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教育政策研究现状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状分析论文,我国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40-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8064(2007)01-0019-05
一、问题提出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教育政策研究明显地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十余年来，我国的教育政策研究作为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其发展状态如何？应当给予怎样的评价？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路径，对2002—2004年三年内进入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教育科学类期刊转载排名前30位共36种学术期刊在1994—2004年所发表的有关教育政策的论文的数量、作者单位、研究主题、研究类型、研究的规范性、研究方法六个方面进行了统计分析，以期清晰展示我国教育政策研究的现状，并力求给出较为客观的评价。
二、样本、变量与指标设定
本研究采用典型抽样的方法，论文样本均来自前述36种学术期刊上所发表的638篇教育政策研究类论文。论文发表的时间跨度为1994—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是国内公认的人文社科信息中心，选取三年内进入该中心教育科学类期刊排名前30位的刊物基本上可将教育研究领域多数核心期刊以及一些虽非核心但在本研究领域较有影响的刊物包括进来，从而使抽样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能够反映我国教育政策研究的总体水平。抽样标准依据我们对教育政策及其研究的理解。《公共政策词典》对教育政策的定义是“教育政策是与人们获取知识和职业技能的过程有关的政府法规和程序。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智力发展和科学进步的基础[1]。”我们把教育政策理解为既是政府颁发的法规、文件，同时也是教育管理机构对教育资源进行权威性分配的过程。教育政策研究则是对人们获取知识、职业技能相关的政策问题和政策法规及这些政策法规制定、执行、演变的原因、实质和过程的研究。因此，凡属在上述学术期刊上发表的符合教育政策研究概念界定的论文均纳入样本的范畴。同时，我们从广义上也将国家相关教育立法纳入到本文所指教育政策中。
在分析变量上本文做以下设定，其具体指标为：
1.作者单位。共分8类：高等院校，国家科研机构，地方科研机构，党校和行政学院，政府机构，民间研究机构，其他(包括港、澳、台地区和国外的机构)，未标明作者单位。
2.研究主题(或研究问题)。柯伯斯将教育问题分为5种类型：主要回答谁出钱、出多少、为什么付钱的金融问题；围绕要教些什么的课程问题；关于向谁教授什么的问题；由谁任教及管理学校系统的人事问题；谁来制订政策并由谁来负责这套教育系统的运行的政务问题。[2] 教育政策研究也可相应划分为5个领域。为了更清晰的展示我国教育政策研究的现状和特点，我们将研究主题具体细化为：教育公平、终身教育、教育财政、比较教育政策、教育管理体制、教师政策、招生、考试与就业、宏观教育发展与改革、民办教育、农村教育、政策理论、政策过程(教育决策、政策执行)、一流大学与研究型大学、教育质量、课程政策、教育与人力资源、素质教育、教育法制等。
3.研究类型。本文对政策研究类型采用二次分类法，首先从社会科学研究角度将政策研究分为经验(实证)研究(通过运用现场观察、访问和社会调查等方法搜集第一手资料所进行的研究)、规范研究(有着明确价值导向的应然研究)、文献研究(主要通过搜集二手资料所进行的研究)和思辨研究(主要运用哲学思辨、逻辑演绎的方法)四大类，在此基础上再从政策科学的角度进一步分列政策理论研究(从学科的角度研究政策理论问题)、政策过程研究(分析教育政策如何制定、执行和演变)、政策分析(对政策目标、实质、特点、影响因素等的分析)、政策评估(对教育政策实施效果和影响的分析，既可是描述性的分析也可是对教育政策本身规范性的评价)、政策倡导(研究的目的是为向政府提出政策建议)、政策内容研究(侧重对政策文本内容的描述和介绍)、政策咨询(主要是政府资助的课题研究)、政策阐释(解释政策出台的目的、意义、作用等)。
