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青[1]2002年在《互动、社会资本与可持续发展中的技术扩散》文中提出可持续发展在当前已经成为全球性的话题，对于各国而言，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自然资源消耗水平的降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吸收具有低消耗生产技术的能力。因为，只有当采取那些对自然资源和环境服务要求较低的新技术来取代自然资源密集型的旧技术成为可能时，经济结构的转换才能得以真正实现，同时那些旨在消除自然资源市场价格扭曲现象进而保护环境的政策才有可能、或者更有可能真正的发挥作用。因此，具备低消耗、高产出特性的新技术的扩散将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可持续上扮演重要的作用。但当前主要的可持续增长宏观模型尽管已经认识到技术进步的重要性，却都没有对此进行深入的分析。一方面，大多数模型都是将技术进步作为外生的给定因素进行处理；另一方面，那些试图将技术进步内生化的研究却又往往将技术扩散过程排除在外。而就最近的一些技术扩散模型而言，它们更多将重点放在技术扩散的供给过程上，也就是“干中学”和不确定性水平（成本收益的不确定性）的降低上，却很少关注技术扩散的需求过程，特别是忽略了在需求过程中，技术的潜在应用者通过社会互动获取的信息数量和质量对技术扩散的作用。而经验研究已经表明在发展中国家，解释新技术采用概率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潜在采用者社会网络的规模（Boahene et al.，1999），这一研究意味着嵌入于社会互动的学习过程不仅是促使新技术在发展中国家扩散的根本性动力，同时也是不确定性的主要来源。因而，体现为“决定社会互动过程的社会网络、规范和制度”的社会资本和技术扩散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综上所述，可持续发展过程不仅仅是一个人力资本、生产资本和自然资本相协调的过程，而且更是技术扩散内生化的动态变化过程，在此，它还间接的受到经济个体间互动关系的影响。本文构建了强调社会资本因素的技术扩散内生化的可持续增长模型，并提出了影响强可持续性发展的政策框架。本文认为受到社会资本影响的技术扩散过程对可持续发展有着内生性的决定作用，本文将在此观点基础上逐章展开以下叁个方面的分析：1、 社会资本自身的决定机制；2、 社会资本对于技术扩散的影响机制；3、 技术扩散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机制。具体而言，第一篇总论包括两个部分：前言部分对研究缘起、研究思路、研究方法、意义以及全文的结构安排做出简单介绍，第二章开始讨论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测度和决定因素，以从中引出技术扩散的因素；第二篇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由叁个部分构成：第叁章引入社会资本，对社会资本进行理论综述和解释，让<WP=8>读者可以对这个概念进行全面的了解，从而为理解它与技术扩散之间的关系做准备。第四章是对传统的行为选择理论进行互动化的改造，为处于互动环境中的技术选择行为及其扩散提供初步的理论模型。第五章则对第叁章的功能性延续，讨论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从中指出社会资本与微宏观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相关关系；第叁篇社会资本、技术扩散与可持续发展包含叁章内容：第六章展开对技术扩散决定机制的研究，创新性的将社会资本应用于技术扩散过程的分析，并进一步的分析了几种互动模型对于技术扩散的影响。第七章是构建受到社会资本影响的技术扩散内生化的可持续增长模型，其中的重点在于技术选择过程的分析上。第八章是在第七章的宏观经济模型基础上提出应用性的政策分析框架，指出在外部性的作用下，我们需要进行技术激励
李志青[2]2004年在《社会资本、技术扩散与可持续发展》文中研究说明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球性的话题 ,对于各国而言 ,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 ,自然资源消耗水平的降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具有吸收低消耗生产技术的能力。因为只有当采取那些对自然资源和环境服务要求较低的新技术来取代自然资源密集型的旧技术成为可能时 ,经济结构的转换才能得以真正实现 ,同时那些旨在消除自然资源市场价格扭曲现象进而保护环境的政策才有可能真正发挥作用。本文以这一现实问题为导向 ,对可持续发展、技术扩散、社会资本叁者之间的相互影响机制进行了梯度性分析。文章指出 ,受到社会资本影响的技术扩散过程对可持续发展有着内生性的激励作用。
董莹[3]2016年在《全要素生产率视角下的农业技术进步及其溢出效应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技术进步是供给侧领域的永恒主题,农业技术进步作为农业发展的根本途径在中央一号文件中被反复强调。随着空间关联性与产业融合的不断推进,对单一地区或产业技术进步的简单研究加总无法准确反映技术进步的全貌。因此,本研究基于相关理论归纳构建的总体理论框架,结合SFA与MFA模型、Moran's I指数、PSM方法和CGE模型等方法,从全要素生产率视角切入农业技术进步直接效果的研究,并进一步研究其通过要素与产品市场产生的间接溢出效应,旨在把握农业技术进步的地区、产业的系统性结构特征、明确其驱动因素与所受影响机制,进而探究其对外部经济与环境的作用。对直接效果的研究包括特征与影响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特征主要研究历史演变与现状,空间与产业特点,第二部分着重从技术禀赋与组织化程度视角展开影响剖析；第叁部分溢出效应的探究包括经济、环境效应,并由七个主要章节展开。