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史·
民主凯歌、社会控制还是文化整合*
——美国教育史学界中公立学校运动解释模式变迁
孙 碧
摘 要： 自美国教育史学创建伊始，公立学校运动作为公共教育制度的起点便备受学者关注。 但由于社会身份、学术传承和政治立场的差异，不同时代、不同学派的学者对公立学校运动的分析解释存在明显分歧甚至对立，先后产生了卡伯莱的“民主凯歌”说、卡茨的“社会控制说”和凯斯特尔的“文化整合说”等解释学说。自20世纪初至今，美国教育史学界对公立学校运动不同解释学说及由此展开的相关争论，深刻体现了影响美国教育史学发展的学术和政治因素。
关键词： 公立学校运动；民主凯歌；社会控制；文化整合；美国教育史
在美国教育史学界，19世纪上半叶发源于新英格兰地区，继而向全美各地扩展的公立学校运动被公认为是公共教育制度的历史起点和源头。公立学校运动因此成为美国公共教育史学者关注和研究的重点，对它的解释直接涉及如何确认美国公立教育制度的基本性质和功能这一核心问题。自以卡伯莱为代表的第一代教育史学家，到现代教育史学家，美国教育史学界已经产生了无数关于公立学校运动的研究成果，其中有些已经被奉为教育史学界的典范之作。
中怡康数据显示，2018年三季度，冰箱整体零售量为829万台，环比下降9.3%；零售额为231亿元，相比去年同期下降7.0%，环比下降7.3%，呈现量额双降，显示出行业正在面临较大的压力。
然而，由于社会身份、学术传承和政治立场的差异，不同时代、不同学派的学者对公立学校运动的认识存在明显的差异。尽管面对同样的公立学校运动基本史实，百年来教育史学者却在“是谁建立了公立学校”“出于何种目的而建立了公立学校”和“公立学校建立之后有何社会功效”的关键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教育史学者从各自的视角，采用不同的史料对这三个问题给予了不同的回答，由此形成了对公立学校运动的多种解释学说。不同的学说折射着各个时代和各个学术流派对公立学校运动，以及对美国公共教育制度基本功能和性质的不同认识，而且不同学说的变迁以及由此展开的争论，更是深刻体现着影响美国教育史学发展的学术和政治因素。因此，毫不夸张地说，一部对公立学校运动的研究史，就是一部浓缩的美国教育史学史。
一、“托古改制”和神话产生：从“家史模式”到卡伯莱的“民主凯歌”
在教育史学科正式进入美国大学之前，关于公立学校运动的相关著作已经陆续出现。现有资料表明，最早对公立学校运动进行系统研究和论述的著作是出版于1894年的乔治·马丁（George H. Martin）的《马萨诸塞州公立学校系统的演化》（The Evolution of the Massachusetts Public School System: a Historical Sketch )一书。乔治·马丁长期担任波士顿督学并在马萨诸塞州教育委员会任职，他撰写的马萨诸塞州的公立学校史带有鲜明的“家史”特色。马丁将建立公立学校的源头追溯到17世纪的清教徒移民，认为马萨诸塞殖民地政府颁布的《1642年马萨诸塞教育法》和《1647年马萨诸塞教育法》确立了政府必须担负教育儿童的职责的基本原则，为公共教育体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但从1789年《马萨诸塞学校教育法》颁布至1837年教育委员会成立之前的近五十年间，马萨诸塞公共教育体制的发展出现了倒退，教育事务更多由分散的地方学区控制，而非由州政府集中管理。直到霍拉斯·曼担任马萨诸塞州教育委员会秘书之后，才为公立学校体系的发展和州政府加大对教育的监督和管理带来福音，促成了马萨诸塞的“教育复兴”。在马丁笔下，马萨诸塞州公共教育的历史就是一部由教派主义和地方学区控制的传统体制到拥有免费、非教派、专业督导管理等诸多特征的现代学校制度的演化史。
继马丁之后陆续出现了一批论述本地公共教育系统历史的著作，如查尔斯·费奇（Charles E.Fitch）的《纽约公共学校史：1633-1904》（History of Common School Education in New York from 1633 to 1904 ）、奥温·格里芬（Orwin Griffin）的《康涅狄格州立学校体系的演化》、托马斯·科克伦（Thomas Cochran）的《佛罗里达公共教育历史》、威廉·威尔逊的《阿肯色州公共教育史：1900-1918》（History of Public School Education in Arkansas, 1900-1918 ）等著作。这些著作大多和马丁的著作具有相同的“家史”特色：（1）由本地教育行政官员特别是督学撰写；（2）以本地关于公立学校的法案和推动公共教育发展的关键人物活动为主要内容；（3）以从教派控制到非教派学校、从地方学区的分散管理到集权的教育督导的出现、从学校收费到教育税的出现和完全免费学校的建立为核心线索。此种论述本地公共教育体系历史的“家史”实质上是对地方公共教育发展的颂歌。
结合配网异动精准预警系统对设备异动和服务风险的提前、精准预警功能，本文创新性地提出了一套配网主动风险管控工作机制，通过预警提前发现电网“发热点”“出血点”，主动积极采取控制措施，提前消灭配网运行隐患。对比传统工单受理、故障抢修模式，真正实现了“数据驱动业务”，稳定了电网运行、保障了供电服务质量。
