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藏语论文,方法论文,理论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263 （2000）02—0001—21
一 汉藏语言
汉藏语言是汉藏语系语言的简称，相当于Sino-Tibetan Languages的对译，而不是汉语和藏语的合称。最初，汉藏语言不过是欧洲学者的一种假设，那是历史语言学正为语言学奠基的时代，语言历史关系的研究如日中天，为语言设系列属蔚然成风。那时，欧洲的学者对汉藏语言的资料极为匮乏，更谈不上正规的历史比较，而且传统的历史语言学认为，没有文献的语言不可能进行历史比较的研究，因为词源的确定要依赖于文献。五四以后，西学东渐，历史语言学随同其他语言学科一起传入中国，中国的学者开始对中国汉语以外的语言进行科学调查和历史比较研究。那时国弱力薄，战乱频仍，汉藏语言的研究仅处于起步和探索的阶段。由于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马学良、邢公畹和傅懋勣等诸先生的努力，特别是由于汉语方言和一些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为汉藏语系从假设到科学的证实奠定了基础。真正对汉藏语系语言进行全面研究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组织庞大的语言调查队，调查汉藏语言及其方言和土语近千种（不计汉语方言），掌握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对汉藏语言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才使世人认识了汉藏语言的真实面貌，为真正建立汉藏语系奠定了科学的基础。中国是汉藏语言研究的中心。首先，世界上的汉藏语言及其使用群体主要分布在中国，中国已经确认的汉藏语言有50余种，正式著录于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有35种，还有些语言有待进一步调查研究和识别。汉藏语言遍布中国十多个省区，使用人口不计汉族有4000多万；其次，中国最全面而丰富地掌握了汉藏语言的第一手资料，公布的汉藏语言简志、概况和调查报告近百种，论文近千篇。像《汉藏语概论》、《汉藏大字典》等著作，都具有世界顶级的水平；第三，在汉藏语言研究上，中国在学科建设、机构设置、人才培养和调查研究的组织和著作的发表出版等各个方面，都投入可观的资金，做了大量的工作，有力地推动了汉藏语言的研究和发展，无论在规模、人员和成果上其他国家是无法比拟的；第四，中国在汉藏语言研究的各个门类上，比如系属、语音、语法、方言、文字以及语言的应用和社会文化功能等方面都有较大的贡献。可以这样说，当今汉藏语言研究作为一门世界性的学科，是建立在中国研究的基础之上的，也是由中国的研究所推动的。
半个世纪中，中国汉藏语言研究取得了辉煌成就，但理论研究是一个弱项。这有众所周知的原因，比如将理论基础代替了基础理论。社会科学的所谓理论研究只有演绎权，失去了创造的环境，因此中国的汉藏语言理论研究没有出现高层次的成果，但不等于没有进行理论的研究；也有时代的原因，那时新的科学哲学正在逐步建立，加上传入中国的步伐比较缓慢，科学思维的认知方式长期处于以实物为中心的状态，缺乏过程和系统观念。长期以来提倡对语言事实的观察和规律的探求，只要求说明，不主张解释。但中国的汉藏语言研究与汉语研究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结构主义的语言观，在传统功能观念的基础上吸收了结构主义的合理成分，使汉藏语言的研究没有完全脱离世界语言研究的潮流和趋势；当然还有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的汉藏语言研究起步较晚，繁重而艰巨的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其重要性远胜于理论的研究工作，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集中力量进行基础建设性的工作也是理所当然的。汉藏语言理论研究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今天我们进行一定的反思和总结，目的是为这一个研究方向和门类及其今后的发展确立一个更为现实的基础。