主要结论概括如下：(1)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历史演变与现状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农业技术进步呈现明显的机械型要素代替劳动、生物化学型补充土地的趋势；外部财政支农保障经费加速增长,重心从中央向地方转移,科研转化能力提升且回报率较高,技术推广人员缓慢增长至稳；技术进步率围绕5%水平周期性波动,且波动幅度与区域差异逐年减弱。(2)综合考虑空间因素下的农业技术进步空间收敛性的研究表明：西部区域内部技术效率提升潜力较大；区域间技术进步转化水平拉动的综合技术进步水平呈现中西部向东部地区的收敛,空间相关性在1981-2009年起到了显着推动作用,而此后的空间作用明显减弱。(3)对农业技术进步的产业差异的系统性研究发现：粮食类与经济类作物产业技术进步普遍放缓,蔬果产业技术进步存在波动性加速,畜牧业产业整体技术进步存在周期波动性放缓；要素结构优化的技术效率改进是其驱动因素,而科技转化能力则成为农业技术进步的阻碍因素。(4)技术禀赋对全过程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技术禀赋对技术采用决策与应用后效果差异影响明显。其中,需求、补贴以及种植经验等技术禀赋对采用决策影响明显,经营管理能力对要素结构的优化与产出效率的发挥具有显着正向作用,且具有年轻化、专业化、适度规模化等良性发展特性的能力较高农户更具推动农业技术进步的优势。(5)组织化程度对农业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组织化程度对农户技术水平有显着影响；其中,农资购买与技术指导两项服务增强技术进步水平的作用明显；天津、辽宁地区效果尤其明显；组织化程度解释了88.54%的技术进步水平转化能力与5505元的产值差异。(6)农业技术进步的系统性经济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农业技术进步能大幅提高农产品国际市场竞争力；促进其他产业经济发展,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效应尤其显着；短期地区居民人均收入差距被拉大,但地区工资差异有所缓解；长期随地区总产出与就业增加会加快中西部向东部地区的“追赶”；加速了农民增收与农村劳动转移,促进了城乡居民粮食消费收敛。(7)对内生性农业技术进步的环境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能源类要素的密集性投入的负向环境溢出加剧,而通过能源效率缓解负向溢出的能力却在倒退；狭义技术进步、技术效率改善、规模效应的发挥起到了积极作用,而替代要素效率下降则成为主要的短板。
朱月季[4]2015年在《中国对非洲的农业技术援助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二十一世纪以来,发展中国家作为新兴力量逐渐崛起,使得全球政治与经济秩序面临急剧深刻变革。非洲大陆在各国未来发展中的战略地位迅速得到凸显,另一方面非洲地区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仍然面临严重的贫困与饥饿等问题,国际社会对非洲的发展援助规模骤然上升,中国作为新兴的援助国在非洲的发展援助受到越来越多学者们的关注。2000年,中国与非洲成立“中非合作论坛”,标志着中国对非洲的援助走向机制化阶段。2014年《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和2015年最新发布的《中国对非洲的政策文件》,表明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开始重视有政策依据的稳定性和长期性。随着中非双边对话平台的拓展,中非双边合作越来越密切,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援助规模也在不断扩大。据AidData的数据估计,2011年中国对非洲的双边援助项目总额已经超过27亿美元。相对于近年来中国迅速攀升的对非援助力度,有关中国对非洲援助的研究尚处于缓慢起步阶段。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还是从宏观视角的援助阶段介绍、项目的评述与政策建议等。一方面中国对非援助相关数据较难获得,对研究造成了一定困难：另一方面中国对非援助还未成规范化的体系,亟待改进和完善。从资源转移的角度,本文将中国在非洲的援助划分为资金援助、技术援助和物资援助。其中,技术援助是中国对非援助的重点,以农业为主导的非洲国家决定了中国在非洲的技术援助主要以农业技术为主。中国是以小农经营模式为主的农业大国,在农业发展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中国的农业技术与非洲丰沛的农业资源的结合将为非洲经济发展和中非农业合作创造出巨大的潜力。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历来倡导“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理念,在南南合作框架的推动下,近年来中国向非洲不断加大了农业技术援助与合作的力度。目前,中国已经在非洲援助建设20多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向非洲派遣的农业技术专家数以千计。中国农业技术援非的现状与效果如何?要提升农业技术援非的效果,就必须弄清楚农业技术在非洲的扩散受哪些因素影响。由此,本文主要的研究内容如下：首先,分析总结以农业技术专家派遣和援建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两种模式下的农业技术援助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其次,从农户的微观视角,重点考察了农业技术在农户之间扩散的动态过程以及技术采用的影响因素：最后,通过对美国援非政策演变和特点的梳理,从宏观层面总结中国对非援助在制度上的不足并提出改进方向与建议。