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 评
《多语言世界的家庭语言政策
——机遇、挑战与效应》述评*
李英姿
（南开大学 跨文化交流研究院 天津 300071）
提 要 家庭从来不是独立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大环境而存在，论文集《多语言世界的家庭语言政策——机遇、挑战与效应》采用了民族志、访谈、问卷、观察、文件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探讨了多语言世界下移民和少数族裔不同情况下的语言意识、语言管理和语言实践，展示了家庭语言政策最新的研究成果。本文对该书内容进行介绍，并从环境、研究方法、路径等方面对该论文集的主要特征进行了概括。本文认为中国与西方有着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这种非西方的、非工业化视角决定了中国的家庭语言政策研究还有巨大空间。
关键词 多语言世界；家庭语言政策；述评
《多语言世界的家庭语言政策——机遇、挑战与效应》（Family Language Policies in a Multilingual World: 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and Consequences ）一书是John Macalister和Seyed Hadi Mirvahedi主编的论文集，2017年由卢德里奇出版社（Routledge）出版，被列入“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及应用语言学系列”丛书。家庭语言政策（Family Language Policy，FLP）是语言政策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主要关注“在家庭范围内家庭成员之间与语言相关的明确和公开的规划，提供如何管理、学习和家庭内部协商语言的综合研究”（King et al. 2008：907）。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Fishman（1972：435～453）就指出家庭是重要的语言规划研究领域。历经半个世纪的研究之后，Spolsky（2012）认为，家庭语言政策研究依然存在很多空白，还有一些基本问题需要解答。尤其是在全球化的今天，家庭语言政策研究这一微观领域也出现了很多新的情况，也越来越显示出其独特的研究价值以及解决问题的现实意义。该论文集即向人们展示了其中一隅，值得相关人士参考。
一、内容介绍
全书除了序言，一共12篇文章，从第2篇开始分为3个部分。
第1篇为开篇（John Macalister & Seyed Hadi Mirvahedi）。
本部分控制契约弹性系统α、β为常量，令p0+a(μH-Q)+g-v-cr-cd-λ1>0.当市场需求增大时，根据公式(29)，供应链期望收益表达式为
该文介绍语言政策研究的发展历程、家庭语言政策研究的缘起及该文集的编排思路。语言政策作为一个学科引发广泛关注与20世纪中后期一些新独立国家的出现有着密切关系。随着时代的发展，语言政策的研究对象和重点也发生了变化，一个显著表现是由主要关注刻意的、自上而下的政策转变到关注资源不足却取得成功的自下而上的政策，家庭作为一个关键领域自然而然出现。关于该文集，作者纠结于如何编排文章，曾考虑按照内容分类，但是篇目数量无法平衡，也曾考虑按照研究方法分类，但很难依质化、量化标准进行严格区分，最后索性把挑战、机遇、效应作为每部分的标题。
第6篇题为《萨巴特克语在加利福尼亚移民社区中的角色》（Daisy Bernal Lorenzo）。
后来，平静美满的生活被命运敲碎，打击和变故接踵而至：先是赵明诚有了纳妾之举，“天台之遇”使易安孤寂失落；后是金兵入主中原，丈夫病逝，无奈南渡，金石字画散失，李清照的境遇更加流离凄苦。遭遇了生活剧变的李清照，词作风格也有了极大转变——不复昔日的明快妍丽，更多的是怀旧之感、故国之思、悼亡之情，沉郁凄怆。
乌干达拉卡伊地区（Rakai）大概有1000个孩子主导的家庭（child-headed households），所谓孩子主导的家庭就是指孤儿家庭。这个地区同时是艾滋病重灾区。作者在维果茨基社会文化理论、Spolsky语言政策研究的三维理论框架基础上，以该地区4个孤儿家庭为研究对象，采用民族志方法探讨在家庭内部成人看护者缺失的情况下，基于独特的生活、经验以及家族历史，这些家庭内部同胞之间如何建构、再适应、再混合家庭语言实践，以满足他们作为家庭存在的现实需求。研究发现，这些特殊儿童的语言实践被语言学习和使用的价值及信仰所驱动，更重要的是被情感支配，比如这些儿童用承载自身文化和身份认同的母语卢干达语（Luganda）唱歌、讲故事、猜谜语，以使他们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能够获得稍许安慰。这也促使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家庭语言政策，即作为一种防御或者应对机制，家庭语言政策可以帮助儿童降低情感伤痛，从而促进家庭成员之间更加团结以追求美好的未来。
