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内鲁迅”的范式、特质、影响及其对它的超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范式论文,对它论文,特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09)01-0109-10
在国外鲁迅研究史上，可谓是高手云集、名家林立，日本的增田涉、竹内好、丸山升、藤井省三，苏联的谢曼诺夫、捷克的普实克，以及美国的李欧梵、英国的卜立德、德国的顾彬和新加坡的王润华等都是成绩卓著的学者。竹内好被公认为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一位，他的鲁迅论著形成了独特的研究范式和学术特征，他的研究成果在鲁迅研究界内外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从而被命名为“竹内鲁迅”。
竹内好(1910-1977)20世纪30年代前期就学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科，成为著名中国学家盐谷温的学生，他与增田涉、武田泰淳等发起、组织“中国文学研究会”，并创办学术刊物《中国文学月报》。竹内好虽然于1932年来中国旅行，但没有像多数日本中国学家那样去拜访鲁迅，后来也没有与鲁迅建立书信往来关系，①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最杰出的鲁迅研究专家之一。
竹内好的研究旅程以青年时AI写作的《鲁迅论》为起点，以晚年续写《鲁迅杂记》和呕心沥血翻译6卷本的《鲁迅文集》为终点，②在他的学术生涯中，鲁迅不仅成了他的研究对象，而且为他在困境中的坚持抵抗提供精神动力。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期间，竹内好有过迷惘，他甚至代表中国文学研究会阐述“从全体动员的侵略战争中抓住亚洲解放的契机”这样带有迎合时势的见解；[1]他也加入过战时的“日本文学报国会”，但他拒绝参加军国主义分子筹备的“大东亚文学家大会”，反对某些学者的“日本文学必须指导中国文学”的狂妄主张。[2]（自注四，自注五，p.153）竹内好预感到自己有可能被征召入伍，他怀着写遗书的心态抓紧《鲁迅》的写作。1943年，他刚撰写完《鲁迅》不久就收到征兵令，等此书于次年出版时他已经在军营中。竹内好是这样描述自己在研究中从鲁迅那里获得启示的：
在我看来，鲁迅是个顽强的生活者；彻底的文学家。鲁迅文学的严肃征服了我。特别是到了最近，我在检省自己、眺望四周的时候，发现了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一面，许多事情撞击着心胸。……我关心的事，不是鲁迅如何变化，而是鲁迅为何没有变化。[2](p.39)
鲁迅的严肃和坚守姿态深深地震撼了彷徨中的竹内好，鲁迅思想成为困顿之中的竹内好的精神支点和他的思想文化批判工作的出发点——研究者与研究客体的这种“胶着”状态，在国外鲁迅研究史上是十分罕见的，由此，竹内好开创了具有鲜明主体性和思辨性的鲁迅研究范式。
一、对鲁迅生存、死亡、政治诸形态的崭新界定
在专著《鲁迅》的开篇“序章”中，竹内好论证了鲁迅的生存形态与死亡意味。鲁迅通常被描述成精神、文化领域的先觉者，竹内好反其道而行之，提出了鲁迅是“幸存者”的命题。竹内好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文学革命、革命文学和民族主义运动3个时期，“每个时期，在混乱的内部斗争之末，都要淘汰掉大量的先觉者，仅是‘文学革命’的先驱严复、林纾、梁启超、王国维、章炳麟等人，在文学上，结局也都是很悲惨的。从‘文学革命’以前一直到结束，幸存者只有鲁迅一个”[2](p.8)。那么鲁迅是如何“幸存”下来的呢？通常人们会说鲁迅在“与时俱进”中获取自己的生存空间；竹内好却把鲁迅描述为以不变应对万变的“幸存者”：
他不退却；也不追随。首先，他让自己与时代论辩，由于“挣扎”而清洗自己，再把清洗后的自己从中脱出身来。……不过，在每一次“挣扎”中经过洗礼的他，与以前的他相比，没有变化。对他来说，没有所谓的思想进步。[2](p.9)
自然，鲁迅与任何人一样也经历着时代的变化和自身由少到壮到老的变化，但多数的鲁迅研究者受进化论影响太深，把“变化”都当作“进化”，于是有太多的论文和专著在不厌其烦（其实是低水平重复）地论证着鲁迅思想的“发展道路”。在竹内好笔下，鲁迅一方面在时代变化的洪流中坚如磐石，同时又在坚守中进行着论争。鲁迅与时代论争、与敌人论争、与友人论争，也在心灵深处展开着与自我的辩驳。竹内好认为，像鲁迅那样把自己18年的文学生涯花费在论争上的作家极为罕见，他的作品大多是论争的文字，甚至连小说（尤其是取材于神话的小说）也具有论争性。因此，竹内好说“论争是鲁迅支持自己的文学的粮食”[2](p.2)。竹内好后来又对鲁迅式论争的内涵作了相当富有哲学思辨意味的阐释：
