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东危机与英国对土耳其海峡的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东论文,土耳其论文,英国论文,海峡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帕麦斯顿时期奠定的对土耳其海峡的政策，是英国在近东扼制俄国扩张、保持地中海地区战略平衡的产物。它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以1841年《伦敦海峡公约》确立的原则为基础，即土耳其拥有对黑海两海峡的主权，当土耳其处于和平时期，海峡对外国战舰关闭；第二，与维持土耳其领土完整、保护英国在东方利益的政策紧密结合在一起。但在1875～1878年的近东危机中，英国的传统政策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迪斯累里政府寻求并逐渐形成将海峡与整个东方问题、特别是巴尔干问题分开的政策，并试图改变海峡对战舰关闭的规则，以适应新形势下英帝国的利益。
一、近东危机初期英国面临的形势及政策
1875年7至8月，土耳其境内的波斯尼亚、黑塞格维那发生反土耳其的起义，使克里米亚战争后沉寂近20年的东方问题再次成为欧洲各国的关注点。起义发生初期，英国首相迪斯累里认为，最为理想的解决方式是由土耳其自己镇压起义（注：W·L·兰格：《欧洲同盟与阵线》，73页，纽约，1931。），避免欧洲大国介入、进而避免俄国插手并藉此危及君士坦丁堡和海峡。但迪斯累里的愿望在1875年极不现实。一是土耳其无法控制事态的发展，波黑的起义得到已经自治的门的内格罗、塞尔维亚的支持，并有在巴尔干半岛蔓延的势头。二是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的同盟不复存在，此时“三皇同盟”左右着近东局势，他们的干涉不可避免。三皇同盟中俄奥是两个在巴尔干半岛有特殊利益的国家。奥国自1866年被逐出德国建立奥匈帝国以后，把目光转向巴尔干，“巴尔干是奥向东扩张的惟一道路”（注：W·L·兰格：《欧洲同盟与阵线》，69页，纽约，1931。），奥担心波黑起义会引起奥境内斯拉夫人的连锁反应，宁愿维持巴尔干的现状。俄国自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一直为重新获得在近东的优势寻找契机。俄希望通过支持巴尔干斯拉夫人取得自治，实现自己控制君士坦丁堡和海峡的宿愿。俄奥两国在近东的利益虽然大相径庭，但因担心对方单独行动，可能达成某种妥协。德国在巴尔干没有直接利益，然而近东危机涉及欧洲和平和三皇同盟之间的关系，对德国至关重要的是，支持俄奥两国在巴尔干的合作，保持三皇同盟的巩固。为此，俾斯麦极力主张俄奥共同瓜分巴尔干。《泰晤士报》评论，1875年以后，“对土耳其的政策是由三皇同盟决定的。”（注：D·E·李：《大不列颠和1878年塞浦路斯协定的政策》，13页，牛津，1934。）。迪斯累里对此深有感触，他说，三皇同盟“可以不考虑我们的意见而单独行事”（注：W·F·莫尼彭尼和G·E·巴克尔：《本杰明·迪斯累里传记》，13页，伦敦，1920。）。
迪斯累里最初的愿望破灭以后，并没有因此放弃坚持传统政策的努力， 拒绝《柏林备忘录》，是英国政府努力的重要一步。1876年5月，俄奥外交大臣在柏林会晤俾斯麦后共同炮制了《柏林备忘录》，主要内容为：要求土耳其政府实行宗教、税收等改革；建议冲突双方停火两个月谈判，如停火期满双方未达一致，欧洲大国将采取措施（注：朱瀛泉等主编：《国际关系史》第3卷，18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 ）。《柏林备忘录》体现了在俾斯麦支持下俄奥对近东危机的干涉意图，期待欧洲其他大国追随。英国内阁在致各国的照会中采取了坚决拒绝的态度。迪斯累里认为，“《柏林备忘录》犹如放在土耳其喉咙上的一把利剑”（注：W·L·兰格：《欧洲同盟与阵线》，82页，纽约，1931。），为俄国保留了对土耳其进行军事干涉的自由。后来，他在给女王的信中明确地指出，如果英国接受了《柏林备忘录》，君士坦丁堡已落入俄国之手（注：G·E·巴克尔主编：《维多利亚女王书信集》第2卷，455页，伦敦，1926。）。阻止俄国改变海峡地区的现状，是英国拒绝备忘录的出发点。正是英国的强硬态度，使土耳其敢于不接受备忘录。