二 汉藏语言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汉藏语言理论研究首先遇到一个定性问题，即要回答汉藏语言是什么？这要从两方面研究：从共时研究，说明汉藏语言类型上的相似性，从历时研究，说明汉藏语言起源上的同一性。汉藏语言语言众多，方言复杂，语言和方言的识别是一种重要的理论问题。此外，我们的研究还涉及语音和语法两个方面。因此，概括来说，我们要讨论的内容，包括汉藏语言的类型学、发生学、语音学、语法学和方言学。
2.1 汉藏语言的类型学
汉藏语言作为一个语系，不同的语言是不是应该或必定具有相同的类型？这就要看我们对类型这个概念如何认识和理解。传统的所谓类型学，有四个误区：一是认为类型必定是一种共时的概念，语言的类型就是指共时的类型；二是认为语言在发展过程中，类型是可以发生变化的。既然语言的类型关系是可以改变的，而语言的发生关系却不可以改变的，那么语言的类型必然与语言的历史是对立的，或者至少是可以对立的，因此语言的类型学与语言的发生学应是对立的：类型学研究语言的共时分类，发生学研究语言的历时分类；三是语言的类型决定于语言的语法结构，甚至更加狭隘地决定于一定的语法手段，比如形态手段，将语言分为孤立语、粘着语、屈折语等等；四是按照一定的类型标准对所有的语言进行分类，换句话说，确定的类型标准适用于一切语言。如果按这种类型的理解，汉藏语言恐怕不像是一个类型，至少可以分为汉、苗瑶、壮侗语言和藏缅语言两种类型。我们认为这种类型概念是无效的，既无助于对语言的分类研究，也不利于语言不同分类相互关联的研究。我们对类型进行重新认识：首先认为区分类型的标准应该是综合性和描写性的，必须包括语言结构的语音、语法、语义等各个要素，即以语言整个系统要素为基础。这种类型的区分方法，实际上是在探求某一类语言的共性，以这种共性来作为确定类型的标准或基础。以这种共性确定的类型具有更大的稳固性和区别性，能与其他的语言分类，如方言分类、功能分类、历史分类等具有更强的关联性；其次，我们认为这样的类型特征或共性，是语言要素的概括和综合，是某一类语言的本质特征，因此它与其他语言要素和结构一样都是历史地发生和发展的，同样可以像其他语言要素一样进行历史的拟测。由此可以推知，具有同一起源的语言必定具有相同的类型，因为通过构拟的历史类型就是这类语言的母语类型。将语言的共时类型与历时类型区别开来，就能将类型学的研究与发生学的研究有效地关联起来。再次，我们既然将系统的综合特征作为类型的标准，就与传统的将语言的某一要素（比如语法要素）作为类型的标准有本质的差别。这样就能避免某一要素的改变就会造成类型改变的弊病，使得原本十分相近的语言变为不同类型的语言。汉藏语言中，汉、苗瑶、壮侗语言与藏缅语言就是这样的情况。汉、苗瑶、壮侗语言与藏缅语言在主要的序位上如动词与宾语的位置有明显的差别，由此而引起其他的一些序位（如名词与形容词等）和助词的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如果仅就某种语法手段来分类，汉、苗瑶、壮侗语言就是所谓的孤立语，而藏缅语言更像粘着语。事实上，汉、苗瑶、壮侗语言与藏缅语言不仅在语音和语义上十分相近，即以语法而论，他们在使用虚词、重叠、异素等语法手段上也很相似，而藏缅语言与传统所谓的粘着语言如突厥语言的语法结构则有较大的差别。可见，使用综合的标准，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汉、苗瑶、壮侗语言与藏缅语言不仅具有发生学的同一性而且具有类型学的相似性。语言的类型学，特别是汉藏语言的类型学必须建立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
2.2 汉藏语言的发生学
汉藏语言的发生学研究有两个重大的问题需要解决：第一，是理论问题，即对发生学分类的一些理论和观点的再认识；第二，探索一些新的论证方法，即确证同源词的方法。我们的研究主要是有关理论方面的，关于论证的方法只能作些评介。下面先讨论有关的理论。
2.2.1 传统的发生学分类是单起源论，即语言分化起源论， 现代的语言都由原始的母语或祖语逐渐分化而来。我们主张多起源论。首先，语言谱系形成，除了分化还可以融合，即新语言的产生，不一定是由于一种语言的分化，而可能是两种语言的合并。语言的合并途径不是简单的语言影响，即一种语言成分向另一种语言渗透，而是通过双语过程实现的。从现代语言观察得知，语言的深刻影响必然通过双语现象，而在双语功能转换的过程中，也就是基础语向目的语转换的过程中，常常会发生中介现象或中介语。在一定的条件下，中介语会发生“固化”，即在基础语向目的语转化的过程中停留在某一阶段不再发展，而成为一种“固化”的变异形式，这种“固化”的变异形式由于不同的情况，原来只是基础语或目的的一种变异形式，但由于两种语言规律的相互干扰，它们都会脱离基础语或目的语原来的发展轨道和方向，成为一种完全独立的新语言形式。所谓的克里奥尔语是这样形成的，汉藏语言中的白语也有可能是这样形成的。此外，像仡佬语、五屯话，甚至苗瑶、壮侗语言等系属难定的语言，都可以放弃受传统理论约束的思维方式，换一个角度来考虑。
