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1906年纯净食品药品法之由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食品药品论文,由来论文,纯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食品药品安全问题由来已久，当今走在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前列的美国同样经历了一个由“乱”到“治”的过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实现了工业化、城市化的极大飞跃，由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迅速转化。经济的飞速发展给美国人带来了意想不到的负面效应：复杂的工业社会结构和城市分层导致社会问题层出不穷；新出现的交通运输工具虽然缩短了人们在空间上的距离，但人与人心理之间的距离却在不断扩大；生产商唯利是图，逐渐集约化和规模化的食品药品掺假泛滥成灾。
这种状况促使美国有识之士挺身而出，他们组织联盟，进行宣传，唤醒大众，给国会施加压力，要求通过法律改变现状。法律的制定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对纯净食品和药品法的宣传和鼓动是美国那一时期的一个缩影，展示了政治、科学和文学的互动①。1906年，美国国会终于通过了《纯净食品、饮料和药品法》。围绕该法通过的原因以及各种力量对该法的通过起了什么样的作用等主题，美国一些学者进行了研究②。国内关于美国1906年纯净食品药品法的专门研究尚属空白③。本文拟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综合中外学者的成果，对1906年美国纯净食品药品法的出台做一个考察，以展现当时各种势力的复杂斗争。
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食品、医药状况及其原因
大约从1870年代初开始，美国的食品和药品的质量开始急剧恶化。不断涌现的食品加工厂肮脏不堪，在食品的存储和加色中毫无顾忌地使用危险的化学制品，食品和饮料的掺假现象越来越普遍。劣质的食品和受到化学污染并且充满病菌的牛奶及饮用水是人们生病的主要原因之一。声称安全有效的专利药泛滥成灾，但它们根本不能治愈人们的病痛，反而带来更多的健康和安全问题④。
1.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食品掺假⑤
当时调查显示，美国大部分肉类加工厂的卫生和质量监管非常糟糕。在芝加哥一家最大的加工厂内，肉直接堆在肮脏的木制地板上，完全不在乎沾染上任何肮脏污物。更有甚者，有肺结核及其他疾病的工人也随口往肉里吐痰。工人不采取任何清洗措施就把这些肉铲到肮脏的运货车上，从一个房间推往另一个房间，掺上各种根本不能吃的干得像皮革似的肉片和猪皮、绳子以及其他垃圾后磨碎制成了罐装火腿。在所谓的鸡肉罐头里很难找到一丝鸡肉，里面往往是更便宜的劣质的猪肉和羊肉。抽样调查显示，大量的罐装肉类食品都有寄生虫污染问题存在⑥。牛奶和其他饮料的掺假现象同样严重。在加工过程中，企业在牛奶中掺入大量的水。为了消除牛奶稀释的痕迹，就在里面添加增稠剂和增色剂等化学制品；为了使牛奶口感正常，就在里面添加焦糖；为了防止牛奶过期变质，就在里面添加甲醛、硼酸、硼砂和硝酸钾等。同时，在向里面添加各种“成分”的过程中经常还会混入尘土、粪便、尿液以及病原体。
总的来说，掺假和质量问题并不限于食品行业，这在当时是普遍的现象，是多数行业、多数商品都存在的问题。就食品和饮料而言，当时形形色色的掺假大致可归为三类：第一类是以次充好，所掺入的物质多数都对身体无害，只是降低了食品的质量，或者减少了食品的营养，可称做经济掺假。例如，鸡肉罐头里面掺入了比较便宜的猪肉。第二类是由于加工过程中无视卫生所造成的问题。比如，加工肉类产品的时候混入了指甲、动物皮毛甚至死耗子等不卫生的异物。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食品成色不佳，有损视觉美感，好在这些有意或无意掺入的物质还算天然，没有太大的毒性，在加工时或者吃之前只要加热到100摄氏度，基本上就没有危害了（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即使不加热，昆虫或者皮毛都是无害的细菌）。这可称之为美感污染。第三类是加工或者储存中人为添加危险的化学制品。这种情况的危害最大，轻则导致消费者身体不适，重则会让消费者患上慢性疾病⑦。这类制品最常见的就是防腐剂了。由于检测手段和相关知识等方面的局限，就防腐剂对人类健康的影响而言，当时并没有定论，有一定争议，但认为对身体有害的意见略占上风。不管怎样，对这些生产商来说，在食品里面添加不知道对人体健康是否有害的不明物质，就表明了对消费者不负责任的唯利是图的态度，其危害毋庸赘言。
以上分类只是大略言之，在食品的实际加工和运输过程中，并不能明确确定哪种食品使用了哪一类掺假，更多的时候是三类掺假兼而有之。在这些掺假中，第三类最具隐蔽性，相对来说不易引起公众的注意；第一类掺假只要做得不是太过分，民众一般也难以察觉，即使察觉了有时也不太在意。最让民众愤怒并且因此起而抗争的是第二类掺假，也就是美感污染。
2.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医药状况及媒体的反应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前，以今天的标准来看，美国人的日常饮食习惯和结构很不科学。在大部分时间里，他们的主食只有玉米面包和浸在糖浆里的腌猪肉（如果家里有糖浆）。那时偏见和迷信使许多有益于健康的食品反而不能吃。比如，人们普遍相信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导致了霍乱，所以人们很少吃水果和蔬菜。他们的食品通常用油煎，而油煎食品容易导致消化不良，结果肠胃疾病很普遍⑧。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医疗能力相当。有限，对许多疾病的来源认识不清。细菌学和微生物理论在19世纪末刚刚兴起，人们的公共卫生观念也比较淡薄，对医药科学的认识非常模糊，想当然地认为疾病主要是由道德败坏或者是环境毒气导致的⑨。这就为庸医的出现大开方便之门，为专利药品（patent and proprietary medicine）的流行提供了土壤。