不断抵制德俄的瓜分建议，是英国政府努力维持传统政策的关键。近东危机开始时德国便向英国表示，英德是能防止灾难的两个国家，并以调停者的身份向英国建议，德国“支持奥国占领波斯尼亚、俄国获取比萨拉比亚、英国得到在苏伊士运河的航行安全，以此保证欧洲和平”（注：W·L·兰格：《欧洲同盟与阵线》，80页，纽约，1931。）。英国虽赞同德国的和平建议，却不能接受德国的瓜分主张。外交大臣德比在给驻德大使拉塞尔的信里谈到：“任何对领土现状的破坏都是不能接受和危险的，因一个变化会导致另一个变化，吞并不知将在何处结束。”（注：D·E·李：《大不列颠和1878年塞浦路斯协定的政策》，18页，牛津，1934。）1876年7月，在塞尔维亚和门的内格罗对土宣战、 近东危机进一步加剧的形势下，俄奥就巴尔干现状破坏时各自取得补偿达成协定。此后俄国公开提议，如土耳其形势恶化，“奥国占波斯尼亚、俄国占保加利亚”（注：K·伯恩和D·C ·瓦特主编：《英国外交事务文件》第一部分，B集第3卷，Doc.80，美国，1984。）。英国在获悉俄国的提议后，几次通过外交函件表明英国绝不能同意俄国的瓜分主张。1876年10、11月，当俾斯麦再次怂恿英国尽快占领埃及和苏伊士运河时，英国也坚决加以拒绝。迪斯累里11月9 日甚至宣称：“虽然英国的政策是和平，但没有一个国家的战争准备像我们这样充分。”（注：W·L·兰格：《欧洲同盟与阵线》，104页，纽约，1931。）
拒绝《柏林备忘录》和抵制瓜分建议集中体现了英国政府坚持传统政策的态度。但从外交文件中不难发现，此时英国政界已经怀疑土耳其的领土完整是否能维持，传统政策是否符合英国的利益。印度事务大臣索尔兹伯里认为，土耳其要想生存下去， 必须割舍一部分领土。 他在1876年9月给迪斯累里的信里明确地表示， 他最担心的是“固守过时的政策，使英国在列强中孤立、俄国的野心得逞、而英国得不到补偿”（注：K·伯恩编：《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对外政策》（文件集），132页，牛津，1970。）。由于巴尔干危机的不断升级，索尔兹伯里确信土耳其不再能成为俄国在欧洲扩张的有效屏障，他说：“即使英国希望、也没有能力恢复土耳其对起义地区的统治”，结论是“传统的帕麦斯顿政策应该结束”（注：格温德林·塞西尔夫人：《罗伯特·索尔兹伯里勋爵传记》第2卷，85页，伦敦，1921。）。 即便内阁中坚持传统政策最坚决的迪斯累里也承认，“如果发生战争，土耳其被瓜分将是结局”（注：D·E·李：《大不列颠和1878年塞浦路斯协定的政策》，42页，牛津，1934。）。他甚至感到“不干涉政策”已破产，在此状况下，英国最好参预并在其中起领导作用。但此后英国政府仍力求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危机。
1876年11月初，英国提议欧洲大国在君士坦丁堡召开大使级会议，会议以“土耳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各国不谋求领土利益”为基础，各大国在此基础上与土耳其签署协议，保证塞尔维亚和门的内格罗维持现状、波斯尼亚和黑塞格维那及保加利亚实行地方自治（注：朱瀛泉：《近东危机与柏林会议》，72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欧洲大国出于不同考虑，接受了英国的邀请。在英国的劝说下，土耳其也同意参加会议。然而，英国参加会议的首席代表索尔兹伯里，对会议根本不抱幻想。他在赴君士坦丁堡途中写给德比的信中报告，奥国急于想知道，如果俄国占领保加利亚、奥国占领波斯尼亚，英国怎么办。