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范围、就业身份和户籍对东北地区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
王晓峰1，张幸福1，2
（1.吉林大学 东北亚研究中心，吉林 长春 130012；2.黑龙江省卫生发展研究中心，黑龙江 哈尔滨 150030）
【摘 要】 文章基于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运用一般性统计描述和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考察东北地区跨区域与区域内两类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流动范围对收入的“乘数效应”并没有相应转化为城市融入能力。跨区域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高于区域内流动人口，但其中多数群体的城市融入能力滞后于城市融入意愿，而区域内流动人口就近就地融入城市的能力较强；流动人口存在一定程度的“错位城市融入”：部分愿意回到流出地市县的城镇、流出地乡镇的城镇购房置业的流动人口受限于流出地的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其中绝大多数仍会选择外出就业，即未来意向定居地和当前就业地不一致；自雇就业者的城市融入意愿和融入能力高于受雇就业者，但自雇就业者与受雇就业者中收入最低的10%的人月平均收入相同，同属于需要特别关注的群体。农业户口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意愿和融入能力低于非农业户口流动人口。但是在东北地区内部庞大的农业户口流动人口群体更有可能就近就地融入城市。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保障流动人口合法权益，提供良好营商环境，推进东北地区“四化同步”高质量发展，促进流动人口就近就地融入城镇。
【关键词】 城市融入；流动人口；流动范围；就业身份
一、引言
融入城市是许多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就业后对自身未来发展的定位，是他们热切期盼美好生活的重要抉择。城市融入包括经济、社会、制度、文化、心理等不同层面，其中最基础的是经济层面的融入。［1］只有具备了在城市生活居住的经济能力才有可能逐步地在其他层面融入城市。而经济能力与流动人口的就业身份密切相关。研究表明自雇农民工的平均收入高于受雇农民工，因而具有更强的城市融入能力。［2］而对包含城-城流动人口在内的整个流动人口来说，就业身份的选择又受到户籍类型和流动范围的影响。［3］然而，即使确定了流动人口的就业身份及其影响因素，也并不意味着就能相应确定其城市融入状况。因为流动人口在定居地选择上呈现在流入地定居、保持流动状态和向流出地回流“三维分化”的流迁模式，［4］因此，只有把城市融入意愿和城市融入能力结合起来才有可能更为准确地刻画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过程。那么，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哪种就业身份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在流入地城市融入，也更有能力融入？不同户籍流动人口在城市融入意愿和融入能力上是否有差异，如果有，户籍类型的影响有多大？从流动范围视角看，尽管流动范围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影响就业身份选择来影响收入，并有可能把影响传导给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但是，流动范围本身与城市融入也有着非常复杂的互动关系。那么流动范围对城市融入意愿和融入能力有何影响？目前，针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尚不充分，而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理解和解释流动人口的流动模式和流动过程，促进流动人口更好地融入城市。
过去40年，人们习惯把人口流动视为单一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过程。然而，流动人口内部结构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剧变，城-城流动人口就是其中非常突出的一个群体，而有关城-城流动人口这一群体的科学研究还严重不足。［5］根据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尽管从全国层面上看，流动人口以农民工为主体，但东北地区流动人口中城-城流动人口的占比较高，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17倍，能较好突出流动人口内部结构的异质性。所以，本文选取户口为东北地区的流动人口作为研究对象，考察流动范围、就业身份和户籍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
由于我国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我国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与国外移民的融入存在显著的差异。国际移民是地域转换和在流入地定居的统一过程，我国的流动人口，尤其是流动农民工，在流入城市后，一部分在流入地定居，一部分会继续流动或者返回流出地。因此，很有必要把户籍类型引入到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研究中。也正是由于我国流动人口的特殊性，学者们立足我国实际，对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进行了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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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融合”与“融入”内涵的差别。杨菊华认为，“融入”指的是流动人口在经济、行为、文化和观念上都融入流入地的主流社会体系中。它是单向的，是以流入地文化为主、流入者自身的传统为辅的一种不平等的文化和行为主从关系。而“融合”则突出流入地文化和流出地文化的互相渗透、相互交融与互惠互补，它是双向的，平等的关系，是融入的最终目标。“融入”比“融合”更好地体现了乡-城人口流动的原因、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社会融入的过程及其对流入地经济、社会、文化的影响。［6］
