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减贫”社会性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构建研究
——以广东省为例
巩玉涛
(华南农业大学，广东 广州 510642)
[摘 要] 在我国的减贫历程中，伴随着减贫策略的变化，社会性公共服务供给主体、供给内容都在不断调整。文章以家庭生命周期理论为依据，深入分析了减贫社会性公共服务机制的核心内容——供给主体和供给内容，并提出，私人组织、社会组织和政府将成为重要的供给主体；不同家庭时期的不同需求将是服务供给内容需考虑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减贫；社会性公共服务；农村家庭；供给主体；供给内容
我国历来重视贫困问题，农村一直是我国扶贫的主战场，救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以及精准扶贫是我国扶贫道路的三个阶段，并取得了卓越的成绩。然而，我国减贫工作也有过反复。2000年以来，我国每年大约有200-300万人脱贫，但农村返贫率在20%～60%间徘徊。以2009年为例，贫困人口中超过一半为返贫人口，其中42%为因病致贫人口。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我国农村老人将达到8千万，其中留守老人约5千万，防止老年贫困已是国之重任。2007年，我国筹划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简称农村低保)为核心的农村社会救助体系。2009年，我国全面构建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简称新农保)为核心的农村社会保险体系。这两大体系降低了贫困率，起到“减贫”的作用。①
一、我国“减贫”历程中的供给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村有40%～50%的人群处于生存贫困状态，但国家也只是依靠集体福利政策部分完成扶贫任务。我国扶贫工作开始于1984年，通过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的方式完成扶贫工作。1986年是开发式扶贫推行元年，贫困县成为扶贫对象。1994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开始实施，在1995-2000年共减少贫困人口4千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年均下降2%左右。1996年是我国扶贫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间节点，从国家层面肯定了企业、社会组织参与扶贫工作。2001年之后，我国扶贫开发重点经历了集中连片地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整村推进等发展阶段。值得肯定的是，2011年，我国政府发现农村相对贫困问题凸显，并呈现群体贫苦和个体贫困共存现象，随后制定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将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确定为扶贫脱贫瞄准区域。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提精准扶贫战略，他形象地描述扶贫工作不能“手榴弹炸跳蚤”，也不能“遍撒胡椒面”，要有针对性地采取扶贫措施，精准扶贫。[1]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正式提出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这是我国调整扶贫开发战略的标志。
综上可知，我国减贫社会性公共服务供给在供给主体和供给内容上呈现以下特征：
⑤http：//tv.cctv.com/2016/10/31/VIDEkjc5TIDsgmTGjYhFsvq3161031.shtml。例如，北京一日游，某国际旅行社：长城贵宾VIP专线，原价160元，现价100元/位，并且先旅游，后付款，上车签订旅游协议，纯玩无购物，旅游的景点包括八达岭长城、十三陵地下宫殿、十三陵水库、恭亲王府、颐和园等10个景点，还能免费乘坐缆车。
1.供给主体经历了政府一元供给到多元化供给的发展历程。新中国成立初期，受国内外形势影响，我国曾经历普遍贫困。1978年之后，受益于政府体制改革，农民温饱问题基本解决。然而，某些地理位置差、气候条件恶劣的地区尚存有普遍性的区域贫困，在中央政府领导下，各级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推出了地方性扶贫政策。20世纪80年代，政府充当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双重角色。20世纪90年代，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措施鼓励社会组织参与扶贫工作，民间扶贫项目增多，如希望工程、春蕾计划等。国际机构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也广泛参与中国扶贫工作。政府角色开始逐渐转为扶贫的主导者和组织者。扶贫领域中政府角色调整反映了我国扶贫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变化。
