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化”论与五四前后的高等教育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鸦片战争到五四前，中国人逐步认识到了自己的落后。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又“从制度上感觉不足”，再到“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1〕， 梁启超的“三段论”基本上勾画出了中国近代文化观的变迁过程。与之相对应，先进的中国人，在对待中西文化的策略上也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即倡导学习西文、西艺的“中体西用”阶段， 倡导以学习西方制度为主的“会通中西”阶段和以学习西方文化之根本为主的“西化”阶段。也正是在这种文化观的转变中，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经历了相应的3个阶段：创办西文、西艺学校，建立高等教育制度和确立高等教育新观念。本文探讨的是在“西化”论影响下的中国高等教育思想及其在五四之后的变化。
一、“西化”论的产生与发展
“西化”论作为一种文化观，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逐步成为一种主要思潮的，但从中国近代思想发展史上看，它还有一个长长的演变过程。若溯其源头，我们认为，在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不深、自幼就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的容闳的思想中，就有这种观念的萌芽。他出于报国之心，提出“将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趋于文明富强之境”〔2〕。他认为，“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3〕。他曾先后向太平天国的干王洪仁玕提出7条改革建议，向清廷官僚张2之洞提出建国新政策，试图实现他借西方文明改造中国的理想，表现出“西化”的倾向。甲午战争之后，“西化”论有所发展，这主要反映在一些激进的维新派人物的观点里。谭嗣同曾提出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上“尽变西法”；〔4〕樊锥则要求“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者是效”〔5〕；易鼐也主张“一切制度，悉从泰西”〔6〕。维新变法失败后，“西化”论日趋兴盛。用西方的精神改造国民素质的“新民”运动的出现，是“西化”论占据上风的标志。“新民运动就是人的‘新’化运动，是从‘中体西用’观向‘西化’观过渡的桥梁”。〔7〕辛亥革命后，特别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一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出于对复古主义和复辟逆流的批判，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西化”的观点。其中，陈独秀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认为：“欧洲输入之文化与吾华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因此，“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欧化为是，新旧之间绝无调和和两存之余地”。〔8〕他甚至提出：“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9〕陈独秀所说的“欧化”，即我们所指的“西化”。其核心内涵是“科学”化、“民主”化，也就是用西方文化的根本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文化。“西化”论的基本精神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西方文化之“科学”与“民主”精神的充分肯定；一方面是对代表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孔教”和“礼教”的彻底否定。当然，“西化”论也并非是要求在西方文明之后亦步亦趋，唯西方文化是效，其中包括着学习与赶超西方的含义。正如蔡元培所说，“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10〕
“西化”论产生、发展的过程，与西学东渐或近代东西文化交流的趋势是一致的。如果说只重视引进西方先进的设备和科学技术以维护中国固有之专制制度、传统文化尚不具有“西化”论的性质，那么在制度上要求“唯泰西者是效”就有了明显的“西化”论特点。至于主张用西方文化的精神改造中国之国民性，取代中国传统封建文化之根本，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西化”论了。“西化”论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必须对其进行分析才能给予正确的评价。首先应当承认，“西化”论的提出是出于救国救民的动机，体现着爱国主义的精神。其次，“西化”论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封建主义的传统文化，是对辛亥革命后一度兴盛的复古主义思潮和封建复辟逆流的彻底批判和反击。再次，应当明确，此时的“西化”论与后来（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全盘西化”论是有区别的。正如有学者所说，“如果把这一时期以反对孔教化为中心的西化思潮称之为‘全盘西化’，我认为是很不确切的。正如真正的全盘西化论者所言，陈独秀、胡适所说的‘西化’都‘不外是部分的西化’而已”。〔11〕最后，我们还必须承认，“西化”论尽管在强调西化的程度上不及“全盘西化”论，但它仍有简单、武断地对待中西文化的方面。
