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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09)01-0040-07
一、中国政治学：历史回眸
中国人对政治的思考与研究源远流长，比如先秦“诸子百家”的治国思想就非常丰富。但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学科，政治学起源于西方。1887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的设立，一般被视为政治学学科诞生的标志。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政治学思想伴随着西学东渐的过程而传播到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思想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都受到西方政治思想的影响。191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在中国广泛传播，西方政治理论也随着大量著作的引入而被介绍过来。中国的大学相应开始了政治学的教学与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后，基于其内部的结构属性，政治学各分支领域的发展境况很不相同。1952年，在高等院校大规模的院系调整中，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取消，原有的个别课程归并到法学或历史学门类里。比如，西方政治思想史作为独立科目在法律系开课，中国政治思想史在史学界存留。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主要载体和对资产阶级政治学的替代，中共党史、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学科吸纳了当时政治学研究的大部分队伍。而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开始了真正的起步。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设立了外交系，下设国际关系和中国对外政策、外交通史、大使与领事权、国际法和外语等教研室。1963年底，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加强全国国际关系研究座谈会，随即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加强外国问题研究的决定》。此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设立了国际政治系；北京和上海先后建立了一批外国问题研究机构，创办了一批国际关系研究刊物，编辑和翻译出版了一批国内外学术及政治著作和教科书。但是，十年浩劫使中国刚刚开始的国际关系研究受到严重损害。总的来看，政治学在曲折中度过风雨飘摇的30年，也为未来的发展保留下了火种。
1979年3月，邓小平在理论务虚会上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伴随着中国整个社会科学的重建，政治学以及国际政治的学科建设迅速展开。经过近30年的发展，政治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的一个主要学科，几乎所有综合性大学和文科院校都设置了政治学与行政学、国际政治等本科专业①。此外，政治学一级学科下属的硕士点、博士点和一级学科博士授权在数量上明显增加②。
1979年学科重建以来到现在，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可以大体分为三个“十年”。1979年到1989年属于政治学学科重建、专业恢复的阶段。1980年12月，中国政治学会在北京宣告成立。1983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设立政治学专业，开始培养专业人才。作为国门封闭多年后开放的一种效应，西方政治思想如潮水般涌入中国，但喧嚣和热闹的学术界和思想界并没有认真学习和吸收西方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1989年到1999年属于理论引进与学术积累的阶段。经过一段时期的沉寂，中国政治学界开始静下心来思索和探讨学科发展的基础，包括系统地了解西方的学术脉络、深入地思考中国政治与世界政治中的变动，但总体上看引进多于创新、介绍多于评价。1999年以后，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加速和中国与世界相互依赖的加深，中国的政治学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无论学术建制上，还是学术成果上，都取得显著的成就。
二、中国政治学若干领域中的学术进步
关于学科进步的分析与评价，近年来越来越多地见诸于各种发表的论文和内部的研究报告③。但这些报告和论文大多从“量”上来描述学科上的进步，而“量”的分析不足以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学科上的进步及其问题。正如王逸舟所指出的：“衡量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近些年来的进步，不光要看单纯‘量’的扩张，例如新涌现的各类国际关系学院所，大量增加的招生指标，层出不穷的教科书、专著和译作，越来越多的课题和调研项目，更要注重这些东西是如何超越过去，有哪些新的内涵和创造性，它们对以往的理论和思维定式做出了什么样的修正，以及教师、学生和研究人员怎样看待这类变化。”[1](P53)王逸舟的上述看法可以适用于对整个政治学一级学科的评价。本文在参考“量”的描述的基础上，着重从“质”上来考察近十年来中国政治学一级学科若干领域中发生的进步。
(一)比较政治学理论
就政治学理论与比较政治的关系而言，没有政治学理论的支撑就没有扎实的比较政治研究。因此，在一般意义上，比较政治学理论其实就是政治学理论中的基本概念、命题组成的知识体系(张小劲、景跃进：《比较政治学导论》，2001)。另一方面，每一门分支学科又会有自己特定的概念和话语，而为比较政治制度研究量身定作的理论就是制度主义理论。何增科(1996)等学者率先将这一理论介绍到中国政治学界，杨光斌、何俊志等运用制度主义的框架来研究国内外政治现象。