他为了表白痛苦，就要寻求论争的对手。写小说也是由于痛苦，论争也是由于痛苦。小说中吐不尽的痛苦，就在论争中寻找发泄它的地方。在论争中，他把所有阶层都作为对手，也受到所有阶层的嘲骂。如果有看不过去而同情的人，他对那些同情者的同情态度也要极力争辩，他已经成了偏执狂，无法救治。但是他所反抗的实际上并不是对手，而是针对他自身中无论如何也解除不了的痛苦。他从自身中取出那种痛苦，放在对手身上。然后，他就打击这种对象化了的痛苦。——因此，论争在本质上是文学性的。[2](pp.111～112)
论争是鲁迅排解内心创痛的途径，是鲁迅的基本命运图式，也是他文学创作的基本语式。更深刻的是，竹内好揭示了鲁迅式论争的实质：鲁迅所有外在的论争对手都是他本人内心痛苦的“对象化”，他的所有论争最终都是自我的肉搏，都是一种“抉心自食”式的自戕。竹内好把鲁迅式论争的价值推向了一个精神的制高点，对于那些把鲁迅喜好论争当作是他气量狭小的证明，当作是他创作生命的无谓消耗的庸常之见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震击：鲁迅式的论争绝不那么鄙俗浅陋，它有着“形而上”的本体意义！
鲁迅的死亡同样被竹内好赋予了独特的意味。通常的见解是：鲁迅是为中华民族及其文化事业的振兴操劳过度而离开人世的，鲁迅在55周岁英年去世，这对于中国的文化事业是莫大的损失。“壮志未酬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鲁迅的死蒙上了浓郁的悲剧色彩。竹内好在这方面却有着惊人之见，他在《鲁迅》“序章”中指出：鲁迅去世前一直都是文坛的少数派，与文坛多数派一直处于论争和对立状态；鲁迅的死使得他与文坛的紧张状态突然终止，而且“死对于鲁迅来说，不只是肉体的宁静”，“他的死使没有争论的文坛出现了”，在鲁迅去世后，各派文学家结束了论争，共同追怀鲁迅的遗产，因此鲁迅的长眠促成了原先分裂的中国文坛的统一。[2](pp.1～2)
竹内好在《鲁迅杂记》一书中进一步阐发着鲁迅之死的意义，“鲁迅的死正是在开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期，如果鲁迅没有死，也许没有那样精彩的统一。鲁迅所爱的以及爱着鲁迅的青年人大声痛哭，连鲁迅的敌人也对他的死有着痛苦的茫然”。[3](pp.14～15)竹内好对鲁迅和芥川龙之介的死进行了比较，认为两人生前都饱受了孤独况味，而且支撑着他们孤独感的人间的诚实是相同的，在人间的诚实中芥川龙之介不得不选择自杀，鲁迅虽然没有选择自杀，但他的自然死有着不亚于芥川之死的悲壮。[3](pp.14～15)
在《鲁迅》一书中，竹内好还讨论了鲁迅面对死亡的态度，认为晚年的鲁迅“超脱了死”，“或者说他是在与死作游戏”。鲁迅去世前3年有个著名的轶闻，说他参加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杨杏佛之葬礼而不带钥匙出门，竹内好认为这种说法有点不真实，“所谓不真实，并非事实上弄错了的意思”，而是指“那些对事实的解释太政治化了，把他当作了英雄”，而在竹内好看来，“鲁迅并非英雄”，“他的临终极为平凡，但是，那种平凡更使我悲痛”。[2](pp.4～7)
竹内好不主张对文学家鲁迅的去世作过度的“政治化”诠释，但并不是说鲁迅与政治无涉。对于鲁迅与政治的关系，竹内好在《鲁迅》的第二篇“有关传记的疑问”中作了颇为“辨证”的分析。竹内好认为，“鲁迅的文学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性”，但鲁迅“从东京时代起，他一生在本质上与政治无缘”，他“那种政治性是由拒绝政治而被赋予的政治性”，“他是用正面抵抗政治来维护文学家的态度的”，“也正因为这点，使自己变成了一个非凡的政治家”。[2](pp.17～21)
在论文《作为思想家的鲁迅》中，竹内好从鲁迅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阐述鲁迅的政治性。他指出：“鲁迅晚年由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摆脱了早期尼采主义的影响；但是，这并不能改变他的虚无主义的本质。与其他思想一样，马克思主义也仍然没有赋予他解放的幻想”，并且由于鲁迅“通过与那些以挥舞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为目的的人的对立”，“在相反的方向上，使自己在个性上马克思主义化”，因此，“毛泽东把并不相信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鲁迅评价为‘比马克思主义者更加马克思化’”。