，这一切都是建立在可想象的政治社会实践的基础之上……如果社会关系是偶然的，那么，这就意味着，它们可以通过斗争来彻底变革社会关系，而不是把这种变革视为客观性本质的自我转换；如果权威是不能根除的，那是因为存在着一种不受任何本质束缚的激进自由；如果不透明性是社会的构成，那恰恰是由于这一点，即被视为祛蔽（aletheia）的通向真理之途是可能的……在社会关系的四个特征（偶然性，权威，政治优先性和历史性）的基础上，我们认为这类问题具有社会非客观主义的概念特征。”[2]（p.35）
因此，对社会与政治的划分以及有关社会关系特征的重新界定，是拉克劳和墨菲否定社会客观规律和必然性的根据，同时也是其激进民主社会的前提。拉克劳认为“激进民主社会的首要条件是接受其所有价值的偶然性和激进开放的特征——在此意义上，就是抛弃对单一基础的渴望”[2]（p.125）。正是由于对社会偶然性特征的强调，才为拉克劳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即“链接”（articulation）提供了可能。拉克劳和墨菲所谓的“链接”活动或实践，并不是某种必然性的活动，而是建立在偶然性逻辑的基础上，而领导权就是建立在偶然性逻辑基础上的“链接”活动或“实践”。拉克劳是这样定义链接的：“在语境的氛围下，我们把任何建立成分之间关系的实践称之为链接，而被修正后的成分的认同则成为链接实践的结果”。由此可以看出，链接的前提是对任一成分之间的偶然性的沟通，其目的是为了达到成分之间的“认同”[3]（p.105），只有在成分之间达到认同的基础上，才能谈论所谓的“领导权”。这就是领导权与链接的关系。但必须注意的是，链接作为一种话语实践活动，必须是以偶然性逻辑为前提，也就是说，其中的成分都是变动的，如果说其中存在着相对稳定的社会意义，那也是相对的，是在部分意义剩余的基础上，在话语不断地被颠覆的基础上进行的链接实践。拉克劳说：“链接实践包含了部分地确定了意义的节点（nodal）的建构，而部分的确定化特征起始于社会的开放性，以及这一相应的结果，即由于语境范围的无限性，所有的话语都受到不断地颠覆。所以，所有社会实践（在其某个维度上）都是链接的。”[3]（p.113）
通过对领导权、偶然性逻辑和链接实践活动的追踪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以领导权为实践特征的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有自己建构的一套复杂的理论体系。链接必然要涉及链接的对象或主体，也必然要涉及对后马克思主义的主体的具体规定，显然这一“主体”肯定不是传统哲学的主体观，也不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主体立场，而是建构在后结构主义解构逻辑基础上的“主体”观；但另一方面，拉克劳和墨菲又试图在解构的基础上进行建构和链接，因此，这一主体必然是兼具了消解和建构两方面的特征。那么，被消解得支离破碎的传统主体如何规避相对主义呢？对此，他们颇费了一番心思。拉克劳和墨菲说：“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在本文中使用‘主体’范畴，我们都是在话语结构内，都是在‘主体身份（subject positions）’的意义上而言的。”[3]（p.115）因此，身份（position）一词成了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一个新引入的范畴，拉克劳在答复其学生阿尔特的来信中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作为主体预先构成的统一性的‘阶级’范畴，对它的拒斥并不意味着对主体的绝对排斥，而是主体的历史化。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相信你最后所提出的有关阶级斗争的具体性问题失去了其意义……因为如果把阶级斗争视为与其他人的具体的斗争，那就会预先设定一个被建构的分析领域，即要认识到主体身份的碎片化和分散性。”[2]（p.163）
因此，使主体范畴历史化、碎片化，然后在其碎片化的基础上再对其加以建构和链接，就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政治行为主体的由来。从政治行为主体的消解，到在偶然性逻辑基础上的“历史化”主体的“链接”，最后走向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民主”的“领导权”目标，就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所宣称的“政治本体论”。拉克劳和墨菲的政治本体论建构颇费了一番周折，我们必须在追踪其思路和逻辑的基础上，才能作出正确的评价。确定无疑的是，无论我们作出怎样的评价，拉克劳和墨菲在偶然性逻辑的基础上，通过链接实践而建构的“领导权”理论，无疑赋予了西方左派在政治生活中重要的引导性作用或角色。当然，这一作用不是原来基于本质主义的“一元化”的领导，而是在“多元”基础上的“激进民主”的偶然性的“链接”活动。