杨光斌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主义思维的启示下，提出了“制度政治学”：在制度变迁的关键时刻，观念和制度结构(国家)决定着由组织形式、产权形式、交易方式、政府—企业关系等变量所构成的制度安排的形成，制度安排直接影响着制度绩效；在制度变迁的常规时期，国家决定着制度安排并直接影响着制度绩效。杨光斌将这一制度理论运用于比较制度变迁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如《中国经济转型中的国家权力》(2003)、《制度的形式与国家的兴衰——比较政治发展的理论与经验研究》(2005)、《制度变迁与国家治理》(2006)。何俊志则在系统梳理历史制度主义学术脉络(《结构、历史与行为——历史制度主义对政治科学的重构》，2004)后，进一步运用历史制度主义研究了中国地方人大问题(《制度等待利益——中国县级人大制度模式研究》，2005)。
(二)中国地方治理研究
宏观的制度结构研究是重要的，但是在日常政治过程中和常规制度变迁中，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进步和完善更多地能在地方治理过程中显现出来，比如村民选举中的地方首创性。因此，研究地方治理过程出现的“技术性”制度创新往往具有宏观的制度建设价值。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政治学者就对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包括村民自治、乡镇基层政权建设、城市社区研究进行了持续的关注和研究。
在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1997)的带动下，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完成了一批乡村治理的研究成果，如于建嵘的《岳村政治》(2001)、吴毅的《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政治表达》(2002)。同样以乡村治理为研究对象，景跃进更关注现实的选举模式、选举技术，其对村民选举制度的民主理论上的总结和升华反映在《政治空间的转换：制度变迁与技术操作》(2004)、《当代中国农村“两委关系”的微观解析与宏观透视》(2004)。俞可平(《民主与陀螺》，2006)则从更为宏大的全球化背景来考察中国的治理问题，将全球治理、中国公民社会、政府创新与地方治理有机结合起来。蔡拓(《全球治理与中国公共事务管理的变革》，2005)更进一步以全球治理为探究的基点来考察中国公共事务在基层社会中的变革。就此而言，中国地方治理的研究既有历史的深度，也有全球的广度，成为中国政治学学术创新的一个主要生长点。
(三)国际关系理论
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在倪世雄、王逸舟、秦亚青等学者的引领下，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引入更加全面、及时、深入和系统。比如，当建构主义在美国异军突起时，中国学术界就大致同步译介了建构主义的主要作品。除了秦亚青为其翻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2000)所撰写的译者前言外，郭树勇的《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2001)、袁正清的《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建构主义研究》(2005)都成为国内研究建构主义的代表作。又如，对于在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中一直居于主流地位的现实主义，中国学者超越了以往概而论之的一般性理解，对古典现实主义(许嘉：《权力与国际政治》，2001)、结构现实主义(吴征宇：《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研究》，2003)、进攻性现实主义(李永成：《霸权的神话》，2007)等现实主义的分支都有专题的研究著作问世。
社会科学理论的主要功能在于解释经验世界中的现实问题，国际关系理论自然也不例外。在理论引进的同时，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已经开始从经验问题出发来进行理论上的尝试性回答。秦亚青在《霸权体系与国际冲突》(1999)中探讨了霸权地位与美国在国际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秦亚青根据对现有霸权理论的借鉴和批判，以理性选择为假定，建立了一个高度简约和抽象的霸权护持模式，并采用统计分析分别在全球和区域层次上验证该模式的可信度。同样以理性选择为假定，苏长和(《全球公共问题与国际合作》，2000)与田野(《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选择》，2006)研究了国家如何在不同的国际制度形式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所不同的是，苏长和从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入手，运用博弈论工具来分析战略情势的不同特点对国际合作形式的影响；而田野则运用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路径对国际制度的不同形式展开比较制度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选择模型。方长平(《国家利益的建构主义分析》，2002)则在对建构主义利益理论的重构之中，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分析框架，并将其应用于朝鲜半岛双边观念建构的实证研究。阎学通和孙学峰(《中国崛起及其战略》，2005)则探讨了国际体系中崛起国有效缓解“崛起困境”的战略选择。在他们看来，崛起战略化解“崛起困境”的效果取决于崛起战略的冲击强度和崛起国能力，就此提出了相应的理论假说并进行了统计检验。
(四)战略与安全研究