专利药品最初来自普通百姓在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偏方、秘方，有很大的经验的成分，但这些无辜的秘方很快被无用的甚至有害的专门为赚钱的专利药配方所取代⑩。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大城市有学识的医生已经为需要治疗的普通病人配置好了可以安全使用的药丸和糖浆，茫然地以为这比找医生开处方吃药便宜而且方便。因此，专利药品公司就成了大众的医生和密友(11)。这些专利药品大都包含鸦片、吗啡、海洛因、可卡因这样的毒品和比例不等的酒精(12)。有的专利药品包含的酒精竟高达80％，没病的正常人吃这些药也很容易上瘾——毒瘾或者酒瘾。那时候鸦片在美国的名声不像今天那么坏。在托儿所里面，为了使小孩不哭不闹，就给小孩灌鸦片。人们认为小孩的出牙会带来许多疾病，为了帮助小孩顺利度过出牙期，美国的妈妈们也有意给小孩喂鸦片。一些专利药商投其所好，所做的广告就经常与小孩相连(13)。以吗啡和可卡因为基本成分的“止疼糖浆”几乎成了一些孩子的生活必需品，他们整天哭着喊着要喝“止疼糖浆”(14)。
到19世纪中期，美国专利药品的销售已经变成一个“欣欣向荣”的行业，各专利药品公司之间竞争激烈。为了获得一个销售点并且扩展他们的销售领域，专利药品销售商疯狂地寻求尽可能多的销路(15)。一方面，他们发起各种活动骗取更多的消费者。比如，一个自称能治疗各种比较轻的疼痛和痛苦的名叫哈姆林魔力油的公司（Hamlin's Wizard Oil）经常举行大型的巡回展，场面壮观，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16)；另一方面，专利药品公司在报刊杂志上做大量的广告，开展广泛的心理攻势。专利药生产商都是大广告客户，他们不惜重金，在全国大部分报刊杂志上做广告，就连社会主义者的刊物《诉诸理性》也刊登了这样一则广告：“癌症患者的福音：芳香镇痛的药油。本产品对癌症、肿块、黏膜炎、痔疮、脓疮、湿疹以及各类皮肤与子宫疾病均有疗效。请来函免费索取说明书。地址：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百老汇大街第9大街街角收。”(17)
专利药品公司在报刊杂志上做广告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扩大知名度，诱骗更多的患者来买他们的专利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的广告满纸谎言，毫不脸红地欺骗消费者(18)。第二个目的是控制报刊杂志的舆论导向。他们通过他们的组织——专利药品协会，与他们做广告的每家报刊杂志签订协议，不准刊登任何反对专利药的文章以及广告，并且要反对本地的立法机构通过任何可能危及专利药品行业的立法。通过这些协议，专利药品生产商控制了美国大多数报刊杂志。正是在这种不择手段的诱骗下，到19世纪末，美国的专利药品零售额已经高达1亿美元，而当时美国的人口只有8000万人(19)。同时，美国进口的鸦片达到了高峰，专利药品中的鸦片含量也达到了高峰(20)。
由于当时公众对专利药品的性质认识不清，使专利药品得逞于一时。随着人们对鸦片、可卡因等毒品认识的变化，这种情况开始改变了，专利药品的危害逐渐引起了美国有识之士的注意。早在1892年，爱德华·博克就宣布他的《妇女家庭杂志》将不再刊登任何专利药品广告，并且开始反对服用专利药品，不过当时无论公众还是专利药品制造商都未对这最初的一击给予重视。到20世纪初，反对专利药品的力量开始壮大。一些杂志把《妇女家庭杂志》看做正义的典范，纷纷效仿，仅仅从1899年10月到1900年1月期间，就有近四百篇关于纯净食品、饮料和药品问题的文章出现在各种医学杂志上(21)。1904年，博克开始了他的系列社论，号召所有有尊严的人联合起来抵制专利药品，呼吁妇女基督教禁酒协会反对等于鸡尾酒配方的专利药品。同时他派记者马克·沙利文搜集了充分的证据，后来沙利文在所搜集证据的基础上写了一篇文章《对抗新闻自由的专利药阴谋》，在1905年11月4日的《科利尔》周刊上发表。这篇文章激起了强烈反响，《科利尔》也因这篇文章而销量大增。博克因为有了充分的事实基础，就有了更大的信心。《科利尔》大胆地发表了一个公告，宣布它将不再接受专利药品广告，并且相继发表了《专利药为什么是危险的》和《残忍的专利药的故事》，对专利药品的危害性予以大胆的揭露。正是在这种宣传攻势下，公众逐渐认清了专利药品的本质，推动了药品安全立法的到来(22)。
3.食品和药品掺假猖獗的原因
掺假和污染实际上早已经存在。从中世纪到19世纪，随着技术的进步以及药品、香料、面包和啤酒的贸易和竞争的扩展，批发商和零售商所进行的掺假越来越复杂。同样，毒品上瘾早在远古时代就已经存在了，从古至今，人类已经想出了制造药品和麻醉剂的任何能想象得到的方法。到19世纪中后期，刺激大脑的兴奋剂在各阶层、各种状况的人群中都很流行(23)。
19世纪后期美国的食品、饮料和药品市场上之所以会出现那么多的掺假，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最直接的原因是食品生产、加工的集中化造成制造者远离消费者，最初的邻里间的原始舆论监督消失。在1870年代之前，美国仍然处于农业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人们的大部分食品自给自足，不能自给自足的部分食品是从当地的商人手中购买的。消费者能看到食品生产、加工和出售的环境，小商人的未来和商业前途也依赖其诚实的声誉和食品的清洁卫生。退一步来说，即使商人置当地舆论于不顾，城镇依靠当地的治安法令也能规制当地的商业活动。随着美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原先那种田园诗式的温情就逐渐消失了。美国内战后工业的增长和交通的急剧发展，使食品、饮料和药品的生产在大城市中集中了起来，脱离了社区的控制。大型食品加工厂的兴起，改变了过去小生产的状况。这使消费者的食品供应完全掌握在制造者和销售者手中，唯利是图的商人由于缺乏消费者的直接监督很少把卫生放在心上。同时，正在增长的集中化和远距离运输需要保存食品，使其存放期超出正常的日期，这样就为防腐剂的使用提供了机会(24)。
