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险怪”文风:古文运动的另一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风论文,北宋论文,古文论文,险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诗和文,是传统士大夫最常用的两种表达形式,其表达的性质,与今人理解的“文学创作”都有一定距离。但习惯上,我们把所有的诗都看成“文学作品”,而对于文,则只取其具有“审美价值”的部分。其实,如严格贯彻“审美”标准,则一部分诗也要除外。就宋代文学研究而言,对诗的宽容态度使我们越来越多地收获积极的成果,不至于粗暴地对待宋诗,这反过来提醒我们对文的取舍是否过于苛刻?散文史对散文作品的范围作过于严格的限定,会导致对“史”的误解:当我们把一系列受到肯定的作家作品前后贯联,以勾画发展脉络时,此种脉络的真实性或完整性如何,是值得怀疑的。历史进程中起过作用的某些因素,会因为我们的“文学”观念而被摈除视野之外,或得不到合理的评述。
具体到北宋散文史来说,其核心内容无疑是“北宋古文运动”,①最受肯定的作家是“唐宋八大家”中的“宋六家”,尤其是欧阳修和苏轼,被推崇为北宋文坛的领袖。通常,我们如此论述欧阳修对于“古文运动”的指导作用:他一方面提倡古文,使主流的表达体制从骈体转为散体,另一方面又极力扫除“太学体”之类“险怪”的古文,奠定了自然畅达的主流文风。在这样的宏观叙述中,被欧公所扫除的以“太学体”为代表的“险怪”文风,被视为表达风格上的一种弊病,在古文创作健康发展的过程中起消极作用,加以简单说明后就可以忽略过去。然而,近年来学界对“太学体”的许多考辨,却提示我们,问题并不那样简单。事实上,北宋的“险怪”文风远远超越“表达风格上的弊病”这样的定位,如果把宋人指责为“怪”的东西一一纳入视野,聚集起来将十分可观。此事仍须从“太学体”说起。
一、“太学体”与怪文的系谱
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主持科举考试,有意排斥当时流行于太学的一种“险怪”文风,许多举子不服,引起了一场风潮。时人将此种文风称为“太学体”,②此名一直被沿用。近代“古文运动”之说兴,学者们曾误以为古文家欧阳修所排斥的“太学体”必是骈文。至20世纪80年代,曾枣庄、葛晓音和日本的东英寿先生相继撰文,③辨明“太学体”为古文,因其文风“险怪”,与欧阳修平易畅达的创作主张不合,所以被他反对。嗣后,祝尚书、张兴武等先生追索了“太学体”的历史渊源和社会背景,④这方面最为关键的一则史料,是庆历六年(1046)张方平所上奏疏《贡院请诫励天下举人文章》,其中云:
自景祐元年,有以变体而擢高第者,后进传效,因是以习。尔来文格日失其旧,各出新意,相胜为奇。至太学之建,直讲石介课诸生试所业,因其所好尚,而遂成风。以怪诞诋讪为高,以流荡猥烦为赡,逾越规矩,或误后学……今贡院考试,诸进士太学新体, 间复有之。其赋至八百字已上,而每句有十六、十八字者,论有一千二百字以上,策有置所问而妄肆胸臆,条陈他事者。⑤
据此,嘉祐之前已有景祐“变体”和庆历“太学新体”两种怪文,于是,北宋的“险怪”文风呈现出一个系谱,而与北宋士风的发展过程相应。在这里,被张方平所指责的古文家石介,就成为“险怪”文风的代表人物。
仅仅如此,便可看出“太学体”并非偶然出现的文弊,它颇有历史渊源,值得认真追索。当然,追索的结果似乎进一步证明了欧阳修指导作用的重要性,因为他必然要付出相当的努力,才能扫除此种不良文风。不过,有一个事实显然被忽略了:“太学体”作者乃是欧公的后辈,在历史叙述的序列中,真的可以完全置于欧公之前,确信他的力量足以将其扫除吗?对此,我曾提出不同意见。⑥主要是将“险怪”文风与当时的士风,以及渐趋兴盛的“性命之学”的思潮相联系,结合程颐在太学的活动来推考他与“太学体”的关系,从而认为“太学体”也包含了比欧公学术更为激进的思想因素,是他的后辈们企图超越他的某种尝试,而不是石介的影响在历史上的残留。为了强调这一点,我曾怀疑嘉祐“太学体”是不是直接继承庆历“太学新体”而来。张兴武先生对此有不同看法,他强调景祐“变体”、庆历“太学新体”和嘉祐“太学体”是一个“险怪”文风的发展过程。
现在看来,景祐“变体”、庆历“太学新体”和嘉祐“太学体”涉及的人物不同,其间有否师承关系,也较难肯定,认作同一个东西的“发展”过程(犹如流派)是相当勉强的,但是,毕竟它们都被视为“怪”文,都是“险怪”文风及与此相应的士风在不同时期的表现,而见于史料的记载。在此创作风气的意义上,本文愿意承认这个怪文的系谱。需要补充的是,所谓“险怪”文风的外延,须放得比较宽大,才有利于研究总结。我的意见是,它不仅指文章用语艰涩怪僻,也兼指所写内容偏激或难以理解,还要考虑到作者被世俗看作怪人的情况。
钩稽怪文的系谱不是无聊之举,事实上,对于“古文运动”的历史叙述,是不宜以欧阳修为终点的,因为北宋后期的文坛也并非只有他所倡导的流畅风格。欧阳修的打击固然令“太学体”消沉下去,但他反对的“险怪”文风却并未就此消失。这就好像张方平的打击令“太学新体”消沉后,还会有“太学体”冒出来。如果如我所论, “太学体”与“性命之学”的思潮有关,则后者在历史上的继续深入发展,仍有可能制造另一种形态的怪文。祝尚书先生《宋代科举与文学》一书,第15章“宋代科场的学风与文风”,在论述了上述怪文的系谱后,接着指出,北宋后期流行于科场进而泛滥天下的文章是王安石“道德性命之学”指导下的“经义”之文。⑦据我所知,此种“经义”文,恰恰也曾被时人看作怪文,如《邵氏闻见录》卷12引钱景谌的批评云:
乃以穿凿不经,入于虚无,牵合臆说,作为《字解》者,谓之时学,而《春秋》一王之法,独废而不用;又以荒唐诞怪,非昔是今,无所统纪者,谓之时文;倾险趋利,残民而无耻者,谓之时官。驱天下之人务时学,以时文邀时官。⑧
他所说的“时学”指王安石“新学”,“时文”无疑指“经义”,而指责为“荒唐诞怪”。当然,如祝先生所论,宋人对“经义”的指责,更多的是“穿凿”。但“穿凿”往往是追求新奇的结果,⑨与“诞怪”的意思有邻接之处。本文后面将会提到,苏轼对“经义”也有类似的指责。到了南宋,《古今源流至论》亦云:
