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毛泽东哲学的显著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哲学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哲学
毛泽东是当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有着十分鲜明的特点。分析和探讨毛泽东哲学的显著特点，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正确地把握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而且有利于更好地评估毛泽东在哲学史上的杰出贡献和重要地位。
综观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方方面面，并使之与中外哲学家，甚至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思想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它具有以下更突出的特点和优点：
一、强烈的实践性。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最显著的特点。毛泽东哲学是在革命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在革命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实化的产物。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贡献，也是他在哲学上的突出特点。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之所以具有强烈的实践性特点是与他所处的历史条件和面临的历史任务分不开的。
一般地说，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在哲学方面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们一方面要从概念、内容、体系等方面进行大量的研究和严密的论证，完成系统的理论创造工作。因此，他们不得不在“书斋世界”进行长时间的、艰苦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在与形形色色非马克思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潮的理论斗争上。当时，他们的论敌多以理论家、学者的身份登场，使得这种斗争也带有浓厚的学术争论的色彩。因而，使得他们不得不花很大的精力去从事学术理论方面的研究和著述活动，从而难以更多地顾及把理论付诸实践的研究工作。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处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准备时期，而列宁在十月革命前曾被迫流亡国外达十年之久，这在客观上为他们提供了系统地进行理论研究和著述的条件。当然，马克思、恩格斯也曾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也曾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俄国革命实践，但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这种结合不可能全面和深入。
考察中外哲学发展史可以发现，一般哲学家都是重理论而轻实践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二是哲学本身所具有的抽象思辨的性质。尽管也有哲学家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但他们所讲的实践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三大实践，而是指精神活动的实践。如中国的宋明理学、西方的康德、黑格尔的哲学等皆是如此；或是指简单的饮食起居实践，如费尔巴哈等。所以，实际上他们都是轻视实践的，因而谈不上具有实践性这一特点。
而毛泽东则不同，与马、恩、列相比，他在哲学上所面临的任务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运用于中国的实际，并在运用中加以发展。这是因为毛泽东走上政治舞台的时候，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在中华大地广泛地传播开来。因此，毛泽东和其他共产主义者的任务，不必要另起炉灶去创立新的革命理论和新的哲学。中国共产党一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便成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因而，革命队伍内出现的哲学倾向，主要不是理论形态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而是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出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即主观主义。即它在观察和处理实际问题时，不从实际出发，不实事求是，而从抽象的定义、公式、“本本”出发的教条主义，或从狭隘的经验出发的经验主义。这些都对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的损害。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使毛泽东一开始就特别重视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重视矛盾的特殊性及其和矛盾普遍性的关系，注意解决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际问题。此外，当时紧迫的革命形势也不允许毛泽东从事许多哲学理论的研究和著述工作。从毛泽东的一生来看，他参加革命后几乎一直处于革命湍流的旋涡之中，戎马倥偬。尽管他对理论，特别是对哲学有着特殊的兴趣，但却没有可能进入“书斋”去从事系统的全面的理论研究，撰写大部头专门的哲学著作，而只能根据革命实践的需要研究解决某些哲学理论问题，把革命斗争经验加以哲学概括。毛泽东首先是政治家，然后才是理论家、哲学家，他是把政治和哲学巧妙地结合起来的哲学家。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的实际密切结合，运用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工作方法之中，在结合和运用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即使他的哲学论著也强烈地表现出实践性这一特点。这种情况，表现出毛泽东哲学在开始形成阶段有着理论准备不足的一面，但同时正孕育了其哲学的种种优点。
最后，我们不能离开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来说明毛泽东哲学的这一特点。从表面看，毛泽东的哲学和方法论都是‘非系统化、非结构化’的，就是说，它们不象西方哲学所普遍采取的那种结构形式，不是由规范化的条文所组成的逻辑演绎体系。我们知道，从形式上看，西方哲学经常是以系统化的条文根据逻辑推理来表达的。例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土多德的《形而上学》、托马斯·阿奎那的《总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等等。然而，当我们把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同中国哲学联系起来时，就会看到不同的特点。就中国哲学的内容而言，它的重心几乎专门集中在人上面，是从社会和实践方面来看待人的“人道主义”。而关于自然、神等哲学主体，要么很少涉及，要么是干脆置之不理。例如，中国一些哲学流派也曾探讨过西方哲学意义上的“宇宙论”论——天道。中国道家关于天道的理论，也常和人伦搅混在一起。对西方哲学中的自然神论，很少有人提及。就表达形式而言，中国哲学倾向于运用格言、语录和谈话等多半是来自个人生活经验的表达方式。这也是中国的哲学著作不像西方哲学著作多长篇巨制，体系严密，以思辨见长的原因。总之，中国哲学总是同生活紧密地缠绕在一起的，中国哲学自古就有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优秀传统。这一传统不能不影响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素养的毛泽东。毛泽东的著作，尤其是他的哲学著作总是鲜明地反映出改造社会这一中心思想。然而，在20世纪上半叶，为了解和改造中国的社会现实，毛泽东虽意识到理论和实践都是极为重要的，但他更强调实践。因此，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带有很强的实践性而不过多注重严密的系统性、思辨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能因此而否认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毛泽东作为哲学家其伟大之处首先在于他创造性地把哲学理论应用于实践，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成为实践的哲学。
