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关系风险的物流外包风险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风险论文,外包论文,实证研究论文,关系论文,物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供应链中企业之间的关系已经被看成一种价值创造的影响因素(Ravald and Gr
nroos,1996)，这种因素对组织绩效的作用说明价值问题越来越重要(Menon et al.,2005)，供应商在权衡收益和亏损时，考虑最多的是价值(Zeithaml,1988)。现有的研究大多关注交易双方关系的利益，在采购价格中主要考虑亏损问题(Menon et al.,2005)，其实增加收益是提高价值的一种方式，而通过关系成本最小化来降低亏损也非常重要(Ravald and Gnroos,1996)。交易双方关系中主要的风险是出现亏损，研究证明，这种风险对感知价值比对价格有更大的影响(Sweeney et al.,1999)。但是，对未来买卖双方关系管理领域的风险探索还有很大的空间，特别是不成功的关系所产生的后果。目前，研究、检验交易双方关系的风险对公司绩效和治理结构的影响是一个焦点问题(Lai,2009)，但是对不成功的关系所带来的潜在风险的研究还很少。
垂直供应关系(例如物流外包)对于传统服务(例如运输、仓储、库存以及增值服务等)是一种很好的选择(Hong et al.,2004)，能够通过企业物流外包活动降低成本和提高客户服务(Knemeyer and Murphy,2004)。但是，关于物流外包收益是否高于关系失败的风险依然存在争议(Kremic et al.,2006)。有学者认为，外包并不总是带来服务优势和成本节约(Gerwig,1999; Watjatrakul,2005)，企业产生不良后果的失败经验早已有之(Bahli and Rivard,2003)，对多数管理者不认可物流外包收益的研究早已开始(Lonsdale,1999)，甚至有学者还呼吁企业决策者应该评估物流外包的风险(Kremic et al.,2006)。然而，目前对于物流外包风险的研究还很少(Lun et al.,2011)。
本文主要通过了解物流外包决策的潜在风险，找出交易双方关系中威胁价值和信任的预期因素。从交易成本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出发，对河南郑州棉纺经销商的物流外包决策进行调查研究，以探寻关系风险如何影响资产风险和胜任能力风险。
二、研究假设
过去的研究表明，在物流外包过程中，由于合作者之间缺乏信任、承诺和沟通技术原因经常导致交易关系崩溃(Willenweber et al.,2008)。如果外包关系失败，根据交易成本理论，就可能会增加资产风险(Wilding and Juriado,2004)。而根据资源基础理论，企业绩效和竞争优势则会降低(Lambert et al.,1999)。
在成本交易理论引导下已出现了很多经济研究。例如，从资产专用性和不确定性方面，将会得出哪些活动应该是企业内部完成，而哪些活动应该外包(Leiblein and Miller,2003)。专用资产在特定交易中的价值大于在选择性交易中的价值，但同时也可能导致其他问题。例如，由于合作双方实力上存在差距，弱势方会服从于强势方，这会导致关系失败(Robertson and Gatignon,1998)。在关系风险中由于行为不确定性(例如机会主义)导致的风险增加(Das and Teng,1996)，通常被视为影响企业治理模式选择或绩效的解释变量，但是，还没有足够的研究证明这种潜在风险的存在。此外，在有限理性的交易成本理论假设下(例如有限的认知能力和信息约束)，由于无效的沟通可能会发生关系失败，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也可能会导致治理决策不准确，并加重关系中的机会主义行为(Rindfleisch and Heide,1997)。
但这种交易成本理论的机会主义假设并不说明所有的成本元素都与外包决策有关系。在经济交易中，机会主义行为会因为交易成本高而增多，因为发现和查证机会主义的成本比较高。因此，关系风险可能会破坏组织的专用资产(人、机器、工作团队和公司)。任何资产都不能履行其所有的功能，所有的资产是针对某些特定范围专用的(Aubert and Weber,2001)，资产遭到破坏是直观的，但是其部分成本却是隐性的(Garaventa and Teliefson,2001)。因此，本文将资产破坏带来的隐性成本结果作为资产风险，并且作出如下假设：