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为食品、药品掺假提供了条件。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方面丰富了人们的食物，为疾病的治疗提供了新的药品和方法；另一方面也加剧了食品、药品的掺假：隔离和辨认细菌、霉菌的技术被用来掩盖食品腐烂的痕迹，新发现的防腐剂被用来储藏食品；大公司开始雇用工业化学家给腐烂的鸡蛋和发臭的黄油开发除臭剂除臭，开发色素来增强颜色，开发加味剂来改变味道，寻找方法来软化果酱中的芜箐并且使泡菜保持新鲜。然而，科技的发展也为检测食品掺假提供了新方法、新工具。当人们利用新方法发现了所吃食物的本来面目后，愤怒之情难以言表。
最后，美国各级政府监督不力以及市场的无序、分割也是食品和药品问题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一方面，20世纪以前美国在商业外贸上秉承自由放任的思想，从地方、州到联邦政府对经济活动一直是放任自流，听凭市场来调节。而市场天生倾向于放纵人性的贪婪，缺少对个体的关心，这就使市场经济的弊端暴露无遗。另一方面，由于美国是典型的联邦制国家，有复杂的法律体系，各个州拥有相当大的权力，每个州都制定自己的商业政策。这些政策相互之间差异非常大，相互矛盾的也不在少数。所以，有时某个州即使想整顿市场，但只能管制本州的商人，对外州的制造商徒唤奈何！这也为不法商人提供了掺假、造假的机会。
二 民众和政府对食品掺假的反应
1.民间改革者的行动和成果
19世纪的社会变革在导致食品、药品掺假泛滥的同时，也把妇女从食品和药品的生产中解放了出来，她们可以从更广泛的知识和社会层面来考虑健康问题(25)。由于妇女在家庭中的特殊地位，她们要负责家庭的饮食，最直接地感受到了食品质量的恶化，所以妇女最先站出来反对这种掺假(26)。这种反对就是从她们身边最不卫生的食品加工环境开始的。
妇女们一接触食品问题就发现，为了矫正由不受控制的商业所造成的失序，组织起来是必要的。这些忠诚的妇女们乐意牺牲时间和精力来完成她们的目标。她们推动立法机关通过食品、法令，帮助地方政府机构落实她们的想法。为达到目标，她们坚持不懈地努力了几十年，甚至法令通过后，她们发现还必需援助法律的执行(27)。当进步主义运动兴起之后，这些妇女组织逐渐就汇集在进步主义的旗帜之下，和其他团体组织共同促进美国的食品立法。
虽然各州的纯净食品改革者的具体行动有一定的差异，但他们有一个解决食品问题的大概模式。他们通常的策略步骤是：（1）调查当地的食品卫生和掺假状况；（2）制订计划；（3）组织志愿者；（4）唤醒大众；（5）艰苦斗争；（6）通过提案；（7）执行和修正法律。当然，并不是每一个组织都是完全按照这个模式来进行的，一般和当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具体来说，他们首先研究改革的步骤。在投入这个事业之前，他们坚持要用准确的数据来武装自己，要熟悉每个方面和每一个观点。他们知道对食品和药品问题大概的、差不多的了解是没有用的，盲目地猜测只能使他们的事业蒙羞，要警惕在不了解的状况下的狂热，不放过他们所调查目标的任何细节。然后，委员会努力确定改革的方案：该地区这个问题属于什么性质？希望达到什么目标？怎样去斗争？需要什么样人力、物力以及从社区领导人那里能遇到什么样的支持或反对？
改革者一旦决定要解决某一具体的问题，他们就设计出路线图：界定斗争目标并且勾画出程序步骤。例如，反对药品中包含过量酒精的纯净食品提倡者制订了一个八点计划，包括揭露服用专利药品所造成的危险，争取立法并说服报纸放弃欺骗性的药品广告等。
路线图的任务是庞大的，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这就需要改革者自己组织起来。在每一个存在改革力量的地方，志愿者都组织了起来。这些组织由小的团体逐渐跃出地区的局限，扩大成为协会，最终形成全国性的大联盟。各个地区的分会或小组，互通声气，相互支持，分享经验教训，从各种有利的角度来解决食品和药品问题。
这些组织的领导者知道，没有大众的支持，就不能促使议会通过纯净食品立法。唤醒大众，向民众揭露他们所吃的食品、所服用的药品的真相就成为当务之急。改革者认为，通过演说、集会、散发传单、发表文章和评论来揭露危害，使公众了解到食品和药品的真相，公众就会要求通过立法来监督制造者以得到纯净的产品，这样改革的目标就能达到。同时，改革者也把揭露社会问题看做他们公民责任的一部分。美国宪法规定：自由言论权是自治政府的核心，人民的声音能够控制不法之徒，惩罚违法者，警戒公共官员，使选民明智地履行他们的职责，并且制造社会舆论。在这些信念的支持下，改革者展开了广泛的宣传活动。
改革者也意识到必需坚持不懈。他们知道不能奢望这些问题一夜之间有一个根本的改变，也不能奢望一劳永逸的解决。经得起考验的结果要求以消极的耐心来忍耐，以积极的耐心来从事改革。完成这个目标需要持久地与乏味的琐事打交道；要满足于进步，无论进步是多么的小、多么的微不足道、多么的慢；要保存每一丝精力；要不断地工作、不断地观察、耐心地等待、相机而动。为了实现目标，改革者不断分发传单、组织请愿、进行院外活动，用公开的政治压力来影响政府。也只有当支持立法的民众的数量多到能够对立法、行政并且最终是司法部门造成充分的压力时，他们才能成功(28)。
“由于美国是一个‘要求更完善的法律、理性以及实际观念’的法理社会，因此衡量社会运动成效的最重要的标准是看它对立法进程的影响。”(29) 在州一级的层面上，有组织的妇女改革者大多愿意选择获得立法，然后协助执行机构执法。到20世纪初，妇女组织和其他改革者通过上述策略使大部分州都通过了纯净食品法。但他们还没来得及松一口气，很快就发现食品卫生并没有得到多少改观。这是因为：
首先，在许多州，食品工业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影响非常大，有的公司还贿赂州和地方的检查员，以致许多官员拒绝管制他们。即使有的州管制机构想认真执法，但掺假和欺诈太普遍了，没有任何一个州能独自承受起处理这个问题所需要的充分的人力和财力。