卡茨的追随者赞同其关于公立学校运动是社会精英阶层意识形态和利益需求的表达，是强加于劳工阶层的控制工具的基本观点。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金蒂斯（Herbert Gintis）在《资本主义与美国教育》一书的第六章中论述了公共教育的起源和普及的过程，其中多处引用卡茨的著作，认为公共教育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经济部门的专业人员和资本家联盟手中，公立学校的建立有助于对劳工阶层施以纪律训练和复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形成的社会阶级结构。[10]在威廉·韦伯的《公立教育与变化中的统治阶级霸权：1800-1817年的波士顿的教育》、大卫·布鲁克的《洛厄尔的学校：美国现代公共教育的起源的个案研究》等博士学位论文中都是在卡茨的分析路径上对其观点的进一步深化。教育史学界普遍公认，卡茨的解释学说开启了美国教育史研究中利用意识形态或阶级结构分析的方法和理论走向。这一走向在科林·格瑞尔（Colin Greer）、克拉伦斯·克勒尔（Clarence Karier）、乔尔·斯普林（Joe Spring）和马文·拉泽逊（Marvin Lazeson）等人的教育史研究中得到延续和发展。卡茨及其追随者也形成了被教育史学界称为“激进修正派”的学术群体。
4.社会体制改革目标。在社会体制改革方面，提出：“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体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基层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网络，建立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的体制机制。”［1］
受20世纪初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进步史学的影响，“冲突—进步”的教育史观是卡伯莱历史著作的核心线索。在卡伯莱笔下，美国公共教育的历史是一部进步的民主派战胜落后的保守派的恢宏史诗，是“盎格鲁—撒克逊—清教新英格兰”精神在美国生根壮大的伟大颂歌。他对公立学校运动的历史解释的主要观点是：（1）公立学校运动的根源可追溯至清教加尔文主义的教育传统。卡伯莱认同乔治·马丁对《1642年马萨诸塞教育法》和《1647年马萨诸塞教育法》的分析，并且在书中引用了他关于两项法案为公立学校的建立奠定了观念和制度基础的说法。此外，卡伯莱特意追溯了霍拉斯·曼等公立学校的倡导者们的家族系谱，指出他们都是最早的清教移民后裔，全书处处充满着对清教新英格兰教育传统的敬仰和自豪。（2）公立学校运动是民主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战争，在建立免费、非教派的州立学校的过程中，有七大战役：税收资助、消除贫儿学校、实现学校完全免费、建立州的督学制度、消除教派主义、实现制度向上拓展和建立州立大学。（3）经过七大战役，公立学校已经在美国北部遍地开花。设立免费的、面向所有人的美国州立学校制度成为保护美国民主自由长久不衰和促进公共福利的最重要制度。
由于卡伯莱的《美国公共教育：关于美国教育史的研究和阐释》具有文笔流畅、论述清晰、内容全面和可读性强等特点，加上卡伯莱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教育学界中的崇高地位，此书一经出版立刻获得极大的影响力，成为美国教育史教科书的经典之作。卡伯莱对公立学校运动“民主凯歌”的解释学说，也成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之间美国教育史的正统和权威观点。此后，无论是保罗·孟禄（Paul Monroe）的《美国公立学校制度的建立》（Founding of American Public System ），还是弗里曼·巴茨的《西方教育文化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 ）等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教育史著作都沿用了卡伯莱对公立学校运动的基本观点和思路，将美国教育史作为一部免费、世俗和强制的公立学校制度不断壮大的凯歌史，将公立学校视为维护和发展民主社会和公共福利的重要机构。
其实，无论是以乔治·马丁为代表的“家史”模式的历史书写，还是卡伯莱将众多“家史”综合在一起而产生的“民主凯歌”的恢宏史诗，都带有浓重的“辉格史观”的特色，代表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教育史学创立之初学者对公立学校运动的理解和认识。不过，仔细审视 “公立学校运动的胜利凯歌”神话的这批生产者，不难发现他们并非受过史学专业训练的研究者，而主要是以督学为代表的教育管理者或致力于培养督学等学校管理人员的教育学教授。注意到作者群体的共同社会身份，对于理解他们对公立学校运动的历史描述背后所蕴含的政治因素极为关键。
自20世纪50年代起，由于美国教育史学科遭遇严重的生存危机，再加上历史学领域新变化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使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后崭露头角的新一代学者开始对40年前卡伯莱确定的教育史学范式进行全面反思和批判。而批判的入手点，则恰好是卡伯莱等督学群体生产和制造的关于公立学校运动的“民主凯歌”的历史神话。
二、神话破灭：20世纪60年代美国教育史学界对卡伯莱模式的批判