另外，笔者在北京、南京、太原、哈尔滨、长春、大连、昆明、武汉等城市进行了“流动人口就业与城市融入”小型调查，访谈样本中户籍为东北地区的个案共27个，在本文中用于定性研究。
二是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维度。风笑天从经济、心理、环境、生活等四个维度考察了三峡移民在迁入地的融入状况。［7］王桂新、沈建法等主张，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合包括居住条件、经济生活、社会关系、政治参与和心理认同五个方面。［8］周皓提出了经济融合、文化适应、社会适应、结构融合、身份认同五维度的流动人口城市融合测度指标体系。［9］夏贵芳、朱宇等综合经济、社会、心理、制度和公共服务五个维度构建了衡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指标体系。［10］宋全成、张倩从经济整合、制度匹配、文化接纳、行为参与、心理认同五个层次对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进行了测量。［11］可见，对于如何考察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
三是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程度。何军从行为方式、价值观念与对城市的归属感三个方面，运用层次分析法测量了江苏省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12］任远、乔楠基于自我身份认同、对城市的主观态度、与市民的互动、感知的社会态度四个维度，通过综合性的社会融入指数测算农民工城市的融合程度，结果显示，样本群体农民工完全未融入的比重为20.2%，初步融入的比重为13.3%，一般性融入的比重为34.9%，较深融入的比重为23.5%，完全融入的比重占总人数的8.0%。［13］张振宇、陈岱云等从经济职业整合、生活行为适应、思想文化观念、心理身份认同、城市社会制度等五个维度计算出济南市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程度为52.203 6，呈现半融入化状态、半城市化水平。［14］
比较模型1和模型2，跨区域和区域内流动人口中，雇主的城市融入意愿分别是雇员的1.77和1.76倍，差别不大。跨区域流动人口中自营劳动者的城市融入意愿和雇员的差别统计上不显著，而区域内流动人口中自营劳动者的城市融入意愿是雇员的1.18倍，这说明区域内流动人口中自营劳动者相比雇员更愿意就近就地融入城市。跨区域农业户口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意愿为非农业户口流动人口的59.2%，而区域内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意愿的差别统计上不显著，这表明农业户口流动人口更倾向在区域内实现城市融入。跨区域流动人口中，男性的城市融入意愿为女性的82.7%，与梁土坤的研究结果一致，［24］而区域内男性城市融入意愿高于女性，但差异在统计上不显著。可见，性别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并不确定。无论是跨区域还是区域内，无配偶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意愿分别仅为有配偶流动人口的47.0%和50.2%，无配偶流动人口一般较为年轻，对未来的发展和规划可能还不够明确，也可能想去其他城市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跨区域和区域内流动人口中，大学专科及以上受教育水平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意愿分别为小学及以下受教育水平流动人口的1.67和1.76倍，可见，高等教育对两类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意愿都有较大提升作用。无论是跨区域还是区域内，工作经验对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意愿都有正向促进作用，工作经验平方项系数均为负值，说明工作经验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即两者呈倒U型关系。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和描述
2015年国家卫生计生委开展了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抽样采用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抽样方法，样本为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15周岁及以上的流入人口。结合本文研究目的，在选取户口为东北地区的流动人口作为样本的同时，还考虑另外两个因素:一是就业身份。在调查问卷中，就业身份分为雇员、雇主、自营劳动者和其他四类。“其他”是指除雇员、雇主和自营劳动者以外的其他就业身份，不是本文研究的重点，故删除相应样本。二是流入地。大城市是区域的增长极，经济发达、就业机会多、公共服务健全、文化生活丰富，具有较强的聚集和辐射作用，与中、小城市相比，大城市对流动人口有较强的吸引力，但生活成本也相对较高。因此，考察大城市流动人口的融入问题，能较好地反映流动人口的有效城市融入意愿，即较高融入能力约束下的城市融入意愿。因此，本文主要考察在各省（自治区）省会城市、四个直辖市及五个计划单列市（深圳、厦门、宁波、青岛、大连）就业的流动人口作为研究对象。结合上述因素，共筛选出7 007个样本。其中，跨区域流动（指流出东北地区）2 040人，占比29.11%，区域内流动（指在东北地区内部流动）人口4 967人，占比70.89%。跨区域和区域内两类流动人口的性别比分别为132.08和127.64，平均年龄分别为34.93岁和34.78岁，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11.48年和10.51年，大学专科及以上文化程度占比分别为31.13%和16.25%，有配偶情况分别为75.15%和65.37%，农业户口占比分别为57.21%和74.05%。