2.3 特色的身体文化传承 作为身体运动形式之一的峨眉武术，不仅拥有显著的地域人文特色，而且还拥有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显著文化标识、思维意识（坚韧不拔）与行为意识（尚武崇德）。由于峨眉武术文化的传承载体是人，峨眉武术文化的发展的载体也是人，习武之人不仅要学习其相应文化知识，还要动用身体，模仿并掌握其技术的外在形态，所以人在峨眉武术传承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发式扶贫替代救济式扶贫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扶贫方式。开发式扶贫的指导思想是通过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增强农民自我发展能力，从而达到扶贫的目的。开发式扶贫将国家有限的转移支付收入用于集中攻坚国家贫困县或贫困村，在短时期内帮助贫困县或贫困村农民解决温饱问题，贫困人口急剧下降。然而，贫困地区开发中往往会重视短期收益，存在过度开发资源、不重视脱贫后农民新兴需求等现象，返贫现象时有出现，最终导致国家扶贫投资的边际效益下降，扶贫步伐放慢，扶贫成本递增。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指出：“初步解决温饱问题的群众，由于生产生活条件尚未得到根本改变，他们的温饱还不稳定，巩固温饱成果的任务仍很艰巨。”这表明，我国政府已经开始反思输血式扶贫和开发式扶贫策略，认识到既往扶贫开发策略在缓贫和防贫中的不足，具有缓贫和防贫功效的社会保障制度进入政府视野。新农合制度是我国政府第一次为解决农民问题而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此项制度始于2002年10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此后，新农合制度不断完善，成为我国农民抵御医疗风险的有效防线。2007年之后，我国政府首次设立了相对贫困线，并着手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9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中指出，要从筹资渠道、保障渠道等方面探索建立新农保制度，保障农村居民老年基本生活。自此，我国扶贫进入两条腿走路时期。2017年新修订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将扶贫阶段性目标确定为：“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扭转发展差距扩大趋势。”
二、“减贫”社会性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构建的核心问题
减贫社会性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主要解决公共服务供给问题，包括由谁供给即供给主体和供给什么即供给内容两大核心问题。
(一)供给主体：多元供给
“新农合、新农保和农村低保”共同构成了我国减贫社会性公共服务的主要内容，且都是在政府主导下完成并强势推进的。
2.供给内容上经历救济式输血到开发式造血再到开发式造血和社会保障固血并存的发展历程。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我国扶贫采取输血式救济扶贫，贫困户生活必需品如粮食、衣物等由政府依托行政层级直接供给，从而达到满足贫困户现实需要，缓解其生存危机，维持社会稳定的目的。[2](P229)救济式扶贫不能从根本上提高贫困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也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贫困、遏制返贫，相反，它容易养成贫困地区“等、靠、要”等惰性。
1.新农合制度下的供给主体：以政府为主导，以私人组织和公益组织为两翼的供给主体。2002年颁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提出，要建立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并强调市场机制的发展问题。然而，此规定过于强调农村卫生服务的市场化，忽视了社会团体在农村卫生服务中的巨大能量。2006年1月卫生部等7部委局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快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了社会团体在农村卫生服务中的地位——在民政部门的主导下参与资金筹集。2007年年初，吴仪副总理在《全面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发展》讲话中提到新农合的协同发展问题，要求实现制度、政策和社会资源整合。这也为公益组织、研究机构以及社会企业等多方社会资源参与新农合指明了方向。
