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学与基督教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教论文,述评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国际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首届西方文学与基督教国际学术研讨会于1994年10月10日至12日在北京燕京研究院召开。研讨会由中国燕京研究院和美国国际科技教育机构联合举办。来自美国、加拿大、香港和中国大陆等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位学者济济一堂，切磋交流，别开生面地讨论了许多有意义的问题。
一、基督教对西方文学的影响
这是一个古老而又新鲜的命题。自中世纪以来，基督教已渗透到西方文学的各个领域。但在我们以往的教科书中，将基督教对西方文学的影响，或作笼统的概括，或仅作消极面加以批判，使研究简单化了。此次会议上，学者们竞相发言，谈了许多新的看法。
1.如何评价早期基督教文学和欧洲中世纪基督教与文学的关系
在欧洲文学史上，早期基督教文学有什么样的地位和意义？以前的文学史极少论及。南开大学的朱维之教授提出，早期基督教文学是一种文体朴素、格调清新、感情深沉崇高的新文学，公元1世纪中叶到2世纪末叶是它的勃发时期。《新约》是这一新文学的代表性作品集。它的文学贡献是对精神、信仰、感情的推崇。正是这种精神使蛮族得以教化，并与希腊罗马的古典主义构成欧洲历代文艺的两大主潮。因此，在欧洲古代文学史上，早期基督教文学应与希腊罗马文学并列。
对于中世纪文学，我们习惯用“文学传统的丧失”、“文学成为基督教的奴仆”来描绘，似乎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文学只有退步和衰落。四川大学的陈麟书、苟波先生认为，这种说法是片面的。中世纪文学也有对传统的继承，基督教对文学并非全是利用和压制。中世纪文学从对现实的模仿转为对精神的颂扬，用文学手段探索人的心灵和精神世界，开辟了文学的新领域。基督教文化中对圣母的爱和对爱情关系的肯定，导致了西方文化对女性的尊崇和爱情主题的确立。朱维之先生则说，在中古初期500年的“黑暗时代”，整个欧洲古代文化被蛮族一扫而光，只有在基督教的教会里、修道院里保存了一些残余。实际上基督教担负起了重建文化的重任。
2.对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评价
过去我们用单一的思维模式只强调人文主义思想肯定人性反对神性、神权、神道的方面，只注重文学中对教会的批判，而忽视了文学对基督教精神的继承与发扬。此次会上学者们的发言带来了新的气息。加拿大邓礼信教授(Professor Dennis Danielson)说，文艺复兴不是对中世纪的否定。如莎士比亚的剧作《麦克白》中，麦克白之所以毁灭，是因为他犯了基督教的第一大罪——骄傲，即自以为自己与上帝一样强大。现在流行的对文艺复兴的看法，是受了19世纪某些学者的影响。
北师大陈敦教授认为，文艺复兴继承了古希腊罗马的人本主义，也继承了中世纪基督教的价值观。莎士比亚就是把基督教的平等、博爱、救赎等观点与人文主义结合在了一起。他的早期剧作中把爱情仅仅当作个人幸福、个人感情的满足来追求，后来则把爱情当作牺牲、奉献描述，由此看出基督教对莎士比亚的精神与创作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可以预言，挖掘莎士比亚创作中的宗教涵义，重新评估基督教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将成为我国学术界研究文艺复兴问题的热点。
3.《失乐园》中的撒旦是革命者吗？
中国教科书上的答复是肯定的。邓礼信教授的发言是否定的。他说17世纪英国作家赫伯特、班扬、弥尔顿是公认的基督教作家，他们的创作表现了一个共同的主题：朝圣之旅。朝圣之旅是超越文化和宗教界线的重要宗教意象。它源于旧约圣经的出埃及记。这个故事不仅描述了一个国家的历史，更展示了一个对群体与个体都有意义的属灵的模式。因为人生就是一个寻求救赎的旅程。这旅程充满了迷惘、混乱与绝望。三位作家从不同侧面表现了他们寻求精神回归的心路历程。弥尔顿在《失乐园》中祈求上主光照他，这个求索使他的诗歌创作过程跟创造天地万物的过程遥相呼应。《失乐园》中亚当与夏娃由企图逃避罪责到重返审判之地、回归创造者的怀抱，好象耶稣在新约圣经中呼唤我们“重生”的过程。弥尔顿的《失乐园》是用个人化的方式表现了人类从漂流过渡到安息的情景，展示了人类精神寻求的心路历程，表达了人类的无方向感、纷乱、困惑与漂泊。
北京大学刘意青教授说，过去由于我们缺少对基督教的理解，在分析《失乐园》时总说弥尔顿批判上帝，说他写的撒旦是革命者。后来我到了美国，通读了全诗，才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弥尔顿其实是一个清教思想很浓的作家。《失乐园》中撒旦的形象愈变愈丑，最后变为蛇，证明弥尔顿不是在歌颂撒旦。把撒旦当革命者评论实属一种歪曲。