《金瓶梅》自诞生之日起，就毁誉聚于一身。但是它是一本值得当代中国人仔细、全面阅读的传统小说，因为它有“道德味”，告诫人们要远离“酒色财气”。
（二）变量设置
1.因变量设置
张家界的旅游演艺产品立足于张家界地理优势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少数民族为主要素材，对湘西地区人文地脉、风土人情和民俗文化进行展示，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性、民族性等特征[5]。张家界旅游演艺应深入挖掘湘西地区的文化底蕴，突出旅游演艺中的民族文化和地方特色，扎根于大湘西的历史文化资源、民族文化资源、自然资源，在当今众多“大同”的旅游演艺产品中寻得“大异”。
比较模型3和模型4，跨区域和区域内流动人口中，雇主的城市融入能力分别是雇员的8.54和7.51倍，自营劳动者的城市融入能力分别是雇员的2.35和2.13倍。可见，自雇者是实现城市融入可能性更大的群体，与温馨、朱志胜的研究结果一致。［2］［19］跨区域农业户口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能力仅为非农业户口流动人口的61.7%，区域内两类户口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能力差异统计上不显著。跨区域和区域内流动人口中，男性的城市融入能力分别是女性的2.34和3.01倍，与跨区域和区域内男性和女性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意愿的差异形成鲜明的对比。两类流动人口年龄项的期望值均大于1，而年龄的平方项的期望值均小于1，说明年龄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年龄与城市融入能力呈倒U型关系。跨区域流动人口中婚姻状况对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能力的影响统计上不显著，而区域内无配偶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能力是有配偶流动人口的1.24倍，可能与区域内无配偶流动人口相对于有配偶流动人口更年轻、受教育程度相对更高因而收入更高有关，而跨区域流动人口整体的人力资本素质较高，无配偶流动人口相对于有配偶流动人口可能并无优势。这也表明对于不同特征的流动人口群体，婚姻状况对城市融入的影响是不确定的。无论是跨区域还是区域内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越高，城市融入能力就越强，而且，受教育程度对跨区域流动人口城市融入能力的提升作用大于对区域内流动人口的相应作用，这表明可能存在较为突出的高素质人才外流现象。从模型看，工作经验与跨区域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能力呈倒U型关系，与区域内流动人口城市融入能力的倒U型关系统计上不显著，表明工作经验对区域内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能力提升作用并不明显，或者说，区域内流动人口的工作技能整体较低。
朱力认为流动人口城市融入能力包括经济、社会、心理三个依次递进的层面，经济融入对其他层面的融入具有基础性作用，［1］这一结论也得到了其他研究者的支持。［6］［20］因此，在本文中，仅从经济角度考察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能力。在此意义上，城市融入能力是指跨越城市融入门槛的经济承担能力。城市融入门槛指能够支撑流动人口在城镇居住、生活、休闲等的收入水平，可用流入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来衡量。当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达到了流入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时，就获得了与流入地城镇居民同等的生活能力，即城市融入能力。借鉴周密、徐建玲等人的研究成果，［16］［21］城市融入能力用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年均收入水平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来表示。比值大于等于1，表示有城市融入能力，在影响因素分析模型中赋值为1，小于1表示没有城市融入能力，在影响因素分析模型中赋值为0。
2.解释变量设置
流动范围、就业身份和户籍是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就业身份:雇主=1，自营劳动者=2，雇员=0；户籍类型:农业户口（包含农业转居民）=1，非农业户口（包含非农业转居民）=0。流动范围在后文中结合不同的分析需要区分情况进行赋值。
3.控制变量设置
根据上述，分别采用Graham法和公式估算了我国八座已溃水库的生命损失，并与实际发生情况进行比较，详见表3所示。
文献研究表明，人口学特征和人力资本水平会影响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因此，在对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进行考察时，将上述两类变量纳入分析模型。具体赋值为，性别:男性=1，女性=0；年龄、年龄的平方为连续变量；婚姻状况:无配偶=1，有配偶=0；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0，初中=1，高中/中专=2，大学专科及以上=3；工作经验、工作经验的平方为连续变量。
（三）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从就业身份、户籍类型的角度对东北地区跨区域和区域内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意愿和融入能力进行比较，并初步发现就业身份和户籍类型的差异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两类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意愿和能力。但是，鉴于单变量分析结果没有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这种结果在统计上并不十分可信，另外，也无法准确把握就业身份、户籍类型、流动范围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意愿和能力的确切影响程度。因此，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意愿和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