“战略研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是“安全研究”的同义语。冷战后围绕着安全概念的重新定义，西方学者对战略与安全研究如何发展展开了讨论，其结果是战略研究与安全研究的分离与重新定位(李景治、罗天虹：《国际战略学》，2003)。但在中国，由于战略研究没有像西方那样高度技术化，安全研究也没有实现充分的专业化，作为学术领域的战略研究和安全研究并没有真正分离。这种战略与安全研究的一体化也与“大战略研究”在中国的蓬勃发展有关。作为国内“大战略研究”的开拓者，时殷弘在《国际政治——理论探究·历史概观·战略思考》(2002)、《从拿破仑到越南战争：现代战略十一讲》(2003)、《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从16世纪末到20世纪末)》(2006)、《国际政治与国家方略》(2006)、《21世纪初期世界政治的基本性质和中国的应有战略》(2006)等多部专著和文集中对国家大战略进行了论说。时殷弘提出，大战略理论的核心是综合运用一国或国家联盟的所有各类可用资源来追求其根本的政治目的的艺术。时殷弘主张从大战略的全局观念出发，大力优化中国外部环境中的大战略配备，以及战略的国内政治基础和战略形成体制，开发、动员和运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精神资源，来实现根本的对外目的。叶自成(《中国大战略：中国成为世界大国的主要问题及战略选择》，2003)也在大抵同样宽泛的意义上来研究中国的大战略。他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大战略选择与大战略谋划，研究了中国外部崛起与内部发展的关系。门洪华(《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2005)则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与大战略研究相结合，提出了建立在国家实力、国际制度和战略观念三个核心变量基础上的大战略研究框架。
与西方相比，中国的安全研究没有实现充分的专业化。王逸舟主编的《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1999)、阎学通的《美国霸权与中国安全》(2000)为安全研究在中国的开展奠定了重要的学术平台，但总体上看，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安全问题的研究仍大多从双边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着眼，在安全研究领域中具有影响力的学者多是一些国别、地区研究专家。比如美国问题专家王缉思、金灿荣，日本问题专家刘江永，台湾问题专家黄嘉树等。相对而言，在安全研究的诸问题中，军备控制问题实现了一定程度的专业化。例如，朱锋(《弹道导弹防御计划与国际安全》，2001)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对导弹防御问题进行了出色的研究。
(五)国际政治经济学
作为国际形势变化在国际研究领域中的一种回应，过去那种片面强调政治权力关系和军事实力的国际政治研究和侧重分析国际贸易、金融和投资的世界经济研究正在融合。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飞速发展。9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从欧美引入到中国，宋新宁与陈岳合著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1999)是国内第一部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材。该书不仅系统梳理了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发展与理论分野，而且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对国际一体化、贸易、货币金融、投资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进入21世纪，樊勇明(2001)、彭澎(2001)、王正毅(2003)、朱文莉(2004)、李滨(2005)相继推出了国际政治经济学专业教材。朱天飚的《比较政治经济学》(2006)则讨论了比较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联系与区别。与这些学者从政治学角度阐述国际政治经济学不同，张宇燕和李增刚(《国际经济政治学》，2008)试图从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出发，运用经济学理论与工具来分析国际关系问题。
相对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引介，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经验研究在中国还没有充分展开。国际经济关系还主要是经济学家的园地，政治学家在贸易、货币金融、投资等问题上的声音不多也不大。尽管如此，近年来围绕着国际经济关系特别是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中国国际关系学者还是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2000)运用世界体系论考察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社会历史进程和思想历史进程。查道炯(《中国石油安全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2005)提出处理好业已存在的中国与国际石油市场间的相互依赖才是保障未来中国的石油安全的上策。许勤华(《新地缘政治：中亚能源与中国》，2007)则在新地缘政治学的视角下分析了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能源合作。王勇(《中美经贸关系》，2007)则运用贸易政治理论深入剖析了经济全球化对中美两国国内政治经济与对外经济关系的影响，展现了两国市场、政府和社会集团之间复杂的互动网络。
三、中国政治学的前沿问题与发展趋向