H1：在物流外包中，关系风险对资产风险有积极的影响。
物流服务供应商(LSP)产生利润的能力促进了其核心能力的建设并且最终有助于委托方的竞争力提升(Halldorsson and Skjtt－Larsen,2004)。然而，当面对一个资源和经营战略不协调的委托方时，物流服务供应商就不愿对战略资源进行投资，例如新服务技能和技术(Wong et al.,2009)。其工作胜任能力的降低将会导致服务和操作能力退化，并且在这种情形下，物流服务供应商的服务能力容易被效仿，致使其物流服务得不到委托方的满意(Lai,2004)。
研究关系风险的文献(Delerue,2004)表明，关系风险与以有价值、稀缺、难以模仿和不可替代的竞争优势为特点的战略资源是相关联的。关系风险也能打破关系的连续性，并且能减少对胜任能力进行投资建设的动机。因此，本文假设：
H2：在物流外包中，关系风险对胜任能力风险有积极的影响。
很多文献认为，交易成本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是互补的，每个理论自身不能全面地解释外包决策(Ellram et al.,2008; Madhok,2002; Poppo and Zenger,1998)，每个理论观点的相互补充是以资产和胜任能力具有类似特征为前提的(Peteraf,1993)。外包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降低成本上，也体现在组织为了竞争优势和效率而扩展其功能范围上(Mcivor,2009)。通过外包完善战略资源的能力是受企业成本结构影响的(Loh and Venkatraman,1991)。同时，从竞争的角度，也要考虑资产的专用性和行为的不确定性(Halldorsson and Skjtt－Larsen,2004)。如果交易双方关系提前结束，那么专用资产的价值将会很少，一旦对专用资产进行了投资，物流供应商就会产生从资产投资者那里获取大量准租金的动机。除了交易成本外，根据资源基础理论，胜任能力作为一种竞争优势资源，也是物流外包决策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如果企业资源缺乏合理部署，这些专用性资产没有产生租金，那么投资这些资产是有风险的。在交易双方关系中由于组织资源和资产没有创造价值，那么这种资产风险也会产生胜任能力风险。因此，本文假设：
H3：物流外包中，资产风险对胜任能力风险有积极的影响。
根据上述假设关系，本文可以将三种关系用如下模型表示(见图1)：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样本
本文通过河南省棉纺经销商来检验物流外包中资产和能力的风险之间的关系。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对物流外包大量的需求，棉纺经销商感觉潜在风险很高。如果一个物流服务提供商不能按要求分发货物，经销商就会因为物流服务能力缺乏不能满足其下游客户的需求而蒙受损失。
在目前企业纷纷设法降低库存成本和安全风险的环境下，发展迅捷的物流服务能力对于经销商及其客户而言非常重要。由于实现敏捷供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运输，因此，本文确定以运输这一物流服务的主要活动作为研究对象进而把问题简单化。为了更好地了解外包风险，针对过去的10年间由于关系破裂和不满意而更换物流服务商的棉纺经销商进行调查研究。
(二)操作实施
为了达到研究目的，举办了一个小型的专题会议进行调查。首先，提供了一篇关于物流外包风险的文章，用来激发参会者的思维。其次，成员讨论并撰写报告。通过讨论得出以下结果。
关系风险包括四个方面，分别是供应商的机会主义、缺乏沟通、缺乏共同目标和实力悬殊。机会主义包括提高物流服务价格(例如额外的外包商的佣金)或者风险费(例如外包者的交货失败和货物损坏)，称为R1；关系风险也归咎于不良的沟通，称为R2，例如缺乏沟通可能导致不能及时正确地交货；缺乏共同目标反映了组织文化和意图不统一，称为R3；另外，当物流服务者意识到他们拥有比外包商更强大的实力时，实力不均可能导致外包商的关系风险，称为R4。
