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关于俄国社会发展一般途径和特殊途径的理论——研读《〈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国论文,恩格斯论文,途径论文,社会问题论文,社会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2)11-0031-07
1894年，恩格斯写作《〈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就俄国社会发展的一般途径和特殊途径阐述了重要的理论。一直以来，学界对于此著作重视和研究不够，对恩格斯阐述的理论领会和掌握不足。本文试对此著作进行专门的研究，对恩格斯的理论进行系统的、全面的解读。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探究及结论：俄国社会沿着世界历史的一般途径前进
19世纪中期和后期，俄国思想界高度关注俄国社会发展的途径问题，形成了一种观点，即俄国的社会发展可以经历不同于西方社会发展途径的新途径。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不可能充分发展，无产阶级在俄国不可能成长壮大，俄国只需要依靠农民的力量，进行政治革命，推翻沙皇专制制度，便能够以农民公社为基础和出发点，走向社会主义社会。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分析了俄国思想界上述观点的非科学性，并且得出结论：俄国社会沿着世界历史的一般途径前进。
19世纪中期，俄国民粹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赫尔岑在流亡西方的过程中，从有关文献资料中发现，俄国农村实行着土地公有并经常在耕种者中间进行重新分配，从而产生了一种想法：西方革命家和思想家以及人民群众努力争取实现的财产公有制度，在俄国却是现成的，俄国比西方更容易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他说：“保存农民公社和保障个人自由，把乡村的自治扩展到城市和整个国家，同时保持民族的统一——这就是俄国未来的全部问题所在，也就是西方思想家正在行动起来力求解决的同一个社会矛盾的问题所在。”①意思是说，在俄国，继续保存农民公社，同时发展政治自由和巩固民族统一，就可以走向共产主义社会。走这条道路可以解决俄国的社会矛盾，它也可以为西方所借鉴，用以解决西方的社会矛盾。恩格斯对赫尔岑的观点进行了评析。他提出了以下三点：其一，农民公社并不是俄国独有的。作为原始社会的一种土地占有形式，它曾经盛行于所有的印欧民族中间。它实际上是所有民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的共有现象，但它是一种衰亡中的土地占有形式。其二，不能将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割裂开来。在赫尔岑看来，在俄国也许还存在政治问题，但社会问题已经解决。②在赫尔岑的思想上，俄国的农民公社是一种优良的社会管理方式。在俄国，优良的社会管理方式已经存在，社会问题已经解决了，剩下的问题是政治问题，即通过革命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和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历史唯物主义指明，就某一个社会形态或者历史发展的某一个阶段而言，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制度建设的问题未解决，社会问题即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的问题不可能真正得以解决。其三，俄罗斯的使命在于“使这个腐朽的、衰老的西方返老还童和得到新生”的意识，是荒谬的。在赫尔岑看来，俄国由于存在着农民公社，它比西方更容易走向共产主义，因此俄国可以向西方推广自己的发展途径，促使西方世界返老还童和得到新生。这实际上是主张以生产方式落后的俄国去影响生产方式比较先进的西方，是荒谬的和可笑的。
民粹主义者特卡乔夫是赫尔岑观点的追随者。他1875年在文章中指出，俄国农民是天生的共产主义者，同“贫困的、被上帝遗忘的”西欧无产者比起来，要无限地接近社会主义，并且他们的生活也是“无限地好”。如果说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家由于他们百年来的革命活动而认为自己的人民“是政治方面的上帝选民”，那么当时俄国的许多社会主义者则认为俄罗斯人民“是社会方面的上帝选民”。意思是说，西方人尤其是法国人，擅长于进行政治斗争，以维护自己的政治权利；俄国人则擅长于解决社会问题，以维护自己的社会利益。这种观点夸大俄国农民的作用，贬低西方无产者的地位和作用，体现了自身民粹主义的性质，属于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同赫尔岑一样，将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割裂开来了，是十分荒谬的和错误的。恩格斯写道：“据说旧的经济世界不是从西欧无产阶级的斗争中而是从俄国农民的最内在的东西中得到它的新生。我的抨击也就是针对这种幼稚的观点。”③
车尔尼雪夫斯基继续宣扬关于俄国以农民公社为出发点和依靠农民的力量实现共产主义的观点。他说：在西欧，由于个人权利的无限扩张，实行一种良好的制度异常困难。人们习惯上享有的东西，哪怕是放弃一点点也不容易，由于建立一种良好的经济制度是不能没有牺牲的，因此建立这种制度十分困难。但是，在一个国家里是空想的东西，在另一个国家里却是事实。有些习惯，对英国人和法国人说来，要贯彻到人民生活中去是无比困难的，但在俄国人这里，却作为人民生活中的事实而存在着，如土地公有制。④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上述思想，同赫尔岑、特卡乔夫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把俄国农民公社看作从现存社会形式过渡到新的发展阶段的手段，这个新阶段一方面高于俄国的公社，另一方面也高于阶级对立的西欧资本主义社会。俄国拥有这种手段，而西方却没有这种手段，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这是俄国优越的地方。”⑤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也具有民粹主义成分和非无产阶级性质。