第2篇题为《家庭语言政策的新方向》（Cassie Smith-Christmas）。
面临多语言环境下家庭语言政策研究的瓶颈，作者建议从环境、研究方法、领域3个方面寻找家庭语言政策研究未来的新路径、新方向，这也是新的突破点。环境是指广义的环境，既包括宏观环境也包括微观环境。随着家庭语言政策研究领域的深入发展，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家庭和社会互动过程中环境所发挥的关键作用。家庭语言政策研究自诞生之日起，就面临在私密的家庭环境下如何搜集和研究语言使用情况的问题，研究方法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之一。关于研究方法的拓展，作者认为第一是要把家庭和外部环境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二是要深入理解儿童对他们所说语言的态度。关于领域的拓展，作者认为心理/情感域也许是接下来可以进一步深入探索的着力点。李嵬等（2017）探讨想象在传承语维持和转用过程中的作用就涉及更多情感、心理因素。该论文集以下各篇实际上就是从环境、方法、领域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探索。
第3篇题为《针对聋儿的家庭语言政策与新西兰手语的活力》（Rachel McKee & Kirsten Smiler）。
2.3 两组患儿治疗前后肺功能变化情况比较 治疗前，两组患儿肺功能各项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治疗后，两组患儿肺功能均显著改善，观察组小通道通气指标(FEF25、FEF50、FEF75)改善程度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大通道通气指标(FVC、FEV1、PEF)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2.2 在232携带者配偶人群中，电话随访自诉大部分表现为听力正常(含1例基因型为GJB2基因c.109G>A纯合患者)，有2例患者自诉为弱听，基因型分别为GJB2基因c.109G>A纯合、GJB2基因c.235delC复合c.109G>A。在232例携带者配偶检测结果中，以GJB2基因的c.109G>A、c.235delC、和SLC26A4基因IVS7-2A>G突变为主(详见表2)。
第4篇题为《乌干达农村地区孤儿家庭作为紧急政策的语言实践》（Maureen Kendrick & Elizabeth Namazzi）。
《隋志》又依据了《隋大业正御书目》等前代公藏书目。大业即隋炀帝605—616年之间。如果抛开其他因素，假设《隋志》所著录的《嵇康集》就是从《隋大业正御书目》而出，那么可以肯定，《隋志》所录十三卷本《嵇康集》在隋炀帝大业年间绝对存在，这是它的存在的时间上限，因而它的通行年代至少是隋炀帝大业(隋炀帝605—616)年间及梁之后。
作者通过对聋儿父母（听障及健听）的访谈和观察，考察政府、相关机构以及族群、家庭等多个层级针对聋儿所采取的政策和措施，探究健听父母和听障父母家庭语言政策的动机、影响和实践。研究显示，新西兰对聋儿手语方面的语言规划在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均处于不乐观状态。由于科技的发展，大部分家庭倾向于让聋儿使用助听设备学会说话，这导致学习和使用手语的聋儿数量大幅下降。所以，和毛利语享有同等官方语言地位的新西兰手语，未来的发展堪忧。
第5篇题为《伊朗大不里士阿塞拜疆家庭的语言政策》（Seyed Hadi Mirvahedi）。
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在2018年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坚持 “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造就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齐齐哈尔大学作为黑龙江省西部地区一所以本科生教育为主、兼有研究生、留学生、成教生教育的省属高水平应用型综合性大学。在推进学校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和内涵式发展的过程中，应当对以下在高等教育中所产生的问题产生足够的重视。