4.研究的规范性。研究的规范性是指研究是否符合基本的研究程序，本文从四个方面对之进行评估。一是是否有理论预设(理论假设)，二是是否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三是是否有文献述评，四是是否有参考文献。
5.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包括：实地调查、文献研究、思辨研究、案例研究、统计分析、实地调查与统计分析相结合。
三、统计结果分析
在确定样本、相关变量及指标后，本文运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形成以下统计结果。
(一)研究主体
对36种教育类期刊在1994—2004年内所发表教育政策研究论文数量的统计分析表明，近11年来教育政策研究发表的论文数量呈显著增长趋势，见图1。
对所发表论文作者所在单位的统计表明，教育政策研究的主体主要来自高校、科研机构和政府机构。其中，高校在教育政策研究成果发表的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是教育政策研究的主力军，见表1。
表1 教育政策研究论文作者单位分布情况
作者单位发表论文篇数
百分比
高校 451 70.7
国家科研机构 26 4.1
地方科研机构 45 7.1
政府机构 44 6.9
民间机构 3
0.5
港澳台及境外机构 36 5.6
党校、行政学院3
0.5
其他 8
1.3
作者单位缺失 22 3.4
总计 638 100.0
(二)研究主题
通过对所选取论文在研究主题上进行统计，可以大致了解近11年来我国教育政策研究所关注的主要内容。统计显示，在研究主题上比较教育政策和教育财政政策的研究占了全部论文数的一半。此外，政策理论研究、招生与就业、政策过程研究、素质教育、教育与人力资源、宏观教育发展与改革，教育公平、终身教育、教育立法等也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领域，这些主题在比较教育政策研究中也得到了较多的关注，见表2、表3。
表2 教育政策研究主题分布情况
主题
论文篇数
百分比
比较教育政策199
31.2
教育财政131
20.5
政策理论 436.7
招生、考试与就业 325.0
政策过程 325.1
其中：教育决策
172.7
政策执行
152.4
宏观教育发展与改革
243.8
素质教育 233.6
教育与人力资源
203.1
一流大学与研究型大学 193.0
教育管理体制 182.8
课程政策 182.8
教育法制 172.7
教育公平 152.4
终身教育 152.4
民办教育 152.4
教师政策 111.7
农村教育 4 0.6
教育质量 2 0.3
总计638
100.0
表3 比较教育政策研究主题分布情况
主题论文篇数
百分比
宏观教育发展与改革35
17.6
教育财政 27
13.6
教育法制 23
11.5
招生、考试与就业 147.0
终身教育 126.0
教育与人力资源115.5
课程政策 115.5
教育管理体制 115.5
教师政策
94.5
政策过程
73.5
其中：教育决策 31.5
教育质量
52.5
教育公平
31.5
一流大学与研究型大学
21.0
政策理论
10.5
其他 28
14.1
总计 199 100.0
(三)研究的类型、方法与规范性
1.研究类型。统计显示，在教育政策研究中数量最多的是文献研究，其次是规范研究，再次是思辨研究，经验和实证研究最少，仅占总数的17.4％。在8种政策研究类型中，处于前三位的分别是政策分析、政策内容研究和政策倡导，见表4。
表4 研究类型的交互表
研究类型Ⅱ
政策 政策 政策 政策 政策 政策 政策 政策
总计 百分
理论 过程 分析 倡导 内容 阐释 咨询 评估 比
研究 研究
思辨
42 08311 0 8 4 1149
23.4
研究
研究 文献
10 553 91290 8 4218
34.2
类型 研究
Ⅰ
规范
19 16564 3 8 0 0160
25.1
研究
实证3 744 7 280 157111
17.4
研究
总计7413245
91160162712
638 100.0
百分比 11.6
2.0
38.4 14.3
25.1
2.5
4.2
1.9 100.0
2.研究方法。在研究方法上运用最多的主要是文献研究和思辨研究，定量的统计分析仅占总数5.4％，其中运用了数学模型和多变量分析的高级统计分析的论文仅占总论文数的0.9％。论文运用了属于经验和实证研究方法的实地调查、案例研究、统计分析共占总论文数的13.7％，见表5。
表5 研究方法运用情况
论文篇数
百分比
文献研究 304
47.6