根据研究内容,本文确立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具体如下：第一,对援非专家实施问卷调查与开放式问题访谈,从援非专家的视角考察以派遣农技专家模式进行技术援非的效果及存在的问题：选取中国首个在非洲援助建成的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作为典型案例,通过实地考察与访谈方法进行数据资料收集,总结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运行现状与存在的问题；第二,采用基于主体建模仿真方法,对新技术在农户群体中的扩散进行了动态演化分析,并以埃塞俄比亚为例,收集农户样本数据,以Logit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户技术采纳决策的影响因素,为演化分析提供了一定的证据支持：第叁,利用比较分析方法,对美国援助非洲的政策演变与机制框架进行了梳理,为中国对非技术援助的制度化发展提供方向。最后,本文主要得到以下结论。第一,以派遣农技专家模式对非进行技术援助的效果并不乐观,语言差异带来的沟通障碍、援非工作缺乏事前目标规划、项目经费管理不规范等问题,造成了专家在非洲工作的效率不高、目标不具体、工作积极性降低。第二,首个中非农业技术示范中心的试验运行总体上受到了当地政府的欢迎和认可,但仍需要双方政府进一步的政策支持,为项目运行所需要的物资进口提供便利,推动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后期的可持续性发展,切实保障中方在非洲的人身、财产安全,并进一步促进中非双方管理与技术层面的实质性合作。第叁,农户是农业技术援助的最终接受者。农业技术扩散的演化分析表明,农户间的学习是技术在农户群体中扩散的重要推动力量,关于传统技术的社会规范减缓了新技术在农户群体中的扩散。农户个体的社会网络扩大有助于农户关于新技术的知识传递,但当扩大到一定极限会使传统技术的社会规范难以打破,新技术难以得到大范围的扩散。埃塞俄比亚的实地调研与分析结果表明,家庭资源如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土地规模对农户采纳新技术的决策存在显着的反向影响。作物种植面积、农户感知的技术有用性和易用性对农户采纳新技术存在显着的正向影响。农户感知的关于传统技术的社会规范对农户采纳新技术存在显着的负面影响,佐证了演化分析的相关结论。第四,对比美国的非洲援助,今后中国在非洲的技术援助应该在援助政策连续化、援助管理科学化、援助数据透明化和援助实施多边化等方面努力与国际先进经验接轨,从宏观制度上保障中国在非洲技术援助的有效性、长期性与稳定性,推动中非农业合作迈向新阶段。
张路蓬, 薛澜, 周源, 潘美娟[5]2019年在《社会资本引导下的新兴产业技术扩散网络形成机理与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在社会资本引导下所形成的技术扩散网络,成为创新主体之间进行合作交流的平台,为新兴产业实现其市场价值提供了发展渠道与路径。本文基于社会资本理论,分析了新兴产业技术扩散网络的形成机理,构建了基于关系资本、结构资本以及认知资本对新兴技术扩散网络形成的作用模型。利用纵向网络模型,对全球引用率最高的93家企业2001-2015年人工智能产业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扩散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关系资本和认知资本对新兴技术扩散网络的形成具有部分正影响;结构资本中的双边式传递对技术扩散网络的形成产生负影响;新兴产业的技术扩散网络由"规模互补—合作"导向逐渐演化为"研发互补—竞争"导向。
王志平[6]2013年在《我国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时空分异与仿真模拟》文中研究表明绿色技术创新对促进区域经济的转型与调整,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具有积极的意义。本文围绕企业的主体作用、政府的主导作用、市场的催化作用,以实现波特假设为目标,从空间与时间维度建立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力模型与扩散模型,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机制分析；再从绿色技术创新的内涵出发,围绕绿色经济效益维度、创新资源利用维度及生态效益维度,采用前沿效率参数模型,测度了区域绿色技术创新的维度效率,并通过客观赋权测度综合效率；运用空间统计方法,构建不同类型空间矩阵,考察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维度属性及其空间影响路径,利用经典的空间模型及空间收敛模型,分析区域绿色技术创新维度效率及综合效率的空间地理特征及其演化趋势,以把握区域效率的基本地理规律特征；基于实证结果及机制分析,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形成与发展进行基础仿真及维度仿真,以此为实证分析的拓展与补充,对机制分析的深化。本研究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与扩散机制围绕着绿色技术创新的叁个内在维度,从时空角度建立了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力模型与扩散模型。绿色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分析认为,企业利益基础是绿色技术创新的根本动力；政府作为主导因素,其制度安排政策取舍是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主导力和基本推动力；市场是绿色技术创新得以实现的归宿,通过绿色认证与绿色市场的作用产生影响。绿色技术创新扩散机制是指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下促使绿色创新技术影响力不断放大,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各种要素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的方式以及关系的总和。绿色技术创新的运行扩散机制的分析,彰显了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在区域层面的价值机理。