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僧诗与僧诗文献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文论文,元僧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398(2003)01-0076-07
一
元代重视宗教，释道对元代历史与文学史的影响不可忽视。然而关于元代的僧诗，以往的研究积累极少，几乎不被人注意。
其实，元代诗僧的“三隐”（天隐圆至，笑隐大訢，觉隐本诚）曾经与宋代的“九僧”并称，明本（中峰）与冯子振唱和“梅花百咏”耸动诗坛。就宗教教士这个身份而言，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元是佛教（释子）、道教（羽士）、基督教（也里可温）、伊斯兰教（答失蛮），齐聚于一代诗坛。道士张雨，是交往面极广、唱和时期颇长的诗人；答失蛮诗人萨都剌是元代最主要的诗人之一；也里可温诗人之中，马祖常、赵世延不但是元史名臣，同时在元诗史上影响深远。
对元僧诗关注不够，一方面是受到上述特点屏蔽：诗僧之中没有出现萨都剌、马祖常那样档次的诗人；另一方面则是元僧诗文献（特别是文本）散失严重。
顾嗣立倾个人毕生之力编成于康熙年间的《元诗选》，共编入释子16人的530首诗（初集7人、296首，二集6人、199首，三集3人、35首）；《元诗选癸集》则补录了126个释子的277首诗。《四库全书》，收入了5部释子诗文集：释英《白云集》三卷，善住《谷响集》三卷，圆至《牧潜集》七卷，大訢《蒲室集》十五卷，大圭《梦观集》五卷。上述别集，共存诗十八卷，1377首。这就是此前已知的元代僧诗文献的范围。从清康乾至今，情况并无根本改变。
从1993年开始，我们参与《中国历代僧诗全集》的编纂，并具体完成了《宋代僧诗全集》与《元代僧诗全集》。着手《元代僧诗全集》期间，对元僧诗文献作了辑佚、校勘、辩证、汇录等工作。目前，已经编录出198位元代释子的4896首诗，远远超出了顾嗣立、《四库全书》馆臣所掌握的文献。通过这一工作，对元代诗僧与僧诗有了相对全面的理解和比较深入的研究。
二
文献散失，是元僧诗受忽视的原因之一，而受到忽视，又致使僧诗文献散失加剧。这一节，特择要就元诗僧文献辑佚作专题研究。我们的前提，首先是“发现”诗僧，为其身世经历作定位研究，然后才是就其今存诗篇作辑佚考释。因为作为一个诗人，先是与诗坛剥离，致使身世经历“隐而不显”，然后才是作品散失不传。即便是释子，也基本如此。
以存诗数量而论，宋元间最主要的诗僧是文珦。他不是剃度出家于元初，也不是在元初才以诗知名。他的诗，在江湖派之外，却颇为接近江湖诗人对待诗的基本态度；在江湖派之中，又少了几分江湖气。如果不是当年四库馆臣独具只眼，从《永乐大典》辑出他的佚诗，重编成《潜山集》，今天研究元僧诗，特别是了解僧诗在宋元之间的过渡，眼界就会受到屏蔽。
释文珦（1210-1291年），字叔向，号潜山。於潜（浙江临安）人。早年即在杭州出家为僧。在政局紊乱的南宋后期，他曾受到诋毁而下狱。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南宋度过，他曾出入江湖，云游挂单，以游方僧的身份数十年间足迹几乎遍及两浙。在元代只生活了十几年，但他今存的诗却有相当一部分写在元代，而且这部分诗是他成就的体现。他将江湖诗派的风格引入自己的诗卷，但他的生活态度与典型的江湖诗人迥然有别，形成了一种依附江湖派格调，表达释子生活情趣志向的诗风，对宋元之际与元代的僧诗，有广泛影响。著有诗集《潜山集》，但罕见传本。诗论家论及宋元诗以及僧诗，几乎从来没有提到过他。《御选元诗》《元诗选癸集》收入诗人空前之多，《宋诗纪事》列入释子240人，但均未及于文珦。《古今禅藻集》也没有他的身影（注：仅清人陆心源《宋诗纪事补遗》卷九十六，对他有所论列。）。正是由于他和他的诗的隐而不现，使宋元僧诗的衔接出现了缺环。生平未见碑传。《四库全书总目》的《潜山集提要》，有对文珦生平的考证。