其次，由于美国独特的联邦制，各州不能管制大量掺假的食品和危险药品从他州进入自己的州。如果没有联邦的管制，没有任何州能够单独依靠本州的法律来保护它的公民的健康。经历千难万险通过的州食品法由于没有联邦统一的管理而形同虚设，改革者意识到必须让联邦政府来制止掺假产品从一个州运往另一个州(30)。要求联邦管制的运动终于走上了前台，成为美国全国关注的焦点。
就在这种背景下，扒粪记者、一部分联邦官员和国会议员也加入了这个行列。在联邦政府中，推动纯净食品议案在国会中提出的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哈维·华盛顿·韦利。
2.哈维·韦利和“试毒班”
哈维·韦利1844年出生在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小农场家庭，1867年从汉诺威学院大学毕业，然后在印第安纳医学院从事研究，并于1871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874年到刚成立的普度（Purdue）大学任化学教职。1878年他到欧洲旅行。在德国时，他被选进声誉很高的德国化学协会。韦利花了大部分时间在德国的帝国食品实验室工作，研究糖化学。返回美国后，他应印第安纳州卫生委员会之请分析该州出售的食糖和糖浆，检测是否掺了假。在普度大学工作的最后几年，他主要研究高粱种植和糖化学，希望帮助美国发展一个强大的制糖业。1881年他发表了第一篇论文，论述了用葡萄糖给食糖掺假的问题(31)。韦利虽然是理科出身，但有很好的文化素养，他曾经在他的家乡印第安纳州教过拉丁文和希腊文，有丰富的文学知识，机警灵敏，口才极佳，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作家和演说家(32)。韦利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大力进行宣传，在公众心中留下了“纯净食品卫士”的形象。
1882年，韦利被任命为农业部化学局（此时的化学局只是一个科室，到20世纪初才升格为局。本文为方便起见，一律称为局）局长。上任后，他一方面致力于研究从高粱和甜菜中制糖，另一方面试图在美国不断变幻的政局中扩大化学局的权力。但两者都收效不大，尤其是化学局的管辖范围反而越来越小，其原有的一些领域被一些新成立的局所瓜分。韦利逐渐明白围绕着化学这一学科加强他的部门是一个错误。1896年上任的农业部长詹姆斯·威尔逊也不支持他的关于化学局应该控制农业部所有化学研究的想法，更糟糕的是在随后的共事中，韦利与其关系也没处理好。于是他开始改变工作重点，并且寻求外界的支持。然而到此时，化学局没被农业部其他部门挑战的领域也只剩下了食品掺假。食品已经引起了全国的注意，是一个急需政府介入的领域。如果取得了未来食品法的执行权，可以使100个人有充分的工作。
19世纪末，韦利开始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纯净食品运动上来(33)。他明白，要想促使国会通过他理想的纯净食品法，除了取得部分商业集团的支持之外，还需要公众舆论的支持。1902年夏，韦利在旅欧期间想出来了一个吸引公众注意食品问题的方法：对防腐剂对人类消化和健康的影响进行一个引人注目的试验。同年秋天，国会通过了一个提案，允许“农业部长调查食品防腐剂、色素和其他添加到食品中的物质的特性来确定它们和消化及健康的关系，并且确立指导使用它们的原则”(34)。农业部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化学局，这就给韦利一个实施他的计划的机会。
这年11月，韦利选了一些年轻力壮的美国人，开始对防腐剂做了一系列试验。首先测试硼砂和硼酸，1903年是水杨酸、硫黄和苯甲酸，1904年是甲醛和明矾。韦利首先选择硼砂来试验，是因为它是使用最广泛的、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并且因此是“普遍使用的防腐剂中最重要的”(35)。被测试的年轻人所食用的食品、饮料以及添加在里面的防腐剂都是精心测量过的，他们的粪便和尿都要被化验，身体状况要被监控并记录。
这个试验刚开始，当地记者立即就得到了消息，《华盛顿邮报》把这帮年轻人称为“试毒班”(36)。由于直到这个时候，世界上还没有进行过任何这样广泛的试验，所以报纸表现出了巨大的兴趣，对此进行了广泛的报道。报纸的报道五花八门，真假混杂。当报纸得不到真的消息时就报道些子虚乌有的东西。比如，《华盛顿邮报》1903年4月12日宣称：“每一个吃过处理过的菜肴的年轻人都变得面色红润，使美女羡慕。”报道说：“有一个小伙子……现在连他的女朋友都不认识他了。他有了草莓般的皮肤。我们都称他女士——但我不能告诉你他的名字。无论如何，他不喜欢被称做女士。”(37) 这引起了许多妇女的兴趣，纷纷写信询问。
“试毒班”的传奇引起了公众的兴趣，像“试毒班之歌”之类的诗很快出现在了全国的杂志中，广告也出现在城市的电车上。韦利欢迎他的试验所带来的吸引力，但威尔逊警告他不要寻求进一步的宣传。然而，公众对“试毒班”试验的兴趣已经被激起，耸人听闻的媒体报道使公众警惕了食品中防腐剂的存在，有助于使更多的公众支持一个全国性的纯净食品法律。“试毒班”在1903年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词，韦利也成了公众名人，这使他在后来为推动纯净食品法的通过而利用公众舆论对国会施加压力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韦利试验的结果是这些防腐剂对人的身体有害。但试验本身并非无可挑剔，批评者对韦利的方法和他对数据的解释提出了挑战(38)。试验的两个方面削减了它的科学价值。首先，没有对照组。虽然那些被实验者的健康、体重和胃口的波动被观察记录，但没有与他们比较的标准，也就是没有对照组，这是现代医学试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其次，韦利以自己对消化和防腐剂的固执想法开始了试验，有了先入之见。在他看来，腐烂和消化是同一进程，防腐剂干扰了物质的正常腐烂，也必然干扰了消化。然而，他又认为，一些被长期使用且“证明”是安全的防腐剂比其他的防腐剂的害处要小一些。对他来说，传统的防腐剂——盐、醋、香料、柴火烟、糖和胡椒——依靠在肠道制造发酵分泌物来弥补胃中的防腐行动。很明显，这些信条甚至以当时的科学标准来看也是没有科学基础的(39)。