作者采用SPSS工具分析调查问卷，结合针对儿童和家长半结构化访谈的方式，以伊朗大不里士（Tabriz）阿塞拜疆家庭为研究对象，探讨家长和儿童在地方教育政策和媒体环境影响下的语言选择情况。尽管阿塞拜疆是伊朗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群体，但是在很多领域和行业，比如教育系统和媒体，波斯语反而处于压倒性优势地位。研究发现，经济流动性、教育的成功和国家/民族认同等因素对于家庭内部语言生态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作为看不见的规划者，父母们认识到主流语言对子女的好处，比如，提高就业机会和向社会上层流动，因此他们往往支持宏观语言政策，即迎合主流语言。总体来说，阿塞拜疆语虽然在该地区暂时没有失落危险，但是如果没有宏观和微观政策的支持，代际传递将很难持续。
第一部分由6篇文章构成。该部分着眼于家庭语言政策研究所面临的挑战，几乎每项研究都令人遗憾地发现了在特定环境下某种语言的地位不断下降、面临不再被传承的事实。
作者采用民族志个案的方法研究了新加坡两个移民家庭和两个本地家庭的语言意识、实践、管理措施等，从话语分析的微观角度力求揭示语言意识在亲子互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交际策略，即父母在管理子女以及自身语言实践的时候有意采用了什么样的显性措施，从而验证家庭社会资本对家庭语言政策的作用以及影响。研究发现语言意识驱动下的语言实践和管理是否成功取决于各种资源的可利用性和实现性，包括家庭社会资本。
萨巴特克语（Zapotec）是墨西哥的一种少数族裔语言。基于Jakobs和Halliday的语言功能理论，作者采用访谈的方式集中研究移民到美国洛杉矶的4个说萨巴特克语的墨西哥家庭的语言使用情况。研究发现孩子主要说英语和西班牙语，萨巴特克语虽然具有一定的功能，但是由于缺少相关机构的支持，最终将无法逃脱语言转用或者不再被传承的命运。
第7篇题为《在盎格鲁世界漂泊——难民家庭的语言政策挑战》（Diego Nvarro & John Macalister）。
与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移民家庭相比，难民家庭在语言学习和习得方面无疑要面临更大的困难。作者采用民族志方法，历经16个月时间追踪了从哥伦比亚移民到新西兰的两名单亲难民母亲的语言学习情况。一方面由于受教育程度的不足，她们没有做好新环境下应对语言学习挑战的准备；另外一方面，作为单亲母亲，她们必须独自负担全家的生活。因此，她们的英语学习收效不大。作者认为应该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对难民家庭的英语学习提供支持，同时要让他们认识到不是非要放弃母语（西班牙语）才能掌握流利的英语。
第二部分由4篇文章构成。如果说第一部分的6篇文章反映的是相对消极的情况，那么该部分的研究则体现了积极的倾向。该部分的研究显示某些措施或做法在多语言获得、少数族裔语言保持等方面取得了成功。这种成效令人感到振奋，所以这些措施或做法也更值得从家庭语言政策角度进行深入探讨。
第8篇题为《宗教意识和实践对惠灵顿埃塞俄比亚人家庭语言政策的影响》（Melanie Revis）。
作者采用民族志的观察法和半结构化访谈的方法，从语言意识、语言实践、语言管理3个方面探讨新西兰惠灵顿的埃塞俄比亚难民社区的家庭语言政策。虽然这些难民家庭保持母语的方式有所不同，但是很明显都受到了东正教教堂的影响。在移民环境下，惠灵顿的东正教教堂采取了多种方式保持他们自己的文化、宗教和语言，比如，在教堂必须遵守不成文的规矩，即只使用阿姆哈拉语（Amharic）。这种单语环境有助于儿童埃塞俄比亚身份认同的形成和语言的保持，并能够对家庭的语言实践及识字实践产生积极影响。
第9篇题为《“我说所有语言！”蒙特利尔多语言儿童的家庭语言政策研究》（Alison Crump）。
焊接时，将样品置于如图1所示夹具中，以母材/中间层/母材的形式进行装卡，然后将具有一定压力的钛超声头装载到MB8镁合金试样上，启动感应加热器，样品加热到相应温度后，开始施加超声波.超声波设备（频率：20 kHz，功率：200 W）采用水冷循环系统，确保超声波振动的稳定性.超声波振动作用在试样上不同的时间，结束后冷却至室温.