实践中，我国公益组织在新农合政策宣传、政策咨询和精准服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红十字会筹集资金为参保特困农民提供大病医疗费经新农合医疗补偿报销后仍超出自负范围的医疗救助；为未列入政府医疗救助范围的困难群众提供参合费用；为改善农村医疗条件提供帮助等。[3]2006年后，新农合参合率稳步提高，2006-2015年参合率提高了10个百分点。2012年在新农合发展史上有里程碑意义。2012年，卫生部、保监会、财政部和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等四部门联合发布《卫生部等4部门关于商业保险机构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经办服务》指导意见，明确了引入商业保险的重要意义、基本原则和准入资格。随后，国内几大保险公司相继开展这项业务，据统计，商业保险介入后，费用增长幅度从每年15%～20%降到5%～8%，[4]说明私人组织参与社会性公共服务的有效性。虽然实践运行暴露了新农合的某些制度缺陷，但不可否认的是，新农合为农民提供了坚实的医疗保障后盾。新农合运行实践证实公益组织和私人组织参与新农合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新农合制度建设中以政府为主导，以私人组织和公益组织为两翼的供给主体形成具有可行性。
试验所用钼精矿100 g，温度200 ℃，氧气分压1.20 MPa，固液比1∶10，保温保压时间为300 min，考察不同搅拌速度对制备样品元素含量及钼赋存状态的影响。
2.新农保制度下的供给主体：以政府为指导，以村(公益机构)为载体。不同于新农合，据统计，通过新农保获得国家提供养老金的老人仅占18.9%，直接提供物质或现金支持的仅占36.1%，没有得到过政府相关帮助的老人的比例仍高达63.9%；[5]连续缴费15年，到60周岁，假如每年缴费100元，每个月可以领取69.24元；假如每年缴费1 000元，每个月则可以领取175.5元。[6]上述数据表明，新农保具有覆盖面较小、保障水平低和保障能力微弱的先天制度缺陷。然而，我国农村情况复杂，农村老人面临着资金缺乏和空巢两大问题，农村老人养老处于窘境。在未来新农保制度实践中，农村养老应形成以政府为指导，以村(公益机构)为载体的多方位养老模式。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减贫社会性公共服务体系构成也在调试中前进。安全网作用是减贫社会性公共服务的基本功能，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兜底功能。在国家供给体系中，负责兜底的是农村低保，它的资金是通过国家预算予以安排和支持的。广东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从2008-2015年年均增长率为18%左右，而同期我国货币供应年增长率为17%。毫无疑问，通胀严重吞噬了农村低保增长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农村低保户的生存改善有限，因此，必须及时调整终端产品供给形式。
(二)供给内容：统一化供给与差异化供给相结合
在航标灯引入蓝牙技术，主要是解决海上视觉航标的巡检工作。通过近距离传输，使用手机或其他移动设备控制日光阀的感光装置，以便达到控制日光阀的开关，可以不用船舶靠近航标，就可以达到检测航标灯的目的，判断航标灯的工作是否正常，为不适合船舶靠近的航标巡检提供帮助，降低了作业人员的危险性，同时也有助于巡检工作效率的提高。
例2原文是负载中国文化的句子。对照参考译文，我们不难发现学生译文1的主语部分冠词“the”被漏用。学生译文1和译文2对文化负载词汇“元宵”均没有进行解释性的注解翻译。“花灯”一词的翻译在学生译文1中被简单地翻译为“lanterns”。英汉两种语言都是两种文化的载体，文化负载词汇体现英汉两种不同文化的特征，因此翻译诸如“元宵”、“花灯”译者需要考虑译文的全面性。而学生译文1和译文2由于学生的省略简化、过度简化导致译文信息不全，无法有效地让目的语中的读者了解中国特有食品和照明工具。
诗人把苏格兰所遭受的战争创伤标以“天然”的标签，无视英格兰对苏格兰的压制。这同西方殖民者固有的思维定式不无联系。在殖民征服的过程中，帝国以所谓的普遍性、客观性与真理性为前提，他们打着遵循上帝“绝对命令”的旗号，对那些主体身份相悖的一极且被认为没有独立思考能力、统治能力以及自我意识的殖民地民众尤其是反抗者进行“救赎”，他们通过暴力、安抚等手段把他们划归为帝国的一员[30]。这一说辞为其军事战争、抢夺土地等殖民行径以及平息殖民地的战乱找寻借口。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1)形成期家庭，生活必要性支出占比较小，生活支出主要用于提升生活质量。(2)成长期家庭，教育费用和提升生活质量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3)成熟期家庭，收入主要用于看病、教育费用，以及生活必要性支出，这表明成熟期家庭中的孩子逐渐离巢，医疗费用成为最重要开支。(4)衰老期家庭，生活必要性支出占比最大，这表明衰退期家庭的收入有限，而我国传统式居家养老方式又使得医疗费用支出压力上移到成熟期家庭，故成熟期家庭的医疗费用支出的重要对象为家庭老人。简言之，不同阶段家庭需求差异性较大，减贫社会性公共服务供给设计应在尊重家庭需求阶段性差异基础上实现差异化供给。