笔者认为，不管同意上述观点与否，都应承认我们以前对弥尔顿的研究确实存在偏差，甚至是误读。而且类似的情况在其他作家作品的分析中也存在。只有摒弃套用单一的阶级论评价文学的思维模式，才能还西方文学史一个真面目。
4.基督教对西方当代文学的影响
20世纪西方文学流派纷呈，思想观念错综复杂，学者们的看法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说，20世纪的西方，由于工业文明的发展，传统的道德观念崩溃，人们对上帝的信仰动摇了，基督教对文学的影响消解了。有人则认为，20世纪的西方文学有明显的向神学回归的倾向。也有人说，当代西方人不信上帝了，但仍信基督教的道德伦理观。外国学者提出异义说，如果抛弃了对上帝的信仰，基督教的价值体系是难以维系的。
笔者认为，学者们的歧义在于对上帝概念的理解。几位外国学者说的“上帝”，已不是中世纪的“神”，而是作为终极价值判断标准的绝对真理。因此，他们认为没有了对这个“上帝”的信仰，人生就会变得无价值无意义。而某些中国学者头脑中的“上帝”概念还是带有愚昧色彩的“神”。所以，我们在研究西方文学特别是当代西方文学的时候，首先必须弄清楚他们概念中的“上帝”是有神论的“上帝”，无神论的“上帝”，还是科学论证的“上帝”，否则将无法实现对话。
二、西方文学中的宗教感情与宗教道德
近几年我们从西方“引进”了好多种批评方法，对于打破传统的单一的批评模式，多方位地开掘文学作品的内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用什么样的批评方法阅读文本才能获得道德意义？尚未展开过研究。加拿大的谢大卫教授(Professor David L.Jeffrey)和美国的沃尔德教授(Profssor Patricia Ward)对此问题的论述引起了大家浓厚的兴趣。二位教授对解构主义的批评方法均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解构主义把文本当作一个符号系统，消解了作品的意义，也是对人自身改变的可能性的怀疑。谢大卫先生对有人说这种方法在中国很有市场感到惊讶。
谢大卫先生说，西方文学中忏悔主题的一再出现，对那些以认知为主的文学理论的价值提出了质疑。在西方传统故事文学中，最持久最核心的一类文体是忏悔叙事文体，它对西方文化的形成极为重要。圣经的核心就是忏悔叙事文体。圣经文本的首要用途不是要读者进行批评，而是要打开读者的心怀，让读者聆听圣经故事的讯息。我们不应用自以为是的“硬心肠”去阅读文本，而应敞开心灵，用“伤心痛悔”的态度，以“模拟”的阅读方式对文本作出回应。即是说我们对文本的理解并非因为我们诠释文本，而是文本对我们作出诠释。
沃尔德教授介绍了西方的两大传统阅读理论。一是主张通过阅读重塑人格，此传统从希腊蒲鲁塔斯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末。另一种理论认为阅读时读者与“临在”的作者相遇，读者与作者构成一种相互尊重与同情的友情关系，读者通过与故事中的角色认同进行各种思想试验。她认为传统的阅读方式具有道德探索的力量。
有人问，忏悔叙事体的阅读方式是否适用于一切文学文本？谢大卫先生肯定地说，是的。因为从基督教的观点看来，个人不完美，只有上帝才完美；个人重要，别人也重要。不要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也许真理在别人手中。所以，无论什么样的文学文本，都应以开放的态度去阅读。也许在那部作品中你能找到意义。
有论者提出，沃尔德教授提倡的道德教化式阅读方法，是否过于简单化了？沃尔德教授说，我不主张单线的教化式阅读，阅读的方法应该多样化。我强调的是文学对人的改变。读者应打开封闭的自我，以开放的态度对待文学，这将有益于人格的完善。
两位学者的发言体现了基督教文化平等、容忍、开放、追求至善与完美的特点，也体现了西方人对生命本体的关注。
中国学者对文学的研究更注重社会的层面。尤其是目前，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国传统的宗法伦理文化陷入了困境。如何应付时代的挑战，实现文化的重建？一向不与中国现实接规的外国文学研究，也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北京大学的杨适教授在比较了中西文化的异同之后，提出了一个使中国文化走出困境的模式：基督教与儒家的仁爱观互补。中国文化应吸收基督教文化的超越性批判性特质，重建自己的新文化。