恩格斯在批评了俄国民粹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的非科学思想后提出，当前西方的资本主义运行必然产生的矛盾威胁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存，西方的无产者正在争取建立财产公有的共产主义社会，就在这个时候，在俄国，全部耕地的半数左右却仍然是农民公社的公有财产。那么在俄国仍然存在的公有制同西方无产者追求的和行将建立的公有制是怎样的关系呢？俄国的农民公社能否成为俄国社会前进的出发点，以便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技术成就来充实它，使它一下子变成高级形式的公有制，使俄国一下子越过整个资本主义时期而进入现代共产主义社会？恩格斯在回答上述问题的过程中，科学地论证了俄国社会沿着世界历史的一般途径前进的理论。
第一，在俄国农民公社内部从来没有出现过要把它自己发展成为高级的公有制形式即共产主义公有制的促进因素，或者说俄国的农民公社内部从来没有产生过使自己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原动力。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事物的发展是事物内部矛盾运动的结果，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如果说俄国的农民公社能够发展成为高级形式的共产主义公有制组织，那么它的内部必然要有这种发展的原因和动力，或者说人们可以从它的内部看到这种发展的原因和动力。众所周知，共产主义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替代物，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由资本主义制度走向共产主义制度的原因和动力。显然，在俄国的农民公社中，不存在这样的矛盾，即不存在使它变成高级形式的共产主义公有制组织的原因和动力。恩格斯写道：“俄国的公社存在了几百年，在它内部从来没有出现过要把它自己发展成高级的公有制形式的促进因素；情况恰如德意志人的马尔克制度、克尔特人的克兰、印度人的和其他民族的实行原始共产主义制度的公社一样。所有这些公社，都在包围着它们的、或者在它们内部产生并且逐渐渗透它们的商品生产以及各户之间和各人之间的交换的影响下，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丧失共产主义的性质，而变成互不依赖的土地占有者的公社。”⑥意思是说，俄国的农民公社没有也不可能产生使自己变成高级的共产主义公有制组织的原因和动力，它同其他民族历史上的公社一样，会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影响，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影响，而逐渐丧失公有制的性质，变成农民个体占有的小生产的经济形式。就以上这个意思，恩格斯还写道：“事实上，从氏族社会遗留下来的农业共产主义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除了本身的解体以外，都没有从自己身上生长出任何别的东西。俄国的农民公社本身，在1861年就已经是这种共产主义的比较衰弱的形式”⑦。他说：“在印度某些地方以及在可能是俄国公社的母体的南方斯拉夫人家庭公社(扎德鲁加)中还存在着的土地共耕，已经让位给单个家庭的经营管理；公有制只是还表现在一次又一次的重新分配土地上，而这种重新分配土地的做法在不同的地方其间隔时间也极不相同。只要这种重新分配土地的做法一终止或通过决定被废止，就会出现小农的农村。”⑧在这些地方，恩格斯深刻揭示了俄国的以及其他民族的农民公社或共耕制演变为“小农的农村”的趋势。
第二，在西方资本主义接近崩溃而还没有崩溃的时候，它会向人们展示一种新的生产形式，即高级形式的共产主义公有制，但是这个事实不能赋予俄国农民公社将自己发展成为高级形式的共产主义公有制的力量。当时，西方出现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理论，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实现了这个理想和理论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事实上，这个理想和理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向西方的人们展示出来的。可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向西方的人们作出的展示，或者说西方的人们关于共产主义的理想和理论，同俄国农民公社的发展没有直接的关系。恩格斯写道：“与俄国农民公社并存的西欧资本主义生产同时接近了崩溃的时刻，在这一时刻它本身就会显示出一种新的生产形式，在这种新的生产形式下将有计划地使用作为社会财产的生产资料，——单单这样一个事实，并不能赋予俄国公社一种能够使它把自己发展成这种新的社会形式的力量。”⑨他对这句话作了如下解释：虽然西方产生了共产主义理想和理论，但是在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尚未完成以前，在西方的共产主义公有制尚未建立以前，在西方的共产主义生产和分配尚未实施以前，俄国公社如何能够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和社会工具而掌握起来呢？也就是说，在西方的榜样没有树立起来以前，生活在俄国农民公社里的人们怎么可能知道这样做呢？恩格斯接着说，诚然，在俄国有不少人很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且清楚地知道这条走不通的死胡同的出路何在，即他们知道共产主义的理想和理论，他们是先进的俄国人，可是明白这一点的几千名先进的俄国人并不生活在公社里，而俄罗斯的仍然生活在土地公有制条件下的大约5000万人，却对这一切一无所知。他们至少对这几千名先进的俄国人感到陌生和不可理解，就像1800—1840年的英国无产者对罗伯特·欧文为了拯救他们而设想出来的计划感到陌生和不可理解一样。他的意思是，西方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理论，对于俄国农民公社的发展没有也不可能产生直接的影响，没有也不可能转化成使俄国农民公社发展为高级形式的共产主义组织的动力。