文珦的诗集《潜山集》（或作《潜山稿》），原本未见流传，甚至罕见著录。清乾隆年间编《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辑出文珦诗近900首，重编成《潜山集》十二卷。今人栾贵明《四库辑本别集拾遗》据《永乐大典》补录四库馆臣漏辑的诗15首，漏辑率几乎达到2%，考虑到仅存的《永乐大典》尚不足原书的1/25，漏辑比例是惊人的。《诗渊》之中，也有数百首《潜山集》佚诗。其中约150首不见于从《永乐大典》辑出的《潜山集》。《全宋诗》将今存文珦诗统编为十三卷（63册，39505～39698页）。张颐青《宋代僧诗全集》第四册编录文珦诗共1041首。《文渊阁书目》卷十，著录有“宋僧潜山集，一部一册，阙”。文珦诗集原本如果以一册为限，目前的辑录应该是基本恢复出了原本《潜山集》的旧貌。
元僧诗受到南宋江湖诗派的影响，释英是明显一例。通过释英的诗，可以看出他与江湖诗派的承继关系。当然，作为一个释子他还是保留着自己的特点。以往诗论家对他的典型评价是“诗中多闲适之作，而罕睹兴亡之感”（《四库全书总目》），他之所以遁入空门，也与兴亡无涉，是因为对人生另有感悟所致。
释英（约1244-1330年），字实存，号白云。钱塘（浙江杭州）人。俗姓厉。是唐代诗人厉玄的后人。自幼好学不倦，稍长就以能诗知名。元初，他曾出游江湖，在大都与赵孟頫结识。一次攀登径山时，听到深山钟鸣有所感悟，遂写下《径山夜坐闻钟》诗：“凉气生毛骨，天高露满空。二三十年事（注：这“二三十年事”究竟怎样理解，关系到释英何时出家，如果说的是自己的年龄，那么就写于南宋亡国之前。但更可能是指宋元易代的岁月，如是，释英就是在元成宗大德年间闻钟遁入空门。），一百八声钟。绝顶人不到，此心谁与同。凭栏发孤啸，宿鸟起长松。”于是出家于天目山中，遍访丛林高僧。但是他的出家是在宋，还是在元，“则无文可考”（《四库全书总目》）。据已知文献，可以推测释英出家是在元初：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白云集》结集，到延祐六年（1319年）之前。释英有诗集《白云集》三卷。宋元之际人牟巘为《白云集》写过一序一跋，他的跋作于至元二十九年，名为《跋厉白云诗》，以“厉白云”相称，似乎那时他还没有出家；而延祐六年赵孟頫《白云集序》已经以“上人”相称。泰定元年（1324年），释英曾住阳山福岩精舍。卒年87岁。释英的诗一般比较明白易懂，较少修饰雕琢，在江湖派诗风泛滥江湖时，还能保持一定的个人面目。生平未见碑传，依据《白云集》序跋以及其中的诗，可以大致考知其行迹。《元诗选》初集、《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六《白云集》提要，均有传略。
释英今仅见《白云集》三卷。卷首有至元二十九年牟巘序，赵孟頫序，胡长孺序，林昉序，赵孟若序。卷末附录有一组友人题赠之诗。常见版本有《武林往哲遗著》本、《四库全书》本等。除《白云集》，释英还有一些集外佚诗，保存在《式古堂书画汇考》等书之中。
释英《白云集》并未佚失，而且收入《四库全书》，颇常见。但释英《白云集》是元人别集之中最奇特的一例。据杨镰《元佚诗研究》（《文学遗产》1997年3期）考证，《白云集》几乎整集被明人略做“手术”之后编入张羽的《静居集》。张羽是“吴中四士”之一，明代重要诗人，有《静居集》六卷，《静庵集》四卷。上述研究足以证明，所谓“特善之本”、收入于《四部丛刊三编》的明刊本《静居集》是一部典型的伪书。然而，《白云集》卷首的赵孟頫序中说：“予往年识上人都下，及闭居吴兴，上人亦南来。……诗凡一百五十首，分为三卷。”而赵孟頫告归吴兴，时在延祐六年，《白云集》当编定于此前。今存《白云集》三卷各种不同版本，内容基本一致，各卷未按体裁分编，存诗都是101首，仅馀原本的2/3，今本或是原本残缺后的重辑本，或是又作过精选。换句话说，我们见到的所有《白云集》都不是足本，更不是善本（注：据说在日本保存有释英《白云集》的四卷本。但笔者尚未见到。）。进一步的研究证实，存诗150首的《白云集》祖本，竟然保存在伪书《静居集》之中。只有根据《静居集》，才能恢复出《白云集》原貌。