索尔兹伯里告诉德比，他对奥国的答复非常明确，“一旦奥所说的情况发生，英国采取措施保卫君士坦丁堡是不可避免的”（注：格温德林·塞西尔夫人：《罗伯特·索尔兹伯里勋爵传记》第2卷，100～101页， 伦敦，1921。）。这无疑等于承认，若形势需要英国必然介入其中。事后他在给英国驻土大使莱亚德的信中坦露：“维持土耳其领土完整是那个时代明智的政策，现在已不可行，以更直接的方式，即重新安排某些领土来保卫英国利益的时机已经来临。”（注：格温德林·塞西尔夫人：《罗伯特·索尔兹伯里勋爵传记》第2卷，130页，伦敦，1921。）英国政策上的矛盾，各大国莫衷一是，1877年1月，君士坦丁堡会议不了了之。
从近东危机开始到君士坦丁堡会议失败，英国保守党政府处于举棋不定的状态，一方面不愿意公开背离传统政策，接受德俄瓜分土耳其的建议和主张，跟在三皇同盟后面亦步亦趋；另一方面又感到，维持土耳其领土完整的政策不可能继续下去，特别是内阁中以索尔兹伯里为代表的一些人对传统政策是否符合英帝国利益产生怀疑，想追求更积极明确、更现实可行的政策。英国政府徘徊于传统和现实之间，如何在新形势下维护自己的利益，还没有明确的答案。
二、俄土战争的爆发与英国的中立宣言
由于德国的推波助澜和奥国的默许，1877年4月， 俄国向土耳其宣战。俄土战争爆发后，英国政府承认英国在中近东的利益处于危机之中，但内阁意见分歧，出现以迪斯累里为代表、并得到女王支持的鹰派和以德比为代表的鸽派。鹰派主张采取强硬的措施扼制俄国，甚至不惜动用武力；鸽派坚持以和平的方式寻求解决途径，避免重蹈克里米亚战争的覆辙。
内阁冲突的结果是采取妥协的政策，1877年5月6日德比代表英国政府照会俄国，阐明英国的中立立场及中立条件。照会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1）俄土战争只涉及土耳其的利益，英国不援助土； 一旦战争扩展，可能危及英国的利益，英政府将采取包括参战在内的防御措施（注：W·N·梅德利科特：《柏林会议及其以后》，3页，伦敦，1938。）。（2）英国在中近东的利益范围包括苏伊士运河、埃及、 君士坦丁堡和海峡、波斯湾（注：K·伯恩和D·C·瓦特主编：《英国外交事务文件》第一部分，B集第3卷，Doc.640，美国，1984。）。 这份照会相当于一个中立宣言，被迪斯累里称为“我们政策的准则”。照会表明：第一，英国的中立是有条件的，以不损害英国的利益为前提。德比说，有条件的中立“为英国保留了充分的行动自由”（注：K·伯恩和D·C ·瓦特主编：《英国外交事务文件》第一部分，B集第3卷，Doc.646， 美国，1984。）。第二，英国政府已在一定程度上把英国的利益与巴尔干地区分开，照会提到的“土耳其利益”，实际指巴尔干西部起义地区。也就是说，如果俄土战争仅涉及这一地区，英国可以不介入。第三，英国的利益主要在通往东方的交通要道上。照会划定的利益范围，无一例外都直接关联英国与印度的海上交通线。而在英国的利益范围中，首当其冲的仍是君士坦丁堡和海峡。关于这一点，迪斯累里屡屡拒绝德俄瓜分建议时说得很明白，俄国如控制君士坦丁堡，可随时由叙利亚到达尼罗河口，那样，英国纵有制海权也不起作用，“印度的钥匙是君士坦丁堡，而不是埃及和苏伊士运河”（注：W·F·莫尼彭尼和G·E·巴克尔：《本杰明·迪斯累里传记》，84页，伦敦，1920。）。英国照会俄国后，索尔兹伯里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中立，意图是“坚守君士坦丁堡和海峡，因运河、埃及、波斯湾目前不可能成为战争袭击的地方”（注：格温德林·塞西尔夫人：《罗伯特·索尔兹伯里勋爵传记》第2卷，143页，伦敦，1921。）。俄国驻英大使舒瓦洛夫在估计俄国对英国照会的可能的答复时也认为，“埃及和苏伊士运河，俄国可以毫不犹豫地对英国作出保证，英俄仅有的分歧在海峡”（注：K·伯恩和D·C ·瓦特主编：《英国外交事务文件》第一部分，B集第3卷，Doc.643，美国，1984。）。 事态的发展再次证实这一点。