由上可见，减贫社会性公共服务供给内容的确定是个复杂的过程，它既要考虑到家庭的发展变化，根据家庭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供给差异化产品，也要考虑到社会公平，为常年生活困难的农村居民提供统一化的生活帮助。因此，在我国减贫社会性公共服务供给中，差异化供给和统一化供给并不矛盾，二者共同服务于我国减贫社会性公共服务工作。
骨盆修复仪采用现代科学技术,利用机器模仿人手工按摩的外力,帮助产妇把因生产而处于打开状态的骨盆,修复到原来的状态,以及解决产后所引起的脂肪堆积和一系列炎症问题。与人工按摩相比,骨盆修复仪的按摩力度更加舒适,与产后康复中心相比,骨盆修复仪价格更加低廉,在家里就可以完成,所需时间短,用完后即可折叠收纳。
然而，即使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家庭，也会有一些家庭财富积累速度慢，抵御风险能力较差，通常会认为此群体财产性收入偏低。广东五等分调查数据显示，低收入组财产性收入占比为1.1%，中等偏下组财产性收入占比为0.3%。这组数据说明两个问题：(1)低收入组和中等偏下组财产性收入都低于均值，故返贫风险较大。(2)在财产性收入占比统计中，低收入组竟然高于中等偏下组0.8个百分点。分析数据逆转的根源不得不注意到另外一组数据，即低收入组经营性收入占比只有7.5%，中等偏下组经营性收入占比为24.6%，高于中等收入组和中等偏上组。这说明，相对于低收入组，中等偏下组更多地参与了市场竞争，土地财产没有通过出租、流转等方式转化为财产性收入，而是通过家庭经营，参与市场竞争转变为经营性收入。可见，中等偏下组自我发展能力优于低收入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是其发展道路的主要障碍。
三、我国农村减贫社会性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构建的对策
减贫社会性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主要解决公共服务供给问题。在社会急速变革的情势下，供给内容和供给主体呈现动态演变。
(一)供给主体的变革
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公共服务供给变革席卷全球。我国在减贫社会性公共服务供给侧变革中，包括PPP模式在内的公私合作日益成为社会常态。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公共部门和私人组织在公私合作体制中位于不同层面，由此面临的障碍和问题也就有所不同。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了微波选择性加热的事实，对于锡石多金属硫化矿而言，由于矿石矿物存在选择性加热，因此，采用微波加热处理后可能导致矿石内部出现应力集中现象，从而强化磨矿效果。
首先，公益机构是减贫社会性公共服务的重要生产者，带有官办性质的红十字会、福利基金会等是常见的减贫公益机构，他们在政府指导下有序参与减贫工作。但是这与我国公民社会逐步崛起，公民参与意识日益增强的社会发展现实是有一定差距的。对于公益机构而言，双重管理体制、注册资金、场地、功能定位等都成为难以跨越的障碍。2013年，民政部表示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等组织实行民政部门直接登记。此后，我国省级行政单位也相继出台了四大类社会组织直接管理等地方性法规，即便如此，公益机构依然面临着资金、功能定位等问题。修订现行法律规定，在加强政府监管的前提下为公益机构创设宽松环境是我国减贫社会性公共服务供给侧变革中必不可少的重要战略。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是我国在农村地区的兜底救济安全网制度。据统计，我国低保户大约占总人口的5.6%，无法完全涵盖低收入组农民，覆盖面窄是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先天缺陷。再有，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设计初衷是为了解决低收入农民的基本生存问题，并不能帮助贫困农民提升发展能力，也无法有效防贫，农村低收入组甚至中等偏下组都有可能返贫。经验表明，兜底加扶持是最好的发展策略，兜底是农村最低生活的保障，扶持是为了增强农村发展能力，让农民在输血中制造发展能力和巩固前行能力。
我国农村减贫社会性公共服务供给内容，与农村家庭需求息息相关。一般来说，人都要经历结婚、生育、养老、死亡的人生历程。按照我国农村传统，结婚后会分灶成为新的核心家庭。这里需要指出一点，我国农村养老以居家养老为主，当家庭进入一定时期，虽然形式上依然是核心家庭，但实质上已经演变为主干家庭。本文以家庭生命周期理论为依托，选取了广东省部分区域进行了调查，共投放问卷120份，回收问卷111份，并试图以家庭人口总数为变量，以老人数和未成年人数为辅助变量，分析不同生命周期的需求差异。为了便于分析，本文将家庭分为四类：(1)形成期。家庭人数为2人，家中老人数和未成年人数为0(样本数为14)。(2)成长期。家庭人数为3人以上，家中老人数为0，未成年人数为1人以上(样本数为22)。(3)成熟期。家庭人数为3人以上，家中老人数为0，未成年子女数②为0(样本数为26)。(4)衰老期。家庭人数为1人以上，家中老人数为1人以上，未成年人数为0(样本数为49)。此外，本文还利用广东省统计年鉴五等分组数据，重点关注低收入户和中低收入户的需求。