这个结论让人啼笑皆非，但对于元僧诗文献研究而言，则是迈进了一大步。它提供了元代僧诗诗集是怎样被人改纂的实例，也对文献辑佚提出了挑战。
将典型的江湖派诗风引入僧诗的释子，是庐山东林寺僧道惠。他的诗主要是近体，七言律绝比例之高，在元代诗人之中实不多见。他的诗缺乏深致，但并不缺乏灵气。总之，虽然在元诗史上长期隐而不显，但元诗史却不能没有他的一席位置，不然元诗（特别是元僧诗）就失去了一部分内容，因之变得难于理解。
释道惠（约1266-1330年），字性空。元代庐山东林寺僧，早有诗名，与宋代遗民如汪元量及文坛名流冯子振、程钜夫、滕玉霄、吴澄、贯云石、卢挚、诗僧大訢等皆有往还。贯云石游庐山时曾与其唱和，并同游九华山。道惠并非仅仅沉潜于释典的释子，比较关心社会现实，并且有一定的正义感。诗很少学究气，清新朴实，感情真切。有诗集《庐山外集》四卷行于世。由于《庐山外集》罕见传本，道惠及其诗从不为元诗选家所知，目前已知任何一种元诗总集都没有选入他的诗，元诗史从无其名。生平未见任何完整资料。今存元人文集也没有见到他有关诗文。道惠生平，只能依据《庐山外集》的两篇序以及集中的诗篇大略考知。
《庐山外集》四卷，国内仅有一部孤本，今存北京大学图书馆（原李盛铎藏书（注：《木犀轩藏书题记及书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之中，没有著录《庐山外集》。可能是李盛铎晚年才购入其书。））。在编《元诗选》《四库全书》以及阮元收集“四库未见书”时，均未及见。卷首有泰定元年（1324年）“七十二叟庐陵龙仁夫”、延祐三年（1316年）“临川姜肃”所写的序各一篇，并署“兰陵岳延秀东山集点”。四卷共存诗399首。没有集外佚诗。在《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将《庐山外集》著录为“元释性空撰，元延祐刻本（卷三至四钞配）”。但是，据《庐山外集》的序，可知“性空”是释道惠的表字。另外，虽然姜肃序写在延祐三年，但龙仁夫的序则写在泰定元年（1324年），而且卷二有《悼贯酸斋学士》诗，贯云石死在泰定元年，卷四还有《庚午旱》等诗，“庚午”是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这些纪年都在延祐（1314-1320年）之后，所以必非延祐刻本无疑。据目前所知，日本保存有《庐山外集》的宽文年间刻本，国内仅存的孤本，卷一卷二是元刻，钞配的两卷钞于清末，所据应是日本刻本。
在诗僧之中，以“山居诗”为主的清珙不是因为政治态度取向而遁入空门，他与他的诗，自然少了几分“世俗”气息。
释清珙（1272-1352年），字石屋，或说号石屋。常熟（今属江苏）人。俗姓温。元顺帝元统时住嘉兴当湖的福源寺，后退居湖州霞雾山的天湖。有《石屋山居诗》一卷，在自序中，他把自己写诗说成是在山林多暇、瞌睡之馀，“偶成偈语”。因纸墨少便，写了诗也不复记录。后来由于云衲和尚之请，将诗作抄写成卷，以示“山林之趣向”。并且指出：读者“慎勿以此为歌咏之助”。清珙的诗的确为山居消遣之作，主要作于隐居湖州天湖时期，而且比较直露浅近，近于寒山、拾得的风格。但是，这些“山居诗”对元明清几代的诗僧均有影响，不容忽视。生平未见碑传。《吴中人物志》卷十二、《元诗选》初集、《新续高僧传》卷十七，均有传略。