1890-1940年，以督学为代表的专业教育管理者试图在教育管理领域发起一场集权化的变革，反对传统教育管理体制中存在的腐败和低效，以专业和效率为名，将大多数管理权力从庞大的学校董事会和众多分散的地方学区集中到以督学为核心的专业教育管理者手中。[2]为塑造自身作为专业管理者的形象从而为变革寻求更大的合法性，不少督学进入大学追求专业学位。大学的教育学者为了寻求教育学科在大学中的专业地位，和督学群体逐渐结为利益同盟。[3]以卡伯莱为代表的教育学者依据督学群体的知识和利益诉求构建了教育管理学、财政学和教育史等相关专业知识。[4]以马丁为代表的地方督学和卡伯莱制造的“民主凯歌”神话正是此利益同盟生产的教育史知识内容之一。在他们笔下，公立学校运动实质是一场由崇高道德人格的教育改革者所倡导的，旨在将教育事务从各个教派和地方社区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建立州的督学制度并加强教育管理的集权化倾向，确立标准和稳定的教育税收制度的过程。阐明公立学校运动的伟大胜利及其对维护美国民主自由制度的重要意义是马丁和卡伯莱等人试图从历史维度证明当前学校集权化运动合法性的方式之一。可以说，“公立学校运动胜利凯歌”的神话并非规范的史学研究的产物，其背后蕴藏着“托古改制”的政治因素。而后者恰恰成为20世纪60年代之后新一代教育史学家对卡伯莱解释模式予以批判的关键点。
对卡伯莱的教育史学范式最具有影响力的批判来自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1959年，贝林出版了《教育与美国社会的形成》（Education in the Forming of American Society ）一书，在美国教育史学界引起巨大反响，被誉为“新教育史的宣言书”[5]。贝林对以卡伯莱为代表的教育史家的历史叙述存在的缺陷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尤其针对卡伯莱的“公立学校运动的民主凯歌”神话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贝林首先精确地归纳概括了卡伯莱等人关于公立学校运动的历史解释模式的实质内容。他们的观点是“公立”是相对“私立”而言的一种平等、保障性的教育状态，通过税收支持、提供免费教育、由公众维护和掌管学校来确保各级教育的民主。卡伯莱的主要专业经验因在旧金山担任公立学校督学而获得，他的专业领域是公共管理而不是历史。他与其他一些人一起讲述了一段有关“公立”教育的戏剧性历史：“公立”教育的娇弱种子，在宗教及其他旧教育形式的包围下生命一直岌岌可危，直到19世纪教育改革，“公立”教育的思想和机构才挑战固执与无知，为自己的发展兴盛扫清了道路。
贝林进一步指出，卡伯莱的历史解释存在“时代错置”和“辉格史观”两方面的严重缺陷。首先，19世纪的公立教育并非从17世纪的清教徒种子中发育而来，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渊源关系。公立教育中“公立”与“私立”明确区分的现代概念，在18世纪末之前还是不为人所知的。“公立”和“私立”对立区分的概念和公立教育的起源涉及政府角色的转变以及社会整体制度性质的改变。而卡伯莱简单地从现代的立场和视域出发，曲解公共教育的起源历史，引发了时代错置的谬误。 其次，卡伯莱预置了“公共教育不断走向胜利”的历史框架和主题，并且将历史进程看作此框架及主题发展完善的必然趋势，以此来回溯性地解释公共教育的历史。这种在“辉格史观”指导下的主观的历史解释简化了历史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并且导致为当前的主流观念服务和论证的情况。[6]
在贝林的《教育与美国社会的形成》出版之后不久，另一位新一代教育史学家的代表人物劳伦斯·克雷明(Lawrence Cremin)延续了贝林的学术思路，对卡伯莱在《美国公共教育：关于美国教育史的研究和阐释》一书中确立的历史解释模式进行了更为细致和全面的清理和批判。在《卡伯莱的奇妙世界》(The Wonderful World of Ellwood Patterson Cubberley )一书中，克雷明首先从卡伯莱的个人经历以及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美国教育史学史两方面追溯孕育《美国公共教育：关于美国教育史的研究和阐释》一书的社会背景和学术渊源。在肯定该书作为第一本完整且系统讲述美国公共教育历史的著作及其对教育史学科走向成熟的开创意义之后，克雷明认为由于卡伯莱缺乏系统的史学训练和知识，因而犯有三种错误：（1）时代错置，从殖民地时代寻找公立教育的根源；（2）视野偏狭，将学校教育与教育等同起来，只关注学校系统演化历程；（3）福音主义，只是为了激发教师的职业热情而忽视了真实的历史事实。克雷明认为卡伯莱的著作从本质上是“反历史”的，他呼吁从历史学家的视角而不是从教育家的视角重新解释美国教育历史。[7]
由于明确的批判指向和激烈的言辞，拉维奇的著作引起教育史学界的高度关注和讨论。面对拉维奇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激进修正派的严肃指控，卡茨在《哈佛教育评论》发表《为美国教育史申辩》一文，指出拉维奇关于《早期学校改革的嘲讽》等著作是“激进派学者怀揣政治动机，使用片面的史料和蹩脚的理论拼凑的历史”的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卡茨认为，只有从社会阶层结构和现代科层制建立的视角才能对美国公立学校的建立和发展做出合理的历史解释。[15]约瑟夫·凯特和索尔·科恩等人虽不完全认同卡茨对公立学校运动的历史解释，但也撰文认为拉维奇的批判言过其实，而且其批判本身也带有明显的“历史政治化”的倾向。[16]