2.2.2 汉藏语言的传统谱系框架是三层次论， 即将从母语分化的过程分为语系、语族和语支三个层级。我们既然承认语言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由语系母语发展而来的不同语言就不可能必然具有相同的层级，因为首先由于发展快慢不同，发展快的语言可能层级多些，发展慢的语言就少些；其次由于发展的不同情况，层级也不一定相同，比如彝缅语支语言与藏缅语支语言的发展层级就不一定相同。再如按目前所构拟的壮侗语族共同语与藏缅语族共同语显然不在同一个层级上，而将不同层级的语言放在同一个谱系层级上，就失去了横向比较的意义和价值。由此可见，谱系分类的层次如果缺乏时间制约上的确定性，等同的层级划分是没有意义的，也是不科学的。解决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确定年代，同级构拟；一个是不考虑横向关系，根据不同语言的实际情况，分层构拟，承认不同语言的非等层划分。前一个解决方法，由于语言年代学的不成熟，对缺乏文献的语言来说，是很难做到的。因此，唯一现实的解决办法就是采用非等层划分的方法。
2.2.3 在汉藏语言系属研究中，还不能不考虑平行发展的问题， 即语言的扩散现象。语言扩散是一种语言影响，但不是一种简单的影响，而是通过双语现象的影响，即某些语言成分或要素通过双语使用而传播和扩散，这种影响和传播不同于一般的语言影响，可以深入到语言的结构和核心。比如汉语和苗瑶、壮侗语言的声调系统没有发生学的同一性，但从比较来看，无论在发生或发展上都有很大的相似性。通过现代藏缅语言和有声调孟高棉语言声调起源的研究，我们发现声调的发生和发展是可以通过双语的传播而扩散的，换句话说，使用无声调语言的人在学会有声调语言后在双语交际过程中，会将声调意识移植到无声调语言中，将原来无声调语言中的非功能性声音高低发展成为具有功能性的声调现象，实质上也就是借用了声调这种语音手段。平行发展不仅会造成类型上的趋同性，同样会造成发生学分类上的混乱。平行发展不同于“底层”，“底层”是基础语在换用目的语的过程中遗留下来的，是语言替换的结果，基础语消失，而目的语并不因为有了基础语留下的“底层”而改变自己的性质。而平行发展没有语言的替换问题，基础语并不消失，基础语从目的语所借用的语言要素，虽然与“底层”的性质十分相似，但不是“底层”，因为“底层”必定是目的语的固有成分，而基础语中平行发展的成分则是新创的成分。因此，以声调来说，借调与平行发展的声调就不是一回事。由此可见，无论是平行发展的成分还是“底层”（一种特殊形式的借用成分），都不能成为发生学分类的根据，都是发生学分类必须排除的成分。
2.2.4 汉藏语言的历史关系识别中，一般只考虑词汇因素， 即同源词。在传统的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中，对同源词没有提出数量要求，从理论上说，只要确证两种语言具有同源词，无论数量多少，它们就具有发生学上的同一性，即具有共同的起源。汉藏语言中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别较大，同源词数量少，语音对应规律缺乏严密性，同源词与借词不易区别，大多数语言没有记录语言的文献资料，因此，仅凭词汇确定同源关系困难较大。我们认为同源关系的确定应该根据多因素原则，即除词汇因素外还要考虑语音、语法和语义等方面的综合原则。实质上，这种综合原则就是我们上文所说的类型原则。这里所说的类型当然不是共时的类型，而是历时的类型。从同一母语发展而来的现代语言，无论今天他们在类型上发生多大的变化，但他们在历史上必定是与母语同类型的，换句话说，具有发生学同一性的语言必定具有历史类型的同一性。历史类型是需要构拟的，比如以汉藏语言的语音来说，如音类的配合类型、音节的结构类型、声调的发生类型、音义的结合类型等；以语法来说，如功能语素的序位类型、语法语素（虚词）的定指和定位类型、造词和构词类型等。越是综合的类型就越具有排它性。只要在构拟时排除借用、平行发展、创新等非固有因素，历史类型就将成为识别语言历史关系的一个重要手段。以白语为例，我们不认为白语与汉语在语族发展阶段上具有同一性，因为无论从音类配合类型、声调发生类型、功能语素的序位类型和语法语素的定指、定位类型来看，白语与汉语都有较大的差别。这个例子说明两个问题：第一，白语在语系的层级上与汉语具有同一性，即白语属于汉藏语系，因为在语系的层级上白语与汉语具有历史类型的同一性；第二，在语族的层级上，白语与汉语在历史类型上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说明类型是历史地发展的，类型的发展像词汇的发展一样，可以作为不同语言历史分类的依据。根据这种理论，我们就能在发生学分类时，摆脱单一同源词原则，使发生学分类更加科学和准确。