杨先生的话引起大家的强烈共鸣。有的中国学者指出，目前中国没有了家族制，却仍有单位制，类似以前的人伦关系。中国要克服人伦文化的局限，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必须先解决这个问题。也有人认为，杨先生提出的模式是一种理想化，在中国恐难以实现。又有人说，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几十年的无神论教育，加之政治原因和历史原因造成的对基督教的偏见与误解，要想使他们接受基督教的价值观，必须先从逻辑上给予合理性的证明。有人主张用功利态度对待基督教，有人反对说如果用功利态度对待一切，等一切都被我们利用完了，最后得到的将是一片精神沙漠。
谢大卫先生说，杨先生提出的问题对中国对外国都有意义。任何情况下，物质越丰富，道德重建越重要。
沃尔德教授说，西方持续了几百年的商品竞争还能维系着高度文明，是因为有基督教。但是目前西方也面临着传统失落问题，道德重建是人类的共同课题。
香港的余达心博士说，人作为一个有责任心的主体存在，人格的形成是一个重要问题。人格的形成有一个先决条件即开放自己。圣经的忏悔就是要人改变对事物的看法，开放自己即接受改变。我希望中国人在对传统文化开放的同时，对西方基督教也采取开放的态度，以更新中国的人文精神。
三、圣经研究：圣经与文学
这是一个难度较大的课题。圣经是圣书，又是文学。研究圣经文学离不开对圣经教义的阐释。过去我国对圣经文学的研究十分欠缺，并且常常把旧约与新约分开、把“经”与“文”分开孤立研究，割裂了圣经这一特殊文学文本的内在联系。此次会议讨论，对革新我们的研究方法，颇有启迪意义。
南京神学院的骆振芳教授谈到，旧约创世纪是无韵的史诗，表现的是智慧、道德，是人类的最高理想——善，其主人公是精神巨人。可以说创世纪的故事在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上超过了歌颂战争与英雄的荷马史诗。现在科学发展了，圣经所展示的宇宙观过时了，但创世纪的神话并没有过时。科学在发现宇宙伟大的同时，也发现创造宇宙更加伟大。康德曾说过，外在的空间和内在的道德律是我最畏惧的。我想知道上帝是怎样创造世界的。所以说科学家对上帝最虔诚。圣经启示的真理“寻求者将得救”具有不朽的文学价值和永恒的道德意义。
为什么圣经在西方文学史上有这么大的影响？谢大卫先生说，关键在于基督教是一种普世的宗教。文学从诞生起就与基督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西方的远古时代，人们颂扬的是战争与英雄，弱者被排除在外。且讲的是过去的故事，没有对现在与将来的探讨。圣经讲上帝派儿子耶稣基督到世上帮助弱者，拯救世人，所以圣经一开始就不与强者认同，而与老百姓在一起。同时圣经关注现在与未来，使人心中产生希望。由此，圣经故事很快普及，促进了文学的诞生与发展。凡在圣经影响下的文学均重视人的价值，因为圣经认为每个生命都有存在的意义。圣经的精义乃是教我们怎样理解苦难，怎样生存。作家意识到，上帝用人写圣经是为了传达一个真理，作家用笔写人的故事也是为了传达一个意义。因而作家们有一个共同的责任感：传达真理，无论真理多么严酷。可以说，圣经是西方文学最重要、最有生命力的主题，是灵感之泉。研究西方文学，不同时研究圣经，是不可思议的。
有人问，谢大卫先生说圣经重视人，但圣经中的上帝却是君临人之上的，怎样理解？谢大卫先生说，上帝派儿子耶稣到人间，跟人在一起，为人而受难牺牲，这本身就强调了人的重要。圣经故事不教人非得怎样作，而是给人选择的自由。人成为怎样的人取决于自己的选择。
有人问，旧约主张“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新约主张“有人打你的左脸，再把右脸给他”，怎样理解？骆振芳先生说，不能按字面理解。这里讲的是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旧约说的是要公平对待所受的损害，不是主张报复。新约进一步强调以善报恶，是对人更高的道德要求，不能理解为对恶不抵抗。
有人问，圣经主张爱邻人，包括爱敌人，但西方历史上出现多次迫害异教徒的事，是否矛盾？刘意青教授说，许多人自称得到上帝的真义，实际并非如此，所以才出现众多教派之争。教徒、教会、基督教是不同的概念。圣经说的与人为的要分开。
有人又问，圣经怎样看待财产？骆振芳教授说，圣经认为一切财富属于上帝，人是上帝的管家。旧约中上帝让亚当、夏娃管理伊甸园，新约中“管金币”的故事，上帝奖励管得好的人，证明上帝不反对人发财致富，但应用财富造福人类。
刘意青教授说，我发现中西方对圣经的理解差异很大，因为文化背景不同，很难在一个水平上读圣经。现在西方对圣经的阐释已发展到这样一种观点：“圣经是一个不说的文本”。即圣经是上帝的书，上帝的声音是什么？其中的人物不知道，而叙述人知道。但叙述人不能说出来，因为他不是上帝，他只能按上帝的意旨讲故事。故事背后的意义要由读者自己去寻找。现在西方研究圣经文学，不是停留在寻找圣经对文学的影响，而是研究文本中上帝、叙述人与角色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研究方法，在我国还是一个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