[2](p.161)在鲁迅是否属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问题上，多数学者通常会作出非此即彼的“政治性”选择；竹内好则力图把此问题“学术化”，他承认鲁迅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鲁迅并不专属于某种思想体系。在这样的张力关系中，竹内好揭示了一个深刻的思想命题：鲁迅正是在同那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辩驳、对抗中，真正地接近了马克思主义。
二、对思想家鲁迅和文学家鲁迅的质询
竹内好否定了鲁迅是常规意义上的政治家，也否定鲁迅是思想家。在他早期的《鲁迅论》一文中，竹内好虽然还没有直接提出“鲁迅不是思想家”的命题，但看得出他对鲁迅作品的思想价值评价不是很高，他指出：
《狂人日记》是对于封建桎梏的诅咒，然而那种反抗心理，只是停留在本能的，冲动的憎恶上，并没有阐明对于个人主义的自由环境的渴求。因而，鲁迅尽管是大众感情的组织者，但是作为先驱者的意义是很稀薄的，缠绕在他作品中的东洋形态的阴翳，大概是受到生活的影响，从民间的风习而产生的吧。
可见，青年时代的竹内好比较推崇个人主义、思想自由等西方的观念，而对鲁迅作品的东方（东洋）色彩和民间特性不以为然，因此，认为鲁迅作为先驱者的思想史意义不高。竹内好还在《鲁迅论》中指出鲁迅身上“伴随着若干缺乏观念性思维训练的十八世纪的遗风”；竹内好认为20年代末、30年代初鲁迅思想的转变表明了他“思想的泛滥”，“安心于与新的客观世界的苟合的统一”，“而无法构筑起自己个人哲学体系”。[4](pp.165～173)
在专著《鲁迅》的“序章”里，竹内好明确指出自己写作此书论述的重心“不是作为思想家的鲁迅，而是作为文学家的鲁迅”；[2](p.5)他认为鲁迅的“根本思想是人要生存”，鲁迅不是把这一思想“作为概念来思考的，而他是作为文学家，以一个殉教者的身份来体验的”。[2](p.6)
竹内好的论文《作为思想家的鲁迅》在起首处就明确指出：“鲁迅不是所谓的思想家。把鲁迅的思想作为客体抽取出来是很困难的。在他那里，没有体系的东西。”[2](p.157)接着，竹内好分析道：
鲁迅不是有体系的思想家。他既无文学论，也没有文学史（他的主要著作之一《中国小说史略》是把文献考证和作品评价结合在一起的著作而不是历史）。他的小说是诗化的；评论是感性的。他在气质上同概念思维无缘。会类推，不会演绎；会直观，却不会构成。抱着一定的目的和方法对待世界，即所谓立场，在他是缺少的。[2](pp.157～158)
看来，竹内好对于思想家的定义太过于呆板了。西方的多数思想家确实是用概念进行抽象思维，但多数东方思想家却是凭借诗性思维展开思想的空间，难道我们能说庄子诗意盎然的《逍遥游》不是对思想的完好传达吗？就是在以抽象思维占统治地位的西方思想界，也还有尼采、柏格森、海德格尔一脉的诗人哲学家。其实，思想的传达方式是多样的，决不止逻辑的、抽象的传达方式；直觉的、感性的传达方式或许还能够把思想传达得更加优美。《野草》中的散文诗，凝结着鲁迅对自然、历史、生命的哲学性思考，鲁迅的小说和杂文正是建立在他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深刻思想基础上。西方思想讲究体系的完整性，但东方思想更多是集成式的组合；亚理士多德《形而上学》式的“体系”哲学固然博大精深，但孔子的《论语》和后来禅宗的诸多语录在对话中睿智地展开思想，同样也显现着人类智慧的光辉。把鲁迅的作品，尤其是把他的10多部杂文集集拢起来看，一部中国近现代思想的历史就能够比较完整地层现在人们面前。竹内好对“诗人哲学家”的鲁迅没有足够的认识，这是他鲁迅研究的一个缺憾。
竹内好的《鲁迅》一书对强势西方文化显示出可贵的独立意识，他坚决反对日本亦步亦趋地照搬西方的近代化模式，但遗憾的是，他本人在论述鲁迅的思想家身份时，却严格地以西方的思想家标准来否定鲁迅的思想家身份，陷入了他一直所批判的“欧洲中心论”的泥沼。
在竹内好眼里，鲁迅既不是政治家（革命家），也不是思想家，“鲁迅比任何人都更是个文学家。从来没有人象鲁迅那样深切地使我想到文学家的意义”[2](p.83)。在《鲁迅》的“关于作品”一节中，竹内好对作为文学家的鲁迅之作品的构成体系等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研究。
鲁迅曾经不无谦虚地说自己“可以勉强称得上创作的”作品有5种[5](p.456)，它们是《呐喊》、《彷徨》、《故事新编》、《野草》和《朝花夕拾》。竹内好首先讨论了这5部作品集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这些作品集既是独立的，又是彼此关联着的，它们之间形成了复杂的互相对立、互相注释的关系：