有关同源词与借词的区分，焦点在两种语言中语音对应而语义相关的词，是否一定是同源词？回答是否定的。因为古老的借词在形式上与同源的词可能没有差别。于是证明的重点就在于从反面证明借词的不可能性，从正面证明同源词的确定性。在中国，目前有三种比较有影响的证明方法。
第一种是严学宭的词汇证明法，即从词汇的层面上进行证明。基本原理是如果两种语言中的一些同族词都存在语音对应和语义相关，那么这些词就可判定为同源词，因为造词时的这种语音和语义关联，也就是词的组族，具有极大的偶然性，词的借用一般是论“个”，不会按“族”，这样就可以排除借用的可能性；第二种是邢公畹的语义证明法，即从语义的层面上进行证明。基本的原理是如果两种语言中同音多义词或同义异形词都存在语音对应和语义相关，这些词即可判定为同源词，因为同音多义或同义多形词的这种音义结合关系，在一种语言的词汇系统中也具有极大的偶然性，词的借用一般是以“词”为单位，不可能以“语义”的关联为单位，或者说不可能考虑这种复杂的语义关系，这样也就排除了借用的可能性；第三种是陈保亚的词阶证明法，这也是一种从词汇层面上进行证明的方法，但与同族词证明法不同，他根据一定特性将词分成不同的类（即所谓的“阶”），并加入数量涵数，如果两种语言核心类的词比非核心类的词语音对应和语义相关的词数量多，就是同源关系；如果非核心类的词比核心类的词语音对应和语义相关的词数量多，就是联盟关系。这种方法从表面看，不区分同源词和借词，只要核心类词中语音对应和语义相关的词多于非核心类，无论是同源也罢，借词也罢，就可确定为同源关系。实际上，隐藏着一个前提，即如果核心类词中语音对应和语义相关的词一多，其中必定有同源词，原理是因为核心类词中不可能都是借词。问题是核心类词如果少了，是不是也可能有同源词呢？如果还可能有同源词，哪怕只有少数的同源词，按照历史比较语言学同源词没有数量制约的原理来说，为什么这两种语言不能是同源关系呢？再说这些词的分类或分阶，具有很大的主观因素，特别是由于语言与文化和社会的复杂关系，不同语言词汇的“类”或“阶”就不一定相同，要将各种具有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的语言的词汇分成相同的“类”或“阶”，困难是不言而喻的，加上这些“类”或“阶”中的词在数量上有较大的限制，其可行性和准确性不能不受到怀疑。
第一种方法由于汉藏语言不同语言之间的同源词数量有限，同族对应词比较难找，或者数量较少，在操作和应用上困难较多，而第二种方法在实践中，特别在汉语与壮侗语言以及汉语和藏语等比较研究中，无论在质与量上都有可观的成果，应该说是目前一种比较可行和科学的方法。
2.3 汉藏语言的语音学
2.3.1 汉藏语言的语音特点和研究原则
汉藏语言的语音有两个重大特点：一是音节化，二是韵律化。应该说音节化是基础，因为韵律化与音节化有密切关系。说汉藏语言是孤立语或音节语都是看到了这个重要的语音特点。研究汉藏语言的语音，建立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都不能离开这两个特点，否则就不能取得符合实际的良好效果。
所谓音节化是指音节这一个语音结构层级单位在汉藏语言语音系统中的重要地位。第一，汉藏语言的音节是音素配列的最大单位，无论音素的组合或聚合关系，都以音节为界限，音节中音素出现的位置、数量和特性都受到严格的制约，特别是声首和韵尾这两种非基本音素，不仅具有对称性，而且具有发音上的共同特性，成为音节界限的一种标志。这种音素配列关系，造成音节形式上的固定性和限定性，使汉藏语言以有限的音节，留出极大的羡余量，而传输最多的信息；第二，音节是韵律的基本承载单位。汉藏语言中声调和轻重都以音节整体为承载单位，长短、松紧虽然以元音为承载主体，但与音节也有密切关系，藏缅语言开音节元音分长短，长短元音与长短音节对当；壮侗语言闭音节元音分长短，元音长短与音节长短无关，长短元音在等长音节中由韵尾自动调节长短关系。因此，元音长短哪一种是标记性特征，要依靠音节来判定。由于正常音节中出现都是长元音，短元音反而是标记性元音，不仅与藏缅语言不同，而且与一般元音分长短的语言也不相同，因为一般分长短元音的语言中，正常音节中出现的都是短元音，长元音才是具有标记性特征的元音；第三，汉藏语言的音节具有严密的层级性，音节由音元、音素、音组逐级构成，特别是音组，即传统所谓的声母和韵母，更是汉藏语言语音分析的基本单位（详见下文）；第四，汉藏语言的音节是音义结合的基本单位，不仅包括词汇单位，也包括语法单位，换句话说，音节是语义的基本形式单位和表达单位。这样就与日语等音节同样简单而明晰的语言有了质的差异。由此可见，汉藏语言的音节无论从语音、语法和语义来说，都是一个重要感知单位。