顾嗣立在康熙年间确实曾见到过《石屋山居诗》，并将其编入《元诗选》初集（选诗只34首）。但到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石屋山居诗》已经不见传本，别集类与别集存目，均未提及本书。阮元《宛委别藏》也没有《石屋山居诗》。笔者在访书过程中见到了两种清珙《石屋山居诗》善本，存诗260首。这些诗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五七言诗184首，无题目，但在诗前有小序一篇（注：有的总集（比如《石仓历代诗选》）将这篇小序作为总题。这也是一种处理方式。另一些总集，往往将这184首“山居诗”拆分为几组，并另拟题目，比如《天湖卜居》《溪岩杂咏》等等，《元诗选》初集就是如此，但这也许是“山居诗”原来就有的编排方式。），这184首诗，就是“山居诗”的原状；第二部分是此后的数十首诗，应该是在结集时掩入的各体杂诗。《石屋山居诗》的主要版本，有两种明刻本传世，一种一卷；一种六卷。分卷虽不同但内容一样。比较好的善本是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藏清初抄本。笔者就是利用这个版本，将清珙《石屋山居诗》一卷编入《元代僧诗全集》。
纵观元代诗坛，特别是中期诗坛，唐代“二李”有广泛影响。诗僧明显学“二李”的是惟则。可以说，在江湖派诗风熏染下的元僧诗之中，惟则是明显的另树一帜的诗僧。
释惟则（注：惟则，一些文献比如《师子林纪胜集》称为维则。）（约1280-1350年），字天如。永新（今属江西）人。俗姓谭。得法于明本（中峰）。延祐、至治年间，他与西域人、元曲家贯云石、阿里西瑛优游唱和于杭州。元顺帝至正二年（1342年），门人于吴城东北隅买地为他修建方丈，种竹万株，并广求怪石，以轩堂亭阁冠绝一时。因为明本倡道于天目山师子岩，惟则把这一园林名为“师子林”，以示不忘恩师。又与倪瓒、高启等文人名士聚会于师子林。诗文结集为《师子林别录》，由翰林学士远者图作序，但未见传本。他的诗受时人重视，李祁有《师子林诗序》（见《云阳集》卷六），对其诗给予较高的评价。《吴中人物志》卷十二、《元诗选》初集、《元诗纪事》卷三十四，均有传略。明代释子道恂编集《师子林纪胜集》二卷（注：清咸丰七年活字印本《师子林纪胜集》二卷，并附有补遗一卷，图一卷，续集三卷等，是本集较好的版本。元人朱德润、倪瓒等都绘制过《师子林图》，但这里所谓“图”，是指元明之际人徐贲画的“师子林十二景”。），收入元明人对师子林与惟则的投赠题咏之作，可据以考知惟则生平行迹。
《师子林别录》清初尚存，顾嗣立编《元诗选》初集，曾据以选入惟则诗（36首），但今已不见传本。《元代僧诗全集》，以《元诗选》为主，利用明人的文献（明代《师子林别录》尚存）《石仓历代诗选》《笔精》《古今禅藻集》等，辑录惟则诗61首，尽可能恢复了《师子林别录》的面貌。
在元代，信仰佛教的有许多是色目人，帝师八思巴是吐蕃人，“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伽是河西人，释鲁山则是高昌回鹘（新疆吐鲁番地区的维吾尔族）人。鲁山有三重身份，色目人，写诗的色目人，虔诚的释子。他的诗就是三重身份的标志。这三重身份在他的身上体现得如此和谐，使他成了元诗史研究不能忽略的对象。由于他的诗集《鲁山诗集》早就罕见流传，所以在元诗史上从来没有他的一席位置。
释鲁山（约1280-1345年），以北庭（新疆吉木萨尔）为郡望。按西域人华化通例，以“岳”或“儒”为自己的汉姓。人称“岳鲁山”（或“儒鲁山”。岳、儒为同音异译）。早年出家为僧，延祐四年（1317年）春天，与贯云石同游昌国州（浙江定海），并同赋《观日行》诗，诗咏南海日出景象。元朝为祀祖考，设太禧院，又设隆祥使司，置僧官领其事。鲁山被委为其下属的平江善农提举司提举，掌承天、龙翔、崇禧三寺田赋。后至元五年（1339年）主持过龙翔寺的祀典。鲁山有诗名，与黄、马臻、柳贯、潘明之均有唱和。道士诗人马臻曾以“鹤性负高洁，松色融古今”称誉其为人（《松鹤吟寄儒鲁山》）。有《鲁山诗集》行于世，明初以后亡佚不存。任何元诗总集都没有选入其人其诗。生平未见完整的资料，可参阅《元诗佚诗研究》和《元西域诗人群体研究》有关考证。
