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教育投资的个人收益率研究——基于珠三角农民工的实证调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民工论文,实证论文,收益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8；G40-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870(2010)01-0027-07
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收益率反映的是教育投资与收益之间的比例关系。人们通过它可以判断教育内部资源分配是否合理，了解教育投资对收入分配的作用和劳动力配置效率的高低，也可以由此透视社会经济转型和劳动力市场发育的程度，并在此基础上作出是否或如何在教育上进行投资的决策。因此，自人力资本理论产生以来，教育收益率作为教育与收入关系的一个核心问题，已经成为经济学领域中一个经久不衰的研究主题。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已围绕我国城乡居民教育投资的个人收益率问题展开了一系列有价值的研究和讨论。李实、李文彬利用1988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估算了教育的个人收益率，从中发现城镇职工教育的年均收益率为3.8％，而且教育的边际收益率是递增的。[1]之后，李实和丁赛又对1990-1999年间我国城镇的个人教育收益率的动态变化进行了经验估算，结果显示个人教育收益率是逐年上升的，而且收益率随教育水平的提高而不断上升，但教育收益率受到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影响。[2]诸建芳等人利用1992年的企业职工抽样调查数据，得出的当年城镇企业职工的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的收益率分别为1.8％和3.0％。[3]赖德胜利用1995年11个省的城镇住户抽样调查数据，估算了城镇职工的教育收益率，结果表明其当年的平均收益率为5.7％。[4]张车伟运用2004年来自上海、浙江和福建3省市的抽样调查数据估计了教育回报率及其随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的变化，从中发现3省市的平均收益率为4.3％，但其随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上升。[5]王海港等人使用分层线性模型重新估计了1995年和2002年我国城镇居民的教育收益率，其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居民教育收益率的地区差异很大，但差异主要来源于省内各城市之间，来源于省间的差异并不显著。[6]刘精明利用1996年和2003年两次全国性调查数据揭示了我国城市居民教育收益率的部门差异及其变化，他认为，是国家规制性力量的作用、市场制度中的绩效原则以及与原有制度的路径依赖关系，共同决定了当前劳动力市场上教育收益率差异的基本格局。[7]吴晓刚和谢宇通过分析一项中国城市调查的数据发现，普遍观察到的“教育在市场部门具有更高的回报率”这一现象，仅对最近进入市场部门的人适用，而那些早些进入市场部门的人的教育回报率则与国有部门的劳动者相似。因此，他们认为，市场部门对教育较高的回报率并不应该认为是由市场化本身造成的；相反，劳动力在市场部门的归类过程有助于解释这些部门之间的差异。[8]
上述研究关注的主要是我国城市居民不同时期的教育收益率及其变化，然而，有关农村居民及由农村迁移到城市的农民工的教育投资的个人收益率的研究成果还非常有限。目前所能见到的主要有侯风云调查研究了农村居民2002年的教育收益率，结果显示农村居民的教育收益率为3.7％，但跟女性相比，男性的收益率更高。[9]他还在另一项研究中估计了农村外出劳动力的教育收益率，结果表明2002年农村外出劳动力的平均收益率为3.7％，其中男性为3.8％，女性为2.9％；其学校教育收益率低于接受培训的收益率。[10]另有研究发现城市居民的教育收益率高于城市农民工的教育收益率，[11]但也有研究得到了与此不一致的结论，即城市居民和农民工的教育收益率已经相差不大。[12]
