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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02（2004）05-0020-05
一
“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它对我国改革发展，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具有深远意义，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这涉及政府职能的转换，是一场深刻的变革，要使科学发展观在各级政府中得到落实，在人们头脑中成为习以为常的理念并非易事，还需作艰苦努力，必须有强有力的政策和制度建设。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追求GDP增长的速度当作头等大事来抓。改革开放之前的发展观和发展战略是“重经济、轻社会”，“重生产、轻生活”。改革开放后，虽然也强调经济社会要协调发展，在六五计划开始时，把国民经济计划改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计划统计部门都专设了社会发展司，看起来似乎重视了社会发展，但实际上在战略决策上没有根本的改变，由于追求经济的高速度而使社会发展比重有所下降。下面用历年的统计数据来反映我国社会发展投入偏低的情况。
年份 社会发展总支出（亿元） 占GDP（％） 社会发展基建投资（亿元） 占全国基建总投资（％） 社会发展投资与经济及其他投资的比例
一五（1953-1957）
181
3.8 44.6
7.6
1∶13
二五（1958-1962）
374
4.2 46.4
3.8
1∶26
三五调整（1963-1965）
189
4.3 24.1
5.7
1∶18
三五（1969-1970）
289
3.0 27.4
2.8
1∶36
四五（1971-1975）
444
3.3 55.5
3.2
1∶31
五五（1976-1980）
810
4.4 127.8
5.5
1∶18
六五（1981-1985） 1649
5.1 353.5 10.4
1∶10
七五（1986-1990） 3408
4.7 479.0 10.3
1∶10
八五（1991-1995） 7255
3.91631.0
6.9
1∶14
九五（1996-2000） 16128
4.14387.0
7.8
1∶13
2001
4971
5.21343.3
9.1
1∶11
2002
6001
5.71649.1
9.3
1∶11
2003
7282
6.22289.5 10.1
1∶10
说明：1.社会发展总支出包括文教卫生体育科研社会福利的事业费和基建投资，不包括农村集体及个体投资和更新改造。
2.本表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的资料整理，均按当年价格计算比重，以下各表同。
上表的数据表明，社会发展总支出虽然绝对额有了很大提高，但与经济发展相比较，比例很低，而且历年变化不大。在改革开放前，占GDP的比例在3-4％之间，改革开放后以“六五”时期为最高，达5.1％，以后即降至4％左右。至2001年后因增加了教育投资，使社会发展总支出的比例又提高到5.2％，2003年总支出为7282亿元，比例提高到6.2％，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但用于经济及其他总支出占94％，仍占据了绝对优势。直接用于提高人口素质、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社会福利、科研等支出只占GDP的6％左右，比例提高很慢，说明社会发展的增长幅度慢于GDP的增长幅度。
在2003年全国22729亿元的基建投资中用于社会发展的基本建设投资仅2290亿元，占总投资额的10.1％，这还是近年来的较高水平。上世纪60-70年代曾降至3％左右，80年代曾提高到10％以上，但90年代又降至7％左右。长期以来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投资的比例是1∶13，这就是说有90％以上的资金用于经济和其他建设。
由于过去长期追求GDP增长的速度，忽视了内部合理的产业结构和市场需求，甚至牺牲了环境和资源的平衡，使经济效益和投资效果十分低下。如1979-2003年25年GDP的年均递增达9.4％，却并没有带来收入的高增长和技术产业的快速升级，没有成为现代化国家，依旧是经济科技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日本、韩国等经济高增长20多年已步入了现代化国家的行列。主要原因是我国高速度主要是靠外延、扩大投资而获得的，投资占GDP的比例即投资率，在“六五”期间为25％，“九五”即提高到36％，2003年更提高至47％，而且由于投资过热引发了原材料、燃料的紧张，重复建设和盲目建设造成了大量的半截子工程和烂尾楼。过度的投入，使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继家电、汽车两轮重复建设后，电子信息、新材料等“高新”项目又在全国遍地开花，造成新的重复建设，产品积压严重，而且是粗放式的高消耗经营。据统计，历年累计库存已高达4万多亿元，相当于GDP的40％左右，各地的房地产热造成房屋空置率高达26％，银行的不良资产也高达20％左右，经处置，资产损失率已达40％以上。据中科院的专家估计，在1985-2000年高速增长创造的国民财富中约有1/5为“损失成本和借用成本”。