四、实证分析
（一）跨区域和区域内两类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特征的比较
1.城市融入意愿的比较
本文把城市融入能力与城市融入意愿的差值为0定义为两者完全匹配，大于0为城市融入能力超前于城市融入意愿，小于0为城市融入能力滞后于城市融入意愿。
她莞尔一笑：“我虽比你们多念几年书——不，你们也进行了自学，所以，不比你们强多少，只不过我多学了点农业方面的知识。一开始，我多去几个村，带带你们，将来一旦讲课有疑难，可给我打电话，我会马上赶到。”
2.城市融入能力的比较
从收入的绝对值来看，跨区域各就业身份和各户籍类型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都高于区域内流动人口，呈现流动范围越广，就业收入越高的特征，和马银坡等有关流动距离对就业收入具有“乘数效应”的结论一致，［22］但跨区域各就业身份和各户口类型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能力均低于区域内流动人口，表明跨区域流动人口的高就业收入并没有相应转化为高城市融入能力（见表2）。不过，由于流动人口低消费、高积累的特征以及回迁意愿越强、流动人口家庭储蓄率越高的特点，［23］跨区域流动人口如果回流，他们相对于区域内流动人口在物质资本积累方面具有较大优势。
的生长基元为[MgO6]正八面体，其通过Mg-O键以共顶点的方式紧密相连，沿化学键作用力较强的[010]方向无限连接形成长链。采用线性拟合计算得lgtind与f(lgs)的关系为y=3.828 25-5.199 65x，决定系数R2=0.983 49，拟合结果与试验结果良好吻合，重镁水溶液浓度增大，诱导期时间缩短。
跨区域和区域内流动人口中，雇主的城市融入能力分别比雇员高35.30和30.87个百分点，自营劳动者的城市融入能力分别比雇员高5.39和12.79个百分点，这表明无论是跨区域还是区域内流动人口，自雇就业者的城市融入能力均高于受雇就业者。跨区域和区域内流动人口中，非农业户口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能力分别比农业户口流动人口高25.57和8.23个百分点，跨区域非农业户口和农业户口流动人口城市融入能力的差值高出区域内相应差值2倍多，主要是由于跨区域农业户口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能力过低造成的。
表1 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意愿（%）
表2 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能力（%）
从单因素分析的结果看，跨区域和区域内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意愿和融入能力均受到就业身份和户籍的影响。那么，如果引入人口学特征和人力资本积累水平两个控制变量，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哪些因素会对不同流动范围流动人口城市融入产生影响有待于进一步的分析。由于城市融入意愿和融入能力均为二分类变量，下面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对不同流动范围流动人口的融入意愿和融入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以揭示真正发生作用的相关因素。
3.城市融入能力与城市融入意愿匹配程度的比较
跨区域和区域内流动人口中雇主的城市融入意愿非常接近，雇员亦如此（见表1），但跨区域自营劳动者的城市融入意愿低于区域内自营劳动者5.48个百分点，表明自营劳动者在区域内的城市融入意愿更强。跨区域和区域内流动人口中，雇主的城市融入意愿分别比雇员高13.73和14.74个百分点，自营劳动者的城市融入意愿分别比雇员高0.93和7.94个百分点，都呈现出自雇者的城市融入意愿高于受雇者的特征。不过，跨区域自营劳动者与雇员的城市融入意愿十分接近。跨区域流动人口中，雇主“不打算”融入城市的比例（5.57%）高于区域内雇主（2.44%），而区域内雇主“没想好”的比例（20.49%）高于跨区域雇主（16.67%），说明区域内雇主融入城市的潜在可能性大于跨区域雇主。跨区域农业户口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意愿低于区域内农业户口流动人口8.27个百分点，跨区域非农业户口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意愿高于区域内非农业户口流动人口10.53个百分点，这表明非农业户口流动人口更愿意在区域外融入城市，而农业户口流动人口更可能就近就地融入城市。跨区域和区域内流动人口中，非农业户口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意愿分别比农业户口流动人口高19.50和0.70个百分点，跨区域农业户口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意愿远远低于非农业户口流动人口，而区域内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意愿非常接近。结合相关微观调查，这预示着跨区域农业户口流动人口有可能回流到区域内，而区域内非农业户口流动人口有可能流出东北地区。
数据表明，跨区域流动人口中，除雇主外，其他就业身份和各户口类型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能力均滞后于城市融入意愿。区域内流动人口中，只有雇员和农业户口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能力滞后于城市融入意愿，其他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能力均超前于城市融入意愿（见表3）。这表明区域内流动人口的有效城市融入意愿高于跨区域流动人口，区域内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能力更强。