尽管侯风云等人已经调查估算过农村外出劳动力(农民工)的教育收益率，但他们的调查样本似乎没有涉及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地带、聚集农民工最多的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况且调查的年份距今已有六七年，其结论已很难代表当前农民工的教育收益率状况。因此，利用最新的调查数据估算农民工教育投资的个人收益率，仍有较强的学术研究价值和现实政策意义。本文依据珠三角农民工的调查数据研究当前我国农民工教育投资的个人收益率到底有多高？不同教育水平的收益率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不同性别的农民工的教育收益率有没有差异？
二、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来源
本文分析所用的数据来源于由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刘林平教授主持的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流动与权益——珠三角农民工的追踪研究”的问卷调查。调查于2008年8月在广东珠江三角洲9个城市展开，调查对象限定为“大专学历及以下的农村户口持有者跨县(区)域流动到城市务工”的农民工；抽样方法是比例抽样，即按人口普查中9个地级城市中农民工的比例分配各个城市的样本数，然后按广东统计年鉴中各个城市二、三产业的比重控制调查对象在二、三产业中的分布，具体访问对象的获得是运用拦截方法和“滚雪球”的方法。最后获得在企业打工的有效样本为2511份。这次调查是对中山大学社会学系蔡禾教授主持的2005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课题“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所做调查的追踪调查。
(二)变量设定
本文将月均工资的自然对数设定为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是教育，教育包括学校教育和培训。学校教育可用受教育程度或受教育年限来测量。受教育程度被设定为5个虚拟变量(即小学及以下、初中、普高、中专/技校/职高、大专)；受教育年限是参照惯例根据调查对象的最高受教育程度换算而来(小学及以下=6、初中=9、高中=12、中专/技校/职高=12、大专=15)；培训指的是调查对象在打工所在地接受技能培训的情况，被设定为虚拟变量(接受=1、没接受=0)。本文涉及的控制变量有工龄及工龄平方、性别(男性=1、女性=0)、中共党员(是=1、否=0)、工种(包括普工、技工和管理人员，模型以普工为参照)、企业产权性质(包括公有、民营和外资，模型以公有为参照)、企业规模(按员工人数分为5类，即100人以下、100-299、300-999、1000-2999和3000以上，模型以100人以下为参照)和打工所在城市(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肇庆、东莞、惠州、中山、江门，分为3类，即广州、深圳和珠海、珠三角其他城市，模型以广州为参照)。
调查样本中各连续变量的均值及个案在各分类变量上的分布情况见表1。
(三)计量模型
以往有关教育收益率的研究多以明瑟(Mincer)经典的人力资本模型为基础，他们或直接利用明瑟方程估计教育的毛收益率，或在明瑟方程的基础上根据需要引入其他控制变量以估计教育的纯收益率。①由于本文考察的是农民工的包括学校教育和培训在内的教育投资的个人收益率，并且考虑到中国劳动力市场仍然存在相互分割的现实，因而，我们在明瑟经典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培训这一解释变量和性别、中共党员、工种、企业产权性质、企业规模和打工所在城市等控制变量。该模型的表达式如下：
三、结果分析
表2列出了通过常规最小二乘法(OLS)估计出来的有关农民工工资决定因素的6个模型。模型1a和模型1b、模型2a和模型2b、模型3a和模型3b分别是根据总样本、男性分样本和女性分样本估计出来的结果。其中，模型1a、模型2a和模型3a估计的是年均教育收益率，模型1b、模型2b和模型3b估计的是不同教育水平的收益率。
农民工中专/技校/职高教育和普高教育的收益率分别比初中教育高出15.5个百分点和11.1个百分点，即其3年中专/技校/职高教育的年均收益率为5.2％，普高教育则只有3.7％。②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农民工大专教育的收益率最高，其次是中专/技校/职高教育，最后是初中和普高教育；其中，大专教育的年均收益率是中专/技校/高职教育的2.6倍，普高教育的3.6倍。我们从另一个方面还可以看到，农民工包括大专和中专/技校/职高教育在内的专业教育的收益率远高于初中和普高等基础教育的收益率。例如，同样是初中后教育3年，但中专/技校/职高教育的收益率比普高教育高41％。农民工的专业教育之所以有更高的收益率，很可能是因为专业教育对具体生产比基础教育更有针对性，影响也更直接。