所谓韵律化是指汉藏语言语音系统中更多或比较全面地使用韵律手段，比如声音的高低（声调）、轻重（轻重音）、长短（元音长短）和松紧（元音的松紧）等。严格来说，元音松紧还不能肯定是一种韵律特征，因为在目前对松紧现象还有不同看法，到底与声调、喉头、声带、嗓音哪一方面有关，韵律的基本属性究竟如何确定，已有的实验结论还必须进一步验证。但汉藏语言使用韵律手段的丰富性是无庸置疑的。尤其是声调几乎成为汉藏语言的一种标志性特征。韵律化是与音节化有密切关系的。正如上文所述，汉藏语言音节的数量具有很大的制约性，而且具有固定化和模式化的趋势，羡余率高，与语义又有固定关系，大大影响了音节的多样化组合和新音节形式的产生，因此当语音简化，音节形式逐渐减少的时候，新的语音手段产生是不可避免的，而韵律化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手段，它能在音节形式基本不改变的情况下，以最有效的手段对语音系统进行补偿。从汉藏语言中无声调的藏缅语言和大陆部分多音节的孟高棉语言从无声调到有声调的发展过程来看，韵律化是汉藏语言语音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
汉藏语言的研究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为理论基础，以中国独特的文化思潮为背景，具有深厚的理论底蕴和悠久的研究传统。以汉藏语言语音研究来说，中国吸收和借鉴了西方描写语言学和结构语言学的优秀成果，但只是择善而用，从未全盘接受，始终保持了独立的研究传统和独创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唯心主义的生成语言学或语音学风行三十年，中国未予重视，更不接受，避免了欧洲语言学所走的这一段曲折道路，坚持唯物主义的学术思想，使中国语音学的研究得到健康发展。
中国始终坚持语音的系统研究，吸收描写语言学重实践、重现实的唯物主义思想和记录、描写现实语言的科学操作方法；借鉴结构主义语言学重关系、重层次的系统思想和分析、归纳语音系统的音位和音系学的理论方法。但中国在汉藏语言研究中始终保持独立理论原则，避免西方语音学理论中的反历史主义的片面性、机械性和原子主义。
汉藏语言的语音研究中，首先，强调历史原则，将现实的语音系统研究与历史研究密切结合起来，将语音放在共时和历时的相交点上，视作纵横共现体，反对将语音的共时性和历时性完全割裂开来，这是一种将说明和解释相结合的系统方法，完全符合现代语言研究中从说明性向解释性发展的趋势，因为否认语音历史属性的机械做法，不仅不能充分说明语音本身的现实，更不能说明语音的源流和发展。比如汉藏语言声调研究中，入声调类虽然有塞音韵尾作为互补的条件，但依然作为独立的调类，汉语的舌面塞擦音虽然与舌尖音或舌根音都有互补的关系，却依然作为独立的音位，壮侗语言中将部分介音视为声母的一部分，都是考虑了历史的因素，与纯粹的结构分析方法有较大的差异；其次，强调功能的原则，将语音的生理和物理属性与功能属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将语音视为物质要素和功能要素的结合体，反对语音研究中单纯的音理和结构关系分析这种机械主义分析方法。比如我们在确定某些藏缅语言声调的独立性或音位性时，并不完全从语音的物理属性出发，更要考虑它们的系统性和功能性，充分体现出声调发生和发展过程的特点。比如嘉戎语、珞巴语的声调。在声调发生学的研究中，声调的发生不是单纯的语音变化，而更主要是功能的变化，因为单纯的语音变化条件，既无法说明声调的性质，也无法说明发生的过程。又如借词中音类或调类的确定，语音发展中残剩现象的判断，都是单凭音理无法说明和解释的。单纯的结构分析的任意性、非历史性，甚至将一个语音系统处理得支离破碎、混乱不堪的毛病，正是忽视功能的恶果；第三，强调动态原则，将语音的动静两种状态结合起来，也就是将语音的独立状态和系统状态结合起来，揭示语音之间的动态关系和变化规律，是语音研究中发展观点的体现。我们吸收的音位理论中音位与变体的关系是体现这种原则的。我们在汉藏语言声调研究中，在处理本调与变调的关系时，同样不单纯考虑静态的结构原则，比如汉语有的方言平声分阴阳，但阳平不独立出现，只隐藏在变调之中，如果从静态出发就很难发现和判断它的音位地位和价值。再如汉藏语言声调的连读变化中，有一种模式变调，即声调的变化与音理无关，而与它所处的位置有密切关系，这也是静态的语音研究无法解释和解决的。历史发展的研究从某种意义来说，也是一种动态的研究，如藏语复辅音声母中前置辅音的发展，同样与音理没有什么关系，上述的历史原则也是一种动态的原则，当然，这与共时的动静结合又不是完全相同的事了。