《鲁山诗集》除《文渊阁书目》卷十（注：《文渊阁书目》卷十有“僧鲁山集，一部一册，阙”。），任何书目都未曾著录，仅《永乐大典》与《诗渊》分别保存有《鲁山集》的诗数十首（注：顾力仁《永乐大典及其辑佚书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的第九章“永乐大典待辑书目”之中，列出了《鲁山集》（487页）。但是将其名误作“鲁文集”。顾氏之书对文献研究的深入颇有启发，但他的这个“待辑书目”错讹不少（也许是排印问题），除《鲁山集》之误，还有将“答禄与权集”误注为“禄与权诗集”（476页），并置于“禄”字头之下；将《饭牛稿》的作者“王济”误为“江济”（479页），不一而足。）。在将鲁山其人身世经历考证明白的前提之下，《元代僧诗全集》编录鲁山诗23首。
《永乐大典》残帙之中，有套红标出的“僧雪窗诗”“僧雪窗诗集”“僧雪窗集”之目，三目总计存诗19首。《文渊阁书目》卷十曾著录“僧雪窗集，一部一册，阙”，没有为确认这个“雪窗”为何许人提供进一步的线索。“雪窗”诗中，有《至治癸亥寓京师杂诗九首》（卷九○○）；《寄贡泰父二首》（卷一四三八三）。至治是元英宗年号，癸亥是至治三年（1323年）；贡泰父，就是元代诗人贡师泰。所以“雪窗”是元人。目前已知的元诗总集之中从无“雪窗”其人其诗。但是，在做文献调查时却发现，元代有两个号“雪窗”的释子。
元代释子普明，号雪窗。松江（上海市）人。俗性曹。能书画，画兰花有时名。有一首诗写当时吴中风俗说“家家恕斋字，户户雪窗兰。春来行乐处，只说虎丘山”（注：“恕斋”，是元代文人班惟志。诗见《元诗选》三集释祖柏的《不系舟集》。）。可见他在民间的知名度之高。一般以“明雪窗”相称（注：参见陈高华《元代画家史料》（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495～501页，“明雪窗”节。陈高华指出：“元末一些诗文集中还提到一个名叫光雪窗的僧侣，与明雪窗似非一人，待考”。）。
释子悟光（1292-1375年），字公实，号雪窗。新都（今属四川）人。俗姓杨。
从年代来说，这两个“雪窗”都可能写出《雪窗集》之中的诗。但是，元诗文献证实，有诗名、与当时诗人唱和的释子雪窗，被称为“光雪窗”，虞集有赠“光雪窗”诗（注：《诗渊》，718页，《寄光雪窗》。）。而且在《新续高僧传》卷四的悟光传提到：“所为诗，清丽可传，有《雪窗集》稿二卷。”（注：《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798页，《元明州天童寺沙门释悟光传》。）所以《永乐大典》收入的《雪窗集》是悟光所作。通过校读《永乐大典》，使为岁月埋没的诗僧悟光及其《雪窗集》重新得到确认。以《永乐大典》为主，《元代僧诗全集》辑录释悟光诗20首。
诗集久佚不传，致使宗衍这个元末吴中的重要诗人、释子，几乎为诗论家遗忘，就连他是哪个朝代的人，也成了问题。他的诗，是典型的元僧诗，有江湖派的意蕴，可已经日见淡漠；受到杨维桢影响，然而也比较疏离。但对他定位不准，元代僧诗的尾声就无处寻觅。
释宗衍（1308-1351年），字道原。吴（江苏苏州）人。至正初年，住石湖楞伽寺，江南名士多与游。后主嘉禾德藏寺，才辩闻望，倾于一时。善书法，遍读内外书，独长于诗。其诗博采汉魏，而以杜甫为宗，诗中少有蔬笋气。清人顾嗣立评其诗：“取喻托兴，得风人之旨。”有《碧山堂集》三卷行于世。元末，危素就与宗衍相知，而未及相见，宗衍就去世了。到明初大乱已定，危素返回江南，特意为《碧山堂集》作序以行。生平未见碑传。《吴中人物志》卷十二、《元诗选》二集、《元诗纪事》卷三十四，均有传略。生卒年，据释妙声《东皋录》卷中《衍道原送行诗后序》推知（注：《衍道原送行诗后序，又名《德藏送行诗后序》。妙声在后序之中说，他比宗衍大一岁，而且宗衍享年43。妙声生于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这样就推出了宗衍的生卒年。如是，宗衍实未入明，以前不少文献都将他作为明人，这也许是因为危素在明初为宗衍的《碧山堂集》作序以行因而致误。）。宗衍生于至大二年，卒于至正十一年（1351年），实未入明。《列朝诗集小传》闰集、《明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列入明释子）均系误收。