第三，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由它本身产生的问题，如果要它去解决比自己高得多的经济形态所产生的问题，是不可能的和荒谬的。世界历史发展的过程证明，在封建的经济形态或者说封建制度下产生的问题或者说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消除封建壁垒与自由贸易的矛盾，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确立以自由竞争为特点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在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或者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的问题或者说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消除生产的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消除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建立财产公有的共产主义制度。如果要求在封建经济形态下解决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下才会出现的问题，即要求消除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消除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建立财产公有的共产主义制度，则是不可能的和荒谬的。俄国的农民公社，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社会组织，是一种落后于封建经济形态的生产组织形式。如果认为这种生产组织形式可以发展为高级形式的共产主义公有制形式，则是认为在低级的经济形态下可以解决较高的经济形态才会产生的问题，这无疑是错误的和荒谬的。恩格斯写道：“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解决只有高得多的发展阶段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问题；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态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⑩他说，这个观点，对于俄国的公社或者任何其他以生产资料公有为特点的蒙昧时期或野蛮时期的社会形式，都是完全适用的。
综上所述，恩格斯认为，在俄国农民公社内部从来没有出现过要把它自己发展成为高级的公有制形式即共产主义公有制的促进因素，或者说俄国的农民公社内部从来没有产生过使自己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原动力；在西方资本主义接近崩溃而还没有崩溃的时候，它会向人们展示一种新的生产形式，即高级形式的共产主义公有制，但是这个事实不能赋予俄国农民公社将自己发展成为高级形式的共产主义公有制的力量：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由它本身产生的问题，如果要它去解决比自己高得多的经济形态所产生的问题，是不可能的和荒谬的。从他的这些观点出发，不能不得出结论：俄国社会只能沿着世界历史的一般途径前进，或者说只能沿着西方社会已经经历过的途径前进，它不能经历一种新途径，即不能像俄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民粹主义思想家所设想的那样，由现成的农民公社走向理想的、高级形式的共产主义社会。
二、理论创新的尝试：俄国经历特殊的途径走向共产主义社会
恩格斯并未用某一个理论或者某一种设想锁定俄国社会发展的途径，即并未要求俄国的社会发展一定要沿着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途径前进。他还有另外一种考虑，即俄国社会经历特殊的途径走向共产主义社会。这另一种考虑以及另一个结论，可以看成为恩格斯进行理论创新的尝试。
恩格斯另一个结论的内容是：如果当时俄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并推翻了沙皇政权，如果俄国的这场革命能够激发和促进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能够胜利并建立起共产主义制度，由于西方共产主义制度的榜样作用以及西方共产主义制度对俄国的直接的支持，俄国革命可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俄国可以大大缩短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利用现成的农民公社的条件，同西方一起走向共产主义社会。(11)
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恩格斯在论述了俄国社会沿着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途径前进之后，笔调一转，郑重指出：“然而，不仅可能而且无庸置疑的是，当西欧各国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公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12)这里，恩格斯指明了俄国社会发展的另一个途径，即在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胜利，并且建立起共产主义公有制以后，俄国可以利用农民公社的作用，建立起共产主义制度。同西方的途径或者说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途经相比较，这是一种特殊的途径。