国朝自熙宁之间,黄茅白苇几遍天下。牵合虚无,名曰时学;荒唐诞怪,名曰时文。王氏作之于前,吕氏述之于后,虽当时能文之士,亦靡然丕变也。⑩
由此看来,“经义”文也不妨纳入怪文的系谱。那么,鉴于它的势力和影响,便可见“险怪”文风在北宋后期足以与欧苏一系的自然流畅风格分庭抗礼。
问题是,文学史一般不处理此种“经义”文,因为它不是“文学作品”。这样一来,人们就只据苏轼一派的文风来乐观地看待欧阳修扫除怪文的收效。这其实并不全面,因为“经义”文对当时文坛的巨大影响,决不因我们不承认其为“文学作品”而不存在,它既然被称为“时文”,就可见其盛极一时。比如,南宋的叶适就曾如此描述北宋的文章史:
文字之兴,萌芽于柳开、穆修,而欧阳修最有力,曾巩、王安石、苏洵父子继之,始大振……及王氏用事,以周孔自比,掩绝前作,程氏兄弟发明道学,从者十八九,文字遂复沦坏。(11)
叶适的描述与今人“北宋古文运动”的观念是大抵相符的,他表彰了古文先驱,突出欧阳修的历史作用,赞扬“宋六家”的成就,但接下来,他却又强调北宋后期王安石“新学”、二程“道学”之门派的消极作用,认为结果是“文字遂复沦坏”。很显然,他对北宋后期文坛的总体印象并不乐观。叶适当然不至于看不到苏轼一派的成就,但他一定更关注全局,至少他不会认为欧阳修的力量足以使此后古文发展的前途一片光明。
回头再说怪文的系谱,祝先生的著作已经把它勾连得比较完整,从中唐古文运动的奇崛文风说起,到北宋前期的一批偏激的古文家,然后是景祐“变体”——庆历“太学新体”——嘉祐“太学体”一脉,依我之见,还可续之以“经义”文。由此可见,被当时人指责为“怪”文的这个系谱,贯穿了“唐宋古文运动”的全过程,不但没有被欧阳修所扫除,而且在他身后还更嚣尘上。这就不能不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如此长期存在的怪文,虽然“怪”的具体内涵各有不同,宜作个别探讨,但作为一种创作风气、表达倾向,也不妨综合考察之。有关这些“怪”文的史料,本身都带着否定的记录立场,如张方平笔下的“变体”和“太学新体”,在肯定欧阳修功绩的背景下被提及的“太学体”,以及作为王安石“罪证”之一的“经义”文,等等。因此,在个别看待时它们很容易被一一否定和忽略,但面对整个系谱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思考其长期存在的原因,追究其中可能包含的合理性因素。如祝先生所论,此事与“学风”相应,故我们仍须联系北宋儒学和古文创作的进展实情,再予考察。
二、以“怪”自傲:宋初“隐士”型古文家
“险怪”是个具有强烈紧张感的词语,如果一般地讲“怪”,无非是与众不同之意,这是跟周围的情况比较而言的。可以想象,在骈体流行的时代,只要出现了古文,人们就会觉得它“怪”,比较直接的证据是穆修《答乔适书》所云:
今世士子习尚浅近,非章句声偶之辞不置耳目,浮轨滥辙,相迹而奔,靡有异途焉。其间独敢以古文语者,则与语怪者同也。(12)
穆修的活动时期在柳开之后、欧阳修之前,是“北宋古文运动”的先驱人物。与柳开一样,北宋史料中出现的穆修等早期古文家形象,多有怪奇之处。这其中当然也有表达风格乃至人格方面的问题,但根本上是因为他们的创作态度与周围环境不相协调,因为写作古文这件事本身就是“怪”的表现。就此而言,只要“古文运动”的说法可以成立,那么“怪”就是它与生俱来的底色,怪文的系谱能够一直向上追溯到中唐,也就不难理解了。
坚持一种与周围环境不相协调的创作态度,无疑需要思想学识层面的有力支持,而不仅是表达风格上的偏好而已。柳开对于唐代韩愈、柳宗元之文和文中子王通之道的自觉继述,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了,相对来说,我们对于穆修的认识可能还不够充分。其实,除了跟柳开一样推崇韩愈、柳宗元外,穆修还有更富意义的一面,就是他的名字也被写入宋明道学史上举足轻重的“太极图”的传承序列中:
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颐、程颢。(13)
这里提供的序列“陈抟——种放——穆修——周敦颐——二程”,是颇具象征意义的:穆修的前面是两个富有传奇色彩的“隐士”,后面则是道学的正宗。一般来说,宋代的新儒学可以理解为中唐“古文运动”在思想性方面的继续,但其间相隔颇久,故宋人自述其思想渊源时,除了前代的思想遗产外,还喜欢表述为五代宋初的某些世外高人的独传之秘。与此相应的是,在北宋文化史的肇启阶段,各个领域不约而同地出现“隐士”形象(诗人林逋、魏野也是其中之例),《宋史》有“隐逸传”三卷,前两卷基本上都是北宋初的人物。这使我们相信,世外高人不止一二人而已,那应该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存在。换句话说,宋初的“隐士”不是个别现象,与其视为个人姿态,不如看作一种社会角色。同时, 自称“东郊野夫”的柳开,虽然入仕,但精神上仍不妨说是“隐士”。因此,如欲寻求中唐和北宋两次“古文运动”之间的桥梁,这些世外高人是值得关注的。(14)
我们无法想象“隐士”们全部只靠馈赠来维持生计,其大部分应有一定的经济条件。经过晚唐五代长逾百年的乱世,六朝隋唐的贵族门阀被扫荡殆尽,政府控制无力,均田制崩坏,军阀任意掠夺,再加上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财富重组的结果,未免使各地乡村、城市中的地主、富民更换了一大批。在北宋政权建立之初,当时的民间文化人,虽不排除有家境贫寒者,但就大端而言,应该多数出自新兴的地主、富民。如果北宋政府直接任用他们,俾其与政治权力相结合,那么这等于再来一次与六朝时期相似的门阀贵族的形成过程。但北宋的太祖、太宗却采用了另外的政策,他们大力发展科举考试制度,用进士出身的文官来管理国家,而将盘踞各地的地主、富民基本上压制在胥吏职位上,以至于官员经常轮换,而胥吏反而世代相传,这就是所谓“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15)了。当然进士也可能出自地主、富民,但两者之间至少不会完全重合。换句话说,以新兴的地主、富民为社会基础的民间文化人,势必有一部分不能进入官僚阶层,而成为世外高人。那么,是哪一部分不能进入呢?总体上说,是由科举考试来决定。