二、异常注重发挥哲学指导现实的方法论功能。毛泽东哲学的这一特点是同实践性这一根本特点紧密相联的，是实践性这一特点的逻辑发展，也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学说的重大贡献。
关于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都曾作过许多精辟的论述。马克思说：“新思潮的优点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的预见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所以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1 〕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条，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 〕列宁也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3〕列宁在这里所讲的“认识工具”，也就是指哲学的方法论功能。马、恩、列的精辟论述深刻地阐明了发挥哲学方法论功能的重要性。不过，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具体地说明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转化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各种方法。
毛泽东之所以极为注意哲学的方法论功能，是因为中国革命实践的内在需要。众所周知，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革命是中国人民的正确而必然的历史选择。然而中国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故乡西欧，也不同于列宁主义的故乡俄国。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贫困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对外没有民族独立，对内没有民主，资本主义虽有一定发展，但封建主义仍占明显优势，政治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这种特殊的国情使得中国革命的对象、革命的性质、革命的斗争形式等问题具有特殊性和复杂性。所有这些问题是“无论在哪一部共产主义书本里都找不到的”“困难而特殊的任务”。〔4 〕这种情况决定了解决上述问题的唯一出路是把理论和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因为理论探索首先指明做什么，然后指明怎么做，而后者就是方法，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起到具体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现实作用。毛泽东作为哲学家，其特点之一就在于他在复杂的中国革命建设实践中，能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为各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创立了一整套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方法体系。在发挥哲学指导现实，为现实服务的功能方面，作出了独特的杰出贡献。
纵观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处处都可发现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相融合的特征。可以说，运用马列主义原理来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是贯穿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条红线。在毛泽东从事革命活动初期，他就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研究问题的方法”。〔5〕在毛泽东思想形成阶段，他又鲜明、深刻地提出要反对“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提倡马克思主义‘本本’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方法。他明确地指出，他研究哲学的目的是“作工具的研究”“以研究思想方法为主”。〔6〕
毛泽东同志从不同的环境和情况出发，提出了一整套关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理论。根据笔者的体会，至少有这样几个方法是比较基本的、有普遍指导意义的。这就是调查研究方法、矛盾分析方法、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的方法。这四种方法堪称毛泽东哲学方法论系统中最重要的方法。在上述方法论的指导下，毛泽东紧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践，在政治、文化，尤其军事等领域创立了一系列具体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从而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伟大胜利。诸如，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将要取之，必先予之”、“解剖麻雀”等等。
三、广泛的群众性。这是毛泽东哲学的又一个显著特点，也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大贡献。从这方面说，毛泽东堪称群众哲学家。他的哲学是真正的群众哲学。毛泽东之所以十分重视哲学的普及工作，其根本原因是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性质和所面临的历史任务有着独特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世界观，是属于广大劳动群众的，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任务，只有在它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所掌握的时候才能完成。而让群众掌握哲学的根本途径就是把哲学群众化、通俗化。关于哲学群众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马列主义经典作家曾有不少精辟的论述。马克思曾指出，他的哲学理论是要“说服人”“掌握群众”的。〔7 〕列宁也强调：“马克思的哲学”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广大工人阶级“以伟大的认识工具”。〔8 〕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的制约，他们在哲学群众化方面的实践不可能全面和深入。此外，从哲学发展史看，中外哲学家都往往割裂哲学和群众的有机联系，把哲学看作是高高在上的、与广大民众格格不入的，为少数人所垄断的学问。这使本来源于现实，源于广大人民群众实践的哲学罩上了一层神秘的光环。从而也决定了他们的哲学只能是脱离人民群众的纯粹的思辨理论，当然就不可能具有广泛的群众性这一特点。