2.3.2 汉藏语言语音的层级性
汉藏语言的语音研究中，吸收了现代语音学两个重要的理论观点：一是语音的层级性；二是确立“区别特征”作为低于音素一个层级的语音最小分析单位。并结合传统的研究方法，对这两个观点进行延伸和发展，根据汉藏语言的语音特点，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特的语音分析理论和方法。
结构主义语音学的“区别特征”不是一个实体，只具有关系的意义，即“区别”的意义，我们认为作为“区别特征”的有关辅音的“清浊”、“口鼻”、“唇齿”等以及有关元音的“前后”、“高低”、“圆展”等，是构成辅音或元音的实体要素，也即构成音素的基本单位，是分析语音的最小单位，称为“音元”。于是，音元、音素、音组、音节和音联，构成汉藏语言语音的五个基本层级。下一层级是上一层级的构成单位或要素，逐级提升和扩展，单位的组织由小到大。这种层级的分法不仅是根据语音的自然属性，并且根据它们的功能属性，因为语音是具有语言功能的声音，上述是语音的层级而不是声音的层级，或者说是语音的自然属性与功能属性相对应的层级。为此，我们将上述的名称确定为语音自然属性单位的名称，再根据语音的功能分类的原则，将音元的功能单位称为“元位”，将音素的功能单位称为“音位”，将音组的功能单位称为“声位”和“韵位”，为与传统的研究接轨，也可称为声母和韵母，将音节的功能单位称为“节位”，将音联的功能单位称为“联位”。根据音位学的原理，语音的功能属性单位是语音自然属性单位的功能分类，一个功能属性单位可以包括不同数量作为变体的自然属性单位。除音素与音位是常识外，其他各个层级有必要作一个简单的说明。从辅音来说，“擦”是一种音元，但任何一个由“擦”作为音元的音素，比如在轻重不同语境中，或者处于基本辅音或前置音的位置时，作为“擦”这个音元，无论在音量、音长和音强各个方面都有较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形成这个音元的不同变体；以音组这个层级的声韵母来说，同一种声韵母在不同语境中同样会形成不同的变体，比如以韵母来说，儿化韵就会形成了同一韵母的不同变体；音节这个层级比较简单，在不同韵母或声调的语境中，音节在长短、轻重上的差异或变体应该也是一种常识；音联是由音节构成的，在汉藏语言中，最常见的音联是与语素、词和词组相对应的，因为汉藏语言中，语词无论虚实，词与词组都是由音节组成的，而很多语音或声调的变化又是以语素、词或词组为单位或条件的，因此，音联在汉藏语言中是不仅是一个独立的语音单位，还是一个独立的功能单位。同一个音联在不同语境中，同样会形成不同的变化，比如音联中的某些音节在轻读或不轻读、快读与慢读时的变化等。建立语音的层级观念，区别语音的自然属性分类和相应的功能属性分类，不仅科学体现了语音的系统性，而且是语音分析的基础。在分析汉藏语言的语音时，能充分体现汉藏语言语音特点的有两个层级：一个是音素层级上的塞擦音，另一个是音组层级上的声母和韵母。汉藏语言中大量使用塞擦音，一般是三套六个，如汉语的北方方言，也有四套八个的，如一些藏缅语言。塞擦音在汉藏语言中是一个音而不是两个音，这与欧洲一些语言中的塞擦音无论从自然属性和功能属性上都是不一样的。从自然属性来说，汉藏语言的塞擦音破裂减弱（气压小）、摩擦缩短、音时与单音相等；从功能属性来说，在使用汉藏语言的人的心理上，是一个音的感知，如汉藏语言中很多语言的复辅音声母早已简化成单辅音声母，但保留塞擦音，如汉语；有的语言如藏语有大量的复辅音声母，但在创造文字时，塞擦音是一个字母，而不像其他复辅音都使用字母组合来表示。从语音的配列来看，藏语安多方言牧区土语中有
这些音位。同样说明是一个音的感知，也不是两个音的复合。再以动态变化来看，无论在共时的连读变化还是在历时的发展变化中，塞擦音都不能像欧洲一些语言的塞擦音那样分拆成两个音。由此可见，汉藏语言的塞擦音是一种发音时没有间歇、感知上不能分析、连读中不能分开、系统中不存在相应的独立音素和复合条件、发展中不能分拆的一个音。