资产风险可以分为四个方面，分别是员工的利用率低、信息风险、内部治理成本和信任风险。员工的利用率低说明外包商的人力资源管理能力差，称为A1；与外包相冲突的活动会导致重要的交货信息丢失，称为A2，这种损失可能由于无效的、不完整的、不准确的、不一致而且无担保的外包过程导致客户信息丢失；另外，管理外包活动需要管理费用，这些费用主要来自于对外包商的监督，称为A3；信任风险，称为A4。
胜任能力风险中有四项因素，分别是服务和经营水平的退化、失控、缺乏战略资源开发以及保护能力不足。服务和经营的退化，称为C1，主要是指由于资源(如对司机或提高服务管理能力的投资)的缺乏导致运输失败；失控，称为C2，可能是导致外包者失去其竞争优势的潜在原因，由于运输服务有高度的季节性，物流服务商有时可能会让它的外包商失望，尤其是在需要满足特殊需求时，这也阻碍了物流服务商自身的发展；战略资源中最终使外包商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是保持与物流服务商的合作，但是，有些物流服务商害怕受困于某种特定的技术，因而把投入更多的资本用于维持和提高持久的项目看成一种风险，称为C3；最后，由于物流服务提供商可能存在不忠诚现象，外包商的能力和竞争优势可能被对手模仿，称为C4。
(三)资料收集与分析
采用包括两个部分的问卷收集数据并检验提出的假设。在第一部分中，用半结构化的问题调查由经销商供货的客户。在第二部分中，针对关系风险、资产风险以及胜任能力风险，利用上述12项条目对经销商进行调查，每一个被调查者根据他们的满意程度对风险进行评价。
通过电子邮件对受访者进行调查，共得到了87份有效的回复，数据的可信度和有效度都利用SPSS12进行了分析，再用结构方程建模(SEM)去检验假设问题的相互关系。
四、结果分析
(一)样本剖析
关于数据可信度，87份有效样本中的受访者都是高层管理人员，包括业主、总经理、分区的经理等。他们在棉纺经销领域的平均工作经验为11.4年，长时间的经历能够说明所调查结果的合理性。
所调查的多数经销商在过去的10年中所有的外包业务都经历了关系失败并且对物流外包不满意。其中，16.7％的批发商完全外包他们的运输业务，70.5％的批发商同时采用物流外包和内部操作两种方式，12.8％的没有选择外包。受调查者平均使用2.9个物流服务商，合同持续的平均时间是1.68年，持续的关系维持平均为4.95年。
(二)信度和效度测试
数据的信度和效度都是经过仔细审查的。信度是一种测量尺度可靠性、一致性或稳定性的程度(Sanzo et al.,2003)。内部的一致性信度是通过计算克伦巴赫系数α来确定的(Pomerleau and Snedecor,2008)。如果假设题项能够解释多数方差，那么测量尺度认为是可靠的(Sanzo et al.,2003)；如果系数大于0.7，那么测量尺度可以认为是能够接受并且可靠的(Padilla－Mdendez et al.,2008)。剔除对信度没有显著贡献的数据，并逐步修正有显著贡献的数据以改进拟合指数。通过删除测量指标R4(实力悬殊)和C4(较低防护能力)，用来评价关系风险的测量尺度的内部信度增加至0.869。最后，保留了10个条目来测试3个假设题项。分析结果显示，所有题项的克伦巴赫系数α都超过0.7，表明10个测试条目均具备较高的信度。
内容的效度通过两种方法来评价。第一种是以前的文献回顾，第二种是内敛效度测量(Corbell et al.,2008)。内敛效度是用不同方法测量一种假设产生相同结果的程度(Hsieh et al.,2005)，当假设题项和它的测量条目之间平均萃取变异量(AVE)超过0.50，内敛效度就能被支持(Fornell and Larcker,1981)，并且假设载荷是显著的(Hibbard et al.,2001)。在本研究中，对关系、资产和胜任能力风险因子的平均萃取变异量分别是0.702、0.572和0.697，以2.705为临界值，因子载荷在0.001水平上显著，因此，内敛效度是得到支持的。信度和内敛效度结果见表1。
利用Fornell and Larcker(1981)标准对题项的判别效度进行测试。这种标准是：所有给定假设题项的平均萃取变异量的平方根大于每一个其他给定题项的标准化相关系数。表2的斜对角方格中的数值给出了平均萃取变异量的平方根，每一对题项都符合这种标准。因此，存在判别效度，并且所有题项之间是明显不同的。
(三)路径分析
如果提出的研究模型可以接受，那么用来对模型评价拟合优度的不同测量方法要通过评估确定。结构方程模型能够检验假设框架，基于此，前面的三个假设是可行的。
