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阶级研究中值得注意的新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问题论文,阶级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研究当代资本主义阶级或社会结构的学者都发现，资本主义社会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引起了关于其中阶级构成的无休止的争论，而且导致了对于工人阶级作用的普遍疑问。与此相关联的是，在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方法来分析阶级问题时，人们遇到了概念和理论方面的许多新问题，如何解释和解决这些问题，就成为我们的新任务。本文想要提出一些这类问题，以期引起关注和讨论。
资本主义经济领域中出现的新情况
人们所熟知的希腊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兰查斯，无疑在解释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方面作了引人瞩目的贡献，他在阶级分析方面所作的论证也有许多给人以启迪的精彩之处。然而，普兰查斯理论的最大弱点就在于他完全抛开经验研究，只把自己局限于抽象理论研究的狭窄范围内，他的论述完全脱离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发生的不容忽视的变化，仅仅从马克思对当时资本主义现状的具体分析中去推导解答当前阶级问题的答案。这样他就无法发现马克思当时进行理论分析的前提在当代已发生了某些变化，他的理论也就显得无的放矢和缺乏生气。
经验分析在解决阶级问题时之所以特别有价值，不仅在于它可以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提，还在于它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依据，来检验马克思之后各种理论家提出的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是否有其合理性。
那么经验研究在关于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前提方面提供了什么信息呢？它告诉我们，自马克思以来，在资本主义经济领域里至少出现了三个相关的新情况，第一，股份公司的出现使生产资料所有权趋于分散，生产资料不再被个人或家庭单独占有；第二，由于生产规模日益扩大，生产资料的日常管理权同所有权之间发生了分离，出现了一些不拥有或较少拥有生产资料所有权，但却拥有对工人劳动的支配权和生产资料的日常控制权的人；第三，在银行信贷和金融系统都十分发达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任何货币形式的收入或财产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转化为能够带来额外收入的资本，例如各种股票、债券，甚至银行存款。下面我们就来列举这些前提的变化所引起的一些理论问题。
首先来看第一个情况。不容置疑的事实是，当资本主义逐步发展时，股份公司的组织形式出现了。股份制使资本更大规模的集中成为可能，公司的规模也因此日益扩大。举一些不算很新但仍能说明问题的数据，1980年美国共有大约20万家公司，资产总额为12万亿美元，而最大的100家公司就控制了全部工业资产的55%。 其中五家最大的公司——埃克森石油公司（过去称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通用汽车公司、莫尔比石油公司、国际商用公司和福特公司，就控制了全部工业资本的13%。集中的现象在交通运输和公共事业方面比在工业方面更为突出。这些行业的6.7万家公司中的50家最大的公司控制了全国航空、铁路、 电讯和煤气业资产的2/3。金融业的情况也是如此，美国1.7万家银行中50 家最大的银行控制了全部银行资产的61%，三家银行（美洲银行、第一花旗银行和大通曼哈顿银行）控制了全部银行资本的19.4%。在保险业方面，1890家公司中的50家控制了全部保险业资产的75%，其中两家（美国谨慎保险公司和大都会保险公司）控制了近1/4。〔1〕
与生产和资本的集中、股份公司的兴起相伴随的是股权日益分散。例如在英国和美国，拥有股票的人数在70年代初分别为7%和15%。 然而，与分散相对应的又是股权的相对集中，例如在英国，一半以上的持股人1970年拥有的股份价值小于1000英镑，75%的少于25000英镑， 占持股人总数75%的170万持股人只拥有11%的私人公司个人股。〔2〕而在美国，1972年1%的持股人就拥有56.5%的公司个人股。〔3〕当然，关键的问题是小额股份越是分散，少数掌握相当大股份的股东就越可能运用手中的股份对公司实行控制，这一点我在1996年出版的著作《当代西方社会结构——理论与现状》中已作了详尽的说明。〔4〕此外， 上述统计数字还说明，个人拥有少量股票并不一定表明他同实际生产资料的关系，他拥有股票确实表明他在法律形式上是拥有者，但他却不能控制他所拥有的那部分生产资料的价值，同时也不拥有对生产资料的实际控制权。这样，如果我们仅仅根据是否拥有股票（假定拥有股票表明了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而断定其阶级身份，那就可能与事实相背离。
关于第二个情况的极端的观点是西方经济学家中提出的“管理革命”论的论点之一。1932年，美国著名学者贝利和米因恩在两人合著的《现代公司和私人财富》一书中，首次引人注目地提出了管理权同所有权分离的问题。他们说，随着股份公司的产生和股权的分散，企业的管理权从所有者手中转移到了管理人员手中，资本的所有权和管理权从而发生了分离。〔5〕在管理机构的控制下， 资本主义市场规律对管理行为的制约已被大大削弱，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润不再是管理行为最明显的目的。作者断言，“管理革命”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首先表现在产生了新的“管理阶级”，它是不同于所有者阶级的特殊阶级。