《呐喊》和《彷徨》性质相同，我无法加以区别；与《呐喊》、《彷徨》对立的，是编于晚年的《故事新编》，我认为，那种对立不是题材和表现方法的对立，盖为有关小说构成上的对立，我甚至怀疑它是为了抹煞《呐喊》、《彷徨》而写成的；与《呐喊》、《彷徨》对立的大约是在年代上密切相联的《野草》和《朝花夕拾》。[2](p.83)
《野草》和《朝花夕拾》对于《呐喊》、《彷徨》具有注释性的意义，但它们自身也互相对立，分别形成自己的小世界。……我觉得，与其强调《朝花夕拾》属于一般的自传，毋宁说它更象真正的作品。我觉得它不正是《故乡》系统的小说的延续吗？在鲁迅的作品中，我很看重《野草》，……它集中地表现着鲁迅，并且成为它的作品和杂文之间的桥梁。……《野草》的二十四篇短文与《呐喊》、《彷徨》中的小说的每个系统多少有点关系。……它再次构成了《呐喊》、《彷徨》的缩图，也可以认为是对它们的解释。或者，也许完全相反，可以认为它是小说的原型。[2](pp.95～96)
通常的鲁迅研究论著只对鲁迅各种文体作单独的研究，使得各种文体处在“各自为政”、互不指涉的分离状态；竹内好对鲁迅各类文体内在关联的揭示，使得鲁迅的作品从看似孤立的状态聚合成为一个互动的有机系统。
竹内好对鲁迅《呐喊》、《彷徨》进行了类型化研究，他把25篇小说分成6个类型来观照。最早创作的《狂人日记》是所有小说类型的萌芽，因此在全部作品中具有“原型”的地位。竹内好对鲁迅小说类型的分析具体如下：
第一类是《孔乙己》型小说，这类作品“用稍微夸张的笔调描绘了愚直的人物所酿造出来的哀愁”，在艺术渊源上，它是属于“果戈理式的”讽刺作品。属于这类作品的有《阿Q正传》、《风波》等，是鲁迅小说中最为人们熟悉的一类。[2](p.87)
第二类是《肥皂》型小说，属于“同样有讽刺但完全归于失败”的作品，这类小说有着夏目漱石初期作品的气味。这类小说还有《端午节》、《幸福的家庭》、《高老夫子》等，它们令读者“读起来甚至感到不愉快”。[2](p.88)
第三类为《药》型小说，是“留着安特莱夫式的阴冷”的作品，这类作品中的《白光》、《长明灯》、《示众》是从写实变为象征的小说，而《祝福》是这一类型与《故乡》类型相交叉的小说，《伤逝》则是与《孤独者》类型相交叉的作品。这个系统的小说没有任何讽刺，“是《孔乙己》系统的对立面”。但除了《药》、《明天》、《祝福》，这类小说“作为作品都失败了”。[2](p.88)
第四类为《故乡》、《社戏》型小说，它是记叙身边杂事的抒情性作品，“这个系统在后来的《朝花夕拾》中得到了展开”。属于这个系统的小说还有《兔和猫》、《鸭的喜剧》、《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其中最后两篇作品是“以读者不可理解的抽象观念先行的”，成为失败的作品。[2](p.89)
第五类为《在酒楼上》、《孤独者》型小说，此系统与第三、第四系统的小说有关，但属于独立的系统。这类小说以“我”为媒介，所刻画的人物与作者极为接近，“我与李长之相反，很看重这两篇作品”[2](p.90)。
最后一类是《弟兄》和《离婚》型小说，“它们是有着最象短篇小说的结构的小说”，在技巧上达到了鲁迅小说的顶点而接近于完善；但是“那种完善是走向枯竭的完善”，它预示着鲁迅已经不能再写小说了。[2](p.90)
在中外鲁迅研究史上，竹内好对鲁迅小说类型的划分以及对各个类型小说关系的阐发有着首创之功，其学术史价值不容低估；竹内好所具备的宏观地审视鲁迅作品整体的系统眼光和全局胸怀也是其他外国研究者所普遍缺乏的。
可是竹内好的研究预设与效果存在着一定的悖谬：他给《鲁迅》一书设计的学术目标是论证鲁迅是文学家，而不是思想家；但是，在对作为文学家的鲁迅之论证中，竹内好对鲁迅的作品更多地持否定的立场。在《呐喊》、《彷徨》6类25篇小说中，得到竹内好好评的是第一、第五、第六类7篇小说，第三类的《药》、《明天》、《祝福》，第四类的《故乡》、《社戏》、《兔和猫》、《鸭的戏剧》也得到他的肯定；而其他11篇小说都被他视作失败的作品（占总数的44%）。
竹内好在《鲁迅》一书其他场合对鲁迅作品的否定性评价是惊人的。在“序章”中，他认定“鲁迅的小说是差劲的”；他说鲁迅的作品“没有自己的世界，这个缺陷在属于佳作的《孔乙己》和《阿Q正传》中也可以看到”[2](p.11)；他觉得鲁迅的“兴趣只局限于对过去的追忆，这正是作为小说家的致命伤”[2](p.11)。竹内好在《鲁迅》“关于作品”一节中说：“在我看来，《肥皂》是笨拙之作，《药》是失败之作”；但他又承认，“所谓笨拙之作、失败之作，由于是从我个人爱好出发的，所以也许与鲁迅并不相关”。[2](p.79)接着，竹内好评述起《故事新编》来，他认为“作为作品它是失败的”[2](p.105)，他把有些可取之处的《理水》与芥川龙之介的《河童》作比较，“竟觉得它是毫无奇处的平凡之作”[2](p.107)。他总结道：“坦率地说，我实在无法理解《故事新编》。我认为，恐怕它是毫不可取、毫无问题的蛇足吧。即使现在我对这一点仍有八分确信。”[2](p.108)