(2)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维度属性及其区域特征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叁个维度分析表明：绿色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技术进步与人文精神的复归相融合,逐步消除“科技异化”；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发挥受到特定区域创新环境与创新资源的制约,这也影响着企业技术创新的取向与范围；生态足迹对社会影响的滞后性使得因果关系变得模糊,导致了生态足迹的隐蔽性及累积迭加性。只有强调对资源的循环利用,降低环境的承受压力,才能使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维持平衡发展。绿色GDP内部差异分析表明,西部分化特征最为明显,中部差异与波动最小；北京作为研发机构科技人员投入以及政府经费投入最大的地区,是政策指向形成全国研发中心；以市场作用形成的研发中心主要是经济规模最大的几个东部省份以及社会经济发达的上海。区域生态足迹呈现东中西部递减的特征,各省区市生态足迹占用差异有逐年增大的趋势；社会经济高度发达,人口密集的大都市,人均生态足迹较大；而中西部部分资源性省区以较大的生态代价追求经济快速发展,也导致较大的人均生态足迹。(3)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地理空间特征技术外溢对区域的影响呈东、中、西递减的格局。无论是以技术外溢的赫芬达尔指数还是基尼系数考察,省域技术外溢的集聚度都呈上升的趋势,且对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显着影响；分别以ROOK邻近矩阵、距离矩阵、吸引力矩阵叁种形式对SLM与SEM的ML估计对比表明,吸引力矩阵考虑了相邻地区间的异质性,而非简单把毗邻地区同质对待,而具备更优的估计结果。省域间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存在着正的空间相关,这种空间分布表明效率的空间聚集；对外贸易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不显着,但与之有创新互动地区的进出口却对考察地具有统计上显着的正的影响,表明区域间的竞争激励效应有利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外商直接投资无论是与考察地有创新往来地区W.FDI,还是本地的FDI,不仅统计上都显着,且都对考察地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具有正的影响；人力资本与邻接地人力资本存在着零和效应,人力资本从本地流向外地会导致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降低,反之则对本地区绿色创新效率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4)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空间演化特征叁个维度效率的空间收敛性分析表明：绿色技术效率的时间趋势参数η统计上并不显著,各省级单位绿色技术效率整体上的稳定性,并无明显随时间变化的特征；第一阶段研发效率不存在与空间地理位置相联系的赶超现象；第二阶段创新成果转化效率存在空间收敛现象；由两阶段综合得到的创新资源利用效率也存在着效率追赶现象；全国生态效率水平有待提高,发展的差异程度使得生态效率的差异程度加大,这使得生态效率并无明显的空间收敛特征。由叁个维度效率客观赋权得到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在叁种空间权重矩阵下都不存在空间β绝对收敛特征。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条件收敛性分析表明：以结构变量(R&D经费投入、人力资本密度等)以及条件变量(技术溢出、环境治理力度、经济发展水平、FDI等)为控制变量,在ROOK矩阵形式下的SLM在统计上各主要指标相对显着,因而是优选的模型。空间技术外溢对效率收敛性的影响较大,而R&D经费投入对省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相对较小,在控制R&D经费投入与空间技术外溢指标条件下,各省市(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将以4.87%的速度收敛。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俱乐部收敛考察表明：对初始效率水平较高的组,空间效应显着存在,但不存在β绝对收敛,相反,效率水平差异有加大的趋势；对效率水平较低的组,空间效应统计上并不十分显着,但存在β绝对收敛,统计上支持SLM模型的存在。也即,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表现出在低水平上收敛的趋势,在绿色创新效率水平较高的聚集地区,差异程度有加大的特征。(5)基于NetLogo平台的仿真模拟仿真模拟的维度分析表明,技术溢出虽然对增加区域绿色收益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加强对技术创新知识产权保护,鼓励更多的原始创新显然也是政策不容忽视的问题；绿色创新资源利用效率具有相对稳定性：只有通过一定时间的积累,提升技术知识储量以及对技术知识的吸收能力,才能实现更多的绿色创新产出；只有持续不断地进行绿色创新技术的开发、引进,促进更新的绿色技术发展,才能确保将生态资源消耗控制在维持其自身平衡的阈值内。以下叁点是本文创新与贡献：①针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测度困难,本文从绿色技术创新的维度特征出发,测定维度效率,并通过客观赋权得到绿色技术创新综合效率,这是对技术创新效率评价方法的有益探索。②仅以地理邻接矩阵进行空间统计分析具有较大的局限性。本文以ROOK邻接矩阵为基础,进一步构建距离矩阵及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联系的吸引力矩阵进行空间模型的对比分析,以测算出的技术溢出面板数据为配合,进行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空间影响路径的考察,这是对空间模型分析的积极拓展。③围绕绿色技术创新的维度特征,以机制分析为基础,以实证分析为主体,以仿真分析为拓展与补充,把叁种有效结合。对维度效率测度,维度效率空间特征与演化,维度效率仿真进行有机结合分析,是对传统效率分析的深化。