不论批评者怎么批评，韦利通过“试毒班”试验，奠定了自己在公众眼中的纯净食品专家的地位。韦利也充分利用这种名声，不断地演说，发表文章，并且到国会举行的听证会作为专家来作证，宣传他的纯净食品法观点。至此，纯净食品议案在国会两院获得通过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大了。
三 辩论通过
到1903年，纯净食品改革者已经取得了广泛的公众支持。更出人意料的是，在这一年，来自爱达荷州的参议员威尔顿·黑伯恩被任命为参议院制造委员会主席，纯净食品改革者受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鼓舞。最初，纯净食品改革者对此任命很沮丧，他们以为黑伯恩将阻挡任何提交给制造委员会的纯净食品议案。因为黑伯恩在国会中有顽固的共和党人和反对进步主义改革的“老卫士派”的支持者的名声。但是，纯净食品改革者的担心是虚惊一场。后来的事实证明，黑伯恩是一个著名的、表达力强的、能干的纯净食品提倡者，他投身于支持纯净食品事业对在1906年把议案带到参议院投票是必不可少的(40)。
此前已经有很多纯净食品议案分别在参众两院提出，但从来没有同时通过，最终都归于失败。在1903年和1904年由黑伯恩等议员提出的议案又遭遇了相似的结果。与此前不同的是，议案被扼杀后，众议院和参议院委员会在1904年举行了关于纯净食品、饮料和药品立法的听证会。在听证会上各种反对的理由纷纷出现。这些反对意见具体来说可分为三种：从根本上反对联邦对商业的任何管制；反对议案中的某些规定；反对议案的执行方法和具体的执行官员。
第一种反对意见涉及政府角色、州权和自由贸易原则等广泛的宪法问题。反对者争辩说，纯净食品议案违宪，如果成为法律，将制造一个把州权转给联邦政府这样一个先例，并将限制工业的发展。这种反对意见主要来自保守派和南方顽固的州权主义者。保守派的观点与当时经济上的自由放任的原则相连，兹不赘述，下面简单解释一下南方的州权主义者。
美国的南北战争粉碎了南方分裂联邦的企图，奠定了联邦权力至高无上的地位，州权主义者的气焰暂时被压制了下去。南方军事管制解除以后，南部各州的自治权力逐渐加强，强调州权的思想也开始抬头。南方人认为他们应该并且也能够处理好自己的问题，想重新证明他们在没有联邦政府的干预下处理自己的商业和法律事务的能力。一个热心的进步主义改革者萨丽·卓宾断言：“不受联邦政府干预而自由地管理它自己的内部事务的州权是联邦政府的首要原则之一。”(41)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他们反对联邦政府的任何干预。
南方反对联邦政府对食品进行管制的另一个原因是管制将影响南方的经济。南部许多农场主把他们的玉米、小麦和蛇麻草卖给酿酒厂，一些农民把他们的农产品卖给棉籽油公司。如果联邦政府进行管制，他们将受到不利的影响。为了避免麻烦，加工厂不得不对农产品进行仔细的检查。棉籽油公司将不能再往产品里面添加防腐剂和调味品，将不能再把他们的棉籽油称做“进口的纯净橄榄油”，他们的产品销路将会受到重大影响。同样，议案关于管制酒精饮料和制剂的条款将减少对南方经济有贡献的南方酿酒商的利润。更加重要的是，在重建时期，南方的专利药品产业飞速发展，政府的管制也会危及南方正繁荣的专利药品业。由此可见，南方许多商人和制造业主的经济利益和纯净食品议案密切相关。
所以，国会中来自佐治亚州的众议员威廉·阿达姆松和来自得克萨斯州的众议员宣称，管制食品工业将超出宪法授予联邦的权力范围。来自密西西比州的议员把制定食品标准看做一个危险的先例加以反对。来自密西西比州的参议员赫南多·马尼领导了一个南方集团，他们说这个议案侵犯了州政府制定政策的权力，并且指责这个议案将依赖掌握很大自由权力的武断的官僚界定并实施。
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南方议员都反对纯净食品法。比如，来自阿拉巴马州的众议员威廉·理查森就是一个忠诚的食品和药品立法的提倡者。理查森是众议院州际和外贸委员会成员，他能够抑制削弱纯净食品议案的企图。理查森代表了他的选区的妇女改革者的观点，妇女们支持他的努力。这是因为南方妇女因专利药上瘾的特别多，引起了妇女改革者的高度重视。
随着进步主义思潮的兴起，由这些强调州权、抗拒联邦权力扩展而产生的对纯净食品议案的反对势力，到20世纪初已经逐渐构不成威胁了，联邦政府运用权力阻止州际贸易中的欺诈和损害行为在《州际贸易铁路法》中已经开了先例。1904年在众议院州际和外贸委员会举行的纯净食品、饮料和药品听证会上，大多数人主张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只有一小部分人提出诸如这样的法律将影响工业发展之类的问题。支持通过这个法律的建议正在国会委员会中审议，大多数人报告说国会有制定这样的法律的权力，宪法赋予了联邦政府管理州际贸易的权力。
第二种，对议案具体条款的反对意见主要来自由于联邦管制而利益受到损害的企业。在听证会上作证的那些生产商没人承认他们反对根除食品、饮料和药品中的有害成分，但他们指出某些规定对他们特定的企业不公平，存在歧视性的条款，所以要求修改主要体现韦利思想的议案。
第三种，对怎样执行纯净食品法所产生的反对意见。这主要集中在如果起诉一个生产商，起诉的证据怎样收集并且由谁来收集，掺假的标准由谁制定、怎样制定，怎样界定潜在的法庭裁决等问题。一些工厂主害怕议案不保护他们反对不公正的指控和歧视性的起诉；一些从事食品工作的专业人员和一些州食品官员认为不能由农业部制定食品、药品标准，只有从他们自己的队伍中选出一个委员会才能决定谁被管制，决定什么样的违反应该被公开、什么样的违反应该被控制(42)。
总的来说，第二、三种反对意见不是从根本上否定政府的管制，不是从根本上否定纯净食品法，所以只要把握好妥协的度，修正议案上的条款，通过纯净食品议案就是指日可待之事了。
1905年夏天，黑伯恩和来自北达科他州的参议员波特·麦卡伯起草了一个新议案。12月6日在参议院提出该议案，立法委员会讨论修正后在12月14日提交国会辩论。为了安抚那些认为议案对零售商不公的议员，在关于何为违法的条款上，他们加了“故意”一词，这样就给零售商以很大的回旋余地，加大了起诉的难度，但通过对违法者处以更重的惩罚而加强了这个法律，并且第一次提出公司官员要对违法负责。虽然改革者害怕加入“故意”这个词削弱了议案，但感觉法案中起诉公司官员的规定弥补了这个缺陷，所以还都支持这个议案。为了安抚反对把执行权力集中在化学局的利益集团，议案把执行权交给了财政部、农业部和商务部，由三部联合执行。