科举是入仕的门槛,跨不过这条门槛的人历代都有,原因也多种多样,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五代宋初的科举维持着隋唐以来用诗赋骈文取士的方式,对于那些继承着中唐“古文运动”之主张和文风的人是极为不利的,如果他们不能委屈自己去练习与自己主张相反的应试技巧,那就只能停留在民间,加入到“隐士”的行列。从宋初“隐士”的情况来看,这些世外高人中不乏对政治充满兴趣者,他们的问题在于考不上进士。即便勉强考上,或者以另外的方式进入仕途,如果不够年轻,也无法通过漫长的升迁途径,去获取较高的职位来发挥影响,故其表达活动仍呈现为在野的方式。“古文运动”不仅是一个文学运动,也是一个思想运动,而且与政治联系紧密,宋初古文家大抵都具有浓厚的不满分子的色彩,在一般人眼里显得“怪”,甚至自己也以“怪”自傲,是可以从当时的社会状况获得解释的现象。局面的改变,需要相当年轻的进士认同那些世外高人的主张。
应当承认,世外高人或不满分子的复古主张含有相当程度的历史合理性,否则他们不能被年轻的进士们所认可。但在起初,也只是部分地、有所保留地得到认可。这里举出两个身居高位的文章家为例,他们以“神童”出身而致美官,走上仕途的时候比一般的进士还要年轻。一个是杨亿,一个是晏殊。石介曾记录杨亿早年的言行云:
或以其早成夙悟,比前代王勃辈者,则愀然曰:“吾将勉力,庶几子云、退之,长驱古今,岂止于辞人才子乎?”(16)
晏殊也曾自云:
某少时闻群进士盛称韩柳,茫然未测其端。洎入馆阁,则当时隽贤方习声律,饰歌颂,诮韩柳之迂滞,靡然向风,独立不暇。自历二府,罢辞职,乃得探究经诰,称量百家,然后知韩柳之获高名为不诬矣,迩来研诵未尝释手。(17)
据此,杨亿、晏殊也曾对古文家推崇的扬雄、韩愈、柳宗元表示仰慕,这说明他们(也包括晏殊说的“群进士”)部分地认同了复古主张,但众所周知,此二人仍以骈体制诰而享一代文宗之盛誉,故只能说,他们对于世外高人思想、文风的认同是有所保留的。这种矜持的态度,也延续到进士出身的士大夫欧阳修身上,这一点下文详述。
留存至今的史料,对士大夫的记录比较详细,而对在野“隐士”的记载多是片段剪影而已,并且大抵是士大夫眼里的片段剪影。所以,宋初“隐士”型古文家的怪异形象也是需要分析的。他们中的一部分可能个性怪异,但未必全都如此。即便真的“怪”,考虑到其生存境况,也是可以理解的:抱持一种相当入世的思想主张而以“隐逸”身份生存于社会,这本身就很不协调,稍不克制就会与世冲突,而被视为“险怪”。从这个角度说,“险怪”也体现了一种生命力,在韩愈和欧阳修这两个当朝士大夫之间,“唐宋古文运动”经历了漫长的在野时期,而其在野时期的生命力,就通过“怪”折射出来。
三、“学统四起”与“险怪”文风的漫延
仁宗朝的庆历新政,是世外高人的思想和文风开始冲击中央的标志。主张改革的年轻官员如范仲淹、欧阳修等为了与保守派的资深官僚抗衡,而求助于社会舆论,以官办学校聘用教授的方式,积极收召民间思想家(按宋初官制,教授可聘用“处士”,不需进士出身),于是许多带有新儒学色彩的思想体系,一齐浮出水面,用全祖望所撰《宋元学案·士刘诸儒学案》序录中的话说,就是:“庆历之际,学统四起。”他把这些“学统”一一列举出来,大约如下:
齐鲁:士建中、刘颜之学;孙复之学;
浙东明州:杨适、杜醇、王致、王说、楼郁“五子”之学;
浙东永嘉:王开祖、丁昌期“二子”之学;
浙西杭州:吴师仁、吴师礼之学;
浙西湖州:胡瑗之学;
福建:章望之、黄晞之学;陈烈、周希孟、郑穆、陈襄“古灵四先生”之学;
陕西:申颜、侯可之学;
四川:宇文之邵之学。(18)
对照《宋史》,这个名单中只有吴师礼、郑穆、陈襄进入了一般士大夫的列传,多数散见于《隐逸传》(黄晞、陈烈、宇文之邵)、《儒林传》(刘颜、孙复、胡瑗)、《文苑传》(章望之)、《孝义传》(侯可)或根本无传,由此可见宋初“隐士”与庆历“学统”的密切关系。其中个别人(如宇文之邵)年辈稍晚,但绝大部分与范仲淹、欧阳修同代或者更为年长,此外,年辈相近的还有四川的苏洵,江西的李觏、周敦颐,河南的邵雍,都不妨置于“庆历之际,学统四起”的全景之中。虽然保存至今的文献资料不能全面反映当时的盛况,但在欧阳修之前或同时,有那么一大批民间人士在从事新儒学的建设,却是不争的事实。庆历学校政策的实施,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有机会成为教员,被称为“先生”,积极培养自己思想的继承者,并响应范仲淹等庆历士大夫的需要,而开始面向中央发言,以为舆论。
从世外高人变成了“先生”后,接下来必须解决的就是一直阻止他们进入仕途的科举制度的问题了。有一些“先生”因为个性温和,能够成功地与科举制度妥协,变得不那么“险怪”,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继续发展其独特的作风,与科举习尚激烈冲突。从结果来看,对科举现状不满的种种力量,终于导致了科举制度的改革。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这些“学统”的人物,几乎都坚持用古文来表达其思想。这也不难理解,因为擅长诗赋骈体的人,可以投奔科举而致身通显,留在民间的“先生”当然多数是古文古道的顽固信徒。所以,如果超越一般文学史所认可的“文学作品”范围,仅就写作体制而论,时至北宋中期, “古文”的写作队伍其实已非常可观,除孙复、胡瑗、李觏、苏洵之外,留下了《儒志编》的王开祖、现存《聱隅子歔欷琐微论》的黄晞、著《皇极经世书》的邵雍,还有《通书》的作者周敦颐(19)等等,都是古文家。必须说明的是,他们用古文写作,时间上与欧阳修或先或后,但都不是因为受到欧阳修的感召或影响,而是对其自身思想、师承的忠实表达。欧阳修早年只偶然读到过韩愈的文集,并未与上述民间“学统”发生密切联系,他以骈俪之文取科第,然后才学写古文,那些民间的思想家有的起步比他更早。只不过,欧阳修等年轻进士对他们的认可,使他们能从世外高人转变为“先生”。
然而,尽管比杨亿和晏殊更进一步地认可这些民间的“学统”,欧阳修却仍能保留他的矜持。比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嘉祐四年八月癸未载:
赐殿中丞致仕龙昌期五品服、绢百匹。昌期陵州人,宝元中韩琦使蜀,奏授试国子四门助教,文彦博知益州,召知州学,奏改校书郎,用明镐荐,迁太子洗马致仕,又以明堂恩迁殿中丞。先是,昌期上所著书百余卷,诏下两制看详,两制言昌期诡诞穿凿,指周公为大奸,不可以训,乞令益州毁弃所刻板本。 昌期年几九十,诣阙自辨。彦博少从昌期学,因力荐之,故有是赐。翰林学士欧阳修、知制诰刘敞等劾昌期异端害道, 当伏少正卯之诛,不宜推奖。同知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事何郯亦封还诏书。乃追夺昌期所赐,遣归。(20)
来自四川的世外高人龙昌期,因为欧阳修的阻遏,不能顺利地转变为“先生”。此事的发生,仅在欧阳修排斥“太学体”两年之后。与此恰成对照的是,十几年前,胡瑗得到了范仲淹的有力扶持,而成为太学的“先生”。当然胡瑗的学说和龙昌期应该不同,但第一个推荐龙昌期的韩琦,分明也是庆历时范、欧的同党。
庆历士大夫中,最彻底、真诚,毫无保留地认同民间“学统”及其表达方式(古文)的,就是被张方平诋为“怪诞”的石介了。这位欧阳修的同年进士,却以“徂徕石先生”的身份震撼当世,而生涯可谓不幸。他真诚地拜孙复为师,称扬士建中的学问,恨不为刘颜的弟子,还想把黄晞请到太学。远在张方平弹击之前,他早已面对“鬼怪”、“怪诞”之类的指责,写过《怪说》三篇以自辩,大意是:以“怪”的名义拒斥与世俗不同的价值,那才真叫“怪”。(21)石介的个性当然比较偏激,但他的文集现存,其用语并不艰涩怪僻,这也是笔者考察“险怪”文风时,主张把文章表达的思想和作家个性风貌考虑在内的原因,因为石介一贯被视为“险怪”文风的倡导者。
当然,并不是说诸多“学统”的“先生”们所写的古文都是“险怪”的,但如石介的例子所示,导致和支持“险怪”的因素多数来自这些“先生”,(22)他们的历史意义,目前多在思想史领域被谈及,而实际上他们也与欧阳修同时构成“古文运动”的一翼。
“古文运动”的说法是近人在文学史领域提出的,但就其涉及的人物在历史上的活动和作用来看,它至少兼具思想运动的方面,如果那些写作怪文的人对思想史的进展起过积极作用,那么文学史也不妨对“险怪”文风多一些同情,因为思想与文学至少在“古文运动”中是不可分割的。缺少了许多思想家的参与,不但“古文运动”的内容会苍白许多,对于今人考察其发展脉络,也极为不利。虽然苏轼曾把欧阳修称为当代的韩愈,(22)但“古文运动”的历史毕竟不能从韩愈直接飞跃到欧阳修,如果上面梳理的五代宋初之“隐士”、“野夫”和庆历“学统”的诸多“先生”可以填补这段历史空缺,那么他们所导致和支持的“险怪”文风,便是中唐“古文运动”的更为“直系”的继承者,在这样的图景之中,作为高级士大夫的欧阳修倒时而表现出与杨亿、晏殊相通的一面。
一方面延续宋朝立国以来的士大夫文化,另一方面又从民间汲取宋初“隐士”到庆历“学统”所提示的价值,而谋求两者的融合,希望确立一种普遍价值,以期得到所有人的赞同,正是欧阳修的特点。这使他曾经收获朝野双方的景仰,而成为接近于“精神领袖”之地位的人物,出色地完成其历史作用,本人又提供了大量优秀的思想和文学遗产,值得我们充分肯定。但是,我们也不必以他为绝对“正确”的基准来看待“古文运动”中发生的各种现象。在他身上融合着的上述两种成分,本身是容易互相冲突的,当冲突发生时,作为一个见解明确的政治家,他会根据自己的判断选择一方而打击另一方。这个时候,他所希望的“所有人的赞同”肯定是泡影。仅就他所反对的“怪”而言,本来他自己也并非绝对与“怪”无缘。(24)比如范仲淹遭到贬斥时,他因为自己没有为范辩护的合适身份,就去斥责有此身份而不愿辩护的高若讷,写下了著名的《与高司谏书》,痛骂其不识羞耻。按通常的世俗人情而论,高若讷与此事全不相干,真是莫名其妙地挨骂。如果用张方平指责石介的话来说,这岂不也是“以怪诞诋讪为高”?实际上,欧阳修此举确实引起了世俗的“惊怪”,(25)但同时也令他声名大振。他用这样的“险怪”之举实施了对当朝士大夫的严厉指责,自然得到在野舆论的支持,其议论为当世所重,实始于此。可是,我们不必认定高若讷真是个不识羞耻的坏人。后来欧阳修操持文柄,果断打击“险怪”的“太学体”,事发之日,皇帝和大臣们支持他,一时的舆论却不以为然。当然,若就“怪”而论“怪”,“怪”固然是一种弊病,欧阳修的主张在失去语境的后世很容易获人首肯,但是,过急地判别是非会令是非判别代替历史研究,从而使我们观察历史的视野被严重地遮蔽。就欧阳修的影响力来说,他对于“险怪”文风确实起过一定的纠正作用,但此种作用也并不绝对强大。下文将证明,事实上不是所有的后辈都听从其主张,毋宁说,他所不愿意看到的东西,从他的晚年起就大行其道了,遑论身后。
四、“性命之学”与欧阳修“晚年文衰”问题
在欧阳修之后,文学史通常论及的对象是以苏轼兄弟为主,苏氏后面有“四学士”、“六君子”,接下来就是“江西派”等等,都与苏轼或其门人有关,所以我们将欧、苏二人推为北宋文坛的两代领袖。不过,这是按我们的“文学”观念挑选研究对象的结果,并不反映北宋文坛的全貌。北宋后期更为风靡的文章,恰恰是可以被列入怪文系谱的“经义”之文。要说“领袖”,也不应在欧阳修和苏轼之间略去王安石,身为宰相的他,依自己的学说经纶天下,其编著成为统一教材,其文章成为科举规式,则无论从政治上、思想上,还是文学上说,他都可称为一时之“领袖”了。在这个问题上,不能以我们现在的评价去代替对历史事实的考察。按现在一般的评价,王安石也是北宋诗文的重要一家,但不视为欧、苏那样的文坛领袖;而若关注历史事实,则其领袖作用原本相当强大,因为王氏的“新学”曾被朝廷钦定为指导思想,至少从总体外观上主宰了北宋后期的士大夫社会。所以,考察王安石对欧阳修的评价,对于我们了解古文运动在欧公身后的实际情形,是至关重要的。
王安石本人的文风可能还不至于“险怪”,但多少有些奇崛,所以欧阳修也曾通过曾巩去指导他,希望他写得更“自然”一些,(26)却不见王氏有接受此种教诲的表现。我们找不到王安石对于欧阳修排斥“太学体”一事的反应,但可以找到他对晚年欧阳修的许多不满之辞,那不仅针对政治主张,也牵连到文章和儒学,有记载:
介甫对裕陵论欧公文章,晚年殊不如少壮时,且曰:“唯识道理,乃能老而不衰。”人多骇此语。……东坡《祭原父文》云:“大言滔天,诡论灭世。”盖指介甫也。(27)