如上文所述，竹内好在总体上宣称“从来没有人象鲁迅那样深切地使我想到文学家的意义”[2](p.83)，同时，他却对鲁迅3个小说集的多数作品持否定的评价。可见，竹内好未能从作品本体的角度，对作为文学家的鲁迅之价值作出充足的论证。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竹内好虽然反复宣称鲁迅不是思想家，却在具体的阐释中不断加固着鲁迅作为思想家的地基。他非常推崇鲁迅在接受西方文化过程中的“抵抗”，更看重鲁迅作品中所显示的“挣扎”和“绝望”。这样，他凸显的是鲁迅作为思想者的价值。竹内好试图突出的文学家的鲁迅形象，无形中被他本人淡化甚至消解了；而他竭力否认的鲁迅之思想家的形象，却在具体的论述中渐渐显影成形——这大概就是学术研究中的“种瓜得豆”现象吧。
三、以鲁迅的“抵抗”批判日本近代化的奴性
竹内好在鲁迅与西方文学的对话中，看到了他的坚守、抵抗和挣扎，这是鲁迅身上最吸引竹内好的文化姿态。同时，竹内好还以鲁迅对西方文化的“抵抗”，批判日本的近代化道路——这是竹内好第二部著作《鲁迅杂记》和他早期一些论文所涉及的主要学术问题。
《鲁迅与二叶亭》是《鲁迅杂记》中的一篇论文，它首先指出，鲁迅和二叶亭四迷分别是中国和日本近代文学的开拓者，“由这样的位置所产生的孤独、乖离的心理也有共同的东西”[6](p.305)。接着，论文对两位作家接受俄国文学影响的差异作了比较。竹内好认为，19世纪俄国文学与欧洲文学的关系是既接受又抵抗，“俄国文学不以抵抗为媒介就不能使自己近代化”，而俄国作家时常“在斯拉夫主义和近代主义的两极之间摇摆”，屠格涅夫和迦尔洵分别是欧洲化的近代主义和本土化的斯拉夫主义的代表性作家。竹内好指出，鲁迅在面对俄国文学时选择了迦尔洵而不是屠格涅夫，“当然他也翻译了安得列夫，这种场合，他把握的不是安得列夫所含有的近代主义而是其中的斯拉夫主义”[6](p.306)。竹内好认为：“二叶亭翻译了屠格涅夫和迦尔洵。想来他没有像鲁迅那样的选择意识。他本身是两极之间的彷徨者；在这意义上，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的二叶亭，是以日本的形式忠实地再生产了俄国文学。”[6](p.306)竹内好主张在跨文化交流中有抵抗地接受异国文学，因此，他对鲁迅选择翻译迦尔洵、安得列夫（通译安特莱夫）这类抵抗欧洲文学的俄国作家之作品持赞赏态度，而对二叶亭不加选择，也即不加抵抗地译介俄国文学有所批评。
《鲁迅与日本文学》是《鲁迅杂记》中的重要论文，竹内好在文中进一步发挥了上述观点。竹内好注意到，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学会了德语，经由它去接触欧洲文学，但鲁迅“引进的不是德国文学，而是用德语翻译的弱小民族文学”，“是波兰、捷克、匈牙利、巴尔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以及斯拉夫系统反抗诗人的文学”。[7](p.297)竹内好说，鲁迅当然明白这种文学算不上欧洲文学中的主流，只是二流或三流的文学，但“这些东西在他看来是切实的，因此他才引进了的吧。这不但是他，也是他同时代人共通的一种时代特色”[7](pp.297～298)。总之，鲁迅和中国近代作家通常都是从中国本土的实际出发，有选择地译介欧洲文学。
竹内好发现鲁迅对日本文学的译介也很耐人寻思，从鲁迅与周作人翻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看，鲁迅“对于日本文学是具有相当严肃的批判眼光的”，“鲁迅引进的是日本文学的支流，主要是有岛武郎和厨川白村”。[7](p.299)竹内好总结道：“不管是有名或无名，这不妨事，自己总是引进本质的东西，这种态度是由于鲁迅的个性强吧。”[7](p.300)在选择异域文学方面，日本的情况与中国有很大差异。在竹内好看来，日本文学在引进欧洲文学过程中没有采用中国作家的办法，“而是马上就扑向第一流的东西，接连不断地猎取欧洲当作近代文学主流的东西”，“不单是文学，在一般文化方面也是这样，日本文化是用更接近欧洲文化的态度来使自己近代化的”。[7](p.298)
从鲁迅（中国作家）与日本作家接受欧洲文学的差异中，竹内好开始了中日两国近代化道路的比较，他在《鲁迅与日本文学》一文中指出：日本“从上层的近代化成功了，实际上是没有成功，但以为是成功了，可能成功了，于是把由此产生的矛盾，想向外去解决”，这种类型近代化的特色“是在为脱离殖民地而自己变成殖民地主人，在这个方向上，又是为收回自己的落后而拼命奔向最新的东西”，“这表现在意识方面，会成为无限的向先进国靠近的近代化运动”。[7](p.300)日本走的是“从上向外”的近代化道路，充满了成功感，充满了对世界最新潮流的追赶，也蕴蓄了向外扩张侵略的力量，这是日本近代化的特色。中国走的是“从下向内”的近代化道路，但在清末中国走的也像日本一样从上层进行改革的道路，随着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的失败，中国的改革产生了“从下向内”的运动；辛亥革命最终导致军阀统治，在下层引发新的国民革命，在国民革命中又出现“中国共产党的运动”。中国“由于拒绝从外面加入的新东西，才可能有鲁迅似的否定地形成自己的人”[7](p.301)。
