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及其在欧亚大陆中部的岩画形象_文化论文

遍及欧亚中部的匈奴鍑及其岩画形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亚论文,岩画论文,匈奴论文,形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有关匈奴研究的文献中，有一些问题尚待解决：

1.一些学者认为欧洲匈人和亚洲匈奴人的核心在人种上和文化上是一致的，另一些学者则有异议。

2.许多工艺品在文献中被称为西徐亚——西伯利亚（Scytho—Sib-rian）风格，但其中不少实为分布广、数量多、在远东出现的匈奴艺术品。因此，根据近年来考古的发现，“西徐亚——西伯利亚”这一术语既不精确，又不恰当。

3.在中亚东部发现的文物常被称为西徐亚（Scythian）文物，但西徐亚人从未到过这一地区。

本文所用材料来自笔者八十年代的四次实地考查。我对欧亚草原及其居民历史、考古的兴趣促使我在北纬40至50度之间及其临近的草原地带进行了田野调查。我首先研究了喀尔巴阡盆地及伸延到喀尔巴阡山东麓的考古发现，然后又研究了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收藏的文物。1980年上半年，进一步研究了高加索、黑海、咸海地区、中亚突厥语区和新疆。1989年到了华北，考查了鄂尔多斯草原及戈壁地区，而后我又和我的伙伴到了蒙古乌兰巴托，并参观了暾欲谷碑所在的图拉河谷（ErdyY[,1]1984[,1]1988[,1]1990/a）。

1983年，我便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参观了自治区博物馆。那时，成为我研究起点的那只鍑尚未展出。1989年，我注意到这只与在中欧发现的样式相同的有方形把手和蘑菇形装饰的美丽的鍑，我称此样式为“平状蘑菇铸型”，因为蘑菇状把手与鍑身平行并成为一体。（图1）

我研究了从鄂尔多斯（内蒙伊克昭盟）到中欧匈牙利发现的许多铜鍑，小鍑是用两片模具铸成，大鍑（如在匈牙利Tortel发现的鍑）用四片模具铸成。虽然在一百多只鍑中尚未发现两只完全相同的，但在从鄂尔多斯到中欧出土的这些鍑上，可见到由相同铸造方法所造成的相同特征。

显而易见，如果在中亚（准噶尔盆地）发现此种在中欧广为人知的平状蘑菇铸型鍑，由于鍑同时可为祭器，这一事实便可说明在匈奴西迁时，他们保持了其人种和宗教的一致性，同时也说明欧洲匈人和亚洲匈奴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这是我们从对鍑的研究推导出的第一个结论。

如将欧亚草原地图（图3）和鍑分布图（图2）加以比较，便得到本文的第二个结论。在亚洲方面可特别清楚地看到，鍑不是在草原上，而是在草原与布满森林的山区接壤之处发现的。90%以上的铜鍑是在泉、湖、河、沼泽边等近水处发现的。这说明它们曾是炊具，许多鍑有被火烧过的痕迹，更说明了此点。炊事可能为日常的，亦可能为祭礼的。

从地图上可见，鍑是成组的出现在某一地区的。从东到西，我们将其分为六组，最早的一组为匈奴文物：

Ⅰ黄河辽河区；Ⅱ贝加尔鄂尔浑区；Ⅲ天山准噶尔区；Ⅳ上叶尼塞区；Ⅴ伏尔加鄂毕区；Ⅵ多瑙顿河区；Ⅵ.多瑙顿河区

我们先讨论第Ⅵ组，因为在Hockricht发现的鍑（图4）是与包括匈人珠宝在内的许多有价值的资料同时发现的。（珠宝计有：两件铁带扣，一件在金属框中嵌有红宝石的金扣，二件金带顶饰，六片在金属框中嵌有红宝石的金片和一条金链子）此外尚有一只罗马铜碗。该地现属波兰，名为Jedrzychowize。在喀尔巴阡山北麓喀尔巴阡盆地（匈牙利）和黑海北岸的南俄草原也发现有类似的鍑。其中在匈牙利Tor-tel发现的鍑是目前发现的鍑中装饰最漂亮的一只，连同修复的托共99厘米高（图5）。

这一地区发现的鍑均与在乌鲁木齐发现的那只相同，为“平状蘑菇铸型”。图6中的鍑是文献中称为“法国Catalaunum 之战”同期的文物，但它不是考古发现，而是在维也纳的一家商店中买到的。Erdelyi—Sugar在其著作中怀疑其出土地点（1982:135），它很可能是从匈牙利走私出来的，因为那个商店当时还有另一些文物是从那里来的。Ⅴ.伏尔加鄂毕区

此区发现鍑的地方包括伏尔加、卡玛、伊什特、图波尔、伊施姆、额尔齐斯及乌拉尔河谷和邻近地区。此外有只鍑在南边邻近阿姆河的地方发现，乌拉尔山并没有隔断其两侧文物的联系。