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伯恩汉1941年出版了他的名著，直接取名为《管理革命》，首次正式提出“管理革命”的概念。他在这本书中进一步深化了管理革命的主题，更系统、详细地阐述了管理革命的理论。自他以后，这一理论广为流传，这使现代社会中管理人员的兴起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按照伯恩汉的观点，资本主义社会正在发生转型，正在从资本主义社会转向他所说的“管理社会”。新出现的社会以工业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为特征。他说，“事实上，管理人员将获得对社会的统治，将成为社会中的统治阶级。”〔6 〕尽管在法律上管理人员不拥有生产资料，但对生产资料的实际控制权掌握在他们手里，而控制“生产资料是社会统治的位置，谁控制了它们，谁就事实上有了控制社会的权威，因为它们是社会赖以生存的手段”〔7〕。
关于“管理革命”论，我在以往的论著中已通过对事实的分析指出，资本的控制权没有发生真正的转移，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发生“管理革命”，也没有产生一个新的“管理者阶级”，因为：1.所有权和管理权的部分分离并不防碍大资本所有者对管理机构的最终控制；2.事实上，许多大公司的总经理和董事本身就是大股东，反之亦然，他们同属于所有者阶级；3.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管理职能执行的仍然是资本的基本职能，即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4.高级管理人员的高薪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对利润的分享；5.个人和家庭持股人控制权方面发生的变化只是朝着较大持股人或机构的集体控制方向演变。〔8〕然而，在这里， 我想要指出问题的另一个侧面。
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家监督劳动具有双重职能，一是资本的基本职能——生产剩余价值，另一个是任何生产形式下都具有的管理职能。在股份公司产生和生产规模日益扩大的情况下，资本家原先所承担的日常管理职能已经转让给专门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来担任。于是谁在劳动组织中起监督劳动的作用，已不再由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所决定，占有和日常管理、控制之间出现了不一致。这一事实已为许多经济学家所承认。在江泽民同志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十五大的报告中也提出了这个观点：“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9〕这一问题与上一个问题相关联的是，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再用单一的尺度——占有兼控制生产资料来衡量同生产资料的关系，在一部分人身上就可能产生混乱，因为他们可能拥有对生产资料的日常控制权，但却不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
第三个情况比较容易理解，无需再作进一步的说明。这里所产生的理论问题是，由于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个人或家庭拥有公司已不再是主要的公司组织形式，股份公司成了普遍现象。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一般以股东的身份出现，他们已不一定同时参与公司管理，换句话说，不再是生产资料的直接控制者。特别是那些中、小股东，已不再被视为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家。在金融信贷高度发达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储蓄（主要是长期储蓄）与投资已没有严格的界限，有的只是收益和风险大小的差别（例如是把钱存在银行里生息，还是冒更大的风险购买股票但可能得到较高的股息）。虽然目前中国的证券市场还不完善，股民们还不“成熟”，但今天中国的老百姓凭常识也能懂得这一道理了。此时，资本主主义社会中资本拥有量的大小一般与财产的多寡成正比，而财产的多寡一般又与收入的多少成正比，正因为如此，财产或收入就成了从经济方面衡量阶级地位的间接指标。〔10〕
判定阶级的标准
上文所谈到的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引起的一些关于阶级的具体的理论问题，现在我们来谈一谈这些变化所引起的与上述具体理论问题有关的一个更一般的理论问题，即判定阶级的标准问题。
在许多研究社会结构的西方学者看来，在关于什么是决定阶级地位的因素的问题上，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分析方法的差异，那就是，阶级是多元决定的，还是单元决定的。这些人认为，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是单元决定论者，他把生产关系当作社会阶级的决定因素。与此相反的是，一些社会学家主张多元决定论，被公认为第一个倡导这种方法的就是马克斯·韦伯，他提出了经济、社会和政治三重决定要素，用他的术语来说就是阶级、身份和权力。在韦伯之后，大多数西方社会学家在讨论社会分层理论时，都倾向于采取所谓的“多元主义”方法。
说马克思是单元决定论者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知道，马克思把生产关系看作是社会阶级存在的基础，关于这一点，恩格斯说过，“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11〕这个观点与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和社会发展的动因应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中去寻找的观点相一致。