任端阳[7]2017年在《我国农业知识产权与智慧农业发展对策研究》文中指出农业是我国的基础产业,对于我国的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我国农业知识产权申请数量不断增长,研发实力不断增强,但是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却并不顺利,大量的专利被搁置,无法创造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造成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不高。此外,在国家大力推行"一带一路"战略的背景下,我国的农产品不仅要面临国际上的竞争,还要满足区域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而解决的办法就是以农业科技化为途径,发展智慧农业,将农业研发成果应用到农业生产中去,利用大数据平台、"互联网+"等现代技术手段,改变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实现农业生产的现代化、清洁化。同时利用植物新品种、地理标志等研究成果,不断提升农产品的竞争力,实现产品多样化。以农业科技成果应用带动智慧农业的发展,除了能够提升农业产业结构之外,还能够与我国的"精准扶贫'工作相结合,以科技改造农业,帮助农民脱贫致富;能够提升能源的利用效率,对环境改善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需要关注农业知识产权运营机制构建,实现农业科技成果与智慧农业发展相对接,加速知识的扩散和创新要素的流动,促进农业产业的升级与发展。本文通过总结和借鉴国际上农业知识产权运营的主要模式,利用社会网络、案例研究等方法分析了我国农业知识产权发展现状及遇到的问题,并与我国智慧农业典型发展模式相结合,利用开放式创新网络框架和技术扩散机理,制定出我国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路径。在此基础上,研究基于农业R&D研发投入对于农业科技成果产出的影响,分析出农业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的影响因素,有利于农业高校项目管理和资源投入。紧接着从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影响因素及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路径入手,构建出我国高校农业科技成果运营机制,并从系统角度对农业科技成果的共享与保护机制、中介机制以及市场化与产业化等多个子系统进行了讨论,分析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系统结构与系统动力等问题。之后,利用层次分析-模糊评价的方法对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绩效评价体系进行构建,筛选出与科技成果应用与智慧农业发展相关的指标,从而全面评估农业知识产权对于智慧农业发展的影响。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通过相关的文献研究评述,发现现有研究对于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关注度不高,且大部分的研究停留在农业科技成果的保护以及转化模式相关介绍,同时也并没有研究将农业知识产权运营与智慧农业发展相关联,提出的对策建议也仅针对某一方面,未能对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路径进行整体设计。本研究在之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相关主题的研究进行深化,并且丰富农业知识产权运营相关的内容,针对所研究的问题提出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对策,以提升农业知识产权运营水平,促进我国智慧农业的发展。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叁点:第一,在研究视角方面,针对以前农业知识产权运营机制研究中缺乏整合理论体系的研究现状,从知识产权的角度,针对我国农业技术创新的发展方向和在发展进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智慧农业发展相结合,拓宽了原有的研究范畴,丰富了智慧农业与科技成果转化领域的研究成果,构建了从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到农业发展应用阶段中,包括政府、科研院所、金融中介等多方主体参与,从中试到应用的理论体系。通过了解智慧农业发展的需求,探索我国智慧农业发展遇到的瓶颈,并从机制构建、法律保护等多个方面研究农业科技供给与农业发展需求之间的关系,从而保障农业科技成果应用,落实农业技术与农业发展良性互动的层面。第二,在研究内容方面,目前关于农业知识产权运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政策和法律法规制定,或者流于国外模式介绍等方面,强调加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资源投入,对于市场化导向的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内生机制和长效机制研究不够深入。本研究根据智慧农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在传统的政府主导,组织参与,农户实施的基础上强化科技成果研发与市场需求之间的中介互动,着重分析了影响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绩效的因素,从微观和宏观方面考察了农业知识产权运营模式,优化农业成果转化资金、人力、项目等要素投入,将科技成果转化质量作为知识产权运营的主线,寻求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绩效增长的内生机制,有助于保障科技研发与供给的针对性和适用性,优化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质量。