5.1 从对卡玛河畔波尔姆地区发现的一只高9厘米的鍑的研究中，我们有两个重要的发现。它的两个方把手上都有一凸出物，三个近似的无球状节的突出物出现在Teletskoe 湖发现的有方形把手的铜鍑上（图7）。同样的装饰出现在图瓦Kokel大型公墓出土的许多陶鍑上。除方把手之外亦可见圆把手，这种设计风格——无球状节的突出物，从叶尼塞河流域到乌拉尔山及卡玛河流域均有发现。

作为欧洲匈人珠宝特征的几何图案已在上述两只发现于卡玛河和Teletskoe湖的、另有把手的鍑上出现。在米努辛斯克发现的鍑亦有几何图案。几何图案在欧亚之间中部地区如此早的出现是本文的第三个发现，可设想许多用于陪葬的陶器模仿了青铜器的原型。

5.2

另一在远东和伏尔加鄂毕区之间的重要联系是圆把上有三个蘑菇状突起的设计。这种鍑在Tobol、额尔齐斯河有发现，在米努辛斯克地区出土的文物和岩画中都可见到，这种鍑在内蒙和林格尔曾有出土。一种有两个简单突起和一个蘑菇状突起的变体，在波尔姆地区亦有发现。

5.3 除三只蘑菇状图形之外，尚可见到数例鍑在圆把手上只有一个蘑菇状突起。这些鍑的分布地从Tobol 河流域到叶尼塞河流域，并通过哈密与在鄂尔多斯草原和山西省发现的有小圆形突起的鍑相联系。

四种主要把手形式之间的联系支持了我们据“平状蘑菇铸型”把手在东、西方发现而推导出的第一个结论。对此设计的延续使用说明匈奴人在人种及宗教方面保存了其特点，并在西迁过程中从文化上保存了其核心在人种上的一致性。

5.4 必须指出在邻近阿姆河谷的Khiva地区发现了近似“平状蘑菇铸型”的匈奴鍑残片，这一发现与汉文史料相印证，说明河中地曾是真正的匈奴地区。这是本文的第四个结论。陶鍑的发现也证实了这一点。

5.5 根据我们的地图，可以设想匈奴人或部分匈奴人是通过座落于北纬56度的叶卡捷琳娜堡（今名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山口前往欧洲的。这是本文的第五个结论。在这一大约长五十公里的山口处，乌拉尔山是逐渐升高的，此山平均海拔为200米，山顶高也只有400—800米，极易通过，特别是沿河床前进，如山东边的伊施特河和西边的楚索瓦亚河。这说明在卡玛河发现的鍑是从额尔齐斯——托布勒草原通过叶卡捷琳娜堡山口带到那里的，并不是从南边绕过乌拉尔山带到卡玛河一带的。

有只鍑是在靠南接近乌拉尔山的乌拉尔河谷中的Kizil Air 发现的。这是一只典型的，表现出与准噶尔和东欧发现的相同的平状蘑菇铸型匈奴鍑（图8）。根据已发表的照片和图片，它同样可以看作是处于蘑菇状凸起和平型蘑菇铸型之间的一种变化形式（ Minasian，1986；Zasetskaia，1982）。

有关通过叶卡捷琳娜堡山口迁移路线的结论是本文最重要的成果，因为无论将匈奴追述到乌拉尔森林的汉文文献还是记述匈人的欧洲编年史均未指出此点。匈人在公元375年渡过伏尔加河才震惊了欧洲人。这样，我们的地图便揭示了至今尚不知晓的、追溯至3世纪和 4世纪间或4世纪初匈人及匈奴人的一段历史。匈奴在公元155年最终败给鲜卑后，用了220年的时间到达伏尔加河。

5.6

有关匈人或匈奴人在伏尔加河中游及鄂毕—额尔齐斯河之间的走廊两侧出现的论证应引起芬—乌戈尔学界的注意。乌拉尔东侧的芬—乌戈尔人沃斯加克（汉蒂）族和山西麓的车尔米斯（马里）族在数世纪中受到操突厥语的草原民族的强烈影响。俄国一位研究西伯利亚人种的考古专家V.N.Chernetsov正在寻找一个对芬—乌戈尔人文化有影响的养马的草原民族，并认为该民族的一些残存部落迁徙并在芬—乌戈尔人间定居（Prokof'yeva,chernetsov和Prytkova 1964:513）。他们把繁育马的技术和文化带给鄂毕乌戈尔人，在乌拉尔山西麓，他们把自己的民间音乐和服装留给了马里人（B.Barto'k 1943）（Tilke 1978:19）。此种影响如此强烈，正如Hajelu指出的，马里人甚至在人种外貌方面也与其突厥邻族楚瓦什人变得相近起来（1962:231）。Chernotsov推测萨维尔人（Savirs）影响的出现是在四世纪和这之后，但无法在历史上追溯萨维尔人。匈人鍑的出现告诉我们，匈人当时已在那里。这一记载下来的事实尚不为从事芬—乌戈尔研究的学者所知。笔者认为，今后不能也不应忽视匈人的影响，因为匈人在地理上的位置，使他们必然和芬—乌戈尔人有密切联系。

