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功能性价值与现代化需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党论文,当代中国论文,需求论文,价值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D0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1-4527(2006)04-0052-03
一、中国现代化的成败根本上取决于中国共产党政治支持的力度和广度
中国现代化自启动以来，一直面临着主权危机，所以虽历经探索，却难有实质性的进展。主权危机的化解，现代国家的建立，必须通过真正的革命才能最终实现，这已被无数社会发展的事实以及中国“前期探索”的实践所证明。马克思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就说明了这个道理：“在许许多多国家里，制度改变的方式总是新的要求逐渐产生，旧的东西瓦解等等，但是要建立新的国家制度，总要经过真正的革命。”[1] (P315)辛亥革命开始了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它虽然结束了清王朝的统治，却没有结束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和剥削，争得主权，反倒是加深了中国社会政治秩序的衰败与解体。终了，还是失败了。残酷的事实再次击碎了国人的迷梦，资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行不通，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也破产了，到底应该选择走什么路呢？俄国革命胜利的事实拨正了中国先进分子的思维，顿时豁然开朗，信心倍增。“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他们坚信，中国不仅要革命，而且这个革命必须效仿俄国，采取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才能成功。于是，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此后的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没有辜负人民的期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二十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在经历了百年的曲折之后，终于能够在独立的国家中自主地进行和展开，而这正是现代化发展的首要前提。
按照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逻辑，通过政治革命夺取政权，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后通过现代化建设，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才是最后目的。然而，要搞好现代化建设，必须要搞清一个逻辑起点，即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性。只有在全面把握中国现代化特殊性的基础上，才能顺利开展现代化建设。大体而言，包括以下几点：第一，中国现代化属于“追赶型”现代化。这种“追赶型”现代化的实现，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权威来推动，而强大的政府权威根植于强大的执政党。因此，中国共产党的科学有效执政是维护中央政府权威，从而保证现代化有序健康发展的根本前提。第二，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起点是“独一无二”的。每个国家现代化的历史起点是不同的，由此“这些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同的起点，极大地影响着这些社会发展的具体面貌及其所遇问题。”[2] (P2)中国所承接的是这样一个国家：人口多、底子薄、耕地少、文化水平不高、经济发展不平衡、封建传统文化根基深厚、久远的农业文明历史和现实的农业大国实际，等等。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历史起点，将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整体的、长期的影响。第三，中国现代化是以社会主义为价值取向的。作为中国现代化的组织者和推动者，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其革命和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以社会主义为价值取向，这既是因为社会主义理论的本质规定性，也是基于中国实践社会主义的现实要求。第四，中国现代化必然会受到“迟发展效应”的影响。“迟发展效应”普遍存在于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也不例外。在漫长的现代化征程中，“迟发展效应”将持久的发生作用。显然，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带有明显的国家主导痕迹。现代化的顺利推进关键在党。中国共产党能否清除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确保道路的畅通无阻，直接取决于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取决于党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中国超大规模社会现代化变迁的政治需求。
分析至此，中国现代化的逻辑已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首先通过政治革命，夺取政权，建立独立统一的现代国家，获得现代化自主性发展的首要政治前提。尔后，凭借政权的优势，完成社会革命，深化改革，推进现代化建设。显然，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逻辑中，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推动十分重要。正如有学者分析的：“中国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和现代化的发展路径需要有效和强大的政治支持，这不仅是后发国家的普遍发展规律，更是中国特殊的社会现实向政治系统提出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现代化的成败归根结底取决于政治系统能够为现代化发展提供多大程度上的政治支持。”[3] (P23)
二、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功能性价值分析
中国现代化的特殊性，决定了其成败在根本上取决于政治支持的力度和广度。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基于中国国情和现代化特殊性的科学分析而做出的一项政治制度安排，其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实践表明：它不仅有利于满足中国“追赶型”现代化发展的特殊政治需求，有力地促进了现代化建设，而且有效地保证了现代化发展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一句话，这项制度安排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政治支持。奠定这一肯定性结论的是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功能性价值，即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一系列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功能的“释放”所产生的富有成效的实践价值。
1.政治稳定
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对于中国超大规模社会的现代化变迁而言，是一个重要性和困难性同时并存的问题。重要性在于它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前提。“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4] (P284)困难性在于现代化过程的“负效应”和中国超大规模社会自身的复杂性、多维性。美国著名现代化问题专家亨廷顿断言，“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5] (P38)现代化是社会结构的整体变革，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各个层面，新旧格局的碰撞不可避免地带来“非稳定因素”的增长，而中国社会自身的复杂性和多维性，则加剧了这种“非稳定”，增添了稳定的难度。因此，寻求一个能够应对这两个问题的政治力量，是中国社会现代化变迁的内在要求之一。
