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鑫培与中国古典戏曲的终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戏曲论文,中国古典论文,谭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补续前文，特别需要申明的是，我绝非是说程长庚的“雄风”之声就是与古典性无关；果然如此，那就致古典性于“偏废”而非“偏胜”了。这里所作的种种分析，只是要进一步证明前文之所说，即京剧在程长庚初创时，曾经存有背离古典精神的可能，而这其中有它相关的多种条件。首先是在东西方文化的对应发展中，从文化形态的角度看，中国文化中的壮美、阳刚之气更有可能与西方文化“接轨”，其次是在社会形态上，晚清的西风东渐所带来的整个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给这种“接轨”提供了契机。换言之，阳刚之气在这里只是个必要条件，没有特定的社会因素，它只能是在既成的古典范畴系统中，而不可能越出，去对应更大系统中的相关文化形态。不然，汉唐艺术多偏于雄健，岂非早就突破古典美了？正是在有了相关社会形态条件的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程长庚张扬的“雄风”之声，至少在客观上是一次走出古典主义壁垒的尝试，一次对古典美的冲击。不过，这次尝试，这次冲击最终还是未能成功。
这里还须特别指出的是，程长庚的未能成功，表明了在艺术与社会的关系中，艺术并不总是社会的“奴仆”，而是有其自身的要求。“柔靡”的胜于“雄风”，显然是中国戏曲古典性发展的顽强要求的结果，亦即是合于美感逻辑演进的一个必然。这是因为，作为“雄风”的初始之音，其美感是较少的。表现为，一是形式因素较弱，显得贫乏单调而意味不足；一是情感因素较强，流于粗犷朴实而美感不足。谭鑫培的所谓“柔靡”之音，正是应时而生，它是京剧在自身成熟发展的过程中，加强形式因素，弱化情感因素，从而将美感扩大、提升的一次重大突进。谭鑫培所以能赢得“无腔不谭”、“满城争说”的局面，根本原因即在此。
还要补充说明的一点是，所谓谭鑫培偏于“阴柔”，不等于就无“阳刚”；说程长庚偏于“阳刚”，也非即少“阴柔”，这些都只是相对而言的。所谓“柔靡”与“雄风”，也不是“一锤定音”、真如程长庚所说“中国从此无雄风”；换句话说，谭鑫培的“柔靡”亦有其弊端，“亡国音”是不能总唱下去的。事实上，这种偏向不久即得到某种程度的厘正，余叔岩发而为“清刚”之气，“劲拔”之声，即是。不过，那就是后话了。
程长庚的不成功，也许延缓了中国戏曲的近、现代化的发展，从这个层面看，谭鑫培的接续古典主义便是一种倒退了。然而，从构筑一个完整的中国古典戏曲体系的层面看，谭鑫培拨“乱”（“乱弹”初生时之带有的初始之音）返“正”（经整合、规范后的典雅之声），从而为中国文化，扩大而言之，也是世界文化，保留了一份最为形象、生动，既博大又精深的古典艺术的遗产。未尝又不是一次进步。就此而论，程长庚的冲击遭挫，确乎是中国戏曲近、现代化的一个不幸；然而，却又未必不是中国古典戏曲之有幸。而从假以时日，中国戏曲的近、现代化终能成功，而中国古典戏曲的完整性能否构成却只在那稍纵即逝的历史一瞬间，谭鑫培能拨“乱”返“正”，则更是幸甚！幸甚！
由此我还想到，古典戏曲之有幸，又是因国家之不幸——近代化之曲折发展——所带来的；莫非艺术真要如赵翼之所言，须在“国家不幸诗家幸”中衍生？
由此我又进而想到，在中国跨入现代化进程的今天，我们也许应该赓续程长庚之未竟事业，像他那样打破戏曲的古典性，使京剧走向现代化；复又转念，只是彼一时此一时也，既然历史已艰难地造就了京剧这座古典艺术的“大厦”，我们又何苦将它击碎呢？更何况其由历史付出之巨大代价才得以换来，我们不是更应该珍视它吗！
作为跨越时代和世纪的人物，在戏曲艺术的古典性终结与近（现）代化发展的两难选择中，谭鑫培促成了前者，延缓了后者，他就扮演了这么个历史“角色”。
（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