6月初，俄国答复英国，一方面保证俄国不损害英国在埃及、 苏伊士运河的利益和通往印度海上航线的安全，否认战国有获取君士坦丁堡和控制海峡的意图；另一方面又表示俄国不能肯定在军事形势发展需要时，是否暂时占领君士坦丁堡。（注：D·E·李：《大不列颠和1878年塞浦路斯协定的政策》，52页，牛津，1934。）俄国的答复更加引起英国的怀疑。英国驻俄大使洛夫特斯认为：“俄国在拖延时间，用‘保证’稳住英国，直至英国来不及阻止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他给德比写信说：“如果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土耳其就落到他们手中，他们将按自己的意愿决定海峡问题。”（注：K·伯恩和D·C ·瓦特主编：《英国外交事务文件》第一部分，B集第3卷，Doc.643，美国， 1984。）德比对此也忧心忡忡，他说：“一旦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俄国人的情绪将被胜利的战役所激励，他们决不会放弃战争所得。”（注：K ·伯恩和D·C·瓦特主编：《英国外交事务文件》第一部分，B集第3卷，Doc.646，美国，1984。）
7月，英国向俄国发出警告：“即使是军事需要， 暂时占领君士坦丁堡也是不可行的”，“占领一旦发生，英国采取何种措施，将根据保卫英国利益的需要作出判断。”（注：B ·杰拉维奇：《奥斯曼帝国、列强与海峡问题》，95页，印第安那大学，1973。）从英国外交事务文件中可以看到，自1877年7月至年底， 英国政府的这类警告有数次之多。但在英国警告后，有关俄国向土耳其京城进军的报告仍不断传来。 7月下旬，英国内阁不得不宣布，如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不立即撤退，英国将宣战。警告俄国的同时，英国也寻求奥国的支持。德比向奥指出，君士坦丁堡和海峡对于奥的利益并不亚于英国，英国期待与奥国合作，共同阻止俄国势力的推进。德比甚至向奥国驻英大使表露：“英奥若能就此问题完全理解，英奥就将是形势的主人。”（ 注：K·伯恩和D·C·瓦特主编：《 英国外交事务文件》第一部分，B集第3卷，Doc.646，美国，1984。）而奥对英的建议并不积极。奥驻英大使告诉德比，君士坦丁堡，对奥国固然重要，但相对多瑙河右岸、巴尔干西部而言，它是“第二位”的（注：K·伯恩和D·C ·瓦特主编：《英国外交事务文件》第一部分，B集第3卷，Doc.649，美国，1984。）。 英奥后来虽以互换声明的方式表示尊重对方的利益，却未能结成英国所需要的共同阻止俄占领君士坦丁堡的盟国。未能结盟的关键原因在于两国利益的侧重点不同，一个在君士坦丁堡和海峡，一个在巴尔干西部（注：朱瀛泉：《近东危机与柏林会议》，107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 从这个意义上讲，两国无交易可作。另外，奥国前有三皇同盟的牵制，后有俄奥协定的约束，在俄国没有违背承诺的情况下，奥国不愿为英国的利益贸然行动。
以上看到，俄土战争爆发后，英国的政策逐渐明朗。中立宣言的实质在于：英国为维护自己在中近东的核心利益，不再固守维持土耳其领土完整的政策。尔后一年多英国的海峡政策是沿着这一思想轨迹发展的。为阻止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及控制海峡，英国甚至不惜一战。但在与奥国结盟的意图失败后，英国仍处于孤立。而没有有效的大陆同盟和陆军，英国不可能进行第二次克里米亚战争。内阁两派虽能一致发表中立宣言，在解决危机的具体措施上依然各持己见。
三、英俄海峡对峙与索尔兹伯里的积极外交