可以说，在贝林和克雷明等代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教育史学“路标转换”式人物的带动之下，对卡伯莱确立的教育史学范式及其对公立学校运动的“民主凯歌”学说进行反思和批判已经成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教育史学界的潮流。总体而言，新一代教育史学者批判的核心观点是，卡伯莱等人的学说是教育家和教育管理者为了争夺教育主导权的现实政治需要而依据陈旧的“辉格史观”编织出的神话故事，不符合现代史学的基本解释规范。他们呼吁教育史学与历史学主流对接，从新的社会史、文化史和思想史框架下对包括公立学校运动在内的美国教育历史予以重新研究和解释。在这样一场深刻改变美国教育史学走向的运动潮流中，卡伯莱关于公立学校运动的“民主凯歌” 说彻底失去了在学界的统治力和影响力。自20世纪60年代之后，已经不见有美国学者延续或者重复卡伯莱的学说。它早已经被送进了美国教育史的“学科博物馆”。 只有当教育史学者在回溯学科历史的时候，才偶尔将它从历史的陈列柜中拿出来。
三、再起波澜：“社会控制说”的兴起及其争论
关于公立学校运动新的解释学说是在卡伯莱制造的 “民主凯歌”神话坍塌之后的废墟之上建立的。1960年开始，新左派史学在美国逐渐兴起，将经济利益和阶层分析作为史学的基本方法在美国史学界不断发展壮大并逐渐蔓延到教育史学领域之中，从而诞生了要求重新审视美国公立学校制度性质的“激进修正派”。卡茨的公立学校运动“社会控制说”恰恰是“激进修正派”的开山之作。
据卡茨自述，他早年见证的美国贫困家庭的艰辛生活给他巨大震撼，因此立志将学术关注点转移到劳工阶层与教育问题上。奥斯卡·汉德林的《波士顿的移民》一书中使用的以微观社区为研究单位和对历史资料进行定量统计分析的研究路径，以及丹尼尔·卡拉汉（Daniel Calhoun）利用计算机对资料进行统计分析的方法，使其获益匪浅。[9]
卡茨《早期学校改革的嘲讽》一书的主题契合和体现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风起云涌的批判社会主流制度和价值的时代特质和学术潮流，因而一经出版立刻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和热烈讨论。据不完全统计，仅在该书出版之后的第一年中，便有13篇关于该书的书评发表于《教育史季刊》（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美国季刊》（American Quarterly ）、《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美国历史杂志》（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社会史杂志》（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新英格兰季刊》（The New England Quarterly ）等享有较高学术声誉的教育史、历史学或综合性的期刊上。各方学者的态度可谓是泾渭分明，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赞成并在著作中引用卡茨的观点立场，亦或延续卡茨的研究路径对公立学校的建立做出更加精细的分析，但也有为数不少的学者对他的历史解释方法和结论提出批评和质疑。
1964年，在哈佛教育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的卡茨决定将研究方向定为马萨诸塞州公立教育的起源问题。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获得了一份贝弗利城在1860年关于是否废除城内公立中学的一次投票的相关史料。卡茨由此入手并且进一步发掘了更多的相关资料。并最终于1968年完成和出版了《早期学校改革的嘲讽》一书，对马萨诸塞州的公立学校运动给出了独特的历史解释，解释框架的内容和特点如下：（1）公立学校不是美国民主胜利凯歌的产物，其本质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时代来临之后社会上层阶级为应对各种社会问题，实现对劳工阶层的价值控制和纪律规训的机构。卡茨详细统计了每一位在1860年贝弗利城关于是否废除城内的公立中学投票的选民信息，发现社会精英和富裕阶层投票支持维持公立中学，而底层的劳工和贫民阶层则要求废除。卡茨认为社会上层支持公立学校的真正原因是认为公立学校可以解决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秩序问题，并且为工厂提供受过严格纪律规训的劳动者，而中产阶级希望通过公立中学实现向上层社会流动；劳工阶层则发现公立学校并没有为他们带来倡导者所宣称的诸多益处，并且还为此纳税，因此反对公立学校的存在。（2）公立学校的建立还伴随着教育组织模式的争论，最终以“年级制、等级制、由全职教育督导人员管理和受过专业师范训练的教师负责教学”为特征的早期官僚制组织模式（incipient bureaucracy）战胜了家长自愿制(paternalistic voluntarism)、社团捐助制（corporate voluntarism）和民主地方制（democratic localism）组织模式。组织模式争论背后的实质是价值和利益之争。尽管劳工阶层普遍支持民主地方制，但是最终却是社会精英阶层心仪的官僚制获得胜利。注重集权、专业和规则的官僚制成为对劳工阶层子弟予以价值观控制和纪律规训的最好工具，其本身带有强大但隐形的阶级和种族偏见。（3）霍拉斯·曼等公立学校的倡导者不再是卡伯莱笔下拥有高尚道德人格和人道主义精神的伟大先知，反对公立学校的群体也不是自私自利和目光短浅的保守落后分子，而都是拥有不同教育改革主张的利益群体的代言人。卡茨描绘了霍拉斯·曼等人和波士顿文法学校校长关于教学法的争论。霍拉斯·曼的《第七份年度报告》倡导采用裴斯泰洛奇教学法和教材，开设师范学校并且建立州的督学制度，而波士顿的校长却坚决反对曼的主张。卡茨认为，这种争论背后实质上是两派关于教育世俗化和管理集权化的斗争。曼等人主张的“软性教学法”本质上是以内在控制的方式向个体灌输社会上层阶层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此外，卡茨尖锐反对把霍拉斯·曼塑造为有远见和人格魅力的教育改革家的做法，认为此举对其在一系列年度报告中流露出的阶层和意识形态属性视而不见。