至于生产关系是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做过具体的阐述。事实上，马克思没有系统地论述过阶级问题，他的社会学思想散见在他诸多的经济学著作和政论之中。马克思在讲到阶级时，曾多次提到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重要意义。他曾经指出，无产阶级之所以为无产阶级，就是因为它“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12〕资产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阶级之所以形成为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之上的现代社会的两大阶级，就是因为它们分别拥有资本和土地。马克思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单纯劳动力的所有者、资本的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他们各自的收入源泉是工资、利润和地租——，也就是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形成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现代社会三大阶级。”〔13〕可见，所有权，确切地说，与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在决定社会阶级时是决定性的。
固然，马克思在讨论法国小农的阶级属性时，也曾提到过小农意识形态的重要意义，但应当承认，这些观点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并不是主流。然而，马克思绝不是机械唯物论者，对此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
韦伯也赞成把经济方面的分层当作社会分层的基本参数，所不同的是，他只是把它当作参数之一，而且他重视的不是生产关系而是“市场条件”，也就是交换关系。交换关系是指人们在资本主义市场上凭借什么来交换他们所能得到的报酬，资本家在进入市场时拥有资本，工人进入市场时拥有劳动，科技和管理人员所拥有的既不是资本也不是劳动，而是技能。〔14〕当代西方著名的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把它们称作“三种市场能力：财产所有权（生产资料所有权）、教育或技术资料所有权、体力劳动力所有权”。〔15〕这种特殊的市场条件使科技和管理人员具有了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特殊地位，这就是中间阶级的地位。这样，在经济领域里，马克思和韦伯所讲的就不是一回事。马克思认为，生产关系决定交换关系，他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生产领域，因为他探讨的是剩余价值的来源，是剥削的根源，而在交换领域和分配领域是找不到解开剥削之迷的钥匙的，因为在这两个领域里产生不了剩余价值。韦伯并不想探索生产领域里的秘密，因为他不把剥削问题当作他的研究主题，他所关心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是否具有合理性，即是否能高效率地运作，能否化解其中不断生成的各种矛盾，使整个社会制度不致被这些矛盾所消耗和瓦解。
列宁的定义一向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最明确的阶级定义，他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16〕
然而，由于我们在前面所列举出来的三个相关的变化，运用列宁的标准来判断阶级时就产生了一些困难，这是因为：（1 ）个人同生产资料的关系已不像过去那样明确，因为对生产资料的有形和整体占有已转变为无形和局部占有——占有股票或债券，正因为是局部的，它才只能是无形的，任何持股人都不能说某一厂房或机器是属于自己的。为此，固然持有股票或债券是拥有一部分生产资料的法律凭证，但却不能凭此表明对它的实际占有权，因为小股东对生产资料的处置根本没有发言权，否则我们就等于接受了“人民资本主义”的神话。这样一来，“占有”就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个实证问题，而非理论问题，即多大数量的占有算真正的占有。（2 ）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同时又与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发生了分离，这使得同生产资料的关系又多了一层复杂关系。假若把上面所引的列宁的那句话中的“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理解为生产资料的占有者由于这一占有关系，而相应地在社会劳动组织中起监督作用的话，那么这在新的条件下已是时过境迁了（有人把“社会劳动组织”理解为整个社会机构、管理领域等，我以为不妥，因为我们不可忘记，列宁像马克思一样，是在生产领域里谈论阶级）。
我已在先前发表的论著中论证过，“管理革命”论所提出的“管理者阶级”实际上不是一个统一的阶级，担任公司董事和高级经理职位的人，对公司的经营有决定性的控制权，他们实际上都拥有大量的股份，因而属于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仍然拥有对生产资料的最终控制权。现在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即除了那些明显属于资产阶级的人之外，还存在着一大批很少或基本不拥有股份，但却有对生产资料和工人劳动的日常控制权的人，他们是技术人员、管理人员，这个集团在收入水平、消费模式、受教育程度和社会态度方面，都明显不同于工人阶级。然而，他们的这些身份特征不单单是从他们的收入和职业中产生的，他们之所以“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不同于工人阶级，是因为他们在生产过程中起了特殊的作用。归根结蒂，还是因为他们同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于工人阶级，他们尽管不拥有生产资料，但却由于承担了特殊的生产职能而拥有生产资料的日常控制权。