王安石在宋神宗面前公然指责欧阳修晚年文衰,而其原因,从他的话里看,当是说欧阳修不识“道理”。“人多骇此语”,表示许多人不理解这样的指责,确实,王安石在当时人眼里也是个“怪”人。
出于宋人之手的有关王安石言行的记录,有些是恶意的误传,上引的记载是否可靠,也还是个问题。不过,若联想到苏轼、苏辙兄弟的一系列捍卫欧阳修声誉的文字,辞锋皆有所指,便可以想见,以王安石为领袖的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对欧公的否定,不会是空穴来风。苏氏兄弟属于反对王氏的所谓“旧党”,他们的影响也很大,但领袖作用只能局限在“旧党”的一部分,所以苏轼自己也承认对立面非常强大,有“滔天”、“灭世”(28)之势。对于王氏以其“经义”一统天下的做法,他们始终抗拒,所谓“大言”、“诡论”,便是相当激烈的批评。这当然主要指学说,但也可指文风,与前引钱景谌所谓“荒唐诞怪”是相似的。(27)同时,对欧阳修晚年文衰的指责,也被当作王氏的一句怪话记录下来。需要深究的是,王安石指责欧阳修不识的“道理”是什么?从当时的社会思潮和王氏学说的核心特征来看,我以为他指的应该是“性命之理”。这就要联系宋代的“性命之学”来作探讨了。
从比较宏大的历史视野来看,宋代以来的新儒学,其特点和主要成就,便在对于心性层面的形而上学式的探求上。此种新儒学,在后世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当然是程朱之学,但北宋后期“性命之学”的权威,却是王安石的“新学”。这两种学说,从哲学角度去分析,当然有许多不同乃至对立之处,但就两者都关注心性问题的角度来看,却同为庆历“学统四起”以来社会思潮的产物。与王安石同时的司马光云:“今之举人,发言秉笔,先论性命。”(30)程颐云:“今日之风,便先言性命道德。”(31)苏轼亦云:“今之学者,耻不言性命。”(32)“世之论性命者多矣。”(33)可见,比欧阳修更年轻一代的士大夫们,所面对的已是性命之说泛滥的局面。
那么欧阳修的态度如何?令当时许多人感到遗憾的是,欧阳修恰恰反对谈论“性”的问题,认为这样的谈论毫无意义,其著名的《答李诩第二书》云:
今世之言性者多矣……患世之学者多言性,故常为说曰:夫性非学者之所急,而圣人之所罕言也。……性者,与身俱生而人之所皆有也。为君子者,修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恶,不必究也。使性果善邪,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使性果恶邪, 身不可以不修,人不可以不治。……故为君子者, 以修身治人为急,而不穷性以为言。……使孟子曰人性善矣,遂怠而不教,则是过也;使荀子曰人性恶矣,遂弃而不教,则是过也;使扬子曰人性混矣,遂肆而不教,则是过也。……夫三子者,推其言则殊,察其用心则一……凡论三子者,以予言而一之,则者可以息矣。(34)
欧阳修的类似言论,也见于记录刘敞言行的《公是先生弟子记》,但在此书中,他当即遭到刘敞的反驳。要之,欧阳修对于“性命之学”的态度,与当时的思潮,特别是他的许多后辈的好尚是不合的。由此不合,也引出了后辈对欧阳修文章的批评。比如王安石就根据欧阳修不识“性命之学”的“道理”,指责他晚年文衰。
王氏的思想和政策在宋室南渡后遭到否定,但“性命之学”却继续发展,而正是宋代“性命之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延续着对欧公晚年文衰的指责。他说:
欧公文字大纲好处多,晚年笔力亦衰。(35)
人老气衰,文亦衰。欧阳公作古文,力变旧习,老来照管不到,为某诗序, 又四六对偶,依旧是五代文习。(36)
从后一条来看,似乎他指责的仅是欧阳修晚年兼取骈体的态度,但其实他是把欧阳修总体上视为一个“文人”,不太懂得“义理”的:
又问:“欧公如何?”曰:“浅。”久之又曰:“大概皆以文人自立。平时读书,只把做考究古今治乱兴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功夫,平日只是以吟诗饮酒戏谑度日。”(37)
因言文士之失,曰:“今晓得义理底人,少间被物欲激搏,犹自一强一弱,一胜一负。如文章之士,下梢头都靠不得。且如欧阳公初间做《本论》,其说已自大段拙了,然犹是一片好文章,有头尾。它不过欲封建、井田,与冠婚丧祭、蒐田燕飨之礼,使民朝夕从事于此。少间无工夫,被佛氏引去,自然可变。其计可谓拙矣,然犹是正当议论也。到得晚年,自做《六一居士传》,宜其所得如何?却只说有书一千卷,《集古录》一千卷,琴一张,酒一壶,棋一局,与一老人为六,更不成说话,分明是自纳败阙。”(38)
这里举出了晚年文衰的具体例证,就是著名的《六一居士传》。从“文学性”上说,这篇漫画式的自传可谓颇具特色,但朱熹关注的是其思想性,认为“不成说话”。在他看来,欧阳修对儒学的理解只停留在“浅”的表层,如“考究古今治乱兴衰底事”,“欲封建、井田,与冠婚丧祭、蒐田燕飨之礼”等,全是外在的事功方面。那么反过来“深”的又是什么呢?就是“向身上做功夫”的“性命之学”,没有这内在的功夫,“下梢头都靠不得”,容易“被佛氏引去”,晚年便“自纳败阙”。说到底,还是因为欧阳修拒斥“性命之学”,故有此指责。
而且,朱熹对这个问题还十分在意,他曾编辑《名臣言行录》以记载北宋“名臣”的嘉言懿行,欧阳修当然也在其列,但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此书欧阳修部分的最后两条,却是批判性的:
欧阳文忠公《答李诩论性书》:“性非学者之所急,而圣人之所罕言。或因而及焉,非为性而言也。”文忠虽有是说,然大约慎所习与所感及率之者,以孟、荀、扬之说皆为不悖,此其大略也。临岐计都官用章谓予曰:“性,学者之所当先,圣人之所欲言。吾知永叔卒贻后世之诮者,其在此书矣。”(王公《麈史》)