二、五四时期的高等教育思想
由于“西化”论强调的是文化的精神，要用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来改造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培养具有新的文化精神的“现代人”，所以，它与教育有着直接的联系。受“西化”论的影响，五四时期的高等教育思想，较之洋务派、维新派的高等教育思想，有明显的进步。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重视学生个性的培养
在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和教育中，人的个性是受压抑的。陈独秀在批判当时的教育时说：“吾觉得现在国内学校，往往不肯细细考察个性，随便教育，就是大学也免不了这种弊病。”〔12〕蔡元培也在批判中国旧教育时，认为，“知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13〕他还把发展个性与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结合在一起，并在北京大学的改革中实践了这一主张。蒋梦麟也曾呼吁，教育要注重“发展个性以养成健全之人格”，〔14〕并认为，个人的价值就在其天赋秉性之中，“教育即当因个人之特性而发展之，且进而至其极”。〔15〕
2、注重科学教育，提倡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
科学教育包含科学内容的传授和科学能力与精神的培养两方面。维新派重视科学教育，特别是严复，他把科学作为西方政治、技艺的源泉，倡导科学教育，并主张将西方科学的方法引入教学过程之中。而五四时期的教育家则更重视科学的训练价值。他们在积极倡导学习科学的同时，强调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态度，科学的思维方式以及从事科研的能力。任鸿隽指出：“科学于教育上之重要，不在于物质上之智识，而在其研究事物之方法。尤不在研究事物之方法，而在其所与心能之训练。”〔16〕蒋梦麟主张，“以教育方法解决中国之问题，当养成精确明晰之思考力”；“学校之中当注重论理、科学两者，以为思考之基础，记诵之学，非真教育也”。〔17〕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一次开学式讲演中也指出：“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证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所以，大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讲义，而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的研究学问”。〔18〕五四前后，杜威在中国讲学，他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当时中国教育界产生了巨大反响。1920年，胡适与蒋梦麟联名发表文章，提出：他们希望杜威继续“在中国讲演教育哲学，在思想一方面提倡实验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在教育一方面输入新鲜的教育学说，引起国人的觉悟，大家来做根本的教育改革”。〔19〕
3、批判传统的教育价值观
清末废科举后，法政学堂一直很发达。这虽有社会政治改革需要之原因，但“读书为官”的封建主义传统教育价值观的影响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学生求学旨在升官发财。新文化运动时期，这一观念受到批判。蔡元培认为，当时多数大学生“因袭了举子文人之旧习”，“以学校为科举，但能教堂听讲，年考及格，有取得毕业证书之资格，则他无所求”。〔20〕对此，他强调，“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21〕梁启超当时也曾撰文批评这种现象。他写道：“现在学校，形式上虽有采用新式教科书，而精神上仍志在猎官，是与科举尚无甚出入也”。〔22〕
4、强调高等教育的社会改造功能
在“西化”论的影响下，“教育救国”论十分盛行。以发展高等教育改造中国的呼声，不绝于耳。胡适曾要求国家“增设大学”，认为“吾国诚以造新文明为目的，则不可不兴大学。……盖国内之大学，乃一国学术文明之中心，无大学，则输入之文明，皆如舶来之入口货，一入口立即消售无余”。〔23〕他还认为，一国的高等教育具有积聚、保存国有文明和同化输入之文明的功能，在当时的中国，最迫切的需要是通过发展高等教育“为中国造新文明”。〔24〕有人认为，“政治法律之制度、物质状态之进步，固近世国家之表象，而必其国之学术发达，文化增进，先树其基，乃克臻此。交换知识、启发文化最首要之机关匪它，即大学也”。由此，他指出，“故今之国家问题最迫切者，诚莫若进善大学教育，必一洗今萎靡不振之锢，而抖擞其如龙如虎之活气”。〔25〕蒋梦麟也认为，“大学及高等专门教育者，所以养成平民主义之领袖者也”。为此，他要求国家“推广大学及高等专门教育，以养成倡导社会进化加增经济能率之领袖”。〔26〕
5、要求女子也应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
虽然维新派倡导过男女教育权平等，但在教育实践中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辛亥革命后，特别是新文化运动时期，重男轻女的传统的封建主义观念受到了彻底的批判，争取女子教育权的呼声再度高涨。1915年，私立大同学院“首倡男女同校”，〔27〕但此时公立高等学校仍无任何举动。1919年，有人撰文条陈女子必须争取与男女接受同等的高等教育权利的理由，〔28〕同年甘肃女学生邓春兰发表《要大学解除女禁》的公开信，反响强烈。〔29〕1920年，国立北京大学开招女生。