1906年1月10日和18日，该议案两次在参议院提出，然而又是没讨论就被搁置了起来。当时看起来好像1906年通过纯净食品议案又是无望了。就在改革者尽皆失望进而愤怒之时，转机突然来临。在2月的第二周，参议院重要巨头纳尔逊·奥尔得里奇突然让人意想不到地转变了他的态度(43)。他传话给黑伯恩，他将不再阻挡纯净食品议案在参议院的辩论，同意把议案排在参议院的议事日程上。来自印第安纳州的参议员阿尔伯特·贝弗里奇回忆说，奥尔得里奇对他的同事要求辩论这个议案的压力屈服了。贝弗里奇说：“参议院处在混乱中，公众情绪已经被激起来了。一天下午奥尔得里奇找到我说：‘告诉黑伯恩，如果他要求考虑纯净食品议案，将不再有反对。’”(44) 那时，贝弗里奇把这个要求看做一个明显的策略，可能奥尔得里奇有更重要的事，或者这个共和党领袖已经计划好了在众议院扼杀这个议案。不管怎样，贝弗里奇还是把这个消息转达给了黑伯恩。黑伯恩把这个消息看做一个戏耍，说他以前已经要求了多次都没用，他已经厌倦了多次的被愚弄。但是，贝弗里奇坚持让他提出。大约在中午，不情愿的黑伯恩站起来要求辩论纯净食品议案。奥尔得里奇谨守诺言，参议院终于把这个议案排上了议事日程。
开始辩论后，奥尔得里奇亲自发言反对这个议案。这是很不寻常的，因为他不是一个雄辩的演说家，他的专长在于国会的程序和政治策略，所以他很少演说。他的发言像其他反对纯净食品议案的参议员一样，承认公众舆论要求某种立法，但坚持说目前的议案是需要修正的。反对者知道，目前的议案体现了韦利的观点，他们不愿意在法律中体现韦利单方面的意见，要求对议案进行修正。修正后的议案在许多韦利认为是很重要的问题上含糊不清，削弱了韦利将来能掌握的权力(45)。
1906年2月21日5点50分，参议院通过了修正后的议案。63个参议员支持，奥尔得里奇和另外21个参议员弃权，4个参议员——全部是南方的——投了反对票。虽然韦利对通过的修正后的议案并不是很满意，但还是很欢迎的，他知道参议院的通过意味着立法比以前有了更好的前景。消费者联盟也是欣喜若狂，他们以为议案将会毫不拖延地通过众议院。然而，他们没想到议案在众议院遇到了比他们想象的强大得多的反对。
议案在参议院通过后，反对势力把他们的全部力量集中在众议院来弱化议案的某些规定。在反对派的强大压力下，众议院起草了一个修正的草案，作为参议院议案的替代方案提交众议院辩论表决。然而，到众议院已经开始准备结束本年度的工作时，还没有一点考虑这个议案的迹象。纯净食品改革者开始警觉起来，他们决定不能坐以待毙，要进行最后的一搏。妇女俱乐部全国联盟召集大会，要求每一个代表都给他们的议员、议长以及总统发电报，施加压力，以通过正在被众议院搁置的议案。代表们的响应是惊人的，许多众议员说，潮水般的电报涌进了他们的办公室。
6月22日，众议院辩论纯净食品议案。虽然有少数众议员反对，并且提出修正案——反对者在委员会听证会和参议院辩论中已经宣扬过的，但是，从众议院议长约瑟夫·坎农允许辩论纯净食品议案开始，议案的通过已经是确定无疑的事了，众议院中压倒多数的议员已经决定投票支持这个法律了。6月23日，众议院议长在辩论后将这个问题提交表决。结果议案以241票赞成、112票弃权、17票反对而通过。然后议案被送交分歧委员会，调和参众两院的分歧。6月27日，分歧委员会公布了一个议案。这个议案给化学局的权力比韦利想要得到的权力少，但比他的反对者希望的多。6月30日，罗斯福总统签署了这个议案。纯净食品改革者感觉他们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通过的纯净食品和药品议案的主要内容是：禁止“掺假”（adulteration）和“假冒”（misbranding），并规定了什么是“掺假”；禁止州际和外贸间掺假的和贴假标签的食品和药品，违反该法的产品将被没收，违反的人将被罚款或者监禁或者两罚并处；药品必需遵守《美国药典》或者《全国药剂配方手册》中规定的质量和纯度，这些质量和纯度是由医师和药剂师委员会制定的，由制造者选择他们自己需要的标准并且在他们的标签中说明。
四 结语
1906年纯净食品药品法虽然通过了，但围绕本法产生的争论却并没有结束。对于该法通过的原因，就有许多解释(46)。纯净食品议案最终之所以能通过，与议案的温和有很大的关系。纯净食品议案每次在国会中提出时，内容都有一定的变化，导致每次的支持者也不同。随着纯净食品运动的进展，改革者逐渐意识到过于严格的纯净食品议案在国会中通过的可能性太小了，只有妥协，减少阻力，议案才能得以通过。他们觉得无论如何，一个有缺陷的纯净食品法律，总比没有要好。所以，该法许多条款大多含义模糊，模棱两可，有很多的漏洞。比如，1906年纯净食品药品法规定，商标不能宣称包含了没有包含的成分，或者隐瞒事实上包含的某些成分，如果包含某些指定的危险药品——酒精、鸦片、生物碱、水合氯醛、退热冰以及其他几种药品，必须在商标上列出，但广告传单、报刊杂志上的广告、张贴广告都不算商标。这个规定主要是根据一个假设：普通人在策划自己的行动方案时是很谨慎的，如果商标使他们意识到了危险，他们就会不购买这些商品。所以，该法没有限制让人上瘾的或危险的药品的出售，并且也没涉及牛奶厂、面包店和食品加工中的卫生问题。在执法中，检查员能没收嫌疑产品，送交化学局检查分析，并且由地方法院专门检察官来起诉违法者，但国会没有规定食品标准由谁来制定，执法机构只能在法庭上用证据说明某个食品或者药品违法。然而，即使执法机构经过艰苦努力打赢了官司，对违法商家的处罚也很轻，对初犯者的惩罚不会超过200美元。因此，该法规范市场的作用非常有限。韦利后来也认识到该法的缺陷，认为它应该以1902年通过的《生物制品控制法》为样板(47)。
尽管该法有着诸多缺陷，但当时的舆论对纯净食品药品法的通过还是赞扬有加的，一些报纸和官员宣称这个法律是联邦国会曾经通过的最重要的法律。《纽约时报》说该法将终止贸易中的掺假；来自爱达荷州的参议员威廉·博拉称该法是一个不朽的作品，将给美国带来难以计算的利益，并且这些利益将扩及全人类(48)。
由于韦利在纯净食品运动中善于宣传鼓动，纯净食品议案通过后，韦利的声誉也达到了高潮。一些报纸大力称赞韦利，把他称做纯净食品、饮料和药品法之父。报纸宣传说，韦利倡导了这个法律，向公众宣传立法的必要性，动员妇女组织支持食品和药品管制并且推动不情愿的国会通过了这个法律。韦利本人对这种荣誉坦然接受，并不拒绝夸大的部分。