《明史艺文志》和《千顷堂书目》卷二十八都著录有宗衍《碧山堂集》三卷。后者还注云：“字道原，苏州人。危素为集序。”顾嗣立在清初还见过《碧山堂集》三卷，并据以在《元诗选》二集选录宗衍诗44首。康熙后期编《御选元诗》，也选录了宗衍的32首诗（注：《元诗选》二集编成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御选元诗》序刊于康熙四十八年，而且顾嗣立也是编者之一。所以，《御选元诗》所据底本，可能与顾嗣立所用是同一来源。）。但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海内已不见原本《碧山堂集》三卷。日本东洋文库藏有应安五年（1372年）刊本《碧山堂集》五卷，两书不是同一个系统（注：据周清澍先生《元人文集版本目录》修订未刊稿。）。在披阅《诗渊》时，笔者注意到其中大量收入了署名为“本释道原”的诗。《诗渊索引》将此“道原”列入明人，未注字号。那是因为在明人僧传资料中，还没有找到一个相应的、名为“道原”的诗人。而以《诗渊》所收“本释道原”诗，与《元诗选》二集《碧山堂集》所选宗衍诗作了比勘，却证明那实是同一个人。《诗渊》是仅书表字。如《诗渊》有《石湖闲居》二首（5册，3161页），《元诗选》同题同文，但只选录了第二首。宗衍于至正初住石湖楞伽寺，称为“石湖禅师”，诗为宗衍作无疑。《啄木鸟》（4册，2773页），《元诗选》诗同，题作《啄木》；《雨晴登上方》（5册，3811页），《元诗选》诗同，题作《楞伽寺》。可以断言，《诗渊》的“本（明）释道原”，就是元诗僧宗衍。《诗渊索引》录出“道原”诗109首，还有少量漏注的，再加《元诗选》中不重复的以及其他总集之中的，《元代僧诗全集》编录宗衍诗154首，距《碧山堂集》三卷的原貌相差不会甚远。
文珦、释英、道惠、清珙、惟则、鲁山、悟光、宗衍等人的诗作，是元僧诗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诗集失而复得（或基本上恢复），不但扩大了元僧诗的范围，也加深了对元僧诗的认知。
三
关于元僧诗，在对文献比较彻底的调查、考释的基础上，便可以进行初步的研究与评述。我们认为：所谓宋元替代之际，江南士人出于民族意识往往潜身于释道，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看法；元代的释道诗，特别是僧诗，实际成为南宋江湖诗派在元代的延续。
关于元代释道诗，历来有这样一个说法：元初释道诗人辈出，那是在宋元易代之际许多江南的士人不愿归顺异族统治，而隐于释道——放弃了世俗籍贯或“儒户”的身份，寄身于道观禅林所致。
在历史上与文学史上，确实有宋元之际士人隐于释道的情况，尽管并非普遍现象。然而，释道诗人中这样的例子不具代表性，更不能以其覆盖基本面貌。除了元初重要诗人陈孚，到目前为止还举不出更多的有说服力的实例，支持上述说法。就是陈孚，也很快就还俗了。关于陈孚，《南村辍耕录》卷八“五马入门”节有这样一段记载：“吾乡陈刚中先生孚，国初时尝为僧以避世变。一日大书所作诗于其父执某之粉墙上。……父执见之，曰‘此子欲归俗也’。”果然，陈孚还俗之后，上《大一统赋》，携带家人北上大都，不久就由朝中的“馆阁诸老，交章荐入翰林”。事实上，宋元之际的情况与明清之际并不一样。明清之际的大量反清人士遁入禅林道观，许多重要的诗人（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屈大均）成为释子，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时僧诗的总体状况与格局。但宋元之际，释道诗主要还是在释道的范畴内交接。入元，一些普通人出家为僧为道，往往也是为了谋生，是一种对出路的选择，其实这与科举断绝有一定联系，实际是元代优待释道的政策的后果之一。家国之痛，身世之悲，当然存在，但总体来说与明清之际的情况有所不同。