总之，“西化”论倡导“科学”、“民主”，对当时高等教育的观念和实践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人们对个性发展、科学教育、女子高等教育权利等问题的重视，以及对传统教育价值观的批判，反映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观念的转变，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近代化的重要表现。
三、五四后对中国高等教育问题的反思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少中国人目睹了这场人类的大劫难，西方文明在一些中国人的心目中改变了原有的形象。“西化”论受到冲击，西方文化热有所降温，先进的中国人开始了对中西文化的反思。在当时，有中西文化调和论者喊出了用中国文明补助、指导和改造西方文明的口号，并兴盛一时。1920年，刚从欧洲旅游归来的梁启超，发表了《欧游心影录》，提出了“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的观点。〔30〕还有人指出，西方现代文明已不适应新形势，也有错误，而经过科学刷新后的中国固有文明，能成为“未来世界文明之指导者”，可以融合西方文明。〔31〕调和论者倡导中西调和、新旧调和，并且表现出“中体西用”论的腔调。对此，虽然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但是，五四之后整个中国的文化思潮，转向了对中西文化的重新认识和对中国发展前途问题的思考。这一转向，在教育理论界也有明显的反应。
五四之后，关于中国高等教育问题的反思，主要表现为对中国古代（旧）教育的重新认识和评价。陈独秀于1920年在江苏省教育会上所作的讲演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所以反对旧教育，并不是说西洋来的教育都好，中国的旧教育都是坏。”〔32〕同年，他在武昌高师讲演时又指出：“就是研究现在大家所公认的旧教育，只要他方法新、精神新，还是有用的。”〔33〕1921年，陈独秀在广东高师讲演中又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不是说中国的古代的教授方法一概都是教训式的、旧的，不是说欧美各国的现代的教授方法一概都是启发式的、新的。中国古代教授方法也有是启发的，例如孔子答弟子问孝问仁没有一个相同，这不是他滑头，也不是他胸无定见，正是他因材利导启发式的教授方法。现代欧美各国底教育还是教训式的居多，就是实验心理学新教授法最发达的美国，杜威式纯粹的启发教授法也只有一部分人在那里试办。所以新旧教育底区别，只是采取的主义和方法不同，并不是空间（国界）或时间（时代）底不同。”〔34〕拿这3次讲演与1917 年他在天津南开学校作的《近代西洋教育》的讲演和同年发表的《答胡子承》一文相比，他在对待中国古代教育与西方教育的态度上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也显得客观多了。
在中国古代教育中，对近代高等教育最具借鉴价值的是书院。五四之后，人们对书院办学经验的重视、研究和吸取，可谓是对中国高等教育问题反思的主要内容。清末，清政府下令将所有书院改为学堂，纳入国家学校教育系统之中，其积极意义当然不容抹煞，但是，学堂（后称学校）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1920年，蔡元培在一次讲演中谈到发展学生个性这一点时说：“学校确有不及书院之点”，〔35〕“院内尚自由研究，故能自由发展”。〔36〕毛泽东1921年在长沙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时明确提出：“本大学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周流于社会。”〔37〕这使得已为人们重视的书院精神得到了重新实践，并引起了教育界的广泛关注。对此，蔡元培、梁启超、胡适等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蔡元培还撰文介绍湖南自修大学，认为它“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并强调说：“吾实在觉得他们自修大学的组织可以为各省的模范。……他们的主义，实在是颠扑不破的。”他还说，湖南自修大学“注重研究，注重图书馆、实验室，全与我的理想相合，我欢喜得了不得”。〔38〕
当时，胡适对书院的兴趣也十分浓厚，曾写专文介绍中国书院的发展史。他说：“古时的书院与现今教育界所倡的‘道尔顿制’精神大概相同。一千年以来，书院实在占教育上一个重要位置，国内的最高学府和思想的渊源，唯书院是赖。盖书院为我国古时最高的教育机关。所可惜的，就是光绪变政，把一千年来书院制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学堂代替教育。要知我国书院的程度，足可以比外国的大学研究院。譬如南菁书院，他所出版的书籍，等于外国博士所做的论文。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了。”〔39〕胡适还将书院与当时的学校相比较，认为书院“刻苦研究与自由思索”的精神在“今日学校中多轻视之”，并批评清末的改革“将一千年来的书院制度，完全推翻，而以在德国已行一百余年之学校代替此制，诩为自新”。〔40〕蒋梦麟也曾撰文指出：“以前的旧书院，倒有一种学风。虽因时势变迁，旧书院都死了，但现在的学校，竟像一种不中不西的杂货店。”他批评当时的学校并质问：“我们还说在这种学校里培养人材？”〔41〕陶行知也曾说：“书院教育制度及其精神，在今日尤为办教育者所应知。”〔42〕还有人主张，中国的高等学校应“参酌外国大学院及中国书院制设研究所，……恢复从前讲学之风”。〔43〕受湖南自修大学的启发，梁启超于1923年声称要“采用半学校半书院的组织”，创办文化书院。〔44〕1925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其教学“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研究之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45〕