其次，私人组织是参与公共服务的另一类组织，政企合作中需注意，私人组织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共部门和私人组织的利益差异性可能会动摇双方合作基础，因此完成公共部门和私人组织的利益共享是实现公私合作的前提和基础。因此，一要政企之间明晰责任，各司其职。私人组织是生产者，公益机构是沟通者，政府是监督者和管理者。二要建立私人组织的激励机制。减贫社会性公共服务接近于纯公共物品，私人组织参与意愿相对较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时可利用包括财政补贴、税费优惠等政策优势引导私人组织参与减贫社会性公共服务生产。三要建立私人组织的退出机制。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合同期满后，私人组织一般会自动续约。但是，减贫社会性公共服务内容是动态变化的，相应的，私人组织的服务内容也应是动态的，私人组织有序退出是社会发展的应有之义，政府可在第三方评估基础上建立私人组织的补偿机制，实现私人组织的有序退出。
(二)供给内容的变革
相对于供给主体而言，供给内容变革较为复杂。鉴于减贫社会性公共服务的特殊性，供给内容变革更多地体现为政府制度创新。考虑到供给对象的差异性，本文提出以下变革对策：
1.货币供给走向实物与货币供给并存
施肥是提高竹笋产量的关键措施[6]。冬笋型竹林第1次翻耕前施有机肥(厩肥、堆肥、绿肥等)，用量一般为2 500～3 000 kg/667 m2；第2次翻耕前施复合肥或竹笋专用配方肥，用量为100 kg/667 m2。通过第2次翻耕，切断新鞭、嫩笋，去掉竹鞭的顶端优势，促进其营养积累，加速笋芽分化、萌发、膨大，从而提高产量。
3.农村低保制度下的供给主体：以政府为龙头，以私人组织和第三部门为补充。新农合、新农保是农村贫困的预防性措施，农村低保则是农村贫困的兜底性措施，是一种输血性的救助措施，一般来讲，政府应是安全网措施唯一的提供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私人组织和第三部门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中毫无作为，如农村低保家庭经济核查可引入第三方核查。实践证明，私人组织和第三部门有极强的意愿参与农村救助体系。在我国未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体系构筑中，应以政府为龙头，以私人组织和第三部门为补充的最低生活保障体系。
低保是一种具有社会救济性质的公共产品，经验表明，社会救济的终端产品可以体现为货币、实物，也可以体现为货币与实物的综合。在未来较长的时间内，我国农村低保应在延续货币发放的同时，增设实物产品的发放，使实物供给成为货币供给的有效补充。
2.勇于金融创新，满足农民资金需求
广东省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2016年广东省农村恩格尔系数已下降到40.4%，绝对贫困已基本消除，广东省农村防贫工作地位有所上升。
资金支持是农民认同的最为迫切的减贫措施。资金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财政转移支付，二是金融市场融资。两者的运作方式略有差异。财政转移支付依靠行政指令调整发展差异，在减贫社会性公共服务领域，财政转移支付可具体为财政专项转移支付，以结果为导向的契约式资金控制是提高财政专项转移支付效用主要措施。对金融市场融资而言，农村经营风险大、农民家庭抵押物少、农民征信系统缺失等是导致农村家庭正常信贷获批率低的主要原因，具体体现为：(1)农村经营风险大是普遍性问题，也是农民贷款难的第一大难点，其成功的经验是由政府主导建立农业保险。2007年以来，广东省广推农业保险，截至2014年，全省政策性农业保险累计已决赔付9亿元，简单赔付率为50%，受益农户近230万户次。[7]如此迅猛势头依然无法改变农民突发事件政府救助的惯例，建立以政策性保险为主导的普惠性农业保险市场，配套以财产性收入低于1.2%家庭的参保补助制度，已成为农业风险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2)农民家庭抵押物少是农民银行贷款难的第二大难点。农民土地财产权的确立依然无法切实改变农民贷款难的现状，难点在于土地财产的估值问题。我国可采用政府监管，市场评估的公私合作方式构建农民土地财产评估系统，这对于农村中低收入户至关重要。(3)农民征信系统缺失是农民银行贷款难的第三大难点。征信记录是银行放款和信用贷款的重要依据，多年来农民金融数据采集难是农民征信系统难以建立的重要原因。实践中，农民联名担保替代农民征信系统完成农民信用鉴定，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方式运作的社会基础是熟人社会，农村社会碎片化、分散化击碎农民联名担保社会基石，农村信用鉴定方式亟须重构，依靠村干部，走访邻里，并辅之以大数据分析技术是农村征信系统建立的可行之道。
3.不同家庭时期，提供不同的服务供给