《孟子》一部书,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养性,收其放心。至论仁义礼智,则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为之端。论邪说之害,则曰生于其心,害于其政。论事君,则欲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国定。千变万化,只说从心上来,人能正心,则事无足为者矣。《大学》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诚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后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永叔却言圣人之教人,性非所先。永叔论列是非利害,文字上仅去得,但于性分之内,全无见处,更说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尧舜所以为万世法, 亦只是率性而已。所谓率性,循天理是也。外边用计用数,假饶立得功业,只是人欲之私,与圣贤作处,天地悬隔。(《龟山语录》)(39)
这两条直批欧阳修拒绝言“性”之谬,虽是转录他人之说,也可见朱熹的态度。至于其原作者,前一条是王得臣,后一条是杨时,分别为嘉祐和熙宁年间的进士,他们已对欧阳修不以为然,其中杨时的批评尤为严厉。朱熹之学出自杨时,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真正是一脉相传。
那么杨时的老师,即程颢、程颐兄弟,其意见又如何呢?笔者曾努力寻检二程有关欧阳修的文字,几乎没有什么结果,似乎他们有意回避了对欧阳修的谈论。(40)程颢是欧阳修嘉祐二年录取的进士,但他对欧公并无好感,程颐曾在欧公主试时连遭黜落,且其文章与“太学体”有关。(41)《程氏外书》的这一条大约可见程颐对欧阳修的态度:
宽因问:“伊川谓永叔如何?”先生曰:“前辈不言人短,每见人论前辈,则曰:‘汝辈且取他长处。’”(42)
此条出自祁宽所记尹焞之语,“先生”是指尹焞(程颐晚年弟子),其所谓“不言人短”的“前辈”,则大约指程颐(伊川)。虽然非常暧昧,但勉强可以推见,程颐对于欧阳修好像没有什么好话可讲。由此看来,道学一系,从程氏兄弟到杨时、尹焞、朱熹,对欧阳修的态度跟王安石相似。那么道学家自己的文章又如何呢?南宋初年反对道学的人有这样的批评:“狂言怪语,淫说鄙喻,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视阔步,曰此伊川之行也。”(43)一句话,就是怪文、怪行。直到庆元党禁之际,弹劾道学家的人还说:“观其文则对偶偏枯,亦如道家之科仪;语言险怪,亦如释氏之语录。”(44)可见道学家的文章亦被指责为“险怪”,怪文的系谱还不因北宋的灭亡而断绝。
文学史也许有足够的理由拒绝处理道学家的文章(诗歌方面的“道学体”则被谈及),但我们至少应该看到,除了“苏门”文学外,古文运动还产生了另外的结果。从文学评论的角度,我并不赞同欧阳修晚年文衰的说法,但考察史实的结果是:欧阳修对于“性命之学”的拒斥,使他蒙受了晚年文衰的指责,而且这样的指责来自王安石和朱熹,即北宋后期和宋元以来代表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人物。所以,说欧阳修反对“太学体”之类怪文而使自然流畅的文风成为主流,这样的判断与叶适所谓“文字遂复沦坏”正好各持一端,都不全面。历史事实是:一方面“苏门”的文学可以视为欧阳修方向的继续,另一方面也仍有“险怪”的方向存在,而且后者在当时还颇具声势。我们承认以苏轼为代表的“旧党”文学家成就卓著,但上文已经说过,仅仅把我们所肯定的作家前后贯联,还不足以成“史”。当然,历史上曾经颇具声势的存在,我们也未必就要肯定,值得思考的现象是:与怪文相牵连的,似乎经常是思想史上获得肯定的人物。那么,在“唐宋古文运动”的全过程中,思想家及其怪文的作用,应该如何看待呢?
五、“古文运动”鸟瞰
传统观念中“文以载道”为唐宋古文运动的核心命题,就此运动包含了文体改革和儒学革新两个方面来说,该命题还是颇具概括力的,而这也就意味着,对古文运动的研究势必是文学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研究。结合的方法之一,是把关注的目光从学科转到人,即对这个历史过程中牵涉到的人物作综合的考察,由此我们不难联想到,唐宋古文运动正好与中国士大夫阶层的一次历史性变革相伴随,即门阀士大夫的消亡和科举士大夫的兴起。前者有家族势力可以依靠,后者则以有关古典儒学的教养和写作能力为其存立依据,所以行古道、作古文会成为后者的基本主张。这种主张从提出到成为主流,需要较长的过程,那也就是科举士大夫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成长过程。
从上文所作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中唐“古文运动”并非劳而无功,五代宋初相当普遍地存在的世外高人、不满分子,和庆历“学统四起”时一齐冒出来的那么多“先生”们,都继承着这个运动的精神,只不过,他们长期沉沦在民间,其声音难以被聆听。而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之一,却在科举制度本身。这个制度是科举士大夫阶层兴起的保障,但它的考试内容却一直与其发展倾向不合。只要科举还在考诗赋骈文,朝廷以此取士,那就难以令“古文运动”的理念获得充分实现,所以晚唐五代至宋初,骈体仍为朝廷文章的主流,而古道古文的忠实信徒便只能沉沦民间,因其与世俗不合而显得“险怪”。但这种“险怪”也包含了合理因素,以骈俪取得科第的士大夫越来越多地向其认同,杨亿、晏殊和欧阳修,这三个相继主盟文坛的高级士大夫,就标志着这种认同的逐步加深。同时,庆历士大夫对舆论支持的需求和他们的“兴学”政策,使民间“学统”的声音终于响彻朝野,接下来的必然之举,就是改革科举制度了。历史把这个重任交到了一个“怪”人——王安石的手上。尽管他的改革方案也不无可议之处,但从“运动”的角度说,以“古文”形式表达新儒学思想来指导国家,才是对“古文运动”理念的完整表述,那么综合政治、思想、文学诸方面,笔者以为王安石才是这个理念的完备实践者,也就是把这个“运动”推到极点的人物。