横向、纵向比较结果说明，由于跨区域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收入的绝对数随人均GDP“水涨船高”，但与当地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大于区域内流动人口的相应差距，城市融入能力弱于区域内流动人口，尤其是跨区域流动人口中就业身份为雇员、户籍为农业的是各类别中融入能力最低的。
表3 城市融入意愿与融入能力的匹配程度
（二）跨区域和区域内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意愿和融入能力的影响因素比较分析
四是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任远、乔楠认为年轻、受教育程度高、在城市居住时间长、白领、朋友多、有社会保险有助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13］田艳平认为家庭化农民工的城市总体融入度略高于非家庭化农民工。［15］周密、张广胜等认为人力资本积累、技能培训、中小城市规模对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有正向影响。［16］朱明宝、杨云彦认为城市规模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呈倒“U”形关系，曲线最高点处的市辖区人口规模在600万人左右。［17］杨菊华详细考察了户籍类型和户籍地差异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她认为流动人口是一个异质性的群体:与本地市民相比，既有户籍类型“城乡差分”（农村与城镇）的乡-城流动人口，又有户籍地“内外有别”（本地与外地）的城-城流动人口。在这个“三群体”分析框架中，城-城流动人口作为“外来人”虽然也面临融入的问题，但相比乡-城流动人口在个人能力和经济生活方面又具有优势。从融入情况看，城-城流动人口的融入程度很好，乡-城流动人口的融入水平较差。［18］流动人口也是一个就业身份分化的群体。自雇者和受雇者由于不同的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差异，导致其城市融入意愿和能力也不相同。朱志胜认为与受雇就业农民工相比，自雇就业农民工表现出了更强烈的城市融入意愿，同时他们也更有可能做出实际的城市融入行为。［19］
表4 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Exp(B)
测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不仅应该考虑指标的全面性，更应该考虑指标的简约性、代表性及可操作性。［9］结合相关文献和数据特点，本文用城市融入意愿和城市融入能力两个指标来测量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城市融入意愿用调查问卷中的“您今后是否打算在本地长期居住（5年以上）？”来反映，该问题有三个选项:打算、不打算和没想好。“打算”即有城市融入意愿，“不打算”或“没想好”即没有或没有明确的城市融入意愿。在对城市融入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时，为便于分析，将定居意愿转化为二分类变量:将“打算”选项赋值为1，将“不打算”和“没想好”选项赋值为0。
（三）流动范围、就业身份和户籍对流动人口城市融入意愿和能力的影响分析
把跨区域和区域内数据合并在一起，重点考察流动范围、就业身份和户籍类型对城市融入的影响。流动范围赋值为:跨区域（1）=1，区域内=0。其他变量的处理同模型1至模型4。
表5 流动范围、就业身份和户籍状况对城市融入的影响：Exp(B)
模型5、6的结果表明，跨区域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意愿仅为区域内流动人口的68.6%，城市融入能力仅为区域内流动人口的42.6%，表明流动范围越大，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可能性越小，验证了上文“跨区域流动人口的高就业收入并没有相应转化为高城市融入能力”的判断，也为钱龙等“流动范围越大，农民工的留城意愿相应越低”的结论提供了一种解释。［25］雇主和自营劳动者的城市融入意愿分别是雇员的1.74和1.15倍，城市融入能力分别是雇员的7.65和2.16倍。表明自雇就业对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意愿和融入能力有正向促进作用。农业户口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意愿是非农业户口流动人口的86.0%，城市融入能力是非农业户口的75.3%。农业户口对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意愿和融入能力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在茶碗上加盖的创新设计，优化了单独碗、盏、杯的品饮功能。防尘保温之外；捏拿碗盖于碗中轻重刮拨，调节茶汤浓淡；饮茶时不揭盖，将其微调成半张半合之态，茶汤徐徐入口，碗内茶叶阻于盖沿处，同时盖径小于碗径，盖入碗内，品饮倾斜时也免于滑落；碗盖起落之间，茶汤若隐若现，相较无盖碗盏一览无余，更添属于国人的一份起承转合之韵律。
为了检验流动范围影响的稳健性，把流动范围细分为跨区域、区域内跨省和省内流动三种情况。分别赋值为:跨区域（2）=1，区域内跨省=2，省内=0。其他变量的处理与模型1-4相同。模型7、8的结果表明，跨区域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意愿为省内流动人口的71.8%，城市融入能力仅为省内流动人口的41.0%，与模型5、6的结论一致；区域内跨省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意愿为省内流动人口的1.23倍，城市融入能力的差异统计上不显著，这是符合预期的。因为区域内跨省流动人口的素质可能更高，文化融入的障碍较小，从而有更强的融入意愿，但是，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他们的收入水平与省内流动人口的差别较小，因此，融入能力的差别统计上不显著；就业身份、户籍类型的影响与模型5、6一致。