真正能反映经济效益的是工业企业总资产贡献率和投资效果系数，这两项指标25年中分别下降了54％和59％，平均每年递减3.1％和3.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991-2003年年均递增21％，按可比价格计算，递增15％，快于同期GDP递增9.7％的速度，使每百元投资新增的GDP由1978年的52.7元降至2003年的21.6元，如果按1978年的投资效果系数计算，就可增加GDP17142亿元，也就是说，如提高投资效益，就可避免损失GDP1.7万多亿元。又如工业总资产贡献率提高到1978年的水平，就可增加利税1.8万亿元。可见，由于单纯追求经济速度，忽视效益，损失是很惨重的，损失的绝对额已大大高于社会发展总支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提高经济效益的潜力是很大的。
在转型时期，由于没有强调以人为本，经济与社会的不够协调，忽视城乡的全面发展，农业发展滞后，分配不公，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民主法制不健全等，造成了许多社会不稳定因素。如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贫富差距扩大、犯罪率腐败率升高、失业人数增加、生态环境恶化等社会问题也在我国普遍出现，并呈加剧的趋势。根据笔者选择的37个指标建立的社会经济协调度指标体系，对改革开放以来的25年的综合评价，由11个指标组成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指数均出现了负增长。25年两者分别递减2.0％和1.3％，它影响了综合指数的增长。如经济社会26个指标的综合指数年均递增为5.6％，若包括社会秩序、社会稳定11个指标综合计算，年均递增只有4.2％，影响了综合指数1.4个百分点，影响度为25％。这充分反映了在转型时期的不稳定因素直接影响着整个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拖了发展的后腿。
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发展阶段，今后仍将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要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为目标，为实现新时期的目标，必须协调和缓解社会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在经济建设中要实现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的统一，要从过去依靠增加投入、追求数量转到依靠科技进步、改善管理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从扩大外延转到以提高内涵、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
把可持续发展放在突出的地位，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实现经济社会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坚持控制人口增长，保护环境、保护资源，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
反思改革开放以来走过的历程，今后要彻底改变片面追求速度的考核指标，计划统计部门应尽快出台绿色GDP的计算方法，对各级政府应提出一套切合实际的考核指标，考核指标应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发展观，经济效益、投资效果、环境质量、安全生产等质量指标。
二
以下着重对社会发展中的教育和卫生方面作一些重点分析。
1.公共教育经费投入过低，教育机会不均
在现代化过程中，各国都认识到教育是培养人才、技术创新的基础，把发展教育事业视作实现现代化、振兴国家、进行国际竞争的战略性产业。如美国经济发展强劲，主要得益于教育事业的发展，不仅每年创造2000亿美元的教育收入，还成为吸引世界精英的动力，它垄断了世界教育市场的40％；日本在人均GDP1000美元时，投入教育经费就占GDP的5％，只用了20年，就实现了现代化，成为世界强国之一。据联合国统计，在世界百万人口以上的130个国家平均，公共教育经费占GNP的比例由1980年的4.4％提高到1996年的4.8％，低收入国家由3.4％提高到3.9％，高收入国家己达5.5％，其中美国、加拿大、丹麦、瑞典等国已高达7-8％左右。以上各国由于教育经费的增长快于经济的增长，教育弹性系数均在1％以上。
我国教育事业基础差，新中国成立以来偏重物质生产投资、忽视智力投资，十年动乱中又受到严重摧残，改革开放后虽得到恢复与发展，但偏重物质投资的倾向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来，所以教育占GDP的比例一直徘徊在2％左右。为了与国际可比，中国用预算内教育经费也即公共教育经费（包括事业费和基建投资）占GDP的比例，大致与国外的公共教育经费是可比的。详见下表：
年份预算内教育经费（亿元） 占GDP（％）
1952 10.93
1.5
1957 23.05
2.1
1962 24.61
2.2
1965 31.97
1.9
1970 27.56
1.2
1975 51.40
1.7
1978 70.80
2.0
1985 255.13
2.8
1990 386.18
2.1
1995 1028.4
1.8
1996 1211.9
1.8
1997 1357.7
1.8
1998 1565.6
2.1
1990 1815.8
2.2
2000 2085.7
2.3
2001 2582.4
2.7
2002
3114
3.0
2003
3740（估计）
3.2
上表1952-2001年50年的公共教育经费占GDP比例，最低为1970年，只占1.2％，最高为1985年，占2.8％，以后各年均低于28％，比例没有显著上升，1995-1997年降至1.8％，到2002年教育经费增至3114亿元，比例上升至3.0％，2003年估计能达3740亿元，占GDP3.2％，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长期以来教育经费的增长慢于GDP的增长，教育弹性系数一直低于1％，按人口平均2003年只有290元，折合成美元仅35美元，只相当于美国上世纪90年代1400多美元的2.7％。