如果以上的宏观描述可以成立,那么“险怪”文风的性质和历史作用也就不难获得理解。前后出现的许多怪文贯穿了古文运动的始终,一方面,“怪”的具体内涵随时而异,并未呈现为一个延续的艺术流派,另一方面,根据其表达的思想而把诸多怪文连成一个系谱,却是可能的,通过这个系谱可以看到思想史的一步步推进。正是思想方面的合理性因素,为此种创作风气、表达倾向的长期存在提供了根本依据。怪文在艺术上的缺陷是无可否认的,但对于历史进程的推动力度,有时候也不下于艺术上完美的作品。
欧阳修曾积极融纳民间“学统”的价值,但拒斥“性命之学”,而后者正是新儒学的根本特色,也就是庆历学术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欧阳修抗拒这个方向,反对“险怪”便是其表现之一,颇具象征性的举动,即是嘉祐二年排抑“太学体”。当然,他的成就、地位和影响,也足以使他自己的主张成为另一种方向,那就是被苏轼兄弟所继承和发展,近代以来在文学史领域获得充分描述和肯定的方向。我并不否认这种方向的价值,只不过,我们观察历史的视野不该被这个方向占尽,而看不到同时存在的另外的方向。
另外的方向,借用朱熹的话说,就是“晓得义理底人”与“文人”的分途,也就是说,中唐以来一直水乳相融的新儒学和古文,当前者发展到“性命之学”的阶段时,以欧阳修为代表的一部分古文家表示了拒斥,从而造成两者分途。后来“性命之学”中又发展出王安石的“新学”和程朱一系的“道学”,而继承欧阳修古文的苏轼及其后学便与之对立。借用宋元之交刘埙的话来说,这叫“周程、欧苏之裂”。(45)虽然这个说法忽略了王安石所起过的作用,但对于分途的概括还是不错的。很显然,那恰恰相当于近代以来哲学和文学两个学科的分立。所以,站在分途后的某一方的立场,去看待走向分途的过程中出现的某些冲突,或者把现在看来可归属另一学科的对象摈除视野之外,作为研究方法是不够妥善的,因为那些对象原本曾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起过积极作用。就“古文运动”的历史全貌而言,许多思想家及其被指责为“险怪”的文风,正可构成“运动”的重要一翼。
注释:
①关于“北宋古文运动”研究史的详细回顾,可参见冯志弘: 《北宋古文运动的形成·绪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②韩琦《故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赠太子太师欧阳公墓志铭》:“时举者务为险怪之语,号‘太学体’,公一切黜去。”《安阳集》卷50,《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本,第1089册,第536页。
③曾枣庄:《北宋古文运动的曲折过程》,《文学评论》1982年第5期;葛晓音:《欧阳修排抑“太学体”新探》,《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5期;东英寿:《“太学体”考》,原载《日本中国学会报》第40集,1988年10月,后收入东英寿著、王振宇等译:《复古与创新:欧阳修散文与古文复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25-141页。
④祝尚书:《北宋“太学体”新论》,《四川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张兴武:《北宋“太学体”文风新论》,《文学评论》2008年第6期。
⑤张方平:《贡院请诫励天下举人文章》,《乐全集》卷20,《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4册,第184页。
⑥朱刚:《“太学体”及其周边诸问题》,《文学遗产》2007年第5期。
⑦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426-453页。
⑧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12,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34页。
⑨如徐度《却扫编》卷中云:“方王氏之学盛时,士大夫读书求义理,率务新奇,然用意太过,往往反失于凿。”《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3册,第769页。
⑩林:《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卷4,“欧苏之学”条,《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2册,第55页。“黄茅白苇”是苏轼对“经义”文的指责,见苏轼:《答张文潜县丞书》,《苏轼文集》卷49,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427页。“吕氏”指吕惠卿。
(11)叶适:《习学记言》卷47,《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49册,第770页。
(12)穆修:《答乔适书》,《河南穆公集》卷2,四部丛刊初编本,缩本,第10页。
(13)朱震:《汉上易传表》,《汉上易传》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册,第5页。
(14)知见所及,根据《宋史·隐逸传》而对宋初隐士作为一个群体的特征作出论述的,可能以日本学者大概信良为最早,其《宋初隐士的朱子学倾向》(《支那学研究》第21期,1958年)一文,论述了宋初隐士的思想特征,不是简单的隐逸思想,而是颇具道学化的倾向,故能被后来的道学家引为先驱。
(15)叶适:《吏胥》,《水心别集》卷14,《叶适集》,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808页。
(16)石介:《祥符诏书记》,《徂徕石先生文集》卷19,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19页。