全面模型拟合描述的是规定的条目能够表示假设题项的程度。
值(在自由度为32的测量值为39.2)在p＜0.05水平上显著，表明预计模型和实际模型的区别是显著的。由于人们普遍认为值只能作为参考而不是评价模型拟合度的绝对指标，因为它对样本大小和模型复杂性敏感度较强(Anderson and Gerbing,1982)。因此，应该检验其他指标来评价模型的拟合度。一般来说，增值适配量测能评价模型增加的拟合度(Anderson and Gerbing,1982)。通过检测，模型的规范化拟合优度指标(NFI)、非规范适配指标(TLI)和比较拟合优度指标(CFI)分别是0.937、0.983和0.988。另外一个评价模型拟合度的方法是均方根残差，它通过评价模型每一个自由度的差异提供模型拟合度测量来修正省俭。通过检测，模型的均方根残差值为0.044，低于临界值0.08。
结构方程模型通常用来评价结构模型的参数，完全标准解是通过使用最大相似估计法计算出来的。结构模型最显著的检查涉及回归系数的显著检验，该检验是设定假设题项之间关系能否被接受的标准。评价测量方法和结构模型是确保结果是可接受的、与假设模型是一致的(Anderson and Gerbing,1982)。前面的模型(即测量模型)与测量潜在变量过程中观察变量的信度和效度有关，而后面的模型(即结构模型)是间接和直接处理潜在变量之间关系的(Bentler,1992)。表3、表4、表5分别是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简要的测试结果。
以上结果表明，所有的变量与其设定的题项是显著相关的，验证了检验条目和假设题项之间的关系。因此，可以推断测量三个假设题项的条目在如何设定测量模型方面是充分的。
由上述分析可知，模型中所有路径统计显著：(H1)关系风险与资产风险必然相关(γ＝0.291，t－value＝2.73)；(H2)关系风险与能力风险必然相关(γ＝0.336，t－value＝3.43)；(H3)资产风险与能力风险必然相关(β＝0.344，t－value＝3.278)。表4给出了假设题项中假设关系的检验结果，表明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最后的结果。关系对能力风险的总影响是0.434，其中包含直接影响(0.336)和间接影响(0.098)。
多重相关系数平方(SMCs)也能为结构方程评价结构模型的拟合度，表明前提变量即关系风险和资产风险导致了内生潜在变量即能力风险的数量(Chi and Qu,2008)。据此，模型的资产风险的多重相关系数平方(SMCs)为0.08，表明8％的资产风险变量是由关系风险解释的。关系风险和资产风险解释了76％的能力风险(SMC＝0.76)。
五、研究结果和展望
(一)研究结果
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本文检验了物流外包决策中的三种风险的关系。从对87个棉纺经销商的调查中得出的物流外包关系实证结果，证实了最初预测的三种风险之间的联系。对关系风险而言，较早的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研究表明，缺乏沟通是特定资产投资和服务战略产生风险的最重要的前提，验证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
本文发现，能力风险的影响比资产风险稍微显著，并且物流服务供应商缺乏维持较好的运输经营(例如快速、准时、安全配送)和损失控制能力是批发商最直接相关的风险。另外在资产风险方面，与内部治理成本相比，批发商更关心不可估量的专用资产，例如战略性人才和信息资源。本研究结果还揭示了资产风险与能力风险显著正相关。这可以理解为：对专用资产尤其是人才、组织和信息资源可能的破坏不仅会导致成本增加，而且还会降低外包商的经营能力。
(二)展望
本文只研究了物流外包中关系成本一个方面的负面影响，没有考虑其他方面的关系成本，研究结果仅仅局限于河南一个区域的样本。因此，其他的如文化和行业方面的因素，可能也会影响研究结果。但是，该研究结果也为理论界提供了未来较有前景的调查研究方向，即文化和行业方面的因素对物流外包的影响研究。此外，研究中所提出的关系风险是否存在于物流之外的外包活动中也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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