第叁,在实践方面,以往的研究集中在理论层面的探索,忽视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的实践需求。针对于此,本研究在介绍国内外农业科技成果转化模式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智慧农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和特点,构建符合我国特色的农业知识产权运营机制,并从转化现实条件、风险防控、绩效评估等多个方面,优化了农业科技成果有效供给模型,完善了农业科技成果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对接,为农业知识产权产业化发展提供了指导,同时也为我国智慧农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政策建议。
张宓之[8]2014年在《区域要素集聚、空间效应与企业集群发展能力提升研究》文中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区域发展越来越深地被卷入到了全球范围的生产和消费活动的重组过程中。企业集群作为一种独特的产业组织形式,有效地提升了区域中企业资源整合能力并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然而随着我国经济转型期的日益迫近,许多地区的企业集群出现了明显地衰退抑或有规模地向中西部地区进行转移的情况,在这种背景下,企业集群如何利用资源优势、地理空间特征等条件来促进自身转型升级与可持续发展成为了当前我国区域经济建设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过往的研究之中,许多学者已经对企业集群的治理模式、组织形式等内部特性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同时,众多跨学科领域的理论也被相继引入用来解释企业集群的发展,如组织生态理论、复杂适应性理论等,最近更多的研究将焦点聚集在集群内部网络属性以及集群与外界的交互过程中,尤其是一些研究对企业集群受到跨产业、跨地域性主体带来的影响给与了高度的关注。因此,本文的研究进一步将集群研究边界向外进行拓展,探索由要素集聚、技术、知识外溢等因素构成的空间效应对企业集群发展的作用机制。本文紧密围绕“要素集聚、空间效应对企业集群发展能力提升的作用机制”这一基本问题展开研究。具体而言,本文有浅至深、由表及里的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了研究。第一,要素集聚对企业集群发展具有怎样的影响?第二,要素集聚、技术空间外溢及周边地区企业集群的发展状况所形成的空间效应如何影响当地企业集群的发展?第叁,空间溢出效应情景如何调节要素集聚与企业集群发展之间的关系?第四,要素集聚的变迁诱因如何对企业集群的发展产生影响?本文采用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首先,本文通过大量的文献研究和逻辑演绎提出了研究的假设命题,并在这些假设命题的基础上构建了本研究的理论框架模型。其次,本文以浙江省各地企业集群的发展情况作为数据样本,通过空间数据探索分析(ESDA)、空间计量模型、多元回归模型等一系列经济管理学中的前沿及经典研究方法对本文提出的理论框架进行检验。基于上述研究,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第一,要素集聚是影响企业集群发展的关键因素。地区企业集群内要素集聚程度越高,企业集群的发展能力越强。其次,企业集群内要素集聚结构的变化对企业集群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影响,其中创新驱动型的要素集聚结构对企业集群发展能力的促进作用最大,随后依次为技术引领型和资源主导型。最后,地区企业集群的要素集聚程度受到周边地区企业集群要素集聚程度的正向空间影响,并且在多重空间效应的较量下,企业集群与周边地区企业集群内要素集聚往往会向“高—高”集聚或“低—低”集聚的二元分布态势进行演进,从而影响各地企业集群的发展能力。第二,空间效应对企业集群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企业集群与周边地区企业集群的发展情况具有明显的空间趋同性,即周边地区企业集群发展能力将会正向影响当地企业集群的发展。其次,由技术、知识、信息空间外溢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将有效地促进地区企业集群的发展能力,但在这一过程之中,地区企业集群对技术、知识、信息的吸收能力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第叁,空间溢出效应对要素集聚与企业集群发展之间的关系存在着重要的情境因素。企业集群在强空间溢出效应的笼罩下时,地区企业集群内要素集聚程度对于企业集群发展能力的正向作用将会被放大。相反,企业集群在弱空间溢出效应的环绕下时,企业集群内要素集聚程度对于企业集群发展能力的正向作用将被削弱。第四,要素集聚变迁诱因通过改变企业集群要素集聚情况影响企业集群的发展。要素集聚变迁诱因,核心企业群、技术变革、经济环境、开放度、政策因素以及要素集聚的空间关联性对地区企业集群内要素集聚程度均具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同时,也对要素集聚结构转换产生了引导作用,从而在长期上决定了企业集群的发展轨迹。纵观全文,研究结论加深了我们对“要素集聚、空间效应与企业集群发展能力提升机制”这一基本问题的理解,同时,本文对理论发展和进一步研究具有一些微薄的贡献。一方面,本研究从空间视角出发研究企业集群的成长,进一步拓展了集群发展的研究边界,为镶嵌了地理性色彩的“集群”研究增添了浓郁的一笔。