汉藏语言的音组层级，从自然属性来说，有汉藏语言独特的音节结构作为基础。汉藏语言音节的基本模式是：（p）C（s）（m）V（f）。p指前置辅音，C指基本辅音，s指后置辅音，m指介音，V指基本元音，f指韵尾。括号里的成分是指非主要成分和非必然出现的成分。如果借用传统音韵学的概念和术语并加以扩展，可以称为声首（p）、声腹（C）、声尾（s）和韵首（m）、韵腹（V）、韵尾（f）。从这种音节结构模式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以辅音和元音形成的两个向心结构的中心，而且具有严格的对称性。这种对称性表现在除声腹和韵腹外的其他音素都有严格的限制性、对应性和相同的语音特性，比如声首和韵尾至多七八种，声尾和韵首只有三四种。这些音与声腹和韵腹比较来说，都读得轻和短，具有明显的附属性质。
这些音还具有对应性，比如藏语的声首和韵尾都是p、t、k、m、 n、
、r、l、s，从历史上看，辅音韵尾都是从声首中分化出来的； 汉语中的韵首和韵尾也都是i和u；从功能属性来看，声母和韵母各自作为一个层级的功能单位，与本身结构的繁简没有必然的关系，一个辅音和几个辅音，一个元音和几个元音作为声母或韵母性质一样，都具有相同的区别意义的功能，换句话说，区别功能是一个整体，而不是这个整体中的某个音素，这种感知上的统一性，在发展变化中看得更清楚。比如声首或韵尾在历史发展中常常发生合并而简化，藏语的r、l、s 等声首都变为h，汉语的塞音韵尾p、t、k都变为喉塞音等，这些合并或简化与语音的环境没有关系，因此不是一个音的变化，而是一种系统性的变化，是声母和韵母作为一个语音结构层级单位的整体变化。
不同语言具有不同的语音结构，因此也有不同的语音层级。有些语言即使层级相同，它们的功能性和在语音系统中的重要性也不一定相同。比如有的语言音组或音节的界限就很难划分，有的语言即使与汉藏语言一样具有音组的层级，但功能却不相同，如印欧语言与汉藏语言的不同音组特性。印欧语言的音组无论其组合音素和组合方式都无严格的制约或限制性，而汉藏语言的音组不仅是一个独立的层级单位，而且是一个语音分析的基本单位，因为作为汉藏语言音节这一个层级的音组，能本质、简明地反映语音之间的联系、语音结构的主要层级性和基本音义单位的语音结构特征，能充分体现和说明语音发展的机制、过程和规律。因此，音组也即由辅音和辅音或辅音与半元音组成的声母、由元音和元音或元音与辅音组成的韵母，成为语音系统分析和表述的基本单位。汉藏语言在语音分析和表述时，始终不接受结构主义的音素或音元（“区别特征”）的分析和表述的方法，这不是一种简单的理论和方法的选择问题，而是因为只有声韵这种分析方法才是符合汉藏语言语音特点的科学方法。在中国汉藏语言的语音研究中，还没有人使用其他的分析方法取得卓有成效的成果。当然，声韵分析法是中国语音研究的一种传统的方法，但今天我们使用的这种方法，既有继承历史的一面，也有吸收了科学的语音学、音系学理论和方法、运用了语音的系统和层级性理论、确立了符合汉藏语言语音实际的分析原则、创造了新的理论概念和操作方法的一面，因而这种新的声韵分析法不仅是原来声韵分析法的继承，而且是理论上的延伸和方法上的扩展。
2.3.3 汉藏语言的声调学
汉藏语言最重要的韵律化特征是声调。汉藏语言历来被称为声调语言，并作为声调语言的一种代表。汉藏语言具有独特的声调研究理论和方法，在世界声调语言研究中独树一帜。欧洲语言大多没有声调，欧洲语音学者对声调认识肤浅，研究基础薄弱，因此，可以这样说，世界声调研究中的重大成果，大多出自汉藏语言声调的研究。如果声调学成为一门学科，汉藏语言声调必然是基础，或者说，如果声调学不包括汉藏语言声调的研究和成果，就无从建立。
中国汉藏语言的声调研究，或者说以汉藏语言声调研究为基础的中国声调学，包括对声调的定性、定源、定值、定位、定类和定变六个方面。定性是指确定声调的性质。汉藏语言声调有以下四个特点：第一，汉藏语言的声调以音节为载体，一个音节是一个完整的调程。因此声调虽然像其他音素一样是一个独立的语音表述单位，却不与音素处于同一个层面，即不是一种音素特征，而是与音节处于同一平面，是区别不同音节的语音表达手段。传统上将汉藏语言的语音分析称为声韵调分析，是不准确的，因为声调与处于音组层面上的声母或韵母也不处于一个层面，声调作为整体与声母或韵母没有直接的依附关系和对等关系。由于汉藏语言的音节是音义的结合单位，声调比音素或音组与意义有更加密切的关系；第二，汉藏语言的声调由两个不相同的系统构成，一个是字调系统，一个是语调系统，虽然它们都以音节为载体，但具有不同的调域和调阈，这是经实验证明的。传统上只研究字调，不研究语调，或者将语调视为不固定或不成系统的逻辑手段，而不作为一种声调系统，是不正确的；第三，汉藏语言的声调使用于三个层次：使用于字的层次、区别词汇意义的字调（这里字指不能独立成词、作为构词要素的音义结合单位），其次是使用于词的层次、区别词汇意义或语法意义的词调（这里词指能够独立运用的实词和虚词）。声调不仅可以表达虚词的语法意义，同样可以表达实词的语法意义。