五四后中国教育界对中国古代教育和书院的重视以及对当时学校的批评，反映了人们对自清末以来学习西方教育经验、引进西方教育制度的反思，是当时整个文化反思的一部分。这种反思不是怀旧复古，而是教育思想上的一次飞跃。它给人以这样的启示：在学习外国先进的高等教育经验和制度时，且不要忘记自己的遗产。这也说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思想的发展并非与中国古代的教育思想毫无联系。但遗憾的是，这种反思对当时的高等教育实践（尤其是正规高等教育）并没有产生重大影响，而更多地停留在思想的层面。这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大缺憾。
注释：
〔1〕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 抱一编：《最近之五十年》，申报馆1923年版。
〔2〕〔3〕容闳著，徐凤石等译，张叔方补译：《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页，第124页。
〔4〕参看《谭嗣同全集》上册，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196 －230页。
〔5〕〔6〕转引自王尔敏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台北）华世出版社1977年版，第54页，第55页。
〔7〕〔11〕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页，第6－7页。
〔8〕陈独秀：《答佩剑青年》，《新青年》，第3卷第1 号（1916年）。
〔9〕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新青年》，第5 卷第1号（1918年）。
〔10〕〔20〕蔡元培：《〈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第1号（1919年）。
〔12〕〔32〕陈独秀：《教育缺点》，《时报》，1920年3月30 日。
〔13〕蔡元培：《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页。
〔14〕〔26〕蒋梦麟：《世界大战后吾国教育之注重点》，《教育杂志》，第10卷第10号（1918年）。
〔15〕蒋梦麟：《个人之价值与教育之关系》，《教育杂志》，第10卷第4号（1918年）。
〔16〕任鸿隽：《科学与教育》，《科学》，第1卷第12 期（1915年）。
〔17〕蒋梦麟：《和平与教育》，《教育杂志》，第11卷第1 号（1919年）。
〔18〕蔡元培：《北大第二十二年开学式演说》，《北京大学月刊》，第443号（1919年）。
〔19〕蒋梦麟、胡适：《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新教育》，第2卷第5期（1920年）。
〔21〕蔡元培：《北大一九一八年开学式演说词》，高平叔编：《蔡元培教育论著选》，第163页。
〔22〕梁启超：《中国教育之前途与教育家之自觉》，《教育公报》，第4卷第2期（1917年）。
〔23〕〔24〕胡适：《非留学篇》（三），柳芳主编：《胡适教育文选》，开明出版社1992年版，第17页，第23页。引文中标点为引者加。
〔25〕陶履恭：《吾之大学教育观》，《中华教育界》，第5 卷第10期（1916年）。
〔27〕《教育大辞书》上册，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40页。
〔28〕周柄林《开放大学与妇女解放》，《少年中国》，第10卷第4期（1919年）。
〔29〕参见朱有
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1-82页。
〔30〕梁启超：《欧游心影录》，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方文化问题论战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71页。
〔31〕伧父：《新旧思想之折衷》，陈崧编：《五四前后东西方文化问题论战文选》，第162页。
〔33〕陈独秀：《新教育的精神》，《陈独秀文章选编》上册，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90页。
〔34〕陈独秀：《新教育是什么？》，《新青年》，第8卷第6号（1921年）。
〔35〕〔36〕蔡元培：《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与社会）社演说词》，《教育与社会》，第1卷第1号（1922年）。
〔37〕《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新教育》，第5卷第1期（1922年）。
〔38〕蔡元培：《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新教育》， 第5卷第1期（1922年）。
〔39〕〔40〕胡适：《书院制史略》，《东方杂志》，第21 卷第3号（1924年）。
〔41〕蒋梦麟：《学风与提高学术》，《晨报》，1922年12月四周年纪念特刊。
〔42〕〔44〕转引自丁钢、刘琪著：《书院与中国文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71页，第175页。
〔43〕蒋百里：《今日之教育状态与人格》，《改造》，第3卷第7期。
〔45〕《清华国学研究院章程》，《清华周刊》，第360 期（1925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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