加拿大执行英法双语政策，魁北克有自己的语言政策，这使得魁北克成为研究家庭语言政策的沃土。作者采用质化研究和社会生态系统的方法，集中研究了4名4～6岁的日裔加拿大儿童。这些儿童在家里说英语和日语，在幼儿园和课外活动中说法语，在周六的传承语学校说日语。研究发现儿童对于语言政策有自己的选择，可能顺从也可能逆反。作者认为从儿童视角出发考察家庭语言政策可以提高对家庭、学校和公共空间语言关系的理论认识。
第10篇题为《动态家庭语言政策——传承语社会化及家庭内部适应策略》（Corinne A. Seals）。
该文的研究对象是移民到北美的两个东欧家庭：一对父母均来自乌克兰；另一对父母中的母亲来自拉脱维亚，父亲来自乌克兰。基于语言社会化和语言适应这两个理论，作者以21个小时的家庭录像作为数据来源，分析了家庭成员的语言使用情况。在这些流亡者家庭内部，父母倾向于使用俄语和乌克兰语言，那么自然存在一种隐性传承语政策的假设，但是事实显示语言实践和语言管理会随着对话目的的不同产生动态变化，比如同胞之间更倾向于使用英语，子女在与母亲对话时倾向于使用俄语或者乌克兰语，母亲也会使用英语对子女提出某种要求，这都加强了对话者之间的亲密程度，从而实现自己对对方的期待。另外，研究也显示在家庭内部俄语比乌克兰语更有地位。
第11篇题为《语言意识、社会资本和互动策略——基于民族志的新加坡家庭语言政策个案研究》（Guangwei Hu & Li Ren）。
由内外啮合单排行星机构的式(2)～式(4)知,3个构件的运动通过一个方程约束,属于一种典型的两自由度机构,其本身不具备以固定速比传递动力的条件[5].
第三部分只有第12篇一篇文章，也是全文的终篇《家庭——多语生态下的话语汇合》（Seyed Hadi Mirvahedi & John Macalister）。
终篇对整个论文集进行总结。作者从语言生态理论的角度解释了影响家庭语言政策因素的复杂性。“语言生态”这个概念来自于自然科学领域保护濒危物种和保持物种多样性的理念，语言研究领域的生态维度关注一种语言与周遭环境的互动，双语和多语者的其中一种语言与其他语言的互动，以及语言作为与社会交流的中介作用，总之，就是语言不是独立存在的。正如Canagarajah（2008：170）指出的，家庭不是一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机构，家庭语言政策研究必须考虑来自整个社会、经济环境等各方面的压力，也要考虑包括语言态度、立场、观念等在内的和语言相关的意识形态（也称为“语言文化”）的影响（Schiffman 1996）。作者认为来自家庭以外的机构或者组织的话语对家庭语言政策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绝不存在独立于大环境的家庭语言政策。而对于成功的家庭语言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则没有单一的或者简单的答案。从技术角度讲，作者更强调教学方法对于语言学习和习得的重要性。
二、特征概括
该论文集除了序言共收录12篇文章，一共有14位作者，其中10位为女性作者。虽然仅是一本论文集，样本数量不大，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女性研究者在已有的家庭语言政策研究领域表现不俗，比如为人所熟知的Kendall A. King、Xiao Lan Curdt-Christiansen、Elizabeth Lanza、Mila Schwartz等。该论文集深入浅出的论述以及恰如其分的研究案例解读令这本书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也具有可操作性。该书的研究还表现出了以下几个显著特征。
（一）涉及的环境复杂多样
该论文集的主编和部分作者来自新西兰。新西兰因其独特的历史和现实，具备了得天独厚的语言政策研究条件。该书中的很多研究都与新西兰有关，但是这并不妨碍研究涉及复杂多样的环境。家庭语言政策研究肇始于中产阶级家庭子女双语的习得研究，近年来伴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国际人口流动规模愈大、数量渐多，除了正常移民，还有成千上万的家庭逃离内战、迫害和贫穷，为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而主动或者被迫移民。这些家庭在新的国家或者地区开始新的生活，必须做出关于语言的选择，比如在家里使用什么语言，如何保持传承语，如何学习并使用新的语言适应新的环境。本书的研究向读者展示了非传统意义上的家庭语言政策研究的多种可能性，关注到了更为复杂多样环境下的多语世界，涉及此前很多不为人所知的多种语言和多种环境，比如难民、孤儿家庭、单亲母亲等弱势群体，包括乌干达的卢干达语、墨西哥的萨巴特克语、埃塞俄比亚的阿姆哈拉语等。这样的情境对于研究对象的语言学习和适应来说，是非常困难的。这也让研究者们认识到了家庭语言政策研究的另外一种可能，除了让儿童获得双语能力/多语能力，更要考虑当下存在着不同家庭不同目的的语言学习，并要考虑如何实现这些语言学习目标。
（二）民族志方法的广泛使用
在研究方法上，该论文集中所有文章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采用了民族志方法。民族志方法目前被视为家庭语言政策领域最为有效、最为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虽然民族志方法不能从统计学角度来归纳结论，但是通过深描可以得到更丰厚的数据。该论文集的作者往往通过长期的追踪获取数据，这种深入的、长期的追访研究决定了研究对象必然是少数的，比如有2个的，也有4个的。作者并不是单纯的观察者，更重要的是参与者，可以引导研究的走向。与早期的语言政策研究相比，当前家庭语言政策的研究方法更注重从批判的、后现代的和全球化的视角出发，运用多元的研究方法进行思考与探索。语言政策研究自诞生之日起就带有强烈的实用倾向，即重在解决实际问题，并最终使研究对象受益。民族志方法尤其彰显了这种解决实际问题的旨归。
（三）重视儿童的主观能动作用