研究中不仅对要素集聚产生的空间效应、周边地区企业集群发展及其所衍生出的技术、知识、信息外溢所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与企业集群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阐述,同时又进一步分析了空间溢出效应对要素集聚与企业集群发展的调节效应,从多方面的视角系统地研究了空间效应与企业集群发展之间的联系,有利于更深入地理解空间效应对企业集群发展的作用机制,并对丰富集群发展理论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其次,研究方法上尝试了统计分析和空间数据探索分析的交叉运用,将空间效应有效地进行了量化和可视化,而不再是众多研究学者所认为的那么无法碰触和无影无形。这将为未来进一步展开空间效应系列的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姚瑶[9]2013年在《企业家才能拓展与动态比较优势增进研究》文中提出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与国际市场嬗变的时代格局下,中国需要更好地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才能迎接严峻的挑战。从具体的国情出发,中国需要关注的比较优势理论必须具有动态与内生的特征。中国是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在制度变迁的背景下要素禀赋结构正迅速地变化。而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赫克歇尔——俄林的资源禀赋理论等具有静态特征的比较优势理论对中国的指导意义并不显着。若照搬上述静态比较优势理论,极易使中国的经济发展停滞在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阶段,从而落入以“低端锁定”为特征的“比较利益陷阱”。要避免这一不利局面的发生,更好地参与国际分工,中国亟须高度关注亚当·斯密提出的具有动态、内生性特征的比较优势理论。亚当·斯密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以社会分工的深化为主要途径,揭示微观主体的趋利动机可促进宏观社会福利的增进。同时社会分工的深化可进一步推动市场规模的有效扩大。而上述比较优势要在真实世界中转化为现实的比较利益,还需厘清相关传导机制中的“转化”主体。无疑,企业家便是将上述比较优势转化为现实比较利益的关键“转化”主体。由此,本文尝试突破主流经济学在新古典范式市场主体行为研究中局限于“经济人”假定的窠臼,将企业家创造性才能的发挥和拓展作为一种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关键因素纳入中国动态比较优势内生性增进的分析框架。基于现有文献的理论基础,本文首先从中国转型经济的制度背景出发,将企业家人力资本作为特殊的生产要素纳入生产函数的综合分析框架中；其次尝试突破比较优势动态增进在计量测度上的困难,以生产率增长为表征的内生技术进步来估计比较优势的动态增进。再次,以市场规模的有效扩大作为联系企业家才能拓展与动态比较优势增进的关联纽带,进一步探寻两者良性互动的作用机理。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企业家在动态比较优势增进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主体地位。通过构建包含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并进一步通过实证检验考察企业家人力资本对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表征的内生技术进步的影响程度可以发现,企业家通过对先进适宜技术的选择和对技术内嵌型资本的利用,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与比较优势的动态增进。(2)比较优势的增进可具体刻画为生产技术前沿面的重塑或推进,企业家创新则在此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企业家创新属于一揽子要素优化配置的创新,其作用要高于一般专业技术人员的单纯技术创新。通过对两类创新主体的特征差异比较以及区际层面的实证检验,进一步发现企业家通过顺市场导向的要素整合创新有利于创新协同效应的发挥与生产技术前沿的推进。(3)“内生性”和“动态性”是比较优势的本质特征,比较优势的动态增进可体现为市场规模的有效扩大和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深化,故对市场规模进行合理测度可突破比较优势在定量分析上的困难。进一步论证表明市场规模的有效扩大可作为联系企业家才能拓展与比较优势动态增进的关键纽带。伴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企业家才能在更宽广的时空范围内得到充分发挥,潜能得到充分释放,地区收入和财富水平获得显着提升,理论比较优势得以转化为现实比较利益。(4)企业家“干中学”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减,持续的技术扩散过程使得企业家获得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这种内生的创新动力不仅促使先发地区实现本土创新,同时促进后发地区利用技术扩散创造“后发优势”成为可能。因此,企业家创新与技术扩散的实现使得创新的“正反馈机制”得以激活,比较优势获得内生性的效率增进。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本文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启示。由于现实世界中的企业家才能往往处于“隐性”状态,因此企业家才能的显化和激活需要来自政府的支持与制度环境的逐步改善。政府多伸“支持之手”,强化“看得见的手”,有利于提升企业家“干中学”的效率。而进一步完善市场化导向的制度改革,并化解体制障碍,可为企业家持续创新提供内生的动力机制、盈利机制和再投入的保障机制。综上所述,通过揭示企业家才能拓展在中国动态比较优势演进中的主体地位,并由此拓展传统比较优势的理论内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和现实意义。