Ⅳ.上叶尼塞区

此区在所有区域中是最复杂的，因为这里出现的鍑有三种：铜鍑、陶鍑及岩画上的鍑。

A.铜鍑

铜鍑大多是在位于萨彦山北麓、叶尼塞河上游的米努辛斯克盆地发现的，Posta（1905）和Fettich（1940）曾为鍑编目。

1986年，Klementz发表了三只匈奴鍑的图画并描述了米努辛斯克博物馆所藏十八只此种容器和其他五件文物。三只中之一和Tovostin所藏的一样有壶嘴，另一个则有作为欧洲匈人珠宝图例先驱的几何图案。此鍑与一只在Pod—Kamen一号基石雕上出现的鍑十分相近。十八只鍑高在18—40厘米之间，还有 17 只在叶尼塞河上游发现的Tagar时代的匈奴鍑。

Maenchen—Helfen（1973）谈及在米努辛斯克东北搜集到的四只容器，同时他还报告了在其参观博物馆时见到的几十只鍑。Turucha-nsk 鍑是俄国当局十九世纪从当地用古代容器作祭器的通古斯人手中搜集的。

B.陶鍑

1950至1960年，在俄国南西伯利亚图瓦共和国Kokel 发掘了一批大型古墓，依照当地的习惯，大墓均在萨彦山中，有个人的亦有部落的。在墓葬中除发现两只铜鍑（数量很少）和两只葬在一小男孩墓中的小铜鍑外，尚有大量陶鍑。从1935年起就闻名的一只陶鍑是在Bol'shogo Tesinskogo大墓发现的。（图9）。

Vajnstein,D'jakonova和Kenk（1984）对Kokel墓地中的446 件文物进行了登记，其中的339件已有人进行过人类学方面的考查。92 只陶鍑有研究报告，其中77只在男人墓中发现，通常和箭簇放在一起，15件在女人墓中发现。鍑高从15到25厘米不等。值得指出的是装饰最好的陶鍑是在一男人的坟中和八只表示此人军阶很高的箭簇在一起。Basilov 在一本有关游牧民族的书——《欧亚草原的艺术大师》中认为此鍑为公元一世纪时匈人之鍑。（1989）

Vajnsten和D'jakonova把Kokel 出土的鍑分为半球状和蛋状两类并讨论了鍑壁上的装饰。我们更注意，把手的设计，因为把手和托是匈奴鍑的最重要特征。据此，我们把陶鍑分为三组：

a.不加装饰和圆把手。b.有三个简单突起的圆把手（非蘑菇状突起）。c.有三个简单突起的长方形把手。在长方形和圆形把手中有一些变化的形式。

廉价的陶鍑在葬礼中代替了原来价值昂贵的铜鍑，在Kokel公墓200公里远的Teletsoko湖发现了这种铜鍑，其地距巴季里克约50公里。陶鍑模仿了有三个简单突起的方形把手设计，另一只从欧洲卡玛河附近发现的鍑之把手上亦有此种突起。

C.岩画上的匈奴鍑

在上叶尼塞盆地的几处岩画上（Appelgren—Kivalo,1931），匈奴鍑和其他画面一块出现在河两岸，它们集中在200 公里见方的米努辛斯克地区。（米努辛斯克在叶尼塞河的右岸，左岸为阿巴肯草原）岩画分布在北纬52到55度，东经89到90度之间。在Podkman,Sulyek 和Aglachty分别有1到3只鍑出现在叶尼塞河西岸的岩画上。Kobil—Kowo的Kizil Kaya岩石上画有9只鍑，该岩石是在Abakan 河的支流Uibat河的岸上。最大的岩画是在叶尼塞河东岸，接近米努辛斯克的地方，在Suhaya Tes河岸上（Devlet,1965）。

①岩画中有三个蘑菇状突起的鍑：

图10是三幅不同地区的岩画。其共同特点每幅岩画上都至少有一只圆把手上有三只蘑菇状突起的鍑。这种鍑在Tobolsk,Tovost-in米努辛斯克藏品中，上叶尼塞地区及内蒙和林格尔都有过发现。这种有三个蘑菇状突起的鍑其他民族不用，为匈奴人所特有。