(1)成长期家庭提供以子女养育为核心的服务。家庭子女养育是成长期家庭的服务需求。医疗和教育服务是成长期家庭最为关注的话题。在医疗服务方面，农村儿童流行性疾病预防体系已全面建立，2016年广东省提出“预防为主、防治结合”，重点强调对贫困家庭儿童医疗救助，并不断加强对家长的儿童医疗预防知识的培训。此外，儿童医疗救助体系的建设不容忽视，不同成长期家庭儿童医疗负担承受能力差异很大，建立满足不同负担能力和需求的儿童医疗救助体系，能有效提升儿童医疗救助体系运转效率。在教育服务方面，我国农村地区初中生辍学率远高于国家3%的控制率。数据表明，小学教育完成后，仅有37%农村学生完成了初中教育，按照中考50%录取比例计算，农村仅有18%左右初中生升入高中，也就意味着82%的农村初中学生会在16岁之后进入劳动力市场，该群体的谋生能力是成长期家庭最为关注的问题。因此，国家应做好培训类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人，明确区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责任，依据供给对象差异确定供给方式。此外，家庭教育不容忽视，传播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关爱留守儿童也应是政府为成长期家庭提供的特殊服务。
(2)成熟期和衰老期家庭提供以养老需求为主的服务。不同于成长期家庭，成熟期和衰老期家庭的服务需求更多地体现为养老需求。一般意义上认为，养老需求应指向衰老期家庭，但中国历来有家庭养老的传统，故理论上衰老期家庭才会有的养老需求上延到成熟期家庭。
虽然成熟期和衰老期家庭都有养老需求，但是两者的养老需求并不完全一致。对成熟期家庭而言，养老压力体现在担负的父母养老责任，父母医疗保障和陪伴父母是他们的养老需求。对于衰退期家庭而言，他们的养老需求包含了基本生存物质需求和儿女陪伴两方面。父母医疗保障和基本生存物质需求可以归属于物质型服务供给，这主要依赖于政府推出的个性化社会性公共服务。陪伴父母和儿女陪伴属于关怀型服务供给，《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了子女陪伴老人的权利，但是陪伴父母和儿女陪伴却正在演变为一对矛盾体，替代性策略是实现关怀型服务的分类供给。一是，对于农村空巢或独居老人而言，要充分利用农村社区(村委)的组织优势，组建以居民互助、有偿服务等社区公共服务为主要形式的养老保障服务。二是，对“老年漂”而言，他们生活在城市社区，人员密度大且异质性高，城市社区基层服务组织应有计划地开展社区文化活动，帮助“老年漂”以较快速度融入城市。
光电发射光谱分析法测定钛合金中硅元素的分析范围在0.002%～0.7%，在此分析范围内选取两个钛合金样品，按照实验方法，考虑和避免了各种不利影响因素后，进行精密度试验，测定结果见表2。光电发射光谱分析法中精密度允许值如表3所示。从表2可知，RSD均小于5%，均在精密度允许值范围内，表明试验结果具有良好的精密度。
注释：
①“减贫”社会性公共服务体系包括的内容很多，考虑到本文研究的是具有反贫和防贫作用的社会性公共服务体系，故结合我国国情，只选取了最低生活保障、新农保和新农合三项制度来研究。
②为了研究方便，本文假设子女均已成年且独立，但尚未结婚，故还未分裂为新的家庭。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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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 ’s Rural “Poverty Reduction ”Social Public Service Supply Mechanism —— With Guangdo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GONG Yu-tao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42，China)
Abstract ：In China’s process of reducing poverty，there are constant adjustments in terms of the subjects of social public service supply and the supply contents. With Family Life Cycle Theory，the core content —— supply subjects and supply contents are analyzed. It is proposed that private organizations，social organization，and government will make the main supply subjects. The needs at various family period will be the key factor for the planning of supply contents.
Key words ：poverty reduction；social public service；rural families；supply subject；supply contents
[收稿日期] 2018-08-07
[基金项目] 广东省哲社科学共建项目，项目编号：GD13XGL10。
[作者简介] 巩玉涛(1977-)，女，山西平遥人，讲师，主要从事公共服务研究。
[文章编号] 1004— 5856( 2019) 10— 0047— 06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9/j.issn.1004-5856.2019.10.011
责任编辑：谷晓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