考虑到实际绕线过程中，槽满率越高，绕线工艺性越差，绕线越困难，而以传统作圆求交点法所制梯形槽电枢冲片槽满率经验值一般不超过68%，对比以上槽满率数据可知，若以理想梯形槽参数所制电枢槽满率可达到70.7%，留余取整得70%，此时，电枢绕组可选择规格较粗的漆包线以使热负荷降低。
埃尔伍德·帕森特·卡伯莱（Ellwood P.Cubberley）正是将各地公共教育的“家史”综合起来，完成一部全国公共教育学校建立和发展的“国史”，并将其带入大学课程之中，奠定了早期教育史学的基本特征和内容。卡伯莱曾任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督学，1906年赴斯坦福大学担任教育学教授。1919年他完成其代表作，也是美国教育史学科早期的奠基之作——《美国公共教育：关于美国教育史的研究和阐释》（Public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 Study and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ducational History ）。
3.提取温度对葛根素含量的影响。由表4知，其他条件不变，随着提取温度的升高，提取液中葛根素的含量也随之升高。
对卡茨开创的公立学校运动的“社会控制说”解释学说的批评主要来自两类学者。第一类是劳工史学者。自理查德·伊利（Richard T. Ely）和约翰·康芒斯（John R. Commons）领导的威斯康星学派开创劳工史专门研究领域以来，认为劳工阶级在公立学校创建和改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观点便一直是劳工史学者的基本共识之一。无论是康芒斯和菲利普·方纳（Philip Foner）两代劳工史学的领军人物分别撰写的多卷本美国劳工通史著作，还是拉什·维尔特（Rush Walter）和悉尼·杰克逊（Sideney Jackson）等人关于劳工阶层与教育改革的专题研究，都清晰地表达了这一观点。[11]而卡茨等人关于公立学校是对劳工阶层的社会控制工具以及劳工阶层反对和抵制公立学校的基本结论显然和劳工史中的相关历史叙述相违背。因此，菲利普·方纳在受邀参加“美国的教育制度：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的研讨会时，专门发表了一篇题为“争取免费义务教育中劳工的作用”的演讲，指出卡茨等教育史学者关于劳工阶层在建立公立学校中处于消极被动地位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方纳引用大量史料证明劳工阶层对公立学校创建的推动作用。[12]菲利普·方纳和卡茨的不同观点引发了教育史学界和劳工史学界对教育改革中劳工阶层究竟是积极的推动者还是被动的反对者的新话题和学术生长点，陆续有学者在此基础上做出分析和回应。[13]
2014年，与公安机关联合破获的“7·08”制假售假大案，货值金额3000余万元，抓捕违法犯罪分子11人。2015年，与延边州局共同破获的“9·22”吉林省长中制药有限公司制售安宫牛黄丸、大活络丸等特大假药案，货值金额2亿多元，现已抓捕违法犯罪分子15人。上述两案均被公安部和总局列为2015年打击食品药品犯罪挂牌督办案件。
取腹腔巨噬细胞吞噬鸡红细胞实验小鼠，剖取脾脏和胸腺，用滤纸吸干脏器表面血污，称质量，按下列公式计算脾（胸腺）指数。
对卡茨的解释学说更激烈和持续的批评来自以戴安娜·拉维奇（Diane Ravitch）为代表的与卡茨等人的新左派政治立场和激进修正派的学术立场相左的教育史学者。1978年，拉维奇撰写了《对修正主义的修正：对美国学校激进批判的再批判》（The Revisionists Revised: A Critique of the Radical Attack on the School ）一书，对卡茨等人将学校视为资本阶层强加于劳工大众的控制工具的观点进行系统分析和批判。拉维奇认为，卡茨的《早期学校改革的嘲讽》犯有如下明显的错误：（1）简单地使用个人社会阶层身份解释其一切思想和活动；（2）混淆动机和结果，认为公立学校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是改革者的主观意图所致；（3）有选择地使用史料，而且相关数据统计并不能有效支持最终结论。拉维奇最后认为，卡茨的研究是“历史政治化”的简单手法，其实质是“选择一些片面的文献资料以使自己的案例反抗美国教育的自由主义传统”[14]。
除贝林和克雷明之外，还有数位教育史学家撰文评析卡伯莱开创的教育史模式及其创造的公立学校的“胜利凯歌”神话。威尔逊·史密斯（Wilson Smith）的《美国新教育史家》一文认为卡伯莱从殖民地时代寻找公立教育种子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卡伯莱对公立学校运动的颂扬是为教育专业化和官僚化群体服务的。他呼吁新一代的教育史学者对卡伯莱的传统予以扬弃，从教育与社会和文化互动的更宽广的视角，借鉴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利用更广泛的资料重新对教育史的课题展开研究。索尔·科恩（Sol Cohen）和劳伦斯·维塞(Laurence R.Veysey)也表示赞同贝林对卡伯莱的批判。[8]