恩格斯接着写道：“但这方面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是：目前还是资本主义的西方作出榜样和积极支持。只有当资本主义经济在自己故乡和在它兴盛的国家里被克服的时候，只有当落后国家从这个榜样上看到‘这是怎么回事’，看到怎样把现代工业的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来为整个社会服务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这些落后的国家才能开始这种缩短的发展过程。然而那时它们的成功也是有保证的。”(13)这里恩格斯强调了俄国社会发展经历特殊途径的先决条件，即资本主义制度在自己的故乡——西方先灭亡，西方树立起共产主义制度的榜样，俄国以及其他落后国家有可能看到榜样，有可能了解到和学会怎样建设共产主义，他们才有可能迈向特殊的社会发展途径，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止资本主义的发展和避免西方资本主义长期发展所带来的种种苦难。恩格斯认为：“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的一切国家。但比较起来，这在俄国将最容易做到，因为这个国家的一部分本地居民已经吸取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精神，因而在革命时期这个国家可以几乎与西方同时完成社会的改造。”(14)这里，恩格斯再次强调了俄国社会发展经历特殊途径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认为如果实现了上述它走向特殊途径的先决条件，并且利用农民公社的作用，俄国几乎可以同西方同时走向共产主义社会。
恩格斯指出，关于俄国社会发展经历特殊途径的理论，马克思和他在1882年给普列汉诺夫翻译的俄文版《共产党宣言》写作序言时已经提出了。该序言中写道：在俄国，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试问：俄国农民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经历西方已经经历过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5)的确，该序言的以上论断及思想，是恩格斯关于俄国社会发展经历特殊途径理论的基础。“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指俄国革命将激发和促进西方的社会主义革命，“双方互相补充”指西方建立共产主义制度后将反过来影响和帮助俄国革命，形成俄国革命和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相互支持和补充。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则俄国可以利用农民公社的条件向高级形式的共产主义过渡，即俄国可以中止资本主义发展和缩短向共产主义发展的过程，或者说它走向了不同于西方的特殊的社会发展途径。
三、从俄国的实际看其选择何种社会发展途径的不确定性
如前所述，恩格斯以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研究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氏族公社、农民公社的历史，得出了俄国社会沿着人类社会一般途径前进的结论。他还有理论创新的尝试，即看到了俄国社会发展经历特殊途径的可能性，提出了相应的理论。可以看出，上述内容都是恩格斯以科学的理论研究世界历史和研究世界革命问题得出的科学结论。
需要指出的是，恩格斯同时考察和研究了俄国的实际，即那个时期俄国现实的经济和政治。他这方面的研究告诉人们的结论是：俄国社会发展选择何种途径——究竟是一般途径还是特殊途径，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第一，克里木战争以后，尤其是农奴制改革以后，俄国进入了土地公有制迅速灭亡的时代，经历特殊途径走向共产主义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在1853—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中，俄国遭到惨重失败。失败的原因之一是俄国工业的落后及军队装备的落后。在战争过程中，英、法军队使用新式线膛步枪，以蒸汽动力战舰、蒸汽火车运送士兵和后勤补给，英、法首脑和军事部门还利用无线电从千里之外指挥战争。而俄国一方，士兵使用的是射程近和精度差的滑膛枪，以与车和帆船作为运送士兵和后勤补给的工具，靠骑马送信或士兵徒步送信的方式传递军事情报和指挥员命令。战争结束以后，沙皇政府认识到，必须迅速改变国家落后以及军队装备落后的面貌。为达到这一目的，必须修建铁路，大力发展铁路运输，必须发展工业特别是重工业。还认识到，要发展铁路运输业和发展工业，关键的措施是进行农奴制改革，改变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于是，俄国有了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有了铁路运输业和工业的发展。恩格斯就此指出：“克里木战争期间的失败清楚地表明，俄国必须迅速发展工业。首先需要铁路，而大规模修筑铁路不能没有本国的大工业。产生大工业的先决条件是所谓的农民解放；随着农民的解放，俄国进入了资本主义时代，从而也进入了土地公有制迅速灭亡的时代。”(16)
为什么说随着农奴制改革和铁路、工业的发展，俄国进入了土地公有制迅速灭亡的时代？一是因为被解放的农民中间出现了贫富分化。农民在被解放时不得已向国家贷款以交付赎金，他们需要分期向国家还贷，加上沉重的捐税，许多农民已经成为高利贷者的猎物，而高利贷者多半是发了财的公社社员。二是因为铁路和工业的发展，逐渐地破坏了农村旧有的经济关系。比较便宜的工业品被火车运送到边远的农村，排挤了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因为这类产品以前是农民家庭手工业生产的。恩格斯写道：“久已习惯的经济关系被破坏了，随着自然经济向货币经济的过渡，各地出现了混乱局面，在公社社员中间出现了巨大的财产差别——穷人沦为富人的债务奴隶。”他还写道：“现在世界上也没有一种力量能在俄国公社的解体过程达到一定深度时重建俄国公社。况且俄国政府还规定，在公社社员之间重新分配土地，间隔时间不得少于12年，目的就在于使农民越来越不习惯于重新分配土地并开始把自己看作自己份地的私有者。”(17)既然农民公社已经面临瓦解和灭亡，而沙皇政府刻意使其灭亡，那么俄国利用农民公社的条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了，因为事物的“本体”已经不存在或者很快会不存在了。