下方的岩画是在Sulyek附近Pisannay山发现的。与画中的人比较，鍑很大，一个人正用钩子从鍑中取肉（Appelgren — Kivalo,1931）。

中间的岩画在文献中称为大Boyar岩画（Devlet,1965），在19.7米长的岩画上有19只鍑，有的较简单，另一些则有所装饰，9 只鍑带有三个蘑菇状突起的圆把手。此特征告诉我们这是一张匈奴村落的风景图。

如果考查一下由Chlenova（1967）发表的Tagar时代的鍑，便会发现它们都可在大Boyar岩画中找到其相应的鍑，考古发现和岩画中的鍑有引人注目的一致性。上叶尼塞河谷用于宗教活动的器皿有同样的装饰，说明分布在这一地区的居民属于同一民族。图中每顶帐蓬四周有4—5只鍑，可能其中有的用于祭礼的（尤其是装饰考究的鍑），岩画上许多鍑放在帐蓬外，可能是描绘一个和鍑有某种关系的公共集会或纪念性假日。狼是一些游牧部落的图腾，也是匈奴的图腾，一只狼画在匈奴村落图的右下方。

最上面的一张画是画在2.52米长的Kizil Kaya岩石上的，是宰牲祭祀的场面，9只鍑中的5只正在使用着，因为画上可见到腿，可能画中人是穿着裤子的。两人骑马，两人步行并挎有箭袋，中间一人穿外衣，戴特制的帽子，颜色亦与众不同。另一个在下一只鍑右边进行搅拌的人戴着同样的反犁形或曰三角形的帽子。中间那位戴高帽子的人占了指挥的中心地位，其左手张开，手画的很大并有六根手指。这是众所周知的萨满资格的特征。他做此手势象是在为宰牲的真实性提供保证并使祭品能达于上界（Appelgren—kivalo,1931:Fig.297—300）。

萨满和戴相同头饰人的鍑，一只把手为方形，另一只为圆形，显得很不对称。可能有人会认为这是疏忽，但在内蒙察哈尔右翼后旗二兰虎沟发现的鍑（图11）和这只萨满的鍑不仅样式相同，都无托，而且有不对称的把手：一方一圆。可见它们很有可能本来就是不对称的。

岩画的年代一般很难断定，但在Kizil Kaya发现的有关献祭场面的岩画给了我们可供断代的信息。截止目前，在欧亚大陆只发现了一只有不对称把手的鍑，它是在一座墓中与一些可供断代的文物一同发现的。李逸友在发掘报告中说（Li,1963）：

“1950年在乌兰察布盟察右后旗二兰虎沟发现了一批古墓，出土的铜器很有特色，铜饰件有双鹿纹、三鹿纹……铜鍑为双耳小手底，是实用的炊具。这里出土的陶器，以红褐色及红色夹砂陶为主……这批出土文物中，同时并存有‘长宜子孙’镜、日光镜、‘大吉’铜铃和蝇纹灰陶罐等汉代中原制造的器物。故我们认为，察右后旗二兰虎沟出土的文物，应与东汉时期匈奴人有关。”

二兰虎沟鍑出土于约为公元一世纪的匈奴墓中（一只鍑可用几代），所以Kizil Kaya岩画很可能是公元一世纪前后在一位有六指的匈奴萨满主持下进行的宰牲祭祀场面的写照。在岩画上画着另一只有三个蘑菇状突起的鍑为典型的匈奴样式。这便使我们的推论更加充实。

现在再来看另两张岩画，由于上面都有具有三个蘑菇状突起圆把的鍑，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认为它们描绘了匈奴村落中某种宗教节日的情景。这样，岩画可以肯定居于匈奴，同时也可肯定图10 下面的Pisannaya山岩画上的场景亦属于匈奴。这是第6个结论。

这些岩画非常重要，因为它们可用来鉴定单独发现的鍑，按图索骥，对匈奴鍑的分类也就会更有把握。

②有鍑的岩画及化装的神职人员

Podkamen一号墓碑上刻有三只鍑（图12）。碑的一面有雕刻，上有两个骑马的人和三个没骑马的人。两个挎箭袋的人正在弯弓射击，四匹马中的两匹有简单的马具。碑上雕有一只大鍑及两只小鍑，大鍑有几何图案作镶边。正如Klementz（1886）指出的那样，此鍑与米努辛斯克博物馆收藏的一只残鍑上的图案相近。此图案和上述实例应被看作是欧洲时期匈人多色珠宝上几何图案的前驱。

在碑的另一面刻着一个衣着讲究、有长胡子的人，此人着服，戴奇特的头饰，Aspelin（in Appelgren—Kivalo 1931:8）认为他是一神职人员。

在同一地区，离Podkamen8公里远的Argoa山石雕上，有5 个穿相同衣服的神职人员散处在打猎场面的中心。其中四人穿的无袖长袍表现得很清晰，每个人的长袍都有一个大而长的拖裙落在地面上，也戴奇特头饰。布达佩斯的突厥学家Mandoki—Kongur（1992）指出有拖裙的长袍应为萨满做法时穿的鸟装，拖在地上的拖裙象征鸟尾。