表达词汇意义和表达语法意义的词调既可以是相同的系统，也可以是不同的系统，即表达语法意义的声调并不表达词汇意义；再次，是使用于句子层次、区别语法意义的语调。汉藏语言的语调虽然以句子末一节奏单位的重读音节为载体，却是表达整个句子的语法意义。表达句法意义的语调，与字调或词调都不属于一个系统，有时候个别声调的调值可能相似或相同，由于调域和调阈的系统不同，实际的系统值是不同的；第四，汉藏语言的声调具有两维性，即它不完全取决于音高的高低，还取决于这种高低的变化，即曲拱，我们曾经说过“高低体现于音域，变化区别在曲拱”，就是指的这两种因素。无论使用什么办法，企图用高低一维来表述高低曲拱两维，比如使用“区别特征”的方法，或者以多音节的词为声调表述单位，都是不成功的，与中国传统使用的高低升降的组合表述方法不可同日而语。
定源是指确定声调的来源，即确定声调的发生和发展。发生指从无声调到有声调，即从不使用声调手段到使用声调手段，也即声调从非功能单位变为功能单位；发展指在已有声调系统的基础上声调的变化，比如声调的分化、合并或新声调的产生等。虽然实际上发展从某种意义来说也就是一种发生，但由于发生和发展的原因、方式、过程和条件等不完全一样，将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有利于说明它们的差异，而且有些语言发生和发展的研究是不平衡的，比如汉语、苗瑶、壮侗等语言，声调发生的研究无论在深入性和科学性上远远不如声调发展的研究。通过历史比较研究说明，原始汉藏语言是没有声调的，或者说是不使用声调作为一种语音功能单位的。汉藏语言声调的发生基本上是一种由于语音简化的补偿手段。这是一种系统内部的原因。此外，还有系统外部的原因，比如声调的扩散现象，即没有声调的语言或方言通过有声调语言或方言的影响，也就是使用没有声调语言的人通过使用有声调语言并形成普遍的双语现象，“借用”声调手段作为一种原来没有的语音要素，比如大陆的部分南岛语言和部分原来没有声调的藏缅语言声调的发生即通过这种途径。这些使用没有声调语言的人，在使用有声调语言的双语过程中，或者受到有声调语言声调机制激发，或者受到来源于有声调语言的大量有声调借调的激发，产生声调意识，也即使原来非功能性的语音音高差异成为功能性的差异，逐渐形成声调系统。
从声调发展来说，同样具有系统内部和外部两种原因。系统内部的原因主要是语音的原因。由于汉藏语言的声调是以音节为载体的，音节的基本层级单位是声母和韵母，因此声调的发展就与声母和韵母有密切的关系。或者说，声母或韵母的简化或变化是促使声调发展的原因。以声母来说，与声调发展相关联的因素有清浊、送气不送气、声首辅音等，其中声母的清浊与声调的发生也有关联；从韵母来说，有韵腹元音的长短、松紧、辅音韵尾的舒促等因素。这些因素在不同的语言中与声调的发生也有关联。这些关联在不同的语言中，由于语音的发展变化，有些是共时的，有些是历时的。从共时来说，声调与声韵母主要有三种关联：一是完全关联，声调没有自主性，如白语松元音读一类调，紧元音读另一类调，是完全的“共生”；二是完全不关联，声调有完全的自主性，如汉语的北方方言，看不到声调与声韵母有什么对应或对当的关系；三是不完全关联，声调只有半自主性，即部分声调与声韵母有对应或对当的关系，部分声调则没有，如部分彝缅语言。从历时来说，通过构拟在一定程度上能恢复声调与声韵母的原始关联，但由于语言和文献资料的局限性，要根据共时的资料将完全不关联或不完全关联的事实，完整地构拟出历史上完全关联的情况，有一定的困难，而声调历史长、发展快的语言困难就更大，汉语声调的发生有多种不同的构拟和解释，就是这个原因。从共时的关联中可以看到声调发生、发展的过程或变化痕迹，而历时的关联在现实语言中是看不到的，必须先进行语音的历史构拟，才能看到声调与语音的这种关联。比如藏语的康方言保留浊声母，清浊声母与声调的关联或对应关系十分明显，而卫藏方言的浊声母已经清化，从共时来看，声母清浊与声调已经没有关联，如果通过方言比较构拟出浊声母，就会与康方言一样，声母的清浊就与声调有严格的对应关系。汉语、苗瑶、壮侗等语言都有这种共时和历时的关联。因此，探索声调的发生和发展，就要从共时与历时两方面观察声调与声母和韵母的这些关联和对应关系，从而确定引起声调发生和发展的原因。这种关联还可以分为直接的和间接的两种。比如藏语拉萨话的韵腹元音的长短与声调的发展有共时的对应关系，换句话说，长元音读一种调，短元音读另一种调，这是直接的关联。但长元音又是由于持续性辅音韵尾的消失形成的，可见，辅音韵尾的消失与声调发展也有关联，但只是间接的关联。严格来说，探讨声调的发生或发展主要是辩明直接关联，也即直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