纯净食品药品法通过后，很快生效。由于该法本来就是妥协的产物，在许多规定上模棱两可，给执行造成了困难，加上执行者韦利有自己的打算和倾向，使1906年纯净食品药品法的效果远没有人们所预期的那么好。法律的执行引起了农业部内部很大的分歧，最后罗斯福总统、塔夫托总统也介入了纠纷。斗争的结果是韦利在1912年辞职。同时国会在1912年和1913年分别制定了《谢利修正案》和《古尔德修正案》，对1906年的纯净食品药品法进行了一些补充，1938年又通过了更重要的《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弥补了1906年的纯净食品药品法的不足。
1906年的纯净食品药品法虽然问题很多，对消费者来说效果不大，但它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全国性的法令，有开创之功。该法首次明确列举了各种不正当的生产与商业行为，不仅部分地起到了保护消费者的作用，而且也限制了生产商和销售商追逐利润的手段和方法，使他们在生产和销售方面至少要考虑到消费者的舆论和权利，开创了树立新的商业道德的时代(49)。此后联邦政府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逐渐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美国成为世界上食品、药品管理最完善的国家，成为其他国家效法的榜样。
收稿日期 2010—03—24
注释：
① 路易斯·费勒：《扒粪者》（Louis Filler,The Muckrakers），斯坦福1993年版，第144页。
②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纯净食品运动的重要领导人哈维·韦利博士就出版了三本书：《哈维·韦利自传》（HarVey W.Wiley,An Autobiography），印第安纳波利斯1930年版；《反对食品法律的罪恶史》（The History of a Crime Against the Food Law），华盛顿1929年版；《食品及其掺假》（Foods and Their Adulteration），费城1911年版。这三本书详述了韦利为纯净食品药品而反对特殊利益集团的斗争，但他的叙述以自我为中心，对其他消费者团体迫使国会通过立法所做出的贡献描述不多。彼得·泰明：《自作自受：美国药品管制》（Peter Temin,Taking Your Medicine:Drug Reg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剑桥1980年版；保罗·司达：《美国药品的社会改革》（Paul Starr,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Medicine），纽约1982年版。这两本书对当时美国的医药状况做了较全面的描述。加布里埃尔·科尔克在《保守主义的胜利：美国史新解（1900～1916）》［（Gabriel Kolko,The Triumph of Conservatism:A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History,1900～1916），纽约1963年版］一书中提出新的解释，认为1906年纯净食品法的通过实则是大商业取得了胜利。罗瑞恩·古德温的《纯净食品、饮料和药品运动（1879～1914）》［（Lorine Goodwin,The Pure Food,Drink,and Drug Crusaders,1879～1914），麦克法兰1999年版］对妇女在该法的通过中所起的作用做了详细的描述。克雷顿·科品和杰克·海合著的《纯净政治：哈维·华盛顿·韦利和联邦食品政策的起源》［（Clayton A.Coppin,Jack High,The Politics of Purity:Harvey Washington Wiley and the Origins of Federal food policy），安阿伯1999年版］详述了韦利和纯净食品法的关系，认为韦利的主要关注点是自己的权利和名誉，而非公共的利益。
③ 肖华峰在《（屠场）与美国纯净食品运动》（《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一文中对此有所涉及，但侧重于描写《屠场》的影响，对纯净食品法通过的复杂过程着墨不多。刘绪贻、杨生茂总主编的《美国通史》（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卷和王希所著《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中对此有简单的概括性的叙述。李剑鸣的《大转折的年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一书对此也做了简单介绍。
④⑥ 罗瑞恩·古德温：《纯净食品、饮料和药品运动（1879～1914）》，第41、43页。
⑤ 本文所用的“掺假”一词并不是简单的以次充好，而是对当时食品药品问题的一个统称，还包括食品方面的污染和防腐剂问题，药品方面的假药和有毒有害药品等问题。
⑦ 迈尔温·黑尼奇、理查德·斯泰林：《消费者保护法和美国食品工业》（Meivin J.Hinich,Richard Staelin,Consumer Protection Legislation and the U.S.Food Industry），纽约1980年版，第7页。
⑧ 克雷顿·科品、杰克·海：《纯净政治：哈维·华盛顿·韦利和联邦食品政策的起源》，第24页。
⑨ 凯文·墨菲：《纯净食品，媒体和试毒班》（Kelvin Murphy,Pure Food,the Press,and the Poison Squad:Evaluating Coverage of Harvey W.Wiley's Hygienic Table），见http://www.kevincmurphy.com/harveywiley。
⑩ 所谓专利药，类似于今天的保健品、营养品，不同的是这些专利药商宣称他们的药品不仅有营养保健的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对疾病具有预防与治疗的功效，也就是有病治病，无病保健。
(11)(14) 路易斯·费勒：《扒粪者》，第144、143页。