模型2b显示，跟小学教育相比，男性农民工初中教育、普高教育、中专/技校/职高教育和大专教育的收益率分别为
；而根据初中、普高、中专/技校/职高以及大专教育与小学教育之间的教育年限差额分别为3年、6年、6年和9年，可以得出男性农民工初中教育、普高教育、中专/技校/职高教育和大专教育的年均收益率分别为2.97％、3.47％、4.4％和7.16％。换另一种算法，男性农民工大专教育的收益率比普高教育高出43.6个百分点，即其3年大专教育的年均收益率为4.5％；男性农民工中专/技校/职高教育和普高教育的收益率分别比初中教育高出17.5个百分点和11.9个百分点，即其3年中专/技校/职高教的年均收益率为5.8％，普高教育则只有3.97％。也就是说，男性农民工大专教育的年均收益率是中专/技校/职高教育的2.5倍，普高教育的3.7倍，中专/技校/职高教育的收益率比普高教育高32％。而模型3b显示，跟小学教育相比，女性农民工初中教育、普高教育、中专/技校/职高教育和大专教育的收益率分别为
而根据它们分别与小学教育之间的教育年限差额，可以得出女性农民工初中教育、普高教育、中专/技校/职高教育和大专教育的年均收益率分别为3.97％、3.72％、4.15％和6.3％。换另一种算法，女性农民工大专教育的收益率比普高教育高出34.4个百分点，即其3年大专教育的年均收益率为11.5％；女性农民工中专/技校/职高教育和普高教育的收益率分别比初中教育高出13.0和10.4个百分点，即其3年中专/技校/职高教育的年均收益率为4.3％，普高教育则只有3.5％。也就是说，女性农民工大专教育的年均收益率是中专/技校/职高教育的2.7倍，普高教育的3.3倍，中专/技校/职高教育的收益率比普高教育高19％。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到，农民工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是大专教育的收益率最高，中专/技校/职高教育次之，最后是初中和普高教育，也同样是专业教育的收益率高于基础教育的收益率。但从具体的不同层次教育的收益率看，男女两性农民工教育收益率之间的差异又是比较明显的。例如，初中和普高等基础教育的收益率是女性高于男性，而中专/技校/职高和大专等专业教育的收益率则是男性高于女性。女性农民工的初中和普高等基础教育的收益率更高，这可能与珠三角地区的产业特征有关。在珠三角地区分布有大量的电子、玩具、制鞋、成衣等方面的企业，这些企业往往规模较大，需要招聘大量的女工从事较为简单的操作性工作，这些工作对教育水平的要求并不太高，只要有初中文化就行了。这就使得接受过初中和普高教育的女性农民工在珠三角地区有更多的工厂就业机会，相比之下，而同等教育水平的男性农民工则更多地只能从事职业地位更低的工作，也许正是这种产业特征和员工招聘筛选机制导致了初中和普高教育(尤其是初中教育)水平的女性农民工有更高的教育收益率。男性农民工的专业教育的收益率更高，可能是如下几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中专/技校/职高和大专等层次的教育接受的是更具针对性的、应用性要求更高的专业教育，但女性在专业训练方面往往被认为不如男性，或其在专业训练方面被劳动力市场赋予更低的价值；其次，与专业教育相匹配的职位是技工和管理人员，而在劳动力市场存在职业性别分割的情况下，留给女性的而又与其专业训练相匹配的职位极其有限，由此导致具备这种训练而又渴望寻找相应职位的女性大大超过了劳动力市场所能提供的职位数，这就形成了一种人力资本拥挤现象，③从而导致女性农民工专业教育收益率的下降；最后，在女性农民工存在人力资本拥挤现象的情况下，雇主尽力压低女性雇员人力资本(专业教育)的收益率是其降低经营成本、强化自身竞争力的最容易选择的人力资源策略。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珠三角农民工的实证调查数据考察了农民工教育投资的年均收益率、不同层次教育的收益率及其性别差异，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农民工的年均教育收益率为4.4％，接受过培训的农民工比没接受过培训的农民工可以多获得6.1％的工资回报；但农民工的年均教育收益率存在性别差异：男性的收益率比女性高0.7个百分点，培训对女性农民工的工资回报是女性的2.24倍。④