第二，马克思早已指出过，俄国选择何种社会发展途径是难以确定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茹柯夫斯基在《欧洲通报》上发表文章，谈及马克思的著作及观点。俄国的民粹主义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随即在《祖国纪事》上发表文章，作为对茹柯夫斯基文章的回应，实则极力歪曲马克思的思想。米海洛夫斯基援引了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1版注释中的有关话语。这句话的基本意思是：赫尔岑只是在普鲁士政府顾问的书中发现俄国农村存在着农民公社，并且认为这是俄国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优势”，只有俄国以必要的手段包括强制性手段向欧洲输出这个“优势”，腐朽的欧洲才能返老还童。这句话有批评赫尔岑观点的含义。但是它只是批评赫尔岑关于俄国向欧洲输出“优势”从而使欧洲返老还童的观点，未涉及俄国的农民公社对于俄国向共产主义过渡是否有作用的问题。米海洛夫斯基曲解马克思的意思，认为马克思所持的观点同俄国自由主义思想家一样，主张立即消灭农民公社，使俄国进入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说，他对赫尔岑作批评的话语里，既没有对俄国革命家关于俄国由农民公社过渡到共产主义观点持肯定态度的意思，也没有对他们的观点持否定态度的意思。马克思的意思是，关于俄国的社会发展选择何种途径，是一个难以确定的问题，应该由俄国的思想家和革命家在实践过程中作出决定。
然而，马克思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有责任和义务就上述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以供俄国的革命者参考。他写道：“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18)他还写道：“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怀抱以后，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事情就是这样。”(19)上述话语的意思是，俄国如果继续沿着1861年以来的道路走下去，就会完全地资本主义化，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如果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就会遭受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全部苦难，遭受资本主义制度运行相关规律的支配。恩格斯援引了上述马克思的话语，认为马克思的意思是让俄国人不要急急忙忙跳进资本主义发展的漩涡。如他写道：“马克思在他的信里劝告俄国人不必急急忙忙地跳进资本主义，是不奇怪的。”(20)从马克思的文献看，在马克思的思想上，俄国社会发展究竟应该选择何种途径是难以确定的。恩格斯对马克思文献及思想的解读是正确的。
第三，在19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俄国，年轻的资产阶级实际上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发展权，促使俄国越来越快地转变为资本主义工业国，促使农民公社越来越快地崩溃。沙皇政府希望经济增长和增强国力，可是国内的财政十分困难，而且由于它在国外的信用丧失致使外国不愿意再给予它贷款或其他形式的经费资助，它只有在国内寻求帮助，即向本国的资产阶级妥协，以求得到这个阶级对经济发展的支持。恩格斯指出，俄国资产阶级的第一个胜利是同政府签订铁路租让合同，根据这个合同，将来的利润全部归股东，而将来的亏损却全部由国家承担。接踵而来的是对开办工业企业的津贴和奖励金，以及维护本国工业利益的保护关税，这种关税使得许多需要进口的东西完全不可能进口。俄国以往产生的外债需要支付利息，而且需要以黄金来支付，而它的黄金主要来源于本国的原料出口。此种情况使得俄国在欧洲的经济关系中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恩格斯指出：“这就要求俄国成为不依赖外国的、能够自给的工业国；使政府拼命努力要在几年内使俄国的资本主义达到高水平。”(21)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俄国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发展权。如同恩格斯所指出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年轻的俄国资产阶级就把国家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国家在所有重要的经济问题上都不得不屈从于它。如果说它仍然容忍沙皇及其官僚的专制独裁统治，那只是因为这个独裁统治由于官僚受贿而变得较为温和，它给资产阶级提供的保证，比实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改革所能提供的还要多，而在俄国国内目前情况下，这种改革的后果是谁也不能预测的。”(22)他还说，这样一来，俄国越来越快地转变为资本主义工业国，很大一部分农民越来越快地无产阶级化，旧的共产主义公社也越来越快地崩溃。如前所述，农民公社是俄国的社会发展走向特殊途径的“本体”，保存这个“本体”是俄国走向特殊途径的保证。如果农民公社越来越快地陷于崩溃，则意味着俄国经历特殊途径的可能性越来越快地消失。鉴于此，恩格斯郑重指出：“这种公社是否还能得到挽救，以致在一定的时刻，像马克思和我在1882年所希望的那样，它能够同西欧的转变相配合而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这个问题我不能予以回答。”(23)意思说，他不能就农民公社的命运以及俄国能否经历特殊途径的问题作出明确的判断。
四、对恩格斯理论的评论
在学习、掌握和审视了恩格斯关于俄国社会发展一般途径和特殊途径的理论之后，可以对它作以下几点评论：