测量实际温度对标准20℃的最大偏差为2℃，被测塞规与标准件之间线性膨胀差假定<10%并且服从U形分布，则因线性膨胀差引入的不确定度分量u4为：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利用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对东北地区跨区域和区域内两类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主要研究结论如下:首先，流动范围对收入的“乘数效应”并没有相应转化为城市融入能力，流动人口就近就地融入城市的能力较强。虽然流动范围越大，收入越高，但是，跨区域流动人口与当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距却大于区域内流动人口的相应差距。因此，流动人口的流动范围越大，城市融入能力越弱，流动范围越小，城市融入能力越强。宁光杰、李瑞对农民工的研究发现，虽然他们倾向于就近就地融入城市，但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东部地区农民工就近就地融入城市的能力与融入意愿相匹配，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就近就地融入城市的能力滞后于融入意愿。［26］本研究发现，东北地区区域内不同流动人口群体的城市融入能力或超前于城市融入意愿或基本匹配，这表明区域内流动人口就近就地融入城市的可能性较大。而跨区域流动人口中多数群体的城市融入能力滞后于城市融入意愿。不过，相对于区域内流动人口，跨区域流动人口在物质资本积累方面又具有优势，这为他们回流提供了潜在的可能。其次，流动人口存在一定程度的“错位城市融入”。结合城市融入意愿和融入能力可以推断有部分流动人口愿意回到流出地融入城市。笔者相关的小型调查也显示东北地区流动人口呈现出计划或已经在当前就业城市、流出地市县城镇、流出地乡镇的城镇购房置业的三维分化城市融入定位。然而，受限于流动地的就业机会和工资水平，他们中绝大多数仍会选择外出就业，形成“错位城市融入”，即未来意向定居地和当前就业地不一致。朱志胜研究发现，有城市融入意愿的农民工更多的是计划或已经在老家所在的城镇购买了商品房，而并非当前就业所在的城市，［19］本研究印证了这一结论。第三，自雇就业者的城市融入意愿和融入能力高于受雇就业者，农业户口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意愿和融入能力低于非农业户口流动人口。自雇就业者的收入中包含了除人力资本之外的资金、管理等其他生产要素的贡献，所以其平均收入高于受雇就业者的平均收入，因而具有更高的城市融入能力，而融入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又会提升城市融入的意愿。但值得注意的是，自雇就业者收入的标准差大于受雇就业者，反映了自雇就业者中有一部分是由于人力资本积累水平较低无法获得受雇就业而被迫自雇就业的事实，而这部分人所拥有的其他生产要素同样十分匮乏，市场竞争能力较弱。尽管自雇者常常通过延长劳动时间获得更高的收入，但是，其收入最低的10%与受雇就业者收入最低的10%的月平均收入相同（2 000元），属于需要特别关注的群体。农业户口流动人口弱势地位的改变需要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但是，区域内流动人口中农业户口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意愿和融入能力与非农业户口流动人口的差异统计上不显著，这传递了一个积极的信号:在东北地区内部，庞大的农业户口流动人口群体更有可能就地就近融入城市。
黄瓜适宜的贮藏温度为10～13℃，适宜的相对湿度为30%，水缸贮藏的黄瓜采收时成熟度可比一般上市的商品瓜稍嫩一些。用新缸贮藏最好，用旧缸时，贮前几天用开水加碱面刷洗干净，夏天放在阴凉处，冬天放在温暖的地方，缸盛净水10～20厘米深，距水面3～5厘米处放木架，架上铺木板，垫一层干净麻袋片，上码黄瓜。采用大缸贮藏，将瓜条平放，缸中心形成一个空间，码至离缸口10～12厘米为止。黄瓜入缸后用牛皮纸或塑料薄膜封严，置凉爽的室内。天冷后要采取保暖措施，避免低于10℃。此法可贮藏30～40天。
本文得到的政策启示如下:一是各地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把流动人口纳入当地公租房、廉租房、经济适用住房、医疗卫生基本公共服务、职业教育培训、子女教育、养老等保障范围，提高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意愿和融入能力。二是东北地区应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协调发展，提升辽中南和哈长城市群的活力与品质，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打造区域的经济增长极，为流动人口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好的就业环境、更高的工资水平和更健全的社会保障，增强区域的人口聚集力。三是东北地区地方政府在做好外来流动人口就业创业和城市融入促进工作的基础上，还要顺应流动人口城市融入规律，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向本地流动人口倾斜，尤其是向农业户口流动人口倾斜，促进本地流动人口就近就地融入城市，为跨区域流动人口回流到区域内融入城市提供优质服务，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和效益。四是鉴于不同就业身份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意愿和能力，政府和社会应切实保障受雇就业流动人口的劳动及相关权益，为有自雇意愿的流动人口提供公平可及的小额金融服务，帮助他们获得必要的资金支持，并为他们创业发展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进而提升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能力，推动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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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f the Influence of Migrant Scope and Employment Identity and Household Registration on Migrant Integration into Urban Society in Northeast China