在《鲁迅与日本文学》的最后，竹内好批判了近代日本社会的“奴性”，他同样从中日比较谈起：鲁迅把中国历史看作“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交替，此乃中国人脱离奴隶境遇的开端，因为“奴隶之能够脱离奴隶，是在他自觉到自己是奴隶的时候”；而日本总怀着从奴隶上升到奴隶主的希望，它“没有产生自己就是奴隶的自觉”。[7](pp.302～303)因此，中国和日本在近代的差别在于前者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后者却没有意识到。竹内好认为：“日本文化一次也没有从奈良朝以来大陆文化的影响超脱出来，因为超脱的失败，以及不能意识到这种失败的浸透了的劣势意识，而想依靠输入欧洲文化来解脱，但实际上没有解脱”，这“不是由于害怕独立，害怕自由，对自己的奴隶性闭上眼睛的根深蒂固的本能么？”[7](p.304)
《中国的近代与日本的近代》是竹内好的重要论文，它对亚洲近代化的中国“回心”型模式和日本“转向”型模式作了深入的比较研究。“回心”本为佛教用语，指的是通过不断保持自我而使自我变化的状态，它包含着“强烈的自我否定”意味。[8]在竹内好看来，中国是通过彻底否定传统而再生于现代的，中国走的是不同于欧洲的近代化道路，它以抵抗欧洲的入侵为媒介，通过“回心”而创造出新的自我。
而日本的情况不一样，它在近代化过程中对欧洲的抵抗微乎其微。“在日本近代史上，不拘一格地模仿欧洲、追赶欧洲的意识和行动贯彻始终。因此，人们认为新的常常是进步的，是接近真理的，如果它与时代不相协调，那就再寻找别的新东西。同时，由于新的事物总是来自外部，是被给予的，在这种观念之下，在旧事物中斗争而创造出新事物的情况决不会发生。这就象是一件件脱下旧衣换新装一样。因而，这种变化中缺乏主体性，竹内称这样的变化为‘转向’”[8]。
接着，竹内好从中国在近代化过程中的抵抗转向对鲁迅式抵抗的阐释：
他拒绝成为自己，同时也拒绝成为自己以外的存在物。这便是鲁迅所怀抱的、且是使鲁迅成为鲁迅的绝望的意味。绝望体现在无路之路的抵抗中，抵抗作为绝望的行动化而显现。从状态上看，它是绝望，从运动上看，它是抵抗。[8]
在绝望的抵抗中，鲁迅不断否定自我而获得新生，这就是鲁迅的“回心”。竹内好在《鲁迅》一书中指出，从1912年定居北京到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是鲁迅的“沉默期”，在沉默中，鲁迅“抓住了对于他一生可以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回心的东西”[2](p.46)。可见，竹内好把鲁迅在北京那6年的蛰居生活，看作是鲁迅思想和创作重要的转折时期，他的观点与小田岳夫的看法互相呼应，小田岳夫认为鲁迅这时期抄古书和读佛经，为他后来的小说创作准备了“必需的国学休养”。
四、“竹内鲁迅”的学术特质
竹内好在鲁迅研究领域有着独特的学术追求，形成了鲜明的个性特征。竹内好强调在研究中应该注入研究者的“热情”，反对纯粹客观的、经院式的学术研究。早在刚进入学术领域的1935年，竹内好就在《中国文学研究月报》第8号上，发表了《汉学的反省》一文，对日本传统汉学缺乏学术热情的致命弱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本人写作第一本专著《鲁迅》时正是军国主义横行日本的时代，在极端艰难的环境中，他借鲁迅表达自己对社会、文学、文化的看法，使其学术研究带有了鲜明的主体性。主体精神的灌注，生命热情的化合是“竹内鲁迅”的标志性特征。
竹内好在鲁迅研究中显示了思想家的气质和风度。日本学者代田智明认为：“竹内思想的‘焦点’，在于他作为思想家的态度。这是通过否定的过程而使被否定的对象获得新生的思想态度。”[8]代田智明所揭示的否定之否定，就是作为学者的竹内好之思维方式。竹内好关于中国近代化“回心”型轨迹的描述，关于鲁迅在绝望的抵抗中获得转机的描述，以及对鲁迅去世后中国文坛走向统一的描述，都是他的否定之否定思维的产物。与此相关的是竹内好的“论争”性论述方式，他在《鲁迅》一书中对鲁迅的“论争”作了充分的阐释，其实，竹内好本人的著作也充满了论争性，他在与别人、与自己不断的交锋和驳诘中，激发灵感，砥砺思想，寻找崭新的学术生长点。