第一，认为俄国社会的发展有两个途径即一般途径和特殊途径的观点，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性质及其成熟度决定社会演进的趋向和目标，以及社会发生演变(即社会革命)的时机。这就如同恩格斯在此著作中所提出的，每一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该解决由它本身产生的问题，要求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上解决只有高得多的经济发展阶段才能产生的问题，是不可能的和荒谬的。当时的俄国，处于前资本主义或者资本主义早期发展阶段，封建的经济关系或者封建经济的残余在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农民公社的作用极其微弱，而且日益消失。在这样的条件下，俄国社会发展经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途径，即走向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是必然的。如果要求俄国走向人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的和荒谬的。所以说，恩格斯关于俄国社会发展经历一般途径的理论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然而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运动着的任何事物都存在着矛盾的特殊性。如果俄国的社会发展存在着不同于其他国家社会发展的特殊条件，而且这种条件的作用日益明显，则它可能走向不同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途径的特殊途径。可见，恩格斯的这个观点也是站得住脚的，是科学的和正确的。
第二，认为俄国社会发展选择何种途径具有不确定性的观点，符合科学的认识论。科学的认识论即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它认为，社会上的各种事物处于不断运动和变化之中，人们要正确地认识事物以及它的发展规律，必须不断地进行实践，使主观和客观相一致。从俄国当时的条件看，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在不断增长，新生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在不断增强。农民公社和农民的作用，无产阶级的队伍以及他们的作用，俄国国内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俄国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等，均在不断变化。这些因素决定了俄国社会发展选择何种途径具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一是指不能确定它究竟是选择一般途径还是特殊途径，二是指不能确定它会不会选择不同于上述两种途径的其他什么途径。之所以说对此问题不能确定，是因为俄国社会条件的变化极快而且极大，使实践中的人们难以很快把握，还因为恩格斯意识到自己生活在西方，未亲身参加俄国的社会实践，对俄国的问题难以及时地把握。需要指出的是，学界有的人持一种幼稚的想法，即认为在革命中或者社会主义运动中导师们往往先制定出理论、纲领和计划，政党或者另外一部分人按照导师制定的理论、纲领或计划行事，于是事业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历史事实大多不是这样的。许多辉煌的胜利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结果。
第三，认为西方建立共产主义制度是俄国走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前提的观点，值得人们很好地思考。十月革命以后，俄国逐步地走向了社会主义社会。二战结束以后，中国以及东欧、亚洲的一些落后国家也先后走向了社会主义社会。俄国、中国以及其他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不是像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以西方建立起共产主义制度为前提的。西方未走向共产主义的胜利，未树立怎样建设共产主义制度的榜样，俄国、中国以及其他落后国家走向了社会主义胜利，这可以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如果西方先于东方落后国家建立起共产主义社会，东方落后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会遇到那么多的困难吗？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会遭到来自西方的军事侵略吗？东方的社会主义国家会发生“和平演变”的曲折吗？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不能不感到恩格斯理论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注释：
①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8页。
②③⑤⑥⑦⑧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8、438、439、440-441、441、441、442、442-443、443、443、443、444、444-445、447、449-450、450、450页。
④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9页。
(11)参见俞良早《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体系发展的三个阶段》，《东南学术》2003年第2期。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1页。
(18)(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0、3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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