萨满或其他自然宗教的神职人员的鸟装到本世纪仍很有名。Holmb-erg（1927）介绍了三件鸟装，其特点是挂有许多什物和布条，表现出垂直的线条。故上述人的画象都强调垂直线条。萨满模仿的鸟多为水鸟或涉水禽，因为它们在大地、水和空气中活动。此种仪式中的鸟在匈牙利是鹤（Gunda,1958），在奇普察克——库曼（Kipchak—Cuman）人中为天鹅，“库曼”一词也有“天鹅”之词义（Mandoki — Kongur,1992）。石碉上两个神职人员（左边的和中间的）的鸟面具、鸟嘴清晰可见，这更说明我们对岩画上鸟衣的解释是正确的。

第5个人是一正在弯弓射击的弓箭手，他戴一顶尖帽子，并挎着装有一支箭的箭袋。此人和在图中出现的两人一样穿着膝下紧膝上肥大的裤子。这种裤子在诺彦乌拉的匈奴墓中有所发现。对能清晰可见的岩画上之长袍的进一步研究将会有许多成果。

Podkamen Ⅱ号墓碑上也有三个穿长袍戴同样头饰的人，正如Applgren—kivalo指出的（1931.8）左边像是有一个鍑放在祭祀用的桌子上，上有两个小把手，类似的无耳匈奴鍑可在其他岩画中见到。

在Applegren—Kivalo的书中两张图上（133和138）画了更多与动物形象在一起的鍑，这些画是在Aglachtiy，叶尼塞河西岸面朝河的岩石上发现的。仔细观察上图中每个神职人员的衣着，可得到有关头饰的新信息。梨形帽是拴在下巴上的，在头上后面都有附加物，有的图中这种附加物被画在头的另一边，中间那个人戴着鸟面具，也有附加物，但附加物和头是分开的，象是粘在一枝柳条上。在画上还可见三个人在肩上都有一与肩呈45度角的东西，可能是乐器，也可能是其他葫芦状的物件。

简言之，这一在五处与神职人员一同出现的反犁形头饰总是伴随着动物形象，三次与狩猎或战斗场面相联系。在一号墓碑上，神职人员的肖像是在一动物浮雕的反面，那里有个人被抓着头发并被矛刺死，在此岩石上，四个神职人员处在狩猎场面的中央。在另一本文没有给出的岩雕上，神职人员与二个猎人及三只鹿在一起。在二号墓碑上有三个神职人员、二匹马、二个半身雕像，还有一个放着鍑的祭坛。在上图上可见戴头饰的六指萨满在祭祀，同时也有骑士出现。米努辛斯克岩画表现了一个意外的主题，骑士正在弯弓射击，他挎箭袋，执长枪，骑在鞍上，马戴着游牧民族的马具。下图的两人穿盔甲，制盔甲的设备像在贝加尔湖附近的伊伏尔加大型匈奴遗地出土。我们还要指出两件最令人感到意外的东西——马蹬，一个是骑士脚前的杆状马蹬（金属或木制），另一个是真正的马蹬。Aspeline和Appelgren—Kivalo 认为这些岩画是青铜时代的产物，当代学者则认为它们是Tagar 时代（前七至二世纪）的产物。这两个马蹬，可能是有关引起骑兵作战革命的此装备的第一张画像。有了马蹬可站在马背上向后准确地射击。

Ⅲ.准噶尔天山区

过去二十年中，在新疆天山北麓发现了数只匈奴鍑。准噶尔鍑是在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市不远的地方发现的，其他鍑是在哈密地区，特别是在地处天山北麓的巴里坤湖附近发现的，此地是匈奴领土，因此鍑是属于匈奴人的。

在本文中起关键作用的乌鲁木齐准噶尔鍑在前言中已讨论过，这一特殊的“平状蘑菇铸型”鍑是1976年由一位牧民在离乌鲁木齐50公里远的南山发现的。牧人死后，其子按其遗志将此鍑捐赠给博物馆。鍑托脱落，博物馆在展出时进行了修复（Erdy 1990）。作者在博物馆拍了它的照片，但专业化的明信片可在该馆买到，王炳华（1988）在其文章中画了此鍑的图，并发表了在巴里坤湖出土的最好的那只鍑的图。

作者在哈密博物馆获准参观后亲眼看到两只在巴里坤县出土的鍑，另两只与之相似的、在乌鲁木齐新疆考古所保存的鍑也是在哈密地区出土的。第五只保存完好的鍑是在巴里坤发现的，亦在乌鲁木齐博物馆展出。