竹内好的思维模式和论述方式，使他的学术研究带着鲜明的否定性色彩。如前所述，竹内好在《鲁迅》一书中论证了鲁迅不是先驱者，不是英雄，不是思想家，并且将鲁迅的许多作品看作是失败之作。通过这一系列的否定，鲁迅的面貌越发清晰地呈现出来：
鲁迅是个文学家，而且是根本意义上的文学家。就是说，他的文学没有以别的东西作为自己的支柱。他在摆脱了一切的规范、过去的权威道路上，不懈地继续走着，而且在否定中形成了他自身。[2](p.157)
竹内好总结道：在阐述鲁迅遗产的过程中，“要规定他是什么很难，而要规定他不是什么却很容易”[2](p.158)。竹内好在《支那学的世界》一文中表明了他对学术的独特看法：“我对学问的理解更为严峻：所谓否定的造型者是也。”[9]可见，竹内好是把否定性当作一种学术品格来追求的，他在三四十年代形成的这一学术路子，与数10年后盛行于欧美国家的解构主义思潮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
与否定性相关的是竹内好学术的批判性和现实性。竹内好从中国和日本两国文学（文化）接受欧洲文学（文化）的差异性这样比较纯粹的学术问题入手，揭示出中日两国不同的近代化发展道路，并对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照搬欧洲模式，缺乏抵抗的“奴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竹内好告别了日本传统汉学和支那学把中国当作纯粹的观照对象，进行客观研究的学术传统，形成了“密切关心中国社会现实，同时介入日本社会现实问题”[9]的学术风格。竹内好致力于研究鲁迅和中国近代化，当然不能否认他对鲁迅和中国问题怀有强烈的兴趣，但他研究这一切问题最终的落脚点还是日本社会自身的问题。竹内好从鲁迅返观日本文学（文化）的弊端，从中国的近代化批判日本的近代化道路，这标志着现代中国真正开始成为异国学者批判本土文化的参照物。以“他者”作为自我的镜子，映照自我的面目，向来是跨文化交流中常见的学术路径。
五、“竹内鲁迅”的影响及其超越
竹内好鲁迅研究著述所显示的深刻的立论、精警的见解、独特的范式，在二战之后的日本和国际知识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回忆自己在50年代接触到竹内好论鲁迅的文章时有这样的震惊体验：“特别是读了《奴隶的文学》这篇文章，我就像被击了一样。而且，从这篇文章中所获得的东西，伴随着我自己作为一个日本作家所做工作的日积月累，更加成为现实的和具体的问题，变得愈发沉重。虽然将来也绕不过这个问题，但通过自己写的小说而能推翻这个言词之日，如果认为是可以到来的话，那么将会在何时呢？也就是说，‘奴隶的文学’的问题，构成了我去思考竹内好与鲁迅的基本纲要。”[10]
竹内好经由鲁迅展开对近代以来的日本社会及其价值观念的批判，成为二战后在日本产生较大影响的思想家。能够如此深入地介入到其他民族的自我反省和批判的精神层面，这在鲁迅传播史上几乎是独一无二的。“竹内鲁迅”对日本乃至整个东亚后来的鲁迅传播和研究都产生了旷日持久的影响，日本50年代直至今日的鲁迅接受和研究基本都是在竹内好的学术基础上逻辑地展开着。正如日本鲁迅研究学者山田敬三所言，战后日本“鲁迅研究最大的遗产是‘竹内鲁迅’”[11](p.239)。“竹内鲁迅”对战后日本鲁迅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是“正向的”，表现为“有相当多的学者致力于将这一图示和框架固定化，然后把他应用于学术研究”；[8]同时，还表现为同样有相当多的学者试图通过超越“竹内鲁迅”，寻找学术研究突破的可能性。
山田敬三是在竹内好的启发和关怀下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地的，谈到竹内好对自己的关怀，山田敬三说：“这与其说是导师，莫如说是慈父般的教导。”[11](p.282)山田敬三在承受竹内好的影响的同时，又通过与之“抗争”而努力超越竹内好的影响，他后来在总结自己的学术历程时写道：
回顾起来，这以后的二十年间，对我来说，是与竹内先生搏斗的岁月。某个时期的竹内先生成了我要打倒的目标，而某个时期的先生，对我来说却又成了高巅之花，可望不可即。……竹内先生所以成为我的矢的，是因为在我的生活中，先生的人格不断地挡住我的前方，制约了我。……说竹内先生过去曾是我的搏斗对象，就是在这种意义上讲的。[11](pp.282～283)
山田敬三所描述的代际关系是学术史上常见的：前一代学者既给后一代学者以精神的滋养；同时，前辈学者的影响又可能成为后辈学者获得新发展的制约性因素。山田敬三谈的主要是竹内好的精神人格对他的制约性影响，其实，“竹内鲁迅”的学术范式对他以及战后一代青年学者的制约性影响同样非常深远。在整个50年代，超越“竹内鲁迅”成为日本鲁迅研究界的一个重点话题，在这方面，东京大学鲁迅研究会的青年学者的探索最值得关注。