(12)(16) 《标签背后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Laws behind the Labels,Part Ⅰ,1906 Food and Drug Act），见http://www.fda.gov./About FDA。
(13)(15)(20) 詹姆斯·杨：《美国庸医骗术》（James Harvey Young,American Health Quackery），普林斯顿1992年版，第142、158、149页。
(17)(19) 林肯·斯蒂芬斯著，展江、万胜译：《新闻与揭丑——美国黑幕揭发报道经典作品集》，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页。
(18)美国进步主义时期著名记者塞缪尔·亚当斯对此有精彩的描述，详见《美国大骗局》，载林肯·斯蒂芬斯：《新闻与揭丑——美国黑幕揭发报道经典作品集》，第222～232页。
(21)(23)(24) 罗瑞恩·古德温：《纯净食品、饮料和药品运动（1879～1914）》，第125、40～41、45～48页。
(22) 路易斯·费勒：《扒粪者》，第149～155页。
(25) 菲利普·希尔茨著，姚明威译：《保护公众健康——美国食品药品百年监管历程》，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
(26) 对于妇女为何最先站出来反对食品和药品掺假问题，观点非常多。比如，大部分家庭主妇的时间比男人更灵活；妇女天生就是为了保护小孩的，感到男人的行动被政治关系控制得太紧；男女社会化的程度不同，从心理学上说，以职业为中心的男人把精力放在了个人成功的追求之上，而妇女天生为帮助别人着想等等。
(27)(28) 罗瑞恩·古德温：《纯净食品、饮料和药品运动（1879～1914）》，第18～23、79～81页。
(29) 林肯·斯蒂芬斯：《新闻与揭丑——美国黑幕揭发报道经典作品集》，第6页。
(30) 罗瑞恩·古德温：《纯净食品、饮料和药品运动（1879～1914）》，第81～83页。
(31) 哈维·韦利：《哈维·韦利自传》，第151页。
(32) 路易斯·费勒；《扒粪者》，第144～145页。
(33) 实际上，“纯净”这个词的含义是很模糊的，“不纯净”或者“掺假”也没有任何明确的意思。比如，米里面掺了沙子，这是明显的掺假；但蜂蜜混合了糖也被认为是掺假了，而蜂蜜本身没有明确的化学公式说出特定的蜂蜜里面包含有多少糖是正常的，何况不同的蜂箱里面包含的蜂蜜并不是一致的；此外，蜂蜜和商用葡萄糖（玉米糖浆）包含了许多相同的成分，即使对葡萄糖做一个全面的化学分析，也不能明确地断定是否掺了蜂蜜。正是由于这种模糊性，19世纪晚期差不多每一个食品制造者都宣称他的产品是纯净的。而众多的食品专家对营养、健康和纯净的态度也是模棱两可。不过韦利也没有公开宣称掺假食品提供了次等的营养，而只是从道德的角度进行攻击，说当一个比较便宜的成分加入产品里面取代比较昂贵的成分时，消费者就被欺骗了。
(34)(35)(37) 凯文·墨菲：《纯净食品，媒体和试毒班》(Kevin C.Murphy,“Pure Food,the Press,and the Poison Squad”),http://www.kevincmurphy.com/harveywiley.htm。
(36) 奥斯卡·E.安德森：《一个民族的健康：哈维·韦利和纯净食品之战》（Oscar E.Anderson,The Health of a Nation:Harvey W.Wiley and the Fight for Pure Food），芝加哥1958年版，第151页。
(38) 1908年，化学局的一个独立委员会对防腐剂中的苯甲酸钠做了试验，得出了和韦利试验相反的结论。但是，今天的科学认为很多防腐剂都有毒性，美国已经禁止其中一些防腐剂在食物中使用。
(39) 克雷顿·科品、杰克·海：《纯净政治：哈维·华盛顿·韦利和联邦食品政策的起源》，第55页。
(40) 黑伯恩为何支持纯净食品事业，原因是多方面的。黑伯恩的传记作者认为，尽管黑伯恩也是忠于商业利益集团的，但他不是普通的政客，他内心深处还是倾向于正确的事情的，黑伯恩相信他的党的任务是做合理的进步和改革的工具。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爱达荷州的妇女享有选举权，她们要求她们的议员支持纯净食品议案。所以黑伯恩是从消费者的立场出发来处理纯净食品议案的，他经常把纯净食品议案描述为保护消费者健康而非使制造者舒服的措施，他的策略很少有调和性，他的评论直指问题的核心。
(41) 罗瑞恩·古德温：《纯净食品、饮料和药品运动（1879～1914）》，第174～175页。
(42)(44) 罗瑞恩·古德温：《纯净食品、饮料和药品运动（1879～1914）》，第232～233、244页。
(43) 有学者认为，奥尔得里奇之所以同意辩论，更可能是想去掉一个麻烦的政治议案，决定把这个问题扔给政府和法庭。因为参议院当时面临着很大的压力，罗斯福总统公开支持通过一部食品法律，并且在1905年12月给国会送了一份简约的咨文，力劝国会通过一个纯净食品议案。比罗斯福的压力更重要的是公众舆论对参议院的压力，当时正在进行的“扒粪运动”已经指向了美国国会，他们开始收集国会腐败的证据，并且最终在1906年以《参议院的背叛》和《特殊利益集团的参议院》连载发表。
(45) 克雷顿·科品、杰克·海：《纯净政治：哈维·华盛顿·韦利和联邦食品政策的起源》，第75～76页。
(46) 对于罗斯福总统和辛克莱的著名小说《屠场》对该法通过的影响都有不同的意见。详见克雷顿·科品、杰克·海：《纯净政治：哈维·华盛顿·韦利和联邦食品政策的起源》，第81～82页。
(47) 1901年，由于一批抗毒素被感染，导致美国数十人丧生，包括十几名儿童。国会很快在1902年通过了《生物制品控制法》，规定计划生产、销售疫苗和抗毒素的厂家必须获得生产许可证，在药品上市销售之前，政府将对获得生产许可证的厂家进行检查，确保药品上市之前符合生产规定。
(48) 罗瑞恩·古德温：《纯净食品、饮料和药品运动（1879～1914）》，第256页。
(49) 李剑鸣：《大转折的年代——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研究》，第1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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