如果说卡伯莱等人的“民主凯歌”说对公立学校制度建立的赞颂代表着美国教育史学科处在儿童时代，那么由卡茨开创的“社会控制说”对公共教育制度中冲突的强调，以及不满和反抗则标志着美国教育史学科进入青春期。卡茨认为公立学校建立的本质是上层资本家对下层劳工阶层的社会控制手段，开启了“激进修正派”学者群体对美国公共教育制度分析的新视角和路径，在教育史和教育学界都有着广泛的影响力。直至今日，卡茨的解释框架和分析路径依然有着相当的影响力和接受度。在多位当代教育史学界的学者撰写的自述中，都提到了《早期学校改革的嘲讽》一书对自己学术思路的影响。这表明，卡茨的著作和学说以及由此引发的讨论，已经在美国教育史学科历史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四、又立新说：凯斯特尔的“文化整合说”及其与激进派的论争
20世纪70年代，卡茨的“社会控制说”占据学界焦点的同时，新的解释路径已经在发育和酝酿。1971年，保罗·马丁利（Paul H. Mattingly）在《内战前新英格兰的教育复兴 》（Educational Revivals in Ante-Bellum New England ）一文中便指出，卡茨的学说过分关注经济利益的重要性，没有充分解释内战前新英格兰地区教育改革背后的道德动力和宗教基础。[17]1978年，玛丽·戈登（Mary McDougall Gordon）在《社会史杂志》发表的《爱国者和基督徒：对19世纪学校改革者的再评价》文章中延续了马丁利的思路，指出公立学校运动的实质是一场希望确立新教文化作为新生共和国的主流价值的“新教圣战”。[18]1979年，克雷明出版了《美国教育史：建国初期的历程》一书，将公立学校运动的内容放于“道德的共和国”部分，并且认为共和主义是建立公立学校体系的内在动力。[19]尽管马丁利、戈登和克雷明等人著作的具体内容和观点稍有差异，但都共同批判了卡茨等人以经济利益和阶级分析为中心的解释学说，而注重分析运动背后的道德和宗教动力，从确立和维护美国建国初期的“新教—共和主义”的视角解释创建公立学校体系的努力。这一解释路径最终在凯斯特尔的《共和国的栋梁：公立学校和美国社会（1780-1860年）》一书中得到了全面而系统的展现。
凯斯特尔的学术思路深受他的博士生导师伯纳德·贝林的影响。贝林倡导在史学研究中将人们的态度、信仰、价值观等内心世界和外在客观条件与事实联系起来，将两者互动过程揭示出来，从而对历史事件进程做出新的解释，并将其作为自己史学工作的基本原则之一。
1973年，凯斯特尔在贝林的指导下完成的《纽约城市学校系统的演化（1750-1850年）》（The Evolution of an Urban School System:New York City, 1750-1850 ）一书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1980年，凯斯特尔与马里斯·维斯金斯（Maris Vinovskis）合作完成《19世纪马萨诸塞州教育和社会变迁》（Education and Social Change in Nineteenth-Century Massachusetts ）一书。1983年，已经在共和国早期教育史领域耕耘十余年的凯斯特尔将之前的学术成果加以整合、补充和提炼，完成了其代表作品《共和国的栋梁：公立学校和美国社会（1780-1860年）》。在该书中，凯斯特尔自成一家，形成了对公立学校运动 “文化整合说”的解释学说：（1）19世纪工业化、城市化和大量外来欧洲移民的涌入，引起了美国社会对共和政府的脆弱性、天主教势力扩张和文化多样性带来的社会割裂等问题的关注和焦虑。教育改革者认为，原有的乡村学校和慈善学校已经无法承担其社会功能，殖民地时代确立的乡村自主、文化独立主义以及地方自治等教育传统已经不再适用。（2）尽管公立学校的倡导者对某些特定的社会问题持不同看法且属于不同的新教教派阵营，但他们的主张却可以统合为“共和—新教—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联盟。这一意识形态联盟的核心信条是：共和政府的稳定需要个人道德品格的支撑；个人道德品格需要通过接受教育获得；基督教保护私人财产，私人财产是促进物质进步和社会繁荣的重要力量，也是维护共和政体的关键；基督新教和民主共和政府的原则是一致的；教育改革是促进道德和社会进步的关键手段。这些信条是新教文化优越性和美国社会命定论的具体表达。（3）教育改革者认为，为了传授以上共同价值观和相应的政治制度常识，在日益多样化的社会中实现国家文化的整合，保证共和民主制度不会分崩离析，必须建立税收支持的公立学校体系，向下一代儿童传授“共和—新教—资本主义”的价值观，以实现国家文化价值的整合与统一。（4）在建立公立学校的过程中，天主教徒、外来移民、劳工阶层和自由黑人等团体处于“共和—新教—资本主义”的联盟之外，他们反对公立学校所确立和传授的美国主流的新教文化建制和价值观念，因而提出不同的教育利益诉求，并且尝试建立独立的学校体系以反对公立学校的垄断。
凯斯特尔的 “文化整合说”强调了新教文化、共和主义和资本主义价值观作为公立学校建立和发展的内在道德动力，也契合了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上台之后，美国新保守主义强调“核心价值”的思想潮流。他的著作也代表着该时期教育史学者对之前占据学界中心焦点的“激进修正派”学说的反思。因此，凯斯特尔对公立学校运动的解释框架获得教育史学界乃至历史学者的高度关注。卡茨和凯斯特尔两人围绕各自解释学说的合理性及对方的缺陷所展开的争论，使公立学校运动再次成为美国教育史学界热议的话题。
卡茨在礼貌性地夸赞了凯斯特尔的研究丰富了学界对19世纪初的教育史的认识之后，便毫不客气地指出《共和国的栋梁：公立学校和美国社会（1780-1860年）》有“方法的、解释的和理论的”三方面问题，尤其忽视了公立学校运动中存在明显的和激烈的阶级冲突。[20]卡茨认为凯斯特尔的本质缺陷是没有从资本主义的社会阶层结构的视角去审视公立学校建立的问题，低估了公立学校运动中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冲突和对立。这样的缺陷使得教育和社会变迁之间的实质关联没有得到揭示。卡茨依然坚持公立学校建立的实质是社会精英阶层对劳工阶层实施社会控制和规训的手段这一观点，不认同凯斯特尔关于公立学校运动是为在日益多样化的美国社会中以“共和—新教—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实现文化整合的观点。