二、走向对抗基础上的激进民主社会
作为一种激进的左翼政治哲学思潮，除了哲学和理论基础之外，它必然有其明确的政治目标和纲领。拉克劳和墨菲虽然继承了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但却对其实质做了新的阐述，因此阐述“领导权”与激进民主的密切关系就成为其政治哲学的主要任务。那么，激进民主又是如何展开呢？这就必须对多元民主革命的内容进行深入的探究，包括当前民主革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和任务、民主革命的主体和新问题的出现等。只有这样才能确定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内容和构架。我们还是从民主革命所涉及的有关问题开始来梳理。有关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面临的具体问题，拉克劳和墨菲给出了明确的界定：“我们的中心问题是确认反对不平等斗争，并挑战从属关系的集体行动浮现的语境环境。也可以说，我们的任务是确认从属（relation of subordination）关系转变为压迫（relation of oppression）关系，因而使从属关系自身构成为对抗之场所的条件。”[3]（p.153）
首先，这里涉及“从属关系”、“压迫关系”、“支配关系”和“对抗”等有关问题，澄清这几个概念的关系有助于理解后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问题和任务。拉克劳和墨菲认为，从属关系就是雇员屈从于顾主或传统社会中女性屈从于男性的那种关系。但是在理解这几个同类概念之前，首先要抛弃有关对主体看法上的“人的本质”和“统一化主体”的人类学假定：“如果我们先天地确定了主体的本质，那么，所有遭到否定的从属关系自动地会成为压迫性的关系。如果我们拒绝了这一本质主义的观点，那么，我们就需要对‘从属’和‘压迫’加以区分，并对从属转变为压迫的准确条件加以解释。”[3]（p.153）在理解从属关系向压迫性关系转变的过程中，必须抛弃有关主体的“本质主义”的假定即认为主体的特性或身份是不变的看法，这一要求与他们的反本质主义观点是一致的。如对工人阶级而言，其作为一个主体，在不考虑具体的背景下，就想当然地认为工人阶级处于从属地位并会自动地联合起来与资本家进行斗争，已经与资本家构成了“对抗”关系等。拉克劳和墨菲认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多数情况下，工人与资本家之间虽然存在着附属性的关系，但并不构成为对抗关系。要从附属关系转变为对抗关系，是需要一定的条件的，或者说需要一定的外在性的条件——使二者之间的这种有差异的、附属性的关系消失的条件，它才构成双方的真正对抗，所以“明显不同主体身份之间的平等替换则是对抗出现的条件”。[3]（p.159）拉克劳和墨菲说：“我们把压迫关系称之为使自身转变为对抗场所的从属关系。最后，我们把支配关系（relation of domination）称之为这样的一系列从属关系，即从外在于从属关系的社会行动主体观看来，或依据其判断是非法的从属关系，以及最终与确定的社会形态中实际存在的压迫关系相符或不符的从属关系。因此，问题就是去解释从属关系如何构成为压迫关系的。显然，处于自身设想中的从属关系并不能成为对抗关系：（原因在于）简单地说，从属关系在社会行为主体之间建立的是一系列的差异身份，而我们早已知道，把所有社会认同建构为实际差异体制不仅不是对抗的，而且会为所有对抗的消除提供理想的环境（我们将不得不面临着一个被弥合的社会空间，这里，所有的平等都会被铲除一空）。正是在从属主体身份的实际差异特征遭到颠覆这一程度上，对抗才会出现。……如果不存在中断从属话语的语境的‘外在性（exterior）’，就不存在压迫性的关系。”[3]（p.153）由此可见，从属关系转变为压迫关系是有一定的条件的。当“从属主体的实际差异特征遭到否定”时，对抗才会出现，而支配性关系则仍是从属关系，只不过它是某种非法的、与压迫关系相符或不符的从属关系。也就是说，在一个从属性的关系下并不一定会产生对抗，只要不是来自中断特征的“外在性”的介入，此种从属关系就一直处于“支配性”的关系之下。只有当“外在性”介入到原来支配性的从属关系之下，并使从属关系转变为压迫性的关系时，对抗才有可能产生。而一旦产生对抗，才能进入拉克劳和墨菲所谓的“领导权”理论的语境之中。从“从属性关系”到“压迫性关系”的转变，直至因“外在性”而导致“对抗”的出现，就成为理解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关键。在这里，我们可以得出几点认识：（1）拉克劳和墨菲对“外在性”的强调构成了其后马克思主义的一大特征，而其另一个核心概念“外在构成”（constitutive outside）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而言的。