农民工的教育收益率随教育水平的提高而不断上升：大专教育的年均收益率最高，中专/技校/职高教育次之，初中和普高教育最低。其中，大专教育的年均收益率是中专/技校/职高教育的2.6倍，普高教育的3.6倍，而中专/技校/职高教育的收益率比普高教育高41％。也就是说，农民工包括大专和中专/技校/职高在内的专业教育的收益率远大于初中和普高等基础教育的收益率。但男性农民工的专业教育的收益率比女性的高，而其基础教育的收益率则比女性的低。
上述结论可以为个人和政府部门的教育投资决策提供几点启示：
首先，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体力的交易场所，教育投资在这种低端劳动力市场上也有较高的回报率。这启示我们，农村劳动力即使是简单地外出务工也要注意教育的投资与积累。农村劳动力在外出务工之前最好参加正规的专业培训(女性尤应如此)，农村劳动力输出地政府和输入地政府应重视加强对流动劳动力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因为这种培训能带来较丰厚的市场回报。
其次，非全日制高等教育在农民工低端劳动力市场上有最高的收益率。根据我国户籍制度的规定，全日制大学生入学时要求迁移户口，对成教、函授、自考等非全日制大学生则没有这种要求。而农民工首先是农业户口持有者，这意味着那些拥有大专学历的农民工所受的教育主要是非全日制大学教育。在研究生和全日制本科生就业难的高校扩招时代，非全日制大学生自然是被归为不正规的、被社会瞧不起的一类。但从我们的实证分析结果看，非全日制大学教育在低端劳动力市场上有比中等教育高得多的回报率，这说明它尽管不为社会所看重，但市场却赋予了它应有的地位。它给我们的启示是，农村高中毕业生如果无缘进入全日制高等学校求学，那么接受非全日制大学教育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教育投资选择；政府在加大对全日制高校投入的同时，也不能忽视进一步规范、完善和发展非全日制高等教育。
其三，中专、技校和职高等中等职业教育是一些没有机会上重点高中的农村初中毕业生进一步求学深造的理想选择，政府应加大对中等职业教育的投入。中等职业教育和普高教育都是初中后继续学习3年，但前者的收益率高出后者40％多。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如果同样是不能或不想进一步接受高等教育，那么接受中等职业教育比接受普高教育更划算、更经济。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应进一步明确认识中等职业教育的重要性，继续深化改革和创新中等职业教育的管理体制和办学模式，以培养能充分适应市场需要的中等职业技术人才。
最后，从个人教育投资决策来看，在目前还无法根除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歧视的情况下，农村不同性别的青少年应采取不同的教育投资策略，以谋求教育投入产出的最优化。
注释：
①正是因为教育收益率有毛收益率和纯收益率的区分，而且各研究在估计纯收益率时所引入的控制变量也每每不同，因而，各研究的教育收益率不能进行简单的比较。
②这种教育收益率的换算方法可参见李实、丁赛.中国城镇教育收益率的长期变动趋势[J].中国社会科学，2003(6)：58-72.
③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性别分割现象和女性农民工人力资本拥挤现象，可以从表1中清楚地看到。表1显示，有40.3％的男性农民工充当技工和管理人员，而充当技工和管理人员的女性农民工则只有30.6％，其69.4％集中在普工中，由此可以看到，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分割现象是很明显的。表1还显示，接受过中专/技校/职高和大专教育的男性农民工为20％，而女性农民工则有20.9％，也就是说，接受过专业教育的男性农民工和女性农民工的比例相差无几，甚至女性还多了近1个百分点，但女性农民工能获得的与其专业教育相匹配的职位数则比男性少了近10个百分点。由此导致女性农民工出现人力资本拥挤现象也是很自然的。
④本文没有从培训类型(例如，简单的岗前培训和针对性较强的技能培训)和培训时间长短等方面对培训做进一步区分，从而使得培训这个概念显得含糊，不能区分不同培训的收益率；另一方面，本文也没有深入分析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农民工在培训收益率方面的差异。我们希望在今后的教育调查中完善这些方面的研究，并对这些问题做专门的分析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