几个属此类型的实例为：在Tobolsk 河附近发现的圆把手上有一突起或蘑菇状突起的鍑；三只在Tovostine 米努辛斯克盆地出土藏品中的鍑；三只在上叶尼墓地区发现的属于Tagar时代的鍑；在同样地区发现的另两只鍑；在蒙古乌兰巴托博物馆展出的鍑；最后是二只来自鄂尔多斯和四只在山西出土的鍑，一只来自北京的鍑，这些鍑的设计样式构成第四条从Tobol河到黄河、辽河的平行线，此线补充了上述的几种样式：①平状蘑菇型，有方把手。②在Ⅳ、Ⅴ区出现的方把手上出现圆突起的鍑。③在圆把手上出现三个蘑菇状突起的鍑。欧洲匈人鍑和中亚东部匈奴人鍑在设计方面出现如此多重的一致性表明了西迁的匈奴人保持了文化的一致性并在与此同时保持了人种方面的一致性。

Ⅱ.贝加尔鄂尔浑区

在俄国领土上的伊尔库斯克省、勒拿河支流茹雅（ ruya）河畔的korsukovo村发现了一只非常重要的鍑，此鍑中有几种青铜动物饰物（两只麋鹿灯台、两只老虎，龙（或蛇）悬饰上有两只行走的老虎，象在Bashadar棺上的老虎），借助于这些文物，Berdnikova（1991）和其他一些专家认为此鍑为前七至六世纪的遗物。

有点奇怪的是在匈人的Duren大冶金中心和伊伏尔加（lvolga）河岸的匈奴遗址里只有一只铜鍑出土，此鍑在文献中已有提及。从理论上讲，如此大的冶金中心应是能进行连续制作的作坊，但只发现了一只鍑（或几只鍑）对这种估计做了否定。同时应指出尽管鍑的样式相近，但在整个中亚，尚未发现两只真正相同的鍑。

在蒙古北部属此区地方，有种特殊的把手，设计形式很有特点，这就是方把手。方把手上面为有三个突出点的弓形造型，此种造型主要出现在此区，无容置疑地属于北匈奴。有相同把手的鍑在鄂尔多斯、内蒙西部地区（原绥远省）和将在下面讨论的其他品种一块发现。在乌兰巴托国家博物馆展出的两只鍑没有提供任何背景材料。

Ⅰ.黄河辽河区

此区出土的鍑很多，因为一些古代的鍑出土于此，故显得十分重要。文献报道中对在古墓中发掘的鍑有正确的断代。另一可供断代的参考资料是长城位置的变迁。有数只鍑可追溯至相当早的春秋即东周（前8—5世纪）时代。

本文把此区发现的鍑按地理因素及出土地点分为下列几个小组：

——鄂尔多斯和前绥远省。（内蒙）

——陕西省。陕西对我们这项研究十分重要，因为八十年代在这里发现了数只鍑。

——甘肃、河北、北京直至吉林。

据本区发现的鍑列一简表会帮助我们对它们进行评估。虽然Ⅰ区（黄河辽河区）比Ⅱ区（贝加尔—鄂尔浑区）样式多、数量大，但两区之间有重要的重迭现象，故可在一起讨论。简表A 显示了适用于整个欧亚中部草原的分类体系，所有的匈奴鍑都可容纳进去。如果需要，可加上新的类别，为了更深入进行研究，现在的分类可根据托的形式、鍑体装饰、样式等再行细分。

如上所述，匈奴鍑最重要的部分是不同样式的把手、带铃或圆锥形的托或腿。托可能是中空的也可能是实的，平底鍑则无托。甚至可通过匈奴鍑的残片看出两种样式的不同。

简表A

Ⅰ、Ⅱ区出土的匈奴鍑统计表

十托可能失落了

通过观察，可看到鍑样式的某种发展。但根据样式的发展变化来断代则很成问题，因为在同一地区、同一时期内可能使用和出现不同样式的鍑。如上叶尼塞地区的岩画。根据平状蘑菇铸型或地理分布、圆把手上有一个或三个蘑菇状突起等进行断代同样不很可靠。

A.简单圆把手

在Ⅰ区即黄河辽河区，此种把手有两种：平状和绞绳状，把手不加装饰，这两种样式的鍑都根据墓的情况，同时出土的文物或长城的位置来断代。表B中给出了古鍑的断代，表B对表A是一个补充，并对最古的鍑进行了回顾。它们是在陕西、河北和北京延庆县发现的，这些早期的鍑之高度与其直径相比是较低的。

另一古鍑在遥远的北方Ⅱ区，贝加尔湖鄂尔浑区勒拿河上游左岸的一个支流边上发现。上文已指出它是前7到6 世纪的鍑，属于Tagar时代早期，和春秋时代是同期。其样式和比例和黄河辽河区发现的鍑相近。

有几只在鄂尔多斯发现的鍑亦有简单圆把手，因为本文没有包括对它们的考查，故表中没有给出断代。表中所列之古鍑都是实托，而许多鄂尔多斯出土的鍑有透空的托，这是当地鍑的特征。