此前很多研究都是将儿童视为被动的语言政策接受者，父母的语言意识和语言管理决定了儿童的语言实践。该书的多个研究显示，儿童并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家长或者外来的语言意识和语言管理，而是有自己的选择和判断。比如，在成人照顾者缺失的状态下，乌干达的孤儿们依然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构建语言交际模式；移民到美国的乌克兰儿童根据对话对象的不同选择不同的语言以构建亲密感；儿童还可以帮助父母学习新的语言，该论文集曾提到从哥伦比亚移民到新西兰的单亲母亲，经常向最小的孩子请教英语。这些事实说明家庭语言政策不是简单的自上而下的从父母到儿童，而是儿童与父母之间的对话，更是不断变化的动态共建过程。从儿童着眼的研究路径拓宽了家庭语言政策研究的范围，也有助于从更多角度理解家庭语言政策。
浮标是一种对水文气象环境进行长期、定点、实时、立体监测的重要设备。富春江浮标站主体为船型结构,可测量江面温湿度、雨量、风向风速、气压、富春江水温、流速8个气象要素数据。浮标锚泊系统是浮标采集系统的载体。它是由浮标体、锚系等组成。浮标体为船型钢制框架结构,长4 m,宽2 m,吃水1 m。
三、启 示
Spolsky的三维理论框架肯定了家庭范围内“语言选择的力量”（Spolsky 2009：5），该论文集试图描述并理解这些力量发生作用的特殊进程或者机制，尤其是探讨了家庭内外因素构成的权力或者力量，从而大大拓展了家庭语言政策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让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了家庭语言政策研究的重要性，对中国的相应研究亦有很大启示。Smith-Christmas（2016）将家庭语言政策研究涉及的环境或背景概括为3种类型：（1）OPOL，即one parent，one language，一般指父母一方是移民，另一方是本国人；（2）移民社区，即父母都是外来移民；（3）少数族裔社区。西方的家庭语言政策研究实际上是从关注跨国、移民家庭的语言文化适应开始的，因此目前国际上关于前两种环境的讨论比较多，而涉及少数族裔的研究相对较少。反观国内，城市流动意义上的移民现象广泛存在，从农村到城市、从小城市到大城市，从欠发达地区到发达地区，随着很多城市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国际移民也越来越多。与国外的研究相比，我们这3个方面的研究都很不充分。也正因为研究的不充分，要全面准确地认识当下语言生活的时代特征还存在较大的学术困难（李宇明2012），这也导致很多决策上“语言缺位”（李宇明2018）。《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指出要“分区域、行业、领域和人群开展语言国情调查。推动语言文字使用状况列入国家人口普查和其他相关调查统计工作”。对语言政策进行评估及风险评估，为有语言需要的人群提供恰切的语言服务与语言咨询等都需要建立在对语言生活的充分观察和有洞察力的研究基础上（李英姿2016）。因此，出于现实的迫切需要，我们也应对家庭语言生活进行充分调查和研究。
尹小荣（2017）统计了西方近10年已有的家庭语言政策研究文献，发现只有1篇文章、1位作者来自中国内地，可以看出家庭语言政策研究强烈的西方话语/英语体系倾向。实际上，与西方相比，在家庭语言政策研究方面，我们具备的一些特殊之处可以让我们的研究在该领域占据一席之地。西方标准的核心家庭是父母-子女模式，家庭语言政策研究因此也很少涉及（外）祖父母辈，而中国很多家庭养育后代都需要依靠（外）祖父母辈，这种隔代养育方式是中国式育儿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中国，（外）祖父母以及非父母的成年人（比如保姆、亲属等）在育儿方面的参与程度比其他国家都要高得多。再如，西方语境下的家庭语言政策研究中的儿童都是有兄弟姐妹的。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从20世纪80年代左右开始施行，到现在放开“二孩”政策，很多中国家庭的人口结构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针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变化和由此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对家庭语言政策与规划的影响开展高质量的实证研究，无疑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总之，由于中国与西方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这种非西方的、非工业化视角决定了中国的家庭语言政策研究还有巨大空间。因此，加大针对本土现象的实证调查和研究，有望发现更多新鲜的事实、案例等，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权势关系、身份认同等方面全面解读，尤其注意从话语分析、民族志、社会批判理论等不同视角积极探索（Ricento 2000），从而扩充家庭语言政策研究的内容、对象、路径等，进一步提升理论自觉性，建立自身的理论自信和方法自信，进而构建中国本土家庭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理论体系。也许全面调查、了解家庭语言政策，并不能完全解决与社会关系密切的语言问题，但是至少可以提供一种思路或者路径。期待家庭语言政策研究能为国家制定相关语言政策、引导语言生活健康发展发挥一定的理论指向作用，为解决不同领域与语言相关的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切实发挥理论研究服务于国家的作用。
参考文献
李 嵬，祝 华，连美丽 2017 《想象：跨国移居家庭传承语维持与转用的关键因素》，《语言战略研究》第3期。
李英姿 2016 《语言政策研究中的民族志方法及启示》，《民族教育研究》第5期。
李宇明 2012 《中国语言生活的时代特征》，《中国语文》第4期。