(17)晏殊:《与富监丞书》,《全宋文》卷398,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9册,第221页。
(18)黄宗羲撰、全祖望补:《宋元学案·士刘诸儒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51页。
(19)自南宋以来,周敦颐被引为道学的始祖,但现代学者多持怀疑态度。早稻田大学的土田健次郎认为,周敦颐应被归入北宋前期“古文家”的行列,见土田健次郎:《道学の形成》第2章第3節,東京:創文社,2002年,第131-144頁。本文关于庆历“学统”以及“性命之学”的论述,亦多受该书的启发。
(20)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0,嘉祐四年八月癸未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751页。
(21)石介:《怪说上》、《怪说中》、《怪说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5,第60-64页。
(22)祝尚书以张唐卿为景祐“变体”的代表,并论述了他与石介的关系,见祝尚书:《宋代科举与文学》,第432-433页;张方平斥责庆历“太学新体”时,指名要石介负责;至嘉祐“太学体”流行时,孙复、胡瑗在太学为师。
(23)见苏轼:《六一居士集叙》,《苏轼文集》卷10,第315页。
(24)参见吕肖奂:《欧阳修对奇险风格的矛盾态度——兼论其对太学体形成的影响》,《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11期。
(25)欧阳修《与尹师鲁第一书》:“五六十年来,天生此辈,沉默畏慎,布在世间,相师成风。忽见吾辈作此事,下至灶间老婢,亦相惊怪,交口议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见《居士外集》卷17,《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791页。
(26)曾巩:《与王介甫第一书》,《曾巩集》卷16,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55页。
(27)朱弁:《曲洧旧闻》卷4,“韩秉则以介甫之论欧公文为非”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44页。
(28)苏轼《祭刘原父文》“灭”作“蔑”,见《苏轼文集》卷63,第1945页。
(29)当王安石开始改革科举时,苏轼在杭州作《监试呈诸试官》诗,也把王氏倡导的文风与嘉祐“太学体”相提并论,见《苏轼诗集》卷8,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66页。
(30)司马光:《论风俗劄子》,《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45,四部丛刊初编本,缩本,第351页。
(31)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卷2上,《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3页。
(32)苏轼:《议学校贡举状》,《苏轼文集》卷25,第725页。
(33)苏轼:《东坡易传》卷1,《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册,第4页。
(34)欧阳修:《答李诩第二书》,《居士集》卷47,《欧阳修诗文集校笺》,第1168页。
(35)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30,《朱子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8册,第4060页。
(36)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39,《朱子全书》,第18册,第4305页。
(37)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30,《朱子全书》,第18册,第4055页。
(38)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139,《朱子全书》,第18册,第4303页。
(39)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第二之二,《朱子全书》,第12册,第428-429页。
(40)洪本健先生辑《欧阳修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宋代部分所录甚详,却也没有二程的言论,大概他也找不到。
(41)参见朱刚:《“太学体”及其周边诸问题》,《文学遗产》2007年第5期。
(42)程颢、程颐:《河南程氏外书》卷12,《二程集》,第436页。
(43)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7,绍兴六年十二月己未左司谏陈公辅弹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73页。
(44)佚名:《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6,庆元六年“三月甲子朱熹卒”条引施康年奏章,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00页。
(45)刘埙:《隐居通议》卷2,“合周程欧苏之裂”条,《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6册,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