问卷调查法：参考相关专家的建议设计了问卷调查法，调查东丽区卫生人才的基本情况，并进行了问卷的回收、有效性的测试和数据的计算。
凯斯特尔则在《冲突和共识的反思：美国教育史的重新解释的说明》（Con flict and Consensus Revisited:Notes toward a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ducational History Harvard ）一文中明确指出卡茨的《早期学校改革的嘲讽》中存在两方面缺陷。第一，卡茨忽视了公立学校运动中广泛存在的价值共识，而单纯强调了冲突和对立。第二，卡茨将所有的冲突都归结为阶级冲突，将复杂的历史进程简化为黑白两色的二元对立。[21]凯斯特尔认为，“文化整合说”不仅揭示了公立学校运动内在的价值共识和道德动力，也兼顾了运动中存在的种族、宗教、地域、代际和机构等多方面的冲突。这种复杂的综合思路和框架要远比单纯以社会结构和组织模式为视角的“社会控制说”更有解释力。在《19世纪美国的社会变迁、纪律训练和公立学校》（Social Change, Discipline, and the Common School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一文中，凯斯特尔反对卡茨等“激进修正派”学者关于公立学校中的纪律训练是对劳工阶层的控制和规训工具，目的是使劳工阶层子弟养成和适应将来在工厂中的工作纪律的观点。凯斯特尔认为，卡茨等人的解释过于简单狭隘，学校纪律和工作纪律之间并不存在如此简单、机械的对应关系，其他诸多社会因素同样促成公立学校中对纪律的强调和重视。[22]
在教学语文综合性学习时，我们通常会让学生完成一些锻炼动手能力的作业，其中包括手抄报。不少学生的整张报都是抄写的相关文字，缺少美感，观赏性不强。而让学生根据综合性学习的内容配以图画就会使报面美观，而且能培养学生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与卡茨的《早期学校改革的嘲讽》一书相同，多位当代学者将凯斯特尔的《共和国的栋梁：公立学校和美国社会（1780-1860年）》视为影响自己学术研究思路的重要著作之一。读书也是当代多所大学中美国教育史相关课程的学生必读书目。可以说，凯斯特尔的这本书已经成为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教育史学界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之一。直至今日，凯斯特尔的“文化整合说”是被美国教育史学界相对广为接受的解释学说。
五、结语
在跨越将近百年的公立学校运动研究史中，卡伯莱的“民主凯歌说”、卡茨的“社会控制说”和凯斯特尔的“文化整合说”分别代表了美国教育史学史中三个关键的节点。卡伯莱时代的教育史学科处于草创时代，他所创造的公立学校运动“民主凯歌”神话代表着20世纪初督学群体为教育管理集权化和专业化寻找历史合法性的努力，也反映着第一代教育史学者将公共教育制度作为维护美国民主制度的基石的普遍信念。20世纪五六十年代贝林和克雷明等人对公立学校运动“民主凯歌”神话的反思和批判，是新一代教育史学者试图摆脱卡伯莱的“托古改制”模式，开辟将教育史和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对接的新路径的尝试。在此基础上，卡茨在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史学兴起的大背景下，采用阶级和经济利益的分析方法，将公立学校运动作为上层资本阶层规训和控制下层劳工阶层的机构和工具，由此形成了风靡一时的“激进修正派”，提供了分析公共教育制度中阶层、性别、种族冲突的新视角。凯斯特尔的“文化整合说”则代表着“激进修正派”的热度退却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新保守主义强调美国社会“核心价值”的整体思潮之下，将公立学校作为整合不同社会文化、传授“新教－共和主义－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机构的新认识。卡茨和凯斯特尔分别强调公共教育制度“冲突”和“一致”的不同面向，两方的解释都深刻地影响了当代美国教育史学的学术发展方向，在今天的美国教育史学界中都有较深刻的影响。
纵观美国教育史学史，在新的学术或政治气候下催生的教育史的新研究范式诞生之初，会时常将旧有范式中关于公立学校运动的经典解释学说作为批判的入手点，而关于公立学校运动的新解释的出现，往往又意味着新研究范式的开启或确立。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公立学校运动的研究史，就是一部缩微的美国教育史学史。它的变迁承载着影响美国教育史学发展的学术和政治因素。当然，这也更加确认了公立学校运动这一课题的研究价值和意义——尽管已是将近两百年前的遥远过去，前辈学者也已经在此领域耕耘了近百年，但它依然是个常做常新的题目，因为对它的理解关切到如何确认美国公共学校制度性质和功能的核心问题。
参考文献:
[1]Martin G.H. The evolution of the Massachusetts public school system:A historical sketch[M]. New York: D. Appleton, 1894:10-21.