1877年底，俄土战争形势恶化。随着俄国越过巴尔干山，直逼土耳其京城，海峡危机迫在眉睫。英国政府唯恐俄国迫使土耳其签订城下之盟，造成“对俄国单方面有利”的局面（注：B ·杰拉维奇：《奥斯曼帝国、列强与海峡问题》，97页，印第安那大学，1973。）。1878 年1月，迪斯累里要求内阁授权派舰队去海峡保卫英国的利益，德比担心激化英俄矛盾持反对意见。内阁最终批准迪斯累里的提议。1月24 日英国地中海舰队逼近达达尼尔海峡，以武力形成对俄国的威慑。虽然次日英国舰队离开海峡，但2月13日，在俄土签订《停战协定》后， 为阻止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英国舰队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进入马尔马拉海，停留在离土耳其京城十余英里的地方，与驻扎在离君士坦丁堡8 英里的俄国军队对峙。英国舰队在1854年有通过达达尼尔海峡的先例，但那是应土耳其之邀，作为土耳其盟友的舰队进入海峡的。而1878年，在俄土战争中一直表示中立的英国，在俄土已经停战的情况下闯入海峡，完全违背了1841年《伦敦海峡公约》的原则。难怪土耳其质问英国：“英舰驶入海峡是作为朋友、同盟还是中立者？”（注：B ·杰拉维奇：《奥斯曼帝国、列强与海峡问题》，103页，印第安那大学，1973。 ）舰队进入海峡，固然是俄军兵临城下对英国的应急措施，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新形势下英国根据自己利益需要调整海峡政策的意向。3月， 俄土签订《圣斯特法诺和约》后，英国进一步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寻找解决海峡危机的真正出路。严格地说，只有到这时，英国内阁才真正摆脱了自1875年以来的矛盾和徘徊。
英国政府能够采取较为明确的措施得益于以下几方面：首先，俄土《圣斯特法诺和约》严重侵害了英国在海峡的利益，英国有两点不能接受。一是俄国保护下的大保加利亚，南部濒临爱琴海，实际上使俄国得到了长期渴望的到地中海的出口；二是俄国占领黑海东岸小亚细亚的巴统、卡尔斯等地区，造成俄国在黑海、进而在海峡的优势局面，同时为俄国向亚洲土耳其腹地、甚至向印度边界和波斯湾扩张创造了条件（注：K·伯恩编：《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对外政策》（文件集），135页，牛津，1970。）。其次，“大保加利亚”也违背了俄奥协定中俄国“不建立大斯拉夫国家”的承诺（注：B·杰拉维奇：《1806—1914 年巴尔干对俄国的牵制》，175～176页，剑桥大学，1991。），在巴尔干造成了奥国不能容忍的局面，激化了俄奥矛盾，使英国有可能摆脱近东危机以来的孤立状态。再次，3月下旬，索尔兹伯里取代德比担任外交大臣，任印度事务大臣的经历使他格外关注英国通向东方之路，在内阁主战、主和两派中，他实际是倾向于鸽派的，但他知道迪斯累里的政策与传统的帕麦斯顿政策不完全一样，前者看重亚洲土耳其、后者看重欧洲土耳其。近东事态的发展，在承认土耳其被有限分割的既成事实及为英国获取补偿上，迪斯累里与他有了共同点。因此，索尔兹伯里出任外交大臣不仅结束了内阁长期意见相左的分裂状态，而且能采取大胆积极的政策。
索尔兹伯里就任后即发表了4月1日通告，表达英国反对《圣斯特法诺条约》的原则立场，谴责条约对英国在海峡、苏伊士运河、地中海和波斯湾利益的危害（注：K·伯恩编：《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对外政策》（文件集），412页，牛津，1970。）。同时， 索尔兹伯里构想出“在欧洲划分保加利亚，在亚洲为英国取得补偿”的策略（注：格温德林·塞西尔夫人：《罗伯特·索尔兹伯里勋爵传记》第2卷，244页，伦敦，1921。），以具体明确的要求保卫英国的利益。
第一，英国就修改《圣斯特法诺条约》条款与俄国谈判。由于英国不能容忍俄国保护下的大保加利亚对海峡及地中海造成的威胁，谈判中提出划分大保加利亚，使其南部边界脱离爱琴海，退回到巴尔干山以北。英国一方面向俄表示，如俄同意英国的划分要求，英国在巴尔干其他问题上将不持异议。另一方面英国不惜以承认俄国对巴统、卡尔斯的兼并为交易，换取俄国的妥协。英俄协定于5月底签订， 双方同意以巴尔干山为界将保加利亚一分为二，俄国控制的保加利亚限定在巴尔干山以北。