在10多年前，教育部门曾发布了《1991-2000年十年教育发展纲要》，提出教育经费占GDP4％的要求，但一直没有完成，到2003年还差0.8个百分点，仅完成纲要的80％。为什么没有完成，至今没有见到有关部门作出反应和说明。
教育经费不仅总额少，而且分配极不公平，教育机会不均，并且十多年来有扩大趋势。首先是城乡分配不均，据2001年的统计，小学生和初中生每个学生平均经费，城市分别为1894元和1838元，农村为494元和464元，城市比农村高2.8倍和3.0倍。农民收入低，农村贫困地区减免学杂费的只有2-3％，许多适龄儿童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而成为新文盲。其次在教育结构上，对高等教育投入偏多，对基础教育投入偏少，农村义务教育绝大部分由农民负担。义务教育的财政拨款主要来自农民交纳的税费，由于义务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不足，使地区之间义务教育经费的分配不均达到惊人程度，如京、沪大学的入学率已达40％，而贵州初中入学率只有52％，目前农村拖欠教师工资和挪用挤占基础教育经费的现象仍较普遍。由于对基础教育投入不足，2002年抽样调查，15岁以上文盲率达11.6％，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4.4％，教育事业的落后状况与当前现代化建设对人才的需要是极不适应的。
要改变教育事业的落后状况，首先要彻底解决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问题，建议把教育投入比例纳入法制轨道，应在中央财政支出中占有稳定的、合理的比例，到2010年，应使预算内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达到4-5％，2020年提高到5.5％。公共教育经费是纳税人贡献的资源，在资源分配中必须客观公正，政府应起主导作用，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应有法可依、执法必严，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公共教育财政体制，加大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真正使九年制义务教育得到普及。
2.公共卫生经费投入不足，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扭转
卫生经费的投入更少，占GDP的比例长期徘徊在0.4-0.5％之间，历年呈下降趋势。据统计，预算内卫生事业费和卫生基建投资，2002年为866.5亿元，占GDP由上年的0.52％上升为0.83％，达到了“六五”时期的平均水平。详见下表：
卫生经费（事 其中卫生
业费和基建 占GDP（％） 投资占基建
投资）（亿元）
总投资（％）
一五时期1953-1957年21.030.451.1
二五时期1958-1962年28.190.430.4
三五调整1963-1965年21.510.490.6
三五时期1966-1970年47.790.500.3
四五时期1970-1975年74.620.550.5
五五时期1976-1980年
131.930.720.8
六五时期]981-1985年
267.970.831.5
七五时期1986-1990年
449.610.621.3
八五时期1991-1995年
864.090.461.0
九五时期1996-2000年 1762.590.451.1
1990年 99.790.541.2
1995年236.700.401.0
2000年425.060.481.1
2001年496.100.521.2
2002年 866.50.831.3
2003年估计 10400.891.4
上表中比例最高的是六五时期，卫生经费占GDP达0.83％，卫生基建投资占总投资1.5％，以后各时期均低于六五、七五时期的水平，反映了卫生经费的增长慢于GDP的增长。考察卫生投入与国民经济增长是否协调，可用卫生经费的增长率和GDP增长率之间的比值，称为卫生弹性系数。世界发达国家卫生弹性系数在1.4-2％左右，如加拿大、日本、法国、英国、意大利、德国、美国均在1.4-1.9％之间，瑞典、西班牙高达2％，表明卫生费用增长快于GDP的增长。我国则相反，由于政府投入的卫生经费慢于GDP的增长，1991-2002年的12年间，弹性系数只有0.96％。
在医疗资源十分短缺的情况下，资源分配严重不公平。据卫生部统计，医疗卫生资源约有80％集中在城市，其中2/3又集中在大医院，用于农村的卫生经费占全部卫生经费的比例，从1991年的20％降至2000年的10％，其中专项的农村卫生经费只有1.3％，农民人均卫生事业经费只有12元，仅为城市居民的28％。乡镇卫生院由于政府投入不足，1/3已完全倒闭，1/3半死不活，只有1/3正常运转，2001年每千人口医生数农村为1.17人，仅为城市2.32人的一半，还有10％的农村没有医疗点。农村合作医疗已名存实亡，由于农民没有医疗保险，收入水平低，医疗费昂贵，看不起病的现象很普遍。据卫生部抽样调查，在贫困地区患病未就诊的达72％，应住院而未住院的高达89％，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达50％。据有关部门调查，当前我国39％的城镇人口消费了95％的医药资源，而61％的农村人口医药消费仅占5％，而且农村过期失效药品多、假劣药品多、游医药贩多，严重危害了农民的生命安全。
城镇的医疗保险制度还很不完善，覆盖面低，效益差的企业职工虽参加了医疗保险，但却报销不了医疗费，农村则基本上是自费医疗。医疗费个人支出比例上升，近十几年医疗费猛涨，大大加重了患者负担。据卫生部统计，综合医院每一诊疗人次的医疗费，从1990年的10.9元上涨至2002年的99.6；元上涨了8.1倍，同期平均每一出院者住院医疗费由473元升至3598元，上涨了6.6倍，医疗费用的上涨幅度大大超过了同期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增幅。