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对于政治稳定的价值在于：首先，确保了一个坚强有力的现代政治权威。实践表明，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社会的政治稳定，依赖于一个强大的现代政治权威，而这个强大的政治权威，根植于一个强大的执政党做后盾。“政治权威也只有以政党作为中坚，才能领导和引导现代化建设的胜利发展，才能够保证社会的政治稳定和长治久安。”[6] (P190)中国所不同的是，除了中国共产党以外，其他任何政党都无法扮演这样的中坚角色。正如邓小平所言，“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7] (P267-268)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最主要的特色，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其实际的运行中，非但没有削弱党的领导，反而加强和改善了党的领导。一个强大的中国共产党，确保了一个坚强有力的政治权威，有力地维护了社会的政治稳定。其次，提供了一个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渠道。一个社会的政治稳定程度，同这个社会政治参与的制度化程度成正比。政治参与的制度化程度越高，则政治稳定的程度就越高，反之，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则会造成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政治稳定就谈不上了。提高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是保持政治稳定的重要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曾经“名存实亡”的当代中国政党制度，重新焕发活力，为广大社会成员的政治参与提供了一个制度化的渠道，一方面满足了公民日益强烈的政治参与愿望，提供了正常的、合法的、畅通的渠道，增强了公民的主人翁意识和政治认同感，另一方面，将不同群体的利益表达限制在政治体系所能容纳的范围之内，通过科学理性的“过滤”，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方略的制定提供丰富的材料，从而实现“民意输入”和“政策输出”的良性互动。第三，构建了一个开放性的团结吸纳机制。亨廷顿指出：“政治稳定的先决条件在于有一个能够同化现代化过程所产生出来的新兴社会势力的政党制度。”[5] (P38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入了一个新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注入，加速现代化发展步伐的同时也打破了原来刚性的社会结构，社会流动性增强，社会阶级、阶层结构重新分化组合，新的社会力量不断生成。此时，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团结吸纳功能得到充分展现。八个参政党，作为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有着各自所联系和活动的范围和重点。也就是说，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基础是很广泛的，其所联系的对象基本上吸纳了过去和现在不断出现的新兴社会力量，而且将这些力量团结在现代化建设的大旗下。这样一种广泛的、开放的、合作的政党制度，显然是有利于稳定的。
2.政治民主化
“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现代化必须具备四个基本前提：一是独立的国家，二是有效的政权，三是现代的制度，四是合理的战略。”[8] (P17)对于中国而言，在前三个前提已基本具备的情况下，合理的战略设计尤为重要。从决策的角度而言，一项战略的制定就是一项决策的产生，一项合理的战略就是一次科学的决策。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合理化程度取决于执政党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程度，而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则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决策系统政治民主化的推进。“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就把传统的、集中的、封闭的、独断的决策模式转变成了一种分散的、开放的、协商的决策模式，从而把决策任务分布到社会的各个层面。”[9] (P164)这样，就能使决策者能够充分了解社情民意，在此基础上综合平衡各方利弊以求得最大公约数，做出最优化的决策，实现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的有机统一。在中国政治民主化过程中，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主要体现在各参政党积极的参政和政党间的民主监督及政治协商方面。首先，从参政层面而言。《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中指出，“民主党派参政的基本点是：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10] (P823)“一个参加、三个参与”的制度规定，在确保中国共产党法定执政地位的同时，赋予各参政党法定的参政权利，这样可以避免中国共产党的一党执政由于缺乏有效制约机制而走上一党独裁、专制的可能性，从而在权利结构层面上推进了政治民主化。其次，从民主监督层面而言。邓小平有过一个论断：“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11] (P270)因此，如何谨慎地使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少犯错误，跳出“人亡政息”的周期率，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必须持久关注的重大问题。对此，毛泽东早就为我们指明了方向。这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一个民主的政府，才不会人亡政息。后来，邓小平进一步阐述了民主监督的问题。“所谓监督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党的监督。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党的监督是最直接的。……第二，是群众的监督。要扩大群众对党的监督，对党员的监督。第三，是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11] (P270-271)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直接参加国家管理，直接监督执政党，可以就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各项工作提出意见、批评、建议，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对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最后，从政治协商层面而言。中共与民主党派进行政治协商，是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经常的、制度化的政治协商，集思广益，综合考量各种利弊，使整个决策过程日益科学化和民主化，最终确定的政策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科学性。正如邓小平所言，“共产党总是从一个角度看问题，民主党派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出主意。这样，反映的问题更多，处理问题会更全面，对下决心会更有利，制定的方针政策会比较恰当，即使发生了问题也比较容易纠正。”[11] (P273)
3.社会整合
对于处在现代化变迁中的社会而言，一个有效的社会整合结构是确保社会良性运转和发展的基本要求。现代民主政治实践表明，当一个社会政治体系的政治社会化程度尚未完全发展时，整合社会的责任就落到了政党和政党制度身上。中国政党制度正是与当前中国政治社会化水平相符合、适应中国现代化需要的整合机制。当代中国政党制度对于超大社会的整合集中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组织整合。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组建的政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壮大，其金字塔状的组织网络遍布整个中国社会，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支部已深入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各行各业的每个角落，全面主导着中国社会。八个参政党也都具备规模相对小的类似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分布在全国。显然，当代中国政党制度所具有的这种发达而健全的组织网络，能够将整个社会高度统一起来，以此为纽带，是非常利于社会整合的。第二，政治资源整合。中国“追赶型”现代化的成功推进取决于政治支持的力度和广度，而“政治供给能量的大小取决于政治资源的规模。……在中国这样的超大社会和发展中社会实现现代化，政治体系必须掌握和分配必要量的资源。”[12] (P2-3)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现代化价值，就在于有能力开发和整合全社会的政治资源，并转换为现代化发展的有力支持。与此同时，中国政党制度所具备的高度一体化的组织结构，不仅是政治资源的整合机制，而且其本身也是巨大的政治资源。共产党目前拥有近7000万党员，各民主党派也有约60万党员，加上各政党所联系的社会主义劳动者、爱国者和建设者，他们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是难以估量的。第三，意识形态整合。“任何社会的整合最有效也是最为根本的方式和途径就是使某种意识形态社会化。”[13] (P246)建国以来，社会主义不仅作为中国共产党和各参政党所共同坚持的意识形态，而且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实践在中国大地展开。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推进，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不断地对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总结，在指导思想上逐步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发展到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新的内容丰富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涵；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功，支撑和强化了中国人民对坚持社会主义的深信不疑，“不坚持社会主义，只能是死路一条”已深深扎根于百姓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