WANG Xiaofeng1，ZHANG Xingfu1，2
（1.Center for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Jilin ，130012，China ；2.Heilongjiang Provincial Health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Harbin Heilongjiang ，150030，China ）
Abstract: Based on dynamic monitoring data of national migrant in 2015，and through general statistical de⁃scription and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migrant population merging into urban society in cross-regional and intra-regional Northeast China are analyzed.The result shows that“Multiplier Effect”of migrant scope on income doesn’t accordingly transform into the ability of merging into urban society.The income level of cross-regional migrant population is higher than that of in⁃tra-regional population.However，the ability of the majority of migrant merging into urban society lags be⁃hind their willingness.The ability of intra-regional migrant merging into near urban society is relatively greater.“Dislocation between futrue intentional settlement place and current employment one”exists to some extend.Part of migrant are willing to go back to hometown to buy houses，but limited by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nd wage levels，a large majority of them will choose to seek outside employment.This means there will be difference between their future intentional settlement place and current employment one.The willingness and ability of merging into urban society of self-employed population are higher than employ⁃ees’.Moreover，ton percont of the lowest monthly average income of self-employed population is the same with employees’，who needs our special attention.The willingness and ability of merging into urban society of migrant under agriculture account are lower than those under non-agriculture account.However，in intraregional Northeast China，the large amount of migrant under agriculture account are more likely to merge in⁃to near urban sociey.The government should further strengthen basic public service supply，guarantee the legal interest of migrant，provide good business environment，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Four Modernizations’Synchronization”，and encourage migrant to merge into near urban society.
Key Words: Merging into Urban Society，Migrant，Migrant Scope，Employment Identification
【中图分类号】 C922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6405/j.cnki.1004-129X.2019.02.004
【文章编号】 1004-129X（2019）02-0043-11
【收稿日期】 2018-11-08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中日韩应对老龄化政策比较研究（15JJD810009）；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司委托项目：东北地区人口与发展研究
【作者简介】
王晓峰（1967-），男，吉林长春人，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教授；
HEART评分和改良早期预警系统评分在急诊胸痛患者预后评估中的价值比较………………… 喻龙姗 何宗保 王高生 等（6）831
张幸福（1971-），男，河南驻马店人，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博士研究生，黑龙江省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 韩淞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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