下层管理人员，即“日常白领人员”在生产过程中同中、上层管理人员的地位是不同的，这种差别直接影响到下层白领人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他们在这方面更接近于体力工人，而不是比他们等级更高的中、上层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收入在这里显得格外重要，因为它可以为我们在中间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大致划一条界限。收入毕竟是决定社会身份诸变量中最重要的一个，它反映了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这里我的观点与那些收入决定论者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我强调收入本身并不是一个决定因素，因为收入本身是一个被决定的因素，决定收入的因素才是根本的决定阶级地位的因素。而我又认为应当重视和借助于收入这一指标，因为收入不仅在理论分析上是属于分配领域的问题，它映射了生产领域中的状况，而且在经验分析中也可以看出它同财产权和生产资料所有权有直接的联系，因为正如我在前文中已讲到的，在今日资本主义社会，收入和财产（它是以往收入的积累）转化为生产资料所有权（以股份等形式）要比以往任何社会都容易得多。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是什么使技术和管理人员在生产过程中承担了特殊的职能，具有了特殊的地位？马克思说，资本的所有者得到利润，土地的所有者得到地租，劳动力的所有者得到工资，他们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三大阶级，依照这一思路，我们要问，那么技术和管理人员凭什么得到薪水呢？他们基本上不拥有生产资料（即使拥有少量的股份也没有什么意义），这是确定了的，他们像工人一样拥有劳动力，并且出卖劳动力，这也是肯定的，然而与普通工人不同的是，他们在出卖劳动力的同时，还出卖了一种附着于劳动力的东西——技能，即技术或管理能力。这种能力与熟练体力工人的技术能力有明显的不同，后者在生产中只能起局部的作用，如处理某一道工序，前者却具有整体功能，无论是设计和改进某种产品，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问题，还是管理生产过程中的某一环节，或是在“战略决策”的指导下做出“管理决策”，包括承担企业的日常经营责任、发展新技术、开拓企业和准备定期计划等，在这些过程中，技术和管理人员都直接或间接地指挥着不只一个熟练体力工人。
我们这样说，是不是又回到了韦伯的“市场地位”的概念：资本家用资本交换利润，科技和管理人员用技能交换薪水，工人用劳动交换工资？但实际上，我们在这里说的是生产领域里的情况，与韦伯的“市场地位”的分析方法有本质的不同。资产阶级、技术和管理人员以及工人由于对诸种生产要素——生产资料、技术和劳动力有不同的关系，因而与生产资料有了不同的关系，资产阶级有生产资料所有权，技术和管理人员有对生产资料的日常控制权，工人既没有所有权也没有日常控制权。正是由于这些不同的关系，他们在生产过程中起了不同的作用，因而收入的方式和数量也不同。不拥有生产资料还不能说明为什么技术和管理人员能够执行对生产资料的管理职能，会有同生产资料的这种特殊关系，而拥有技能这一点对此作了说明。
我们在此探讨的不是各种生产要素参加收益分配是否符合道德和各自应获得多大比例的收益才算合理的问题。生产要素参加收益分配，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合理现象，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的“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一节中也提到，我们要“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加分配”〔17〕。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发生了重大变化情况下，如何来看待社会阶级。
研究的目的与方法
的确，人们所设定的研究方法同他们的研究目的有密切的联系，换言之，目的往往决定研究方法。我在上文已谈到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同许多西方社会学家不同的原因。在马克思的眼中，阶级是一个客观存在，而理论研究的任务并不是为了描述阶级存在的现象，而是要指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意义以及社会发展的方向。所以，马克思自己说对阶级理论的最大贡献就是：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导向无阶级社会。
然而，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不是一个科学技术高度发达和大规模的股份公司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技术和管理在生产过程中的特殊作用和突出作用尚未出现，因此还不致引起我们现在对有关阶级问题产生的疑问。而导致如此新作用的前提恰恰是我们在前面看到的资本主义经济领域里的新情况。假若马克思确实遇到了这类问题，他一定会使自己的理论涵盖它们。马克思当时看到的社会特征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的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18〕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情况是，阶级对立并没有趋于简单化，而是出现了阶级中间化的趋向，即出现了一个其人数和占人口比率都在日益扩大的、介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中间阶级。我们可以发现，所有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无论是研究它的政党、工人运动、社会改革、福利国家，还是对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作出预测时，都没有也不能忽略这一现象。