总体来看，中国的政治学在最近十年取得了不小的进步。但由于中国的政治学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中国政治学与西方国家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首先，在政治学理论包括国际关系理论上，系统性的创新性研究成果明显不足，特别是缺乏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研究成果。虽然我们在引进和梳理西方理论上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为解释经验问题而提供的创新性理论成果仍然少见。其次，在方法论上，无论是传统方法还是科学方法的运用仍不够自觉与精致。比如，利用各国包括中国国内第一手的历史资料、特别是定期解密档案来增加资料和观点的可信性，运用统计方法对理论命题进行系统的检验，使用博弈论或其他数学工具来进行理论模型的构建等方面，仍需要做出艰苦的努力。再次，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之间的关系有待于进一步优化。虽然在西方国家，这一问题也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但对中国的政治学研究者来说，如何在不牺牲学术研究严密性的情况下增强其政策相关性，更缺乏现成的经验与范例。
鉴于这些学科上的差距，了解国外理论前沿，掌握国外学术热点，在国际学术平台上提炼中国本土的问题与课题，应该成为中国政治学未来发展的方向。
(一)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发展与创新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政治学在被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主义主导近40年以后，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学研究终于回归其“制度”本位，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成为一种主流话语，并逐渐在全球其他地区迅速传播。新制度主义由若干流派构成，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历史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将制度分为三个层次：宏大的国家结构和民族国家的文化特质，以及具体的政府制度安排。历史制度主义虽然认为宏观的制度结构比如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是重要的，但是就同一性质的政策而言，在相同国家之间的宏观结构下却有不同的政治后果，其中的关键在于中间层次的制度安排不同，是中间性的政党系统和利益集团结构充当着个体政治行为者和国家制度之间的中介。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产生于对美国国会立法行为的研究。虽然重视制度安排的作用，但是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还是坚信行为者既有的偏好的力量，认为政治结果其实就是行为者策略性计算的结果。因为是可以计算的路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从新制度经济学那里借用了诸如产权、寻租和交易成本等概念，用于阐释某一组织形式产生的过程。[2](P34-35)这样，理性选择制度学派不仅用此研究国会的立法行为，还转向国际制度与国际组织的形成和运转。
通过对博弈模型的运用，新制度主义有力地解释了国际制度形式的多样性问题。对国际制度形式的研究，使人们的注意力放在了国际制度对世界政治经济“如何”起作用而不是“是否”起作用的问题上，从而丰富和推进了国际制度的研究议程。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制度研究最有前途和最为深远的方面，涉及为何制度采用这种形式而不是那种形式的问题。”[3](P255)制度主义者进而认为，根据不同的集体行动问题，国家可以设计与之相适应的国际制度形式。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研究纲领下，十余位国际关系学者就联合建立了一个国际制度的“理性设计工程”。国际制度研究在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业已成均理论创新最为集中的研究领域之一。正如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基欧汉和斯蒂芬·克拉斯纳三位学者共同指出的，新自由制度主义提出了一整套具有重要启发意义的推理论述，并且借助博弈论的工具将这些论述发展成为理论模型。这些模型所推出的假设可以广泛用于国际政治经济的经验研究。新自由制度主义与号称“社会科学之王”的经济学之间的密切关系进一步加强了这一理论的吸引力。[4](P24)
由于西方学者把新制度主义主要用来研究既定的制度结构下的中观或微观的制度安排，因此他们普遍地把新制度主义当作一种中观理论。[5]对此，一些中国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首先，制度的分层性意味着新制度主义可以用来研究国内政体和国际秩序这样的宏观问题，其次，中国学者所处的语境意味着我们不但要研究中观问题和微观议题，还必须面对很多宏观的重大议题。因此，在方法论上，新制度主义还具有宏观属性。[6]
(二)转型与开放的政治学分析
对于社会科学家而言，最重要、也是最难得的研究对象是其时代和社会的大转型。上个世纪的70-90年代，从南欧到南美，从东亚到东欧，出现了全球范围内的政治经济转型。这是比较政治研究千载难逢的课题。其中政治学家们最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有的国家转型成功而有的国家转型失败？西方政治学家对这一问题的部分回答表现为民主转型理论和民主巩固理论。对民主转型与巩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东欧、南欧以及拉丁美洲国家上。民主化是一个较长的过程。民主化过程包括三个阶段：威权政体的崩溃；向民主政体的转变；民主政体的巩固。因此关于民主转型的重大问题，大体说来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旧体制对民主转型的影响问题；第二，民主转型的途径问题；第三，民主转型的策略与模式问题；第四，过渡政府的组建问题。对这四类问题，比较政治学家都分别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对于民主能否巩固的原因，有的西方学者从政体(总统制或议会制)角度讨论，更多的学者从公民文化(宽容、妥协精神等)加以探讨。