董姝娜[10]2016年在《发展扩散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文中指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发展实践表明,集聚与扩散是我国区域成长、区域差异形成、区域关系调整的重要方式。我国东部沿海地区通过率先集聚实现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同时带来我国其它地区发展机会剥夺问题的出现,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日益突出,我国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扩散,促进区域经济协调与一体化发展成为新时期宏观经济发展的主旋律。我国以往区域经济发展主要是关注集聚与扩散的正外部性,而忽略集聚对外部地区发展的剥夺,转移与扩散对外部区域的破坏等负外部性问题。基于区域外部性的扩散与一体化研究成为当前我国区域发展与区域关系重构的“热点”领域。本文在传统集聚与扩散研究基础上,强调从区域发展正外部性的研究视角出发,研究发达地区对外部区域的发展扩散效应,在西方区域发展扩散理论与实践借鉴研究的基础上,研究我国区域发展扩散的动力机制与模式,归纳总结我国发展扩散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对我国区域整合与协调发展关系进行客观评价,其研究目的是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性的逐步收敛,现代区域发展关系的重构,发达地区扩散对落后地区的拉动与支撑,为过度集聚发达地区的再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基于上述理论研究与实践需求,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发展扩散理论研究成果和针对我国区域发展扩散的现实背景,归纳总结我国区域发展扩散的驱动机制与扩散模式,以长吉区域为例,分析长吉地区发展扩散与区域一体化现状特征,对长吉地区发展扩散与区域一体化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实证研究,本文研究由6章构成：第一章区域发展扩散的国内外研究综述。这一部分从发展扩散概念出发,梳理了国内外区域发展扩散理论形成背景和主要的研究成果,并对主要研究成果进行了客观分析与评价,剖析了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分析区域发展扩散与一体化研究的未来趋势,提出了本论文研究的切入点。第二章发展扩散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基础。这一部分主要介绍了中心-外围理论、极化-涓滴效应理论、区域增长极理论、梯度推移学说、点轴理论与区域外部性理论等区域发展经典理论,阐述了这些基础理论与区域发展扩散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关系,为本论文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第叁章我国区域发展的动力机制与模式研究。这一部分首先分析了我国区域发展非平衡性的现实基础与主要表现,其次从我国发展扩散的必然性,城乡关系的转变,区域市场体系的完善,区域发展观念与文化的变化,区域发展政策变化等方面阐述了我国区域发展扩散的动力机制,再者通过案例分析总结了我国区域发展扩散的主要模式。第四章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与实证分析。这一部分梳理了交易成本、贸易交流、市场竞争等传统区域一体化理论分析框架,阐述了直接投资、规模经济、长期增长、产业集聚等现代区域一体化理论分析视角,介绍了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城市联盟、京津冀产业一体化等我国区域一体化的经典案例,客观评价了我国区域一体化的实践效果。第五章长吉区域发展与扩散系统分析。这一部分剖析了长吉区域形成发展的地域因素,阐述了长吉城市集聚与扩散发展的主要表现,分析了长吉区域产业分布格局、城镇整体布局以及区域对外联系的空间格局,评价了长吉区域对省域经济发展、吉林省中部城市群、长吉图开放区和哈长城市群的发展扩散效应。第六章长吉区域一体化整合与重构。这一部分从长吉区域一体化的必然性,东北亚国际合作、我国区域一体化、吉林省经济格局和长吉图国家战略等方面阐述了长吉区域一体化的形成背景,从产业整合格局、城镇整合、功能空间整合、基础设施整合、生态空间整合以及一体化制度创新等方面分析了长吉区域整合发展的未来格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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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要素生产率视角下的农业技术进步及其溢出效应研究[D]. 董莹. 中国农业大学. 2016
[4]. 中国对非洲的农业技术援助研究[D]. 朱月季. 华中农业大学. 2015
[5]. 社会资本引导下的新兴产业技术扩散网络形成机理与实证研究[J]. 张路蓬, 薛澜, 周源, 潘美娟. 中国软科学. 2019
[6]. 我国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时空分异与仿真模拟[D]. 王志平. 江西财经大学. 2013
[7]. 我国农业知识产权与智慧农业发展对策研究[D]. 任端阳.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7
[8]. 区域要素集聚、空间效应与企业集群发展能力提升研究[D]. 张宓之. 浙江工业大学. 2014
[9]. 企业家才能拓展与动态比较优势增进研究[D]. 姚瑶. 浙江大学. 2013
[10]. 发展扩散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D]. 董姝娜.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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