第二，英国就获取东地中海的塞浦路斯岛与土耳其谈判。自俄土战争爆发后，英国就认为需要在地中海占领一个比马耳他离海峡更近的地方，作为俄国不进入君士坦丁堡的物质保证（注：D·E·李：《大不列颠和1878年塞浦路斯协定的政策》，68页，牛津，1934。），俄国得到巴统、卡尔斯等地，加剧了英国攫取塞浦路斯的愿望。索尔兹伯里让英国驻土大使莱亚德转告，为抵制俄国在小亚细亚的扩张，土耳其必须“得到一个强国的支持，而惟一可能支持土耳其的强国是英国”（ 注：K·伯恩编：《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对外政策》（文件集），414页， 牛津，1970。）。英国打着保护土耳其在亚洲利益的旗号，迫使土耳其接受自己的要求。6月初，英土签订《塞浦路斯协定》， 英国如愿以偿获得塞浦路斯岛，既加强了英国在地中海的优势地位、随时警戒海峡，又不失作为俄国兼并巴统等地的补偿。
第三，索尔兹伯里提出改变海峡关闭规则的设想。获得塞浦路斯可能在紧急情况下阻止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却不能抵挡俄从陆地到波斯湾或地中海、为英国在黑海直接打击俄提供方便。因此，索尔兹伯里想用改变《伦敦海峡公约》来弥补这一缺陷。3月， 索尔兹伯里给迪斯累里的报告中提出，在未来缔结的和约中，战舰应“任何时候都可以在海峡自由航行”（注：H·坦伯利和L·彭森：《英国对外政策的基础》（文件集），366页，伦敦，1938。）。英国内阁在3月底的报告中也阐述，“在海峡拆除所有的要塞、屏障，让战舰自由航行，最适合英国的利益”（注：H·坦伯利和 L ·彭森：《英国对外政策的基础》（文件集），369页，伦敦，1938。）。英俄、 英土协定中虽都没有直接涉及海峡关闭规则的变化，然而在索尔兹伯里脑海里，这个问题是与亚洲土耳其紧密交织在一起的。6月，索尔兹伯里指示莱亚德说服土耳其， 一旦俄国占领巴统等地，土耳其不反对“英国舰队自由通过两海峡”（注：W·N·梅德利科特：《柏林会议及其以后》，102～103页，伦敦，1938。）。土耳其担心其他国家反对，并以此为由拒绝了英国的要求。
从英俄海峡对峙到1878年6月柏林会议召开前夕， 英国内阁成功地采用了互为补充的多轨外交。除英俄、英土谈判外，英国还利用俄奥矛盾的加深，与奥国签订协定，满足奥国在波黑等问题上的要求，把奥国纳入英国的外交轨道。英国以武力为后盾、以谈判代替战争，不仅使俄国交出了部分战利品，而且使自己不失时机地得到补偿，最大限度地保卫了英国在海峡的利益。这些成就为柏林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改变海峡关闭规则的动议虽遭到拒绝，但为英国在柏林会议上发表关于海峡的声明埋下了伏笔。
四、近东危机对英国土耳其海峡政策的影响
1878年6至7月的柏林会议为近东危机暂时画上了句号。会议最后缔结的《柏林条约》，以国际条约的形式确认了大国、主要是英奥俄三个利益国家对土耳其的瓜分（注：奥国获得波黑；英国攫取塞浦路斯岛；俄国得到巴统、卡尔斯、阿达尔罕，但巴统为自由港。参见B·M·赫沃斯托夫编：《外交史》第2卷（上），165页，三联书店，1978。），大体维持了近东的均势。这里着重指出的是，持续三年之久的近东危机对英国海峡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英国把坚持土耳其对海峡的主权同维持土耳其领土完整的政策区分开。在近东危机中，英国政治家们逐渐认识到，巴尔干诸国或独立或自治，脱离土耳其已是大势所趋。索尔兹伯里说：“土耳其的欧洲部分或迟或早要离开土耳其”，莱亚德甚至以“土耳其在欧洲的领土，总是给这个帝国带来危险和不安，总是导致战争的祸因”（注：D·E·李：《大不列颠和1878年塞浦路斯协定的政策》，73页，牛津，1934。）劝说土放弃起义地区。随着形势的发展，对英国来说，在欧洲土耳其，只要俄国的势力不向巴尔干山脉以南扩张，就能保证海峡及君士坦丁堡的安全。《柏林条约》将大保加利亚一分为三：保加利亚公国、东鲁米利亚省及马其顿地区，濒临爱琴海的马其顿仍在土耳其的统治之下，基本实现了英国的要求。因此，以有限瓜分土耳其取代维持土耳其领土完整，将欧洲土耳其与亚洲土耳其分开，更符合英帝国整体的利益，这是英国海峡政策的一个主要变化。