转型不仅仅表现为政治转型，而且表现为经济转型，在某种意义上后者比前者对社会变革的意义更为根本。由于市场经济模式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散，经济转型问题引起了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的集中关注和共同兴趣，形成了“转型的政治经济学”。其内容包括：经济转型的初始条件(包括在转型前业已存在的一系列经济、社会与政治资源及制约条件)，经济转型的制度变革战略，经济转型与民主转型的关系，等等。
此外，今天的转型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因此转型研究也将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的联系带入政治学研究议程。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经济对世界经济变得日益开放，国内政治由于这一进程愈发暴露在国际化的压力下。在这一背景下，政治学者越来越关注国际政治经济与国内政治经济的相互影响，从而使国际关系学与比较政治学之间建立了更加紧密的“联姻”。以要素国际流动的收入分配效应为基点，社会联盟理论为世界经济对国内政治的影响提供了一种较为成熟的分析路径。这一学理上的贡献得到了学术共同体的普遍肯定。彼得·卡赞斯坦等学者在总结国际政治经济学创生以来的学术进展时就曾指出：“他们提出了一个简约的一般性理论，将世界经济与国内利益集团和政策联系起来。他们的理论框架不要具体的背景知识，可以用于任何政治体制。”[4](P30)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相对优势在不断扩大，从国际经济联系中获益的民众也在中国社会中居于主流，从而形成了对经济国际主义的显著支持。当然，作为参与全球经济的代价，中国经济体系的开放也会对国内的某些社会集团造成损害。如何对其进行利益补偿将是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课题。鉴于当代中国所发生的这些深刻变化，社会联盟理论为我们分析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的互动提供了一种侧重于政治面相的理论工具。[7]
(三)社会科学一体化和政治学研究方法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科学分割为很多细小的门类，大学事实上成为培养“工匠”的大工场。人类发展需要工匠，更需要“哲人”和思想家，而能够提供思想产品和政策产品的学者，则都是超越了工场式学习和教育。因此，20世纪，国际教育界和社会科学界越来越强调通识教育，近年来中国也开始朝着通识教育改革，其最终目的是将本来一体化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重新勾连起来。这种一体化一方面体现在对重大问题的联合攻关，比如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转型问题的共同研究兴趣，另一方面也体现在研究方法上的相互借鉴。经济学及其分析方法的迅猛发展就为政治学分析提供了全新的分析框架和分析方法，例如博弈论的运用直接导致政治冲突和合作的分析思路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以新制度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新宏观政治经济学为核心的新政治经济学的崛起为贸易、投资、全球治理、区域一体化等领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
当前西方政治学研究的主流方法大致分为三类：定性历史案例研究、形式模型和统计分析。这些方法仍然充满活力，特别是理性选择理论和博弈论在政治学理论模型的构建上依然是最重要的工具。目前有些学者开始探索这些方法的变种，如基于施动者的模型构建和复杂性理论、内容分析、计算机编码事件数据、试验方法等。但这些方法在中国政治学界都没有得到充分的应用与传授。[8](P45-46)近30年来，经济学比政治学在中国取得了更大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在方法论上的自觉有关。中国的政治学今后必须补上这一课，否则会永远成为社会科学理论知识的“输入者”而非“输出者”。
注释：
①根据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提供的数据，截至2007年底，85所院校设置了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41所院校设置了国际政治专业，7所院校设置了外交学专业，4所院校设置了中共党史专业。
②改革开放以来，政治学学科的设置在国家层面上几经调整，所属的二级学科不断变更。根据研究生专业目录，1997年以前政治学和国际政治都是独立的一级学科，1997年调整后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合并为政治学一级学科。此外，二级学科也有合并，比如科社与共运，党史与党建，政治学理论与中外政治思想等。1997年以后管理学门类单设，与政治学密切相关的行政管理被划到管理学门类的公共管理一级学科；2006年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建立后，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调整到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下，分别归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
③仅就国际关系研究这一次级学科群而言，美国福特基金会2003年发布了《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评估报告；《世界经济与政治》杂志每年以编辑部的名义发布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报告；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为基础，《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7年发表了一组论文来分析中国国际政治研究中的议题与问题、期刊影响力、学者及论著影响力、研究机构及地区影响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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