马克思的研究是从现实出发的，其结论是根据资本主义的现状作出的推论，而不是主观臆断，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也确定为探索未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趋势，我们所要重视的就应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而不是现成结论。当我们看到在生产领域里，出现了一个庞大的特殊集团，它同生产资料有着双重关系——不拥有生产资料，但却拥有对它们的日常控制权，在生产过程中发挥着双重作用——既执行资本的职能，使资本增殖，又执行着工人的集体职能，生产剩余价值时，如果我们不把它区分出来，对其特征和社会作用进行重点剖析并进行相应的理论探索，我们能否认清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及其可能的发展方向？简单地把它看作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不能就此宣布在理论上解决了问题。且不要说这样的解释仍存在着许多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更重要的是，宣布他们属于工人阶级（认为“科学”定义应当如此），并不等于他们就因此具有了传统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就会为资产阶级掘墓了。相反，这反倒会使人们看不清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的面貌，也看不清一般称之为“中间阶级”的群体特殊的政治取向和社会作用。
关于中间阶级的独特特征，我在此不可能作全面的描述。简要地说，“中间阶级的特殊性是它执行资本的职能而又被排除在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之外，这一职能又与工人的集体职能结合在一起。”〔19〕它的特殊待遇和矛盾的社会态度概产生于此。至于中间阶级的社会作用，正如P·博勒姆所说， 新中间阶级的兴起对工业资产阶级的垄断具有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合理的“科学”决策削弱了建立在“财产”之上的绝对权力。这一新意识形态在其产生初期曾有利于资产阶级，因为那时经济危机暴露了社会对抗，从而威胁了资本家特权的合法性，而新的意识形态有助于减缓阶级矛盾。但从长远来看，新中间阶级又因削弱了财产的绝对权力而同资产阶级不协调。〔20〕这大约就是新中间阶级潜在的历史作用。
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了以新中间阶级的兴起为主要特征的阶级结构的变化，新中间阶级的社会态度和政治要求又将影响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我们所论述过的所有权和管理权部分分离虽然没有导致“管理革命”，但也不能忽略它或许将成为社会关系发生真正变革的前奏，如同恩格斯所论证的国家税收和公共开支对私有权的削弱意义一样。
注释：
〔1 〕托马斯·戴伊：《谁掌管美国——里根年代》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24—25页。
〔2〕Malcolm Hamilton & Maria Hirszowicz,Class andInequality in Pre-Industrial,Capitalist and Communist Societi-es.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87,p.117.
〔3〕U.S.Bureau of the Census,1980.p.417.
〔4 〕参见周琪：《当代西方社会结构——理论与现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9—103页。
〔5〕Gerhard E.Lenski,Power and Privilege,A Theory ofSocial Stratification.Chapel Hill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of North Garolina Press,1984.p.348.
〔6〕James Burnaham,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41.p.72.
〔7〕Ibid.p.125.
〔8 〕参见周琪：《当代西方社会结构——理论与现状》第六章“管理革命的真实性”
〔9〕《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页。
〔10〕参见周琪：《当代西方社会结构——理论与现状》第七章“财产和社会分层”和第八章“收入与经济地位”。
〔11〕《马克斯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25 页。
〔12〕《马克斯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65页。
〔13〕《马克斯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000页。
〔14〕参见周琪：《当代西方社会结构——理论与现状》第一章。
〔15〕Anthony Giddens,The Class Stratification of theAdvanced Societies.New York,Hagerstown,San Fracisco,London:Harper & Row Publisher,1973.p.105.
〔16〕《列宁选集》中文第2版第37卷第13页。
〔17〕《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25页。
〔18〕《马克斯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40 页。
〔19〕G.Carchedi,On the Economic Identification of theNew Middle Class,Economy and Society,March 1975.p.51.
〔20〕P.Boreham,The Dialectic of Theory and Control:Capitalist Crisi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Labour, in D.Dankerley and G.Salaman,(ed.),The International Yearbook ofOrganization Studies.London:Routlege & Kegan Paul,1980. p.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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