[2]戴维·泰耶克.一种最佳体制：美国城市教育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66-172.
[3]Tyack D.B. Pilgrim's Progress: Toward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School Superintendence 1860–1960[J].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1976(16): 257-300.
[4]雷蒙德· E.卡拉汉.教育与效率崇拜[M].马焕灵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172-186.
[5]周采.美国教育史学——嬗变与超越[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101-110.
[6]Bailyn, B. Education in the forming of American society; needs and opportunities for study[M]. Chapel Hill, Williamsburg, Va.: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60:18-25.
[7]Cremin, L.A. The wonderful world of Ellwood Patterson Cubberley:an essay 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American education[M]. New York: Bureau of Publications. 1965: 24-26.
[8]Veysey, LR. Toward a new direction in educational history: Prospect and retrospect[J].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 1969, 9(3): 343-359.
[9]Urban, W. J. Leaders in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American education[M]. Rotterdam: Sense Publishers, 2011: 113.
[10]Bowles, S, Gintis, H. 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 educational reform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economic life[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 151-180.
[11]Krueger T A. American labor historiography, old and new[J].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1971: 277-285.
[12]Philip S. Foner, “The Role of Labor in the Struggle for Free Compulsory Education,” The United States Educational System:Marxist Approaches, Marvin J. Berlowitz and Frank E. Chapman,Jr., Eds[M]. Minneapolis: Marxist Educational Press, 1980: 71-83.
[13]Katznelson I, Gille K, Weir M. Public schooling and working-class formation: the case of the United States[J]. American Journal of Education, 1982: 111-143.
[14]Ravitch, D. The revisionists revised: a critique of the radical attack on the schools[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8: 9.
[15]Katz M. An apology for American educational history[J].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1979, 49(2): 256-266.
[16]Cohen, S. The history of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education, 1900-1976: The uses of the past[J].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1976,46(3): 298-330.
[17]Mattingly, P.H. Educational Revivals in Ante-Bellum New England[J]. 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1971(11): 39-71.
[18]Gordon, M. M. Patriots and Christians: A Reassessment of Nineteenth-Century School Reformers[J].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1978(11): 554-573.
[19]克雷明. 美国教育史：建国初期的历程[M].洪成文，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11-158.
[20]Katz, M. B. Hardcore Educational Historiography[J].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1980(8): 504-510.
[21]Kaestle C F. Conflict and consensus revisited: notes toward a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ducational history[J].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1976, 46(3): 390-396.
[22]Kaestle C F. Social change, discipline, and the common school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J].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978, 9(1): 1-17.
Democratic Victory, Social Control or Cultural Integration?——The Change of Common School Movement Interpretation Mode in American Educational History
SUN Bi
Abstrac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creation the discipline of history of American education, Common School Movement has draw much attention of scholars. However, due to differences in social status,academic heritage and political positions, different times, different schools of scholars hav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terpretation on Common School and thus triggered a fierce debate on academic history of education. So far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scholars of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public schools to explain the history of the movement and thus expand Paradigm Changes related controversy,deeply embodies the academic and political factors that in fluence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Educational Historiography.
Key Words: common school movement;democratic victory;social control;cultural integration;American education history
中图分类号： G5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6762(2019)02-0074-10
收稿日期： 2018-11-21
作者简介： 孙碧（1986-），男，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特聘研究员（广东广州，510631）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科学知识、道德责任与金钱政治：美国城市改革与大学改革”（项目编号：2018YJC880076）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 于小艳）
标签：公立学校运动论文; 民主凯歌论文; 社会控制论文; 文化整合论文; 美国教育史论文; 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