至于元代僧诗与江湖诗派的承继关系，除了本文第二节所作的概括，还应该就具体作品略作分析。这里，仅以道惠与鲁山为例。他们两人的诗都是真正的元佚诗，此前的元诗总集从无其人其诗。所以对他们的“再发现”，有特殊意义。
道惠的诗多是律绝近体，仅七言律诗就有两卷半之多，另外七言绝句、五言律诗也相当多，古诗只有二十几首。这也是江湖诗派的特点。他的诗以“唐体”标榜，实是步趋晚唐之作。龙仁夫亦称作者“善学唐体，甚肖许浑”。
道惠诗整体的风格是江湖诗派馀脉，当然少不了应酬之作，但身为庐山东林寺高僧，道惠却比较关心世事，笔下多有涉及民间疾苦之作。如《己巳天下大旱》：“九州不雨禾皆槁，万灶无烟民尽饥。”《庚午荐饥民》：“黄昏持刀盗伤盗，白昼操戈人吃人。千里地排千里骨，一升米换一升金。”真实、客观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己巳”是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是年大江南北皆罹酷旱，次年（庚午）饥民流离失所，哀鸿遍野。道惠这些诗篇可以视为史传形象化的注释。他多与各界上层人士交往酬答，但诗中仍表达出接近社会底层的正义感。七绝《西湖》云：“翠竹红蕖十里春，笙歌送响水云深。不知每日游舡上，销尽豪家几万金。”读之使人联想到西湖的别称“销金锅”。
他的抒情写怀记游之作颇有韵味，如《江上闻笛》：
枕边孤笛柳边舟，吹彻梅花尚未休。最苦篷窗遮不断，一声声送五湖愁。
又如《松江舟夜》：
怒涛急雨海边城，愁坐青灯一老身。夜半橹声江上响，客舟犹有未归人。
诗句打动人心的是“在路上”的失落感，读之的确有唐人（具体说是晚唐人）风致。以这样的诗句表现一个苦寂释子的羁旅情思，便将云游四方的和尚“还原”为一事无成的江湖游士。
鲁山是用汉语写作的色目人。但是作为一个诗僧，他就像是直接从《江湖前集》《江湖后集》《中兴江湖集》等总集之中走出来的。五言律诗《闻胡笳》是他的代表作。在诗中他写道：
省客边城夜，扬州月下闻。吹成刘越石，愁杀汉昭君。烽垒秋沉雨，沙场暮咽云。难禁双鬓雪，宿近海西军。
《闻蛙》是一首小诗：
春风夜雨听官蛙，十载西州客梦赊。五柳溪头渔屋畔，矮篷孤艇宿蒹葭。
这样的诗，可以乱入南宋江湖诗人的别集之中。从角色意识，措词，结境，到落笔起笔，写出这些诗的人，如果是一个江湖游士，是一个四处求售的落拓文人，应该更符合身份。但鲁山是色目世臣之后，是元朝上层人士。他的诗所具有的典型的江湖诗派风格，使他与周围人们交流的感情通道随时处在通畅状态。江湖诗风，这是元代僧诗的主流。
除了道惠、鲁山，还应该提一下宗衍。
《次瑛石室谢事雪窦归吴江》比较集中地反映出宗衍的诗风：
草堂旧在吴江上，江水江花照眼明。久客归来浑似梦，比邻相见不知名。莼香笠泽思张翰，瓜熟青门忆邵平。一夜西风吹白发，挑灯因自赋秋声。
诗仍然有南宋江湖诗派的意蕴。宗衍在世时期，南宋亡国已经几近百年。元代诗坛也只有僧诗，还如此贴近于南宋江湖游士的吟唱。
《渔村夜归二首》其一是一首小诗：
丝丝暖雨歇春潮，云压江流落涧桥。欲访桃花无路入，好风时度玉人箫。
宗衍的诗大致就是如此：没有高潮，没有低谷，但却并不缺乏诗情诗境。这样的诗不容易使人们留下深刻印象，愿意一读的人只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存在。他的诗集在他的身后不久就不“当行”，插架时也不再放在便于随时取放的位置。但元诗史并不是一个每时每刻都在改变内容的流行歌曲的“排行榜”，恢复已经因为岁月风霜的磨洗而模糊不清的诗坛的原貌，是元诗研究的内容之一。
元代，中国南北方的释道诗从不同的起点上开始，最终纳入一个格局。
应该强调，对元僧诗的忽略，导致元僧诗文献的散失，文献散失的直接后果则是对元僧诗的忽略。两者互为因果。
终于元代，总的来说僧诗受到南宋江湖诗派影响，成了江湖诗派在更大的范围内的扩展。
收稿日期：2002-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