第二，英国开始把海峡问题与亚洲土耳其紧密结合在一起。从长远观点看，俄国向小亚细亚的推进是“对英帝国打击中最致命的一击”（注：K·伯恩编：《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对外政策》（文件集），413页，牛津，1970。）。英俄海峡对峙期间，出于权宜之计，英国一度让步，但亚洲土耳其完全不同于欧洲土耳其，它直接与波斯湾、英印帝国相连。况且，在欧洲土耳其，英国可能与奥国共同扼制俄国，而在亚洲土耳其，英国孤立无援。因此，索尔兹伯里先是试图改变海峡关闭规则，继而在柏林会议上再次提出俄国交还巴统。由于这两项愿望都没有实现，1878年7月11日，柏林会议即将结束时， 索尔兹伯里代表英国政府发表了关于海峡的特别声明，声称英国仅对土承诺保持海峡关闭的义务（ 注：G·P·古奇和H·坦伯利编：《英国关于战争起源的文件，1898—1914》第4卷，No.55,英国，1926。）。 声明反映了英国想把欧洲大国共同保证下的“关闭海峡”的规则变为英土双方的约定，从而为英舰队进入海峡保留权利。索尔兹伯里说，如果能保留“一旦土耳其的独立受到威胁我们进入海峡的权利，巴统即使不能归还土耳其也没有关系”（ 注：K·伯恩编：《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对外政策》（文件集），415页， 牛津，1970。）。由于俄国坚决反对，也由于柏林会议没有专门讨论海峡问题，《柏林条约》再次重申了1841年《伦敦海峡公约》关于海峡的关闭规则。然而，进入海峡，在黑海阻止俄国向亚洲的扩张，成为日后英国外交追逐的目标。
第三，海峡及君士坦丁堡在英国中近东战略中仍占有重要地位。但在进入海峡的意图不能实现后，英国进一步强调埃及和苏伊士运河的作用。近东危机中，索尔兹伯里曾设想，以埃及代替“在君士坦丁堡不可避免的损失”（注：C·J·洛：《不情愿的帝国主义者》第1卷，39页，伦敦，1967。），他说：“我更愿意把整个努力放在通过埃及到印度的水路上”（注：K ·伯恩编：《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对外政策》（文件集），410页，牛津，1970。）， 英国虽然多次拒绝俾斯麦占领埃及的提议，却始终不作不占领埃及的承诺。按迪斯累里的说法，在埃及问题上任何承诺“都是极不利的”（注：C·J·洛：《不情愿的帝国主义者》第1卷，43页，伦敦，1967。）。C·J ·洛在《不情愿的帝国主义者》一书中评论，英国“明显想保持占领埃及的行动自由”（注：C·J·洛：《不情愿的帝国主义者》第1卷，43页，伦敦，1967。）。 几年以后英国占领埃及，显然与近东危机对英国海峡政策的影响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从维持土耳其领土完整到有限瓜分土耳其、从主张海峡对战舰关闭到试图改变海峡关闭规则，就这个意义讲，近东危机的确是英国海峡政策的“转折点”。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并没有在海峡和君士坦丁堡问题上对俄国让步，英俄海峡之争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英国也没有放弃以土耳其（此后主要是亚洲、非洲土耳其）为屏障的东方政策。英国调整传统的海峡政策，是在形势变化的情况下，使其更好地服务于英国总的外交目标，即维持欧洲大陆和中近东地区的均势、保持英国的海上霸权、确保英印帝国的安全和通向东方之路的畅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