显然，对“外在性”的强调使后马克思主义在此点上完全不同于黑格尔的矛盾内部对立统一的观点，它直接否定了事物通过矛盾的对立辩证运动而导致对抗和发生变化的观点。它也是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偶然性逻辑”的根据之所在。因此，把握“从属性关系”到“压迫性关系”的转变是理解“外在性”的关键。（2）使从属关系转变为“对抗”的“外在性”，在后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其实就是话语语境的转变，这当然也包括其中的话语转变。也就是说，充当“外在性”的力量而介入的是某种“话语性”的力量。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理论即其“对抗”的思想，其实也是与他们的思想基础即“话语理论”密切相关的。当然，这也是它最容易被人攻击为“唯心主义”的地方。他们在《新左派评论》杂志上与N·格拉斯的争论，就是一个典型的表现。
其次，我们必须搞清楚后马克思主义所谓的“外在性”是什么。对此，拉克劳和墨菲给出了明确的回答：“为了以这种方式进行斗争，平等和自由的民主原则首先必须使自身成为新的社会想象的发源地：或用我们的话来说，它们必须使自身成为政治构造的关节点。”[3]（p.154）引入西方社会特别是法国大革命以来已经深入人心的平等和自由观，就成为建构其“激进民主”理论的“外在性”力量。他们认为“这一平等逻辑已经被转变为社会生产的基本手段”[3]（p.155），因此在这一外在的“平等逻辑”的导引下，西方左翼力量所面临的目的已经是不言自明了：通过“话语链接”而实现“领导权”氛围下的“激进民主”策略，通过“对抗”方式而走向“激进民主”的社会。这就是拉克劳和墨菲的政治哲学为西方左翼所勾画的一幅政治斗争“图景”。这里，我们再次看到拉克劳和墨菲对外在观念及其力量的强调，具体而言就是法国大革命的平等自由的原则。也就是说，观念的力量再次被他们发掘出来，作为某种启发性和主导性的“话语”并被视为引导激进民主社会的“物质性”力量。如果从这点来看，拉克劳和墨菲的政治哲学要摆脱“唯心主义”的嫌疑的确不那么容易。
最后，我们来谈一下因新对抗而出现的“新社会运动”。拉克劳和墨菲认为，在20世纪末出现了新的对抗形式，这一新对抗的原因来自于两个方面即“商品化与科技革命”[3]（p.162）。他们认为，科技革命而导致的“消费社会”“既没有像D·贝尔所预言的那样导致意识形态的终结，也没有像马尔库塞所担忧的那样产生单向度的人。无数新的斗争已经表明反对新的从属形式的倾向，他们来自新社会的心脏。因此，正是自然资源的浪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以及生产至上的恶果促成了生态保护运动的诞生……因此，正是从这种复杂多样的社会关系中产生了对抗和斗争，居住环境、消费和各种服务行业都成为反抗不平等和要求新权利的领域”[3]（p.161），而这些都应该属于“新社会运动”的基本内容。拉克劳和墨菲说：“‘新社会运动’是一个不能令人满意的术语，它把许多完全不同的斗争汇集在一起，包括都市的、生态主义的、反权利主义的、反制度化的、女权主义的、反种族歧视的、少数民主权利、地区的或性别上少数人的斗争。它们的共同特征在于它们与被视为‘阶级’斗争的工人斗争不同。”[3]（p.159）拉克劳和墨菲虽然对“新社会运动”一词并不特别满意，但他们还是采用了。“他们对新社会运动的兴趣，不是它把各种斗争归为与阶级观念相对的一个范畴，而是它在把迅速消融的社会冲突解释为越来越多的关系方面所起的新作用。而这种越来越多的关系，是高度发达工业社会的特征。”[3]（p.159）在对新社会运动加以改造的基础上，拉克劳和墨菲的政治哲学口号终于浮出了水面：“《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的核心原则之一就是要把等同的链条与各种反对不同从属形式的民主斗争联系起来。同样，我们认为，反对男性至上主义、种族主义、性歧视的斗争以及环境保护，需要与左翼领导权设计中的那些工人连接起来……因此我们的座右铭是：‘回到领导权斗争中去’。”[1]（p.14）这就是拉克劳和墨菲政治哲学思想的基本逻辑。
三、简评
首先，我们认为，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当今西方政治哲学思潮中的一个重要派别，应当引起国内学界和研究者的密切关注；其中尤以墨菲对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思想的发展和推广而倍显突出并在西方引起了广泛争论，许多访谈和电视采访都围绕着其政治哲学思想而展开。正如墨菲在《政治的回归》一书的“前言”中所言：“赋予本书统一性的中心主题是对政治以及权利和对抗的不可根除的特征进行反思。我竭力想说明这种反思对于批判当前理性主义和个人主义者的自由话语的意义，同时，我还想根据‘激进的和多元化的民主’来重新勾画左派的方案。”[4]（前言）因此，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堪称当代与其他政治哲学思想相抗衡的一种思潮。墨菲在《政治的回归》这本书中对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以及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等著名学者的观点进行了反驳，并阐述了自己多元民主的政治哲学观。以上这些都表明必须要对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进行认真的研究。