李宇明 2018 《促进语言学科发展，加强“双一流”建设——在“双一流”背景下中国语言学学科建设高端论坛暨2018年语言学学科建设推进会上的总结发言》，http://ling.cass.cn/xzfc/xzfc_xzgd/201805/t20180518_4257900.html，5月 12日。
尹小荣，李国芳 2017 《国外家庭语言规划研究综述（2000—2016）》，《语言战略研究》第6期。
Canagarajah, S. 2008. Language shift and the family: Questions from the Sri Lankan Tamil diaspora.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12(2), 143–176.
Fishman, J. A. 1972. Domain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cro-and macro-sociolinguistics. In J. J. Gaumperz & D. Hymes(eds.), Directions in Sociolinguistics .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King, K. A., L. Fogle and A. Logan-Terry. 2008. Family language policy.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Compass 2(5), 907–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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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iffman, Harold F. 1996. Linguistics Culture and Language Policy .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Smith-Christmas, C. 2016. Family Language Policy: Maintaining an Endangered Language in the Home .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Spolsky, B. 2009. Language Management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polsky, B. 2012. Family language policy—the critical domain. 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 33(1), 3–11.
A Review of Family Language Policies in a Multilingual World: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and Consequences
Li Yingzi
Abstract Families have never existed independently of social,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s. This collection uses ethnography, interviews, questionnaires, observations, document analysis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to explore immigrants and ethnic minorities’ language ideology, language management and language practice in different contexts in a multilingual world, and to show the latest research in the fi eld of the family language policy. This review gives a brief examination of this collection, summarizes its main featur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studies of family language policy in China.
Key words multilingual world; family language policy; review
中图分类号 H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1014（2019）02-0090-07
DOI 10.19689/j.cnki.cn10-1361/h.20190209
作者简介： 李英姿，女，南开大学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政策。电子邮箱：liyingzi@nankai.edu.cn。
* 本文系国家语委科研项目“多维视野下汉字文化圈国家和地区汉字类节目研究”（YB125-185）和天津市2018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资助项目“天津市家庭语言政策调查研究”（TJZW18-003）阶段性研究成果，亦得到中国国家留学基金资助。
责任编辑：魏晓明
本期“家庭语言规划”专题由张晓兰组稿；英文摘要由李嵬、周明朗、赵守辉、阎喜和尚国文译审，方小兵终校英文内容。特此感谢。
标签：多语言世界论文; 家庭语言政策论文; 述评论文; 南开大学跨文化交流研究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