随着时间的推移，鍑的大小亦有变化，纵、横比例关系有所变化，鍑变得高起来，纵横比例关系亦有变化。在欧洲发现的鍑，鍑肚几乎是平的，象一个圆筒子，但保存了有特点的把手和托。

B.有一乳突的圆把手

此类把手亦有平状及绞绳状两种，有乳类的把手和简单把手出现在同一历史时期。实际上，断代最早的是一只有乳突的两周鍑，此鍑的样式是匈奴鍑的一种，并有火烧过的痕迹。如图所示，托处之鍑壁已全被腐蚀，它可能象其他此类鍑一样，原有圆锥形的托。

简表B

最古的匈奴鍑表样式之比较表

简单圆把手断代依据断代托之样式图例

河北刘(87)4 文物战国时期

实Ⅰ-4

俄国勒拿河上游

文物前7-6世纪

实Ⅱ-1

Berdnikom(91)

B.绞绳状

北京延庆金(91)

文物

春秋实

Ⅰ-4

有一乳突的圆把手

北京刘(87)8文物西周晚期

失落 Ⅰ-A

陕西延安季(89)

长城位置春秋实(椭圆形)

Ⅰ-3

B.绞绳状

陕西榆林鲁(88) 文物?实(椭圆形)

Ⅰ-3

此鍑发现于北京市延庆县西拨子村夏家店文化的上层，断代为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Liu 1987）这一早期的鍑比例匀称并显示出先进的技术和技巧。此种圆把手上的乳突在鄂尔多斯鍑及北方贝加尔地区出土的鍑上亦能见到。

越向西北方向走，鍑的乳突也越大，穿过巴里坤和哈密，到上叶尼塞地区，乳突就变为蘑菇状突起了。

在Ⅳ区上叶尼塞的图瓦地区及卡玛河流域，乳类变得更大，如象突起的手指，我们称之为“凸出物”。在图瓦，随着民族的发展，当地人逐渐用陶鍑代替金属鍑为死者陪葬。这种现象在锡尔河和米努辛斯克盆地也有发现。

C.带弓形的方把手

在Ⅰ区和Ⅱ区普通的样式是鍑的长方形把手面上带有两个弓形和三个高点，吉林出土的一只东汉鍑，在方形弓面把手两边的鍑壁上铸有方形角作为装饰，这样，它总共有五个高点。

此种样式使我们联想到最绚丽的样式——平状蘑菇铸型，它常在鍑两侧的长方形把手上有三个蘑菇状突起并有所装饰。显然，这种形式是从带弓形的方把手在铸造时加上平状蘑菇形而发展成的。这样，“带弓形的方把手”和被我们称为“三个蘑菇状突起”的样式便联系起来了。

如果鍑相当大（如在匈牙利Tortel发现的高99厘米的鍑），则在鍑壁平面上铸有六个而不是五个蘑菇，差不多这两种样式都是在欧洲阶段出现的。但必须记住，同一样式的鍑在乌鲁木齐也有。（博物馆鉴定为战国时代遗物）变化过渡样式在乌拉尔河流域发现，所以，此种技术是相当古老的。

D.对鍑托的观察

鍑的腿或托总是焊在鍑体上的，圆锥形或铃形的托可能是透空的（为烧火时通风）或是四周封闭的。托是空心的，许多鍑有烧饭时留下的火痕，极易被腐蚀，所以很多鍑出土时托已丢失或损坏。

透空的托在鄂尔多斯十分多，在贝加尔地区亦有发现。另一不同样式是无托大平底鍑，在漠南十分常见，在漠北亦发现过一件（Sugar,1992）。有趣的是此两种鍑（透空托及平底）只在Ⅰ区、Ⅱ区发现，在两边的几个地区中是没有的。最西边的平底鍑只在特殊场合出现一次，即在Kizil kaya岩画上有六指的萨满或神职人员的那只有不对称把手的鍑。与其在考古上相同的发现是在内蒙二兰虎沟发现的东汉鍑。它是不是一种神圣的样式？是否古老的遗产？为何把手不对称？中国古代有“天圆地方”之说，汉代中国圆币象征天，中间方孔象征地，故把手一圆一方很可能在仪式中象征着天和地。

同时应注意二兰虎沟有不对称把手的鍑是和镜、铃等物同时发现的，而镜、铃亦是萨满的法器。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说，因为我们要看到吉林社科院发表的有关此组墓中文物安排的文章，才可能了解到更详细的情况。（1987）

E.对有关文物及文献记载关系的审查

在中国典籍和现代考古学家的发掘报告中有大量文献指出在Ⅰ区即黄河辽河区出土的鍑是属于古代匈奴或早期草原居民的。这些早期草原居民为匈奴的祖先，在纪元前三世纪后，他们便被称为匈奴。鍑分布的地区深入陕西内地（一只鍑在距西安以北50公里处的渭河北岸发现），而且入土的时间又早于战国时在此地修筑长城的年代。