思辨 247
38.7
统计
355.4
其中：一般统计分析 294.5
高级统计分析 6 0.9
实地调查
264.1
实地调查与统计分析 182.8
案例研究
8 1.3
总计 638
100.0
注：一般统计分析是指分类统计、计算百分比和单变量分析等。高级统计分析指多变量分析、运用了复杂数学模型的统计分析等。
3.研究的规范性。研究的规范性是指研究是否符合基本的研究程序，我们从四个方面对之进行评估。一是研究是否有理论预设(理论假设)；二是是否有明确的问题意识；三是是否有文献述评；四是是否有参考文献。统计表明，在全部论文中含有对前人成果的文献述评的论文仅占3.1％，含有理论假设的仅占1.6％，含有问题意识的占32.9％，另有32.9％的论文没有参考文献，见表6。
表6 研究规范性情况
篇数占总数百分比
含有文献评论20 3.1
含有理论假设10 1.6
含有明确问题意识
21032.9
含有参考文献
42867.1
(四)总体评述
1.教育政策研究的快速发展。从1994有学者在学术期刊上呼吁加强我国的教育政策研究[3] 开始，十余年来，我国教育政策研究取得较快的发展。1996年，华东师范大学袁振国教授主编的《教育政策学》出版，该书是我国大陆第一本将教育政策作为学科来研究的理论著作，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教育政策的基本理论。1997年，由华中师范大学孙绵涛教授主编的《教育政策学》一书出版，该书是国家教育科学规划“九五”重点课题“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政策研究”的基础性研究成果，探讨了教育政策的基本理论问题，对我国教育政策的历史沿革以及发达国家的教育政策进行了比较研究，较系统地论述了教育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价，并分析了当时我国若干教育政策。这两本《教育政策学》在我国教育政策研究中具有开创性意义。
1999年，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了第一届由教育决策部门、教育执行部门和教育科研机构人员共同参加的“教育政策分析高级研讨会”，此后每年举办一届。2000年“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并定期召开学术年会。同年，连续出版物《中国教育政策评论》开始出版。研究成果的快速增长和专业学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教育政策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华东师范大学为研究生开设了教育政策学课程，随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也陆续开设了教育政策分析、教育政策专题研讨、教育政策案例研究等研究生课程，并培养出一批教育政策研究方向的专门人才。随着教育政策课程内容的不断丰富和质量的提高以及研究机构建设的不断完善，我国教育政策研究正逐步走向制度化和规范化。
2.存在的问题。(1)关注政策内容分析，对政策过程的研究不够。目前，国内教育政策研究很大一部分是对政策内容的分析，对于政策过程的研究偏少。要改进教育政策制定系统，离不开对教育政策实际过程的经验研究。透过教育政策过程，可以看到影响教育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教育自身因素及其与政治、经济、社会等外部变量的复杂关系，而对这些因素及其关系的理解和认识，正是改进教育政策制定的重要基础。柯伯斯在反思美国教育政策研究时曾指出“仅仅对政策过程的认识程度不深这一弱点，就使我们远远缺乏那种可以对可能激发新政策出笼的一些变化作出英明预见的能力，缺乏那种能自信地对某个建议付诸实施将会有何种成果作出预料的能力，缺乏对政策过程进行及时调整修正的能力。[5]”目前国内已有少量学术期刊论文和博士、硕士论文对教育政策过程进行了案例研究，但这方面研究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
(2)以文献和思辨研究为主，对政策现象的经验和实证研究不够。我国的教育政策研究目前以文献、思辨和规范研究为主。研究倾向于对教育政策文本的解读和阐释，常见于对政策问题提出一般性的政策建议，缺乏对复杂真实的教育政策现象的深入了解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理论发展。思辨研究和文献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方法，但缺乏对政策现象的经验和实证研究，可能使我们的研究远离丰富而生动的教育实践，从而使理论研究陷于思辨和文献之中，理论与实践相脱离，应用研究由于缺乏经验和实证支持而难以对教育决策产生实际的影响。以文献研究为主的比较政策研究虽然关注不少热点政策问题，但其政策比较的立足点主要是基于“问题—解决”的思路，对国外政策研究的前沿发展把握不够。