不同代际学者之间的辩驳是学术竞赛的一种特殊形态，也是推动学术研究转型的基本动力。1934年，竹内好与武田泰淳、增田涉等一批东京大学的青年学子“为批判传统汉学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发起成立‘中国文学研究会’，标志着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研究在日本成为一个独立领域的开始”，“十八年后，当竹内好、武田泰淳等已经成为这一领域的权威，成为新的教条限制着学术研究的时候，又是一批东大的青年，组织社团，进行新的探索”，[12](pp.369～370,p.221)1952年，他们成立了鲁迅研究会，向“竹内鲁迅”发动挑战。鲁迅研究会的骨干尾上兼英当时在回答前辈中国文学研究者冈崎俊夫的文章时，阐述了他们这拨青年学子批判“竹内鲁迅”的理由：
从结论来说，竹内研究鲁迅的态度是正确的。和我们的差别，是竹内的出发点和现在在历史条件、环境上是不同的。可是，战后的竹内并没有离开战前的研究“姿态”，极而言之，他是原地不动地在研究鲁迅。在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看鲁迅，和在外国帝国主义压迫下殖民地化的现在，尽管外在条件是类似的，但从主体的条件说，我们感受到的压迫是不同的。日本社会的状态，和当时也是不同的。特别是关于后期的鲁迅，竹内是在不能充分理解的条件下估量的，我看这一点他现在也没有改变。因此在出发点上，我觉到我们是有危机感的质的不同。[13]
在鲁迅研究会的青年学者中，真正从研究实践上对“竹内鲁迅”有重大超越的是丸山升(1931-2006)。丸山升对“竹内鲁迅”的主体性倾向作过批评，他认为竹内好等人著作中的“鲁迅形象的骨架，与其说是依据鲁迅的著作所组成的，还不如说是依据历史的各种各样的人所写的，包含着各不相同的主观想象的鲁迅论所组成的”[12](p.371)，他的言下之意是竹内好把鲁迅当作了表达自己个人体验的媒介。丸山升力求在主体性地把握鲁迅的“竹内模式”之外开辟新路，在自己的鲁迅研究中，他通过充分地占有鲁迅的作品及其相关的第一手资料，客观地求证鲁迅的思想和作品的特性。在竹内好的主体性研究之外，丸山升等学者开辟了实证主义的鲁迅研究范式。如果说竹内好是带着自身的人生经验和深刻的感悟走近鲁迅的精神世界和文本，开辟了主体性的鲁迅研究范式的话，那么丸山升则“以自己对鲁迅思想之构成和‘革命’方式的理解、论析的严谨性和逻辑性，以其辨证的说服力量”[14]而获得学术界的肯定。
作为直接接受了竹内好关怀的青年学者，山田敬三在鲁迅研究中也力求突破主体性的“竹内鲁迅”模式的影响，他在写作专著《鲁迅世界》时非常明确地表明了“我拒绝‘我的鲁迅’”的姿态。[11](pp.283)山田敬三发现战后的日本鲁迅研究者在超越“竹内鲁迅”方面做了很多尝试，“越过竹内鲁迅、打倒竹内鲁迅，这早已成为全日本鲁迅研究者的黑话”；但是经过“艰苦奋斗的结果，最后还是逃不出竹内好的解释鲁迅的手心”。[11](p.239)山田敬三在反省自己的学术研究之路后总结道：“特别是在鲁迅论方面，我到底不是先生的对手。……对我来说。先生仍然是我的多年的假想敌。”[11](p.781)1977年，日本老一辈作家陈舜臣在给山田敬三的专著《鲁迅世界》所作的序中指出：“在日本的鲁迅研究者面前，有一堵高墙耸立着，向着这堵高墙作殊死的搏斗，是所有鲁迅研究者注定的命运。”[15](p.214)
竹内好的鲁迅研究熔铸了他个人的生命体验，提出了很多富有启示性的命题，开创了具有鲜明个人风格的研究范式。竹内好成为鲁迅研究史上具备了哲学意义上的否定性和批判性的思想家型的研究者。
收稿日期：2008-09-26
注释：
①作为《中国文学月报》的编辑，竹内好曾经请与鲁迅关系相当亲近的弟子增田涉向鲁迅组稿，希望鲁迅写写“对于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的期望”之类的文章，鲁迅并没有如约撰稿。增田涉推测其中的原由是：或者因鲁迅太忙；或者因《中国文学月报》曾经刊载认为“鲁迅是阴险的”的文章，鲁迅“觉得讨厌”（见增田涉著，钟敬文译：《鲁迅的印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7-38页）。
②竹内好的鲁迅研究著作有：《鲁迅》（1944年日本评论社）、《鲁迅杂记》（1949年世界评论社）、《鲁迅入门》（1953年东洋书馆）、《新编鲁迅杂记》（1976年劲草书房）、《续鲁迅杂记》（1978年劲草书房）等，以及几十篇鲁迅研究论文。竹内好还译有6卷本的《鲁迅文集》（附解说，筑摩书房1976-197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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