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发展的运作方向——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和突破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突破口论文,方向论文,战略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选择方面，过去我们一直用的是渐进战略或者叫隐型政治发展战略。然而，政治经济发展到今天，已经到了我们必须直面现实中各种问题的时候了。从速度方面看，我们依然需要渐进、稳妥，不能“毕其功于一役”，但不能再是隐型发展了，而是要“显型发展”了。学术界曾提出过一个“新权威主义”的战略。这一战略的提出者是希望出现一个代表新的制度要求的政治强人，来打破新旧两种制度的战略相持的僵局，从而使新的体制，即市场制度与法治在这个新的政治权威的保护下得以充分发展。这一战略在实际当中是很靠不住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在社会存在矛盾与冲突的情况下，新权威直面这些冲突与斗争，试图以一己之“权威”去挑战整个社会之危机，让自己处在斗争与冲突前沿。除非新权威个人的权威力量已达到与整个社会力量相等的地步，否则，就难以避免失败。
因此，战略必须考虑这样一些因素：(1)要有权威；(2)权威不能成为冲突的一方，而是超然于冲突之上，成为游戏（冲突）规则的制定者、执行者；(3)在制定规则时，着眼于过程，但也要充分意识到自己期望得到的结果状态。
林德布罗姆曾提出过用“附带现象”式的解决方案来解决社会的棘手问题，这对我们探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战略很具有启示意义。林氏举例说，“购买方式把资源的配置权放到每个买者手上。但他并不必然理解它。他不必知识他的购买影响着资源配置，在他决定购买以前，当然也不必抱任何特意影响资源配置的责任感。他参与一个相互作用，他解决了资源配置问题，这是作为他解决个人问题的一个副产品或附带现象。”
那么，在解决权力制约这个问题时，我们是否也可以通过某种制度安排，把对权力的制约权放到每个公民手里呢？当一个人利用制度、法律手段去对抗政治权力的侵害时，他是出于对自我保护的目的，他不必抱有解决整个社会政治腐败的责任，但他参与了与政治权力的相互作用，于是他解决了权力制约问题。这也是他在保护自我权利的过程中的一种附带现象或副产品。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应当是通过政治制度的创新，扩大个体的政治权利，加强并树立中央权威的法理性特征；对中间权力层，从上层的中央和下层的公民个体两个方面进行有效的监督与制约；中央把自己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与支援性基础，逐步地由依靠行政管理阶层转为依靠社会和公民个体。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既要稳妥、渐进，又要直面现实中的问题，那么，突破口的选择就显得很关键。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这表明中央把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依然选择在行政管理体制方面。也就是说，扭住中国政治体制所存在的两个弊端的其中之一，即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死死不放。我认为这一突破口的选择是妥当的，它既照顾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连续性，又直接面对政府与市场这一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问题，同时也是人们所能够直接感受到的中国社会最突出的问题。并且，这也符合社会问题解决的基本原则：从特殊到一般、从微观到宏观的原则。与全能主义政治相比，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更具体更微观一些，因而大家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的认识也更一致一些，这种一致认识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如果从宏观的整个的政治体制着手，因为认识上的分歧，那么解决的成功性就不大，并且还有可能引起其他问题，比如社会稳定与政治稳定的问题，进而影响到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
选择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作为突破口，与我前面提到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是相一致的，通过行政体制改革来改变政府的职能，割断行政权力与市场的联系，使政府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和仲裁者，而不是市场游戏的主体，这种改革不仅本身就是对中间层行政权力的制约，而且为中央权威与公民个体的政治权利的联盟开辟了道路，打下了基础。然而多年来机构改革的效果不佳，使很多人对这次机构改革能否取得成功存有很大的疑虑。不过，我认为尽管突破口的选择没有变，但政治、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在新的政治、经济形势下，我们可以期望这次机构改革与以往不同而能够成功。从十四大到十五大，我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最大变化就是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这两个目标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贯性，从而使机构改革在贯彻改革精神方面不会存在冲突；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法治观念的增强，使这次机构改革的动力比任何一次都更强大。这两个方面从思想上和力量上保证了这次机构改革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