毛泽东哲学具有广泛的群众性，首先表现在毛泽东的哲学是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哲学。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丰富内容中，除了其本人的思想成果之外，有很多思想直接来自人民群众，凝聚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血。在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实践中，广大人民群众创造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经验。作为这些经验的概括的毛泽东哲学，无疑吸收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不仅如此，人民群众对这些经验也作出过自己的概括。这些概括有些作为原材料或半成品提供给毛泽东，有些则直接为毛泽东吸收，成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毛泽东本人在许多论著中曾明确具体地指出了这一点。在毛泽东的哲学著作里，有很多论断是群众的思想，有些连语言也是群众的语言。把自己的哲学与广大群众的集体智慧如此紧密地直接联系在一起，这在哲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广泛的群众性作为毛泽东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还体现在毛泽东的哲学是解放的哲学，是回到群众中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的哲学。为了实现哲学的解放，毛泽东倾注了无数的心血。除了创造整风运动这种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形式外，他曾多次劝同志们学哲学，提倡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他还响亮地提出“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9〕的口号。为了在党员干部和群众中普及马克思主义，他亲自动手编写教材，讲课作报告。著名的《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著作就是这种教材的一部分。毛泽东同志的每一次努力，都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放，使之更加群众化。
毛泽东哲学的群众性特点不仅体现在他深刻地论证了哲学解放的重要性，还体现在他以自己的实践为我们树立了把哲学群众化的光辉典范上，体现在他卓有成效地解决了如何解放哲学的问题上，明确地指出了哲学群众化的方法和途径。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内容，用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表达出来，这是哲学群众化的首要条件。从干部和群众的亲身经验出发，以通俗语言，深入浅出地宣传哲学，这是毛泽东的一贯风格。这种例子在毛泽东著作中随处可见。例如，他把调查比作“十月怀胎”，把解决问题比作“一朝分娩”，生动形象地说明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用箭和靶的关系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关于对立统一规律，他用“一分为二”“不是冤家不聚头”等等来表述，把形而上学叫做“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单打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等等。所有这些提法既准确又生动形象，使深奥的哲理变成了群众乐于接受，明白易懂的东西。
四、鲜明的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这是毛泽东哲学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也是我们理解毛泽东哲学为什么能够具有伟大作用的一个关键。毛泽东之所以要使自己的哲学具有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从客观上说，是出于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需要。马列主义来自国外，决定了我们不能机械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直接运用于我国的革命实践，必须中国化。从主观上说，毛泽东不但非常熟悉中国国情，而且有着高度的中国文化修养，尤其是对中国古代哲学有着相当深刻的研究。由于他一身兼备这两个主客观条件，并能把这两者有机地结合，所以他能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从而使自己的哲学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
从内容上说，毛泽东哲学的这一特点主要体现在他对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辩证法和认识论学说的继承、改造和提高上。由于这一点学术界论述颇多，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
从形式上说，主要是指毛泽东在表述哲学问题时刻意追求一种适应中国老百姓习惯的形式。毛泽东哲学的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大量援引古代思想家的言论。在毛泽东的有关哲学论著中，这种引用比比皆是，不下数百处。诸如宋玉的“阳春白雪，下里巴人”，孔丘的“欲速则不达”，“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孟轲的“心之官则思”，“引而不发，跃如也”，老子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孙武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韩非的“欲将取之，必先予之”；庄子的“飞鸟之景，未尝动也”，左丘明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司马迁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郑玄的“举一纲而万目张”，魏征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当然，这种援引不是原封不动，而是运用马列主义观点作了分析和选择的。通过这种援引，那些深奥的哲理成为通俗易懂的知识而为群众所喜闻乐见，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这块沃壤上牢牢扎根、深入人心。
（二）大量采用古代的成语典故，并善于创新。毛泽东著作中，古代成语俯拾皆是。这些成语生动活泼、亲切熨贴，读来使人兴趣盎然。如用“叶公好龙”来说明口头高喊革命，实际害怕革命的假革命；用“谷贱伤农”来说明粮价太低，会损害农民利益等等，不胜枚举。不但如此，毛泽东在引用成语时还善于创新。如“推陈出新，百家争鸣”等成语，经毛泽东地引用后便赋予了新的内容。又如“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等成语，便成了人民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则。
（三）熟练运用人民的口语，俚语。毛泽东特别重视运用群众语言。他的语言主体是人民群众的口语，但又经过自己的锤炼和加工。这使其著作别具风格，可读性很强。如“搅得稀烂”，“害怕得要命”，“闹得乌烟瘴气”，“忙得不可开交”。说党八股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用“放下包袱”来说明不要骄傲自满，用“眼睛向下”来说明要深入群众，用“一张白纸”来比喻中国贫穷落后等等。许多成语，一经他使用便成了群众熟知的口语。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力争上游”、“穷则思变”、“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等等。
综上所述，毛泽东之所以是一位独树一帜的杰出哲学家，就是因为他的哲学具有上述四个显著特点。因此，正确而完整地理解和把握这些特点，必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毛泽东在哲学史上的杰出贡献和重要地位，从而把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推向前进和深入。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416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06页。
〔3〕《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
〔4〕《列宁选集》第4卷，第104—105页。
〔5〕《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577页。
〔6〕《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50—51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8〕《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
〔9〕引自1966年9月11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