(3)理论基础比较薄弱，跨学科的研究能力有待提高。跨学科是教育政策研究的基本特点，政策学、教育学、政治学、社会学、组织学、经济学、传播学等众多的学科，都可以为理解、解释和探究教育政策现象提供基础性的概念工具和理论框架。但目前我国教育政策研究的理论基础较为薄弱，在所统计的论文中含理论假设的仅占1.6％，这从一个侧面可反映出研究理论基础的薄弱。单一学科特别是单一的教育学科对教育政策研究的支持力和针对性非常有限。比较国外的教育政策研究，国内对相关学科领域的新理论和新方法的借鉴较为欠缺，对所借鉴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在跨学科运用中显得比较生硬，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能力亟待提升。
(4)研究的规范性不够。上文的统计显示，目前我国教育政策研究在问题意识、理论假设、文献述评和参考文献的引用等方面都有较明显的欠缺。虽然从纵向发展上看，我国教育政策研究的规范性在不断加强，但比较国外研究所体现的问题意识、方法意识和学科意识，国内研究在规范性上的差距仍然较大。论文中极少的理论假设以及在对前人成果的文献述评、问题意识的明确性和参考文献等方面所体现出的不足，说明国内的教育政策研究不仅需要加强研究文体上的规范性，更为重要的是要发展研究逻辑上或方法论上的规范性。
(5)研究组织机构和队伍建设需要加强。虽然近些年来教育政策研究机构和队伍发展较快，但总体来看，仍存在一些不足，表现为：独立的、非政府的教育政策研究机构发展缓慢，如上文统计显示，来自民间机构的教育政策研究仅占论文总数的0.5％；教育政策研究队伍总量偏小、研究力量比较分散、研究方法较为简单；研究资金的来源渠道比较单一，主要靠政府资助，企业和社会基金资助较少，政策研究的学术独立性较弱等。要繁荣和发展我国教育政策研究，还需要政府、社会和研究者们长期共同的努力。
四、结语
通过上述我国教育政策研究现状的描述性分析，我们大致可以明了谁在做教育政策研究，研究的主要问题领域以及研究的类型、方法和规范性。如果从政策系统的层面来划分政策研究的类型，也可以把政策研究分为政策主体(教育决策)研究、政策客体研究、政策文本(内容)研究、政策环境(文化、意识形态、大众传媒)研究以及政策过程研究(包括政策主客体和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如政策制定、执行和评估)。对应前文的统计分析，我国的教育政策研究总体仍停留在传统的思辨和文献研究范式上，偏重于文本内容的研究，对政策的主体、客体、政策环境及政策过程的研究偏少，这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国教育政策研究者自身及客观研究条件的不成熟性，未来的教育政策研究不仅需要在水平、层次上有所提升，在范围上也要有所拓展。用好或不好来概括一个处于初期发展阶段的领域的研究状况总显得有些简单和草率，但是向着更好的教育政策研究发展却是政策研究者需要努力的方向。尤其是在“政策分析被看作是形成、解释和执行政策的过程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分析和理解政策的一种方式”[6] 的今天，政策研究者及其研究自身的发展和完善对我国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什么是好的政策研究？那格尔提出了六条标准，即(1)在推动改革的同时保持可持续发展；(2)理论和实际相联系；(3)多学科并以政治科学为基础；(4)价值导向与量化兼顾；(5)有用性；(6)多元意识形态。[7] 这些标准无疑可以为我们教育政策研究的未来发展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参考。
(注：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教育科学类期刊转载排名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网站：http://www.zlzx.com/cn/zzpm.asp? nd=2000&class=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