其次，我们必须切记，拉克劳和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及其政治哲学思想是针对西方社会，特别是西方后工业社会而提出的一套理论学说和具体纲领，切不可不加分析地把它照搬到中国来。因为无论是民主传统、政治体制、文化习俗以及社会发展进程，中西方相差甚大。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后工业社会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因此在政治哲学及其思潮的研究和借鉴中，必须结合中国现代化的现实，否则，将会导致糟糕甚至可怕的后果。这样说并不是排斥对他们的理论进行深入而细致的分析，也不是以我们中国特殊的国情为由而简单拒绝西方思想，而是中国百年来中西文化交流碰撞而得出的经验教训使然。
最后，我们简要地对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作出一个基本判断：（1）拉克劳和墨菲的政治哲学思想即他们所谓的“政治本体论”是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观完全对立的。他们所主张的政治本体论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及其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的观点针锋相对，在他们那里，政治已经完全取得了“本体论”的地位并主导着社会生活。（2）虽然他们强调左派在政治对抗和斗争中“领导权”的重要性，但这一“领导权”已经不是葛兰西意义上的“领导权”，更不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甚至可以说他们所谓的“领导权”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是对立的，我们绝不能把二者简单等同。（3）支撑后马克思主义“偶然性”的逻辑是与“必然性”相对立的另类逻辑，并与后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外在性”思想一脉相承。“偶然性”逻辑的提出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思潮和文化背景。除了20世纪末所谓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潮流对“必然性”逻辑和本质主义的冲击之外，其背后的原因还有当今全球范围内资本主义制度的变化和科技革命的影响。我们认为，拉克劳和墨菲所提出的“偶然性”逻辑，自有其内在的困惑和理论上难以克服的困难。虽然本质主义和必然性逻辑有其自身的局限，但事物的发展都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同样，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否也有其内在规律呢？拉克劳和墨菲认为这是一个本质主义的问题并给出否定的回答，我们认为，后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点即否定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上走过了头，他们过分看重“偶然性”逻辑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并把拉康的理论移植到社会领域中来，这是需要认真推敲和批判的。因为人类社会毕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能否把精神分析的成果直接拿来比附人类社会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4）无论拉克劳和墨菲如何否认其理论是“唯心主义”并反过来强调其“唯物主义”的因素，从他们对“偶然性逻辑”的强调以及对“外在性”的过分依赖，包括对外在观念的过分依赖来看，难以避免“唯心主义”的嫌疑。只是我们不会像激烈批判他们的N·格拉斯那样运用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批判他们“精致的”、“唯心的”“话语理论”，而是强调在继续深入探讨的基础上从事我们的理论批判和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