在《文物》（1988）上报道，陕北榆林地区文物的鲁（音译）总结她的观点时写道：

“虽然上述九只铜鍑都是单个发现和搜集的，无其他伴随文物，但根据其特点，可看出和内蒙鄂尔多斯出土的同类文物十分相似。无容置疑，它们是匈奴文物，时代约在西周及魏晋之间。”

另一篇发表在《文博》（陕西）上由纪（音译）（1989）写的有关在延安搜集到的文物的文章中指出：

“上述文物均发现于延河和清涧河流域，说明匈奴人从春秋晚期（前8—5世纪）到南北朝（公元5—6世纪）曾居住在这一重要地区。匈奴人演出了一幕幕历史壮剧。这些文物不仅能便我们认识到匈奴人在铜冶炼方面的技术水平、艺术和手工艺，也使我们比过去更深地了解到匈奴文化的特征。”

为了把考古发现和古代历史上的情况联系起来，我们可看看下列有关冒顿在陕西反攻的记载：“（冒顿）即归，西击走月氏，南并烦、白羊河南王。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攻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 ”（《史记·匈奴列传》）/shiji lloin Di Cosmo（1991:206）/。

这样我们便有可能把一个个从孤立文献中得到的信息串联起来，把我们的资料梳理一番。资料分组如下：1）考古发现。2）当代中国考古学家、文物管理人员的报告及研究。3）近来的比较研究和全欧亚匈奴鍑的分布地图。4）古代史料（《史记》一百十卷）。5）古代史料之东西方今译。

在Di Cosmo（1991.208）有关《史记》的注释中，他据王利器《史记注译》（1988）解释了“白羊”一词：

“白羊是住在河套以南的一个匈奴部落，冒顿将其领土扩展到朝那、肤施，前者在今宁夏固原县东南，后者在今陕西榆林县东南。……这说明匈奴人的领土南达北纬39度。（包括今日的宁夏、陕北、晋北、冀北和辽宁全部）这片地方在一定程度上被匈奴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们的入侵开放了。”

这是我们用黄河及辽河来命名有许多匈奴鍑出土的Ⅰ区的原因所在。

当我在哈佛大学首次介绍我的研究成果（1990）时及在其后发表的简介中（Erdy,1990/6），我认为在米奴辛斯克曾有过一次工艺上的革命，铜鍑是在那里发明并开始使用的。我之所以有此认识是因为在那里发现了大量铜鍑并许多表现铜鍑不同用途、表示人们对铜鍑十分关注的岩画。在那之后，我得到了许多近来中国考古学家对在今日中国领土上发现的鍑的报道，因此，我能在此提供一个谨慎和复杂的方法，即找到一个能更好地解释在中国内地发现的古代匈奴文物和在米努辛斯克地区丰富文物之间关系的理论。这要求把在中亚东部发现的所有匈奴文物、古代汉文有关匈奴的文献及斯坦因在敦煌发现的有关东方匈人（匈奴）及欧洲匈人联系的粟特文书放在一起进行探讨。

综上所述，在匈奴人由远东启程、横越中亚到达匈牙利平原多瑙河谷的远征中，他们在文化上保持了部落联盟中匈奴人主要核心的完整性。据此，在今日中国领土上发现的匈奴式鍑应属于古代匈奴或其先民。这种鍑的样式可能被其他游牧民族借用、购买或使用过，除非我们可以证明另一民族根据他们的特殊设计生产了这种鍑，如若不然，根据这些鍑的诸多相同之处，我们必须认为它们是属于匈奴人的。

小结总之，值得特别一提的是，这一重要研究的结果绘制出了一幅完整的欧亚铜鍑分布图，包括铜、陶以及岩画中的铜鍑。这幅欧亚铜鍑分布图将对匈奴史的研究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可以把这一研究成果总结为以下七点：

1.从此图中可以看出铜鍑对欧亚地区不断的扩散，从黄河流域一直到多瑙河地区。一方面，它显示出不同的形态的艺术装饰和铜鍑的多样性。而另一方面它是属于同一种族的文化，尽管他们的部落联盟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但匈奴文化仍占统治地位，他们的装饰艺术及冶金技术等按铜鍑的分布影响到整个欧亚地区。

2.铜鍑在草原上没有发现，但在草原边缘地区和森林地带，甚至在山区均有发现，特别是在阿拉尔山区东部。

3.观察一些铜鍑的图案设计，它完全是后来匈奴珠宝装饰图案的前身。是典型的欧洲风格。

4.哒也是属于匈奴的一部分，根据中国史料的记载和阿姆河下游出土的铜鍑以及锡尔河流域出土的陶鍑均可证实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