在卫生医疗总费用的构成中，个人支出占六成。政府投入的比例由1991年的22.8％降至2001年的15.5％，社会投入比例由38.4％降为24.0％，而个人医疗支出由38.8％上升至60.5％，个人费用从345.2亿元增至3113.3亿元，10年中增长了8倍，同期政府投入只增长3倍，社会投入增长2.6倍。以上数据表明，在医疗费中，政府投入只占六分之一，而且增长慢，支出比例最大的是个人，占总量近三分之二，增长最快，反映了政府投入不足，加重了个人负担。目前城乡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者，对医疗费过高，感到不堪重负，已成为生活中的后顾之忧，也是近年来储蓄猛增、消费不振的主要因素。据国务院纠风办的调查，在城市因医疗费用太贵，也有半数的居民有病不敢看，就诊率比5年前下降了19％。
公共卫生体系不健全，长期重治轻防，缺乏应急机制，传染病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卫生部在2003年上半年公布的传染病病例共发生100万例，发病数虽比上年同期下降4.3％，但死亡数上升了9.9％，其中非典型肺炎死亡348例，居死亡数第四位，病死率居第五位，它的流行，对全国经济损失也是巨大的。另据流行病学调查，乙肝病毒携带者已占总人口10％，慢性乙肝病人约有1300万，每年有30万人死于肝硬化和肝癌。艾滋病感染者累计已达100万人，据专家预测，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到2010年，将超过1000万，防治形势十分严峻。在上世纪60年代已消灭了的传染病和血吸虫等地方病又死灰复燃。
卫生事业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据卫生部测算，目前全国城乡居民因病、损伤和早亡，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GDP的8.2％，因病和损伤所消耗的医疗费相当于GDP的6.4％，两者合计占14.6％。相反如果重视和健全卫生体系，不仅可以大大减少损失和医疗费，比如采取以预防为主的方针，“健康就是财富”，投资卫生保健事业可带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据世界卫生组织测算，通过预防保健手段，挽回一个“生命年”就可获得年收入500多美元，挽回100万人的“生命年”，就是5亿美元。
在1997年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曾提出了卫生工作的奋斗目标：“到2000年初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包括卫生服务、医疗保障、卫生执法监督的卫生体系，基本实现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国民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并提出：“到本世纪末，争取全社会卫生总费用达到占GDP5％左右。”从现在的实际情况来看，还存在较大差距，至今尚未实现“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卫生体系也很不完善。据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的报告，全国约有近1亿人口没有获得医疗服务，各级卫生事业费均低于规划目标。卫生部统计的卫生总费用虽已达到GDP的5.3％，但政府投入的卫生经费和公费医疗仅占GDP0.8％，社会和个人费用占了4.5％。个人医疗费用所占比例的不断上升，把它作为卫生工作的目标来完成是不恰当的，应强调把政府投入比例的上升作为卫生工作的目标。
据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对191个成员国的卫生绩效进行的评估排序，中国居第144位，在卫生负担公平性的评价排序中，中国居第188位，比印度、埃及、巴基斯坦、缅甸还低，属于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国家，说明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与世界水平有较大差距。
要保证实现政府提出的“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目标”，应增加公共卫生经费投入比例，从目前占GDP0.8％提高到1-1.5％以上，卫生弹性系数提高到1％以上，应将投入比例明确纳入社会发展规划中。改善卫生资源的合理配置，必须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加强以农村为重点的卫生工作，使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低收入人口优先受益。要认真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进一步加强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卫生执法监督体系建设和医疗救助体系建设，全面提高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能力。加快城镇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扩大覆盖面，在农村要建立由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达到减轻居民负担，提高全民族的健康水平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