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新资本观念，促进体制改革——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制改革论文,经济增长方式论文,观念论文,资本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为什么要革新资本观念
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中，恐怕没有任何一个范畴能比“资本”更具有震憾意义了。马克思耗尽毕生的精力而留给后人的《资本论》，作为工人阶级的“圣经”，指导国际工人运动开创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业。社会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与如何阐明资本的产生、发展、灭亡这一问题直接连在一起的。但是这一切，绝不意味着马克思早就穷尽了资本发展的历史全部过程，后人只需俯拾照搬马克思的现成结论即可。无数历史事实早就告诉人们，必须科学地对待马克思所论述过的“资本”这一重大范畴，必须把马克思的论述看作是指导我们行动的科学指南，而不能看作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我们绝不能忘记照搬经典的教条主义给我们党和革命事业带来的极其惨痛的教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曾多次批评“左倾”教条主义不分青红皂白地消灭资本，把民族资本家也统统赶到敌人那一边去，是“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很明显，没有包括民族资本在内的广泛的统一战线，我们就难以实现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不能顺利地建立起新中国。因此，能否科学地对待资本是一个我们党早在革命实践中就娴熟处理过的一个重大问题，其重要性远远超过经济本身所具有的意义。
1956年，我国经过“三大改造”，基本上取消了资本这一经济范畴，而用资金的概念取代它。与之相适应，我们也否定了“劳动力商品”、“利润”、“剩余价值”等一系列由资本派生出来的概念。从马克思主义严格的经济范畴的科学排列上来说，这是顺理成章的。从当时的国内和国际的政治、经济形势看，这种理论观点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从那种特殊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局面看，不彻底从经济理论上否定资本家阶级，就无从启迪工人阶级的思想觉悟，也无法动员千百万劳动群众同新生的共和国政权站在一起，更谈不上集中力量大规模地展开国内经济建设，因此也就不可能有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基本格局。
然而，也许值得我们深思的另一个方面，是对资本这一重大范畴的理解和认识需要逐步深化。由于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固定不变地按一种特有的方式去理解资本，并把它简单地当做资本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道路的同义语加以否定，这给我们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产的各方面都带来相当严重的负面作用。概括起来，这种负面作用在下述三个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1、从企业微观发展的角度看，否认企业是资本的集结，导致了分光吃尽，不求长远发展的一系列短期化行为。众所周知，自“三大改造”完成后，我们一直把国有企业看成是单纯的生产技术组织，而不是资本生息和价值创造的场所。即使是80年代以后，也最多是看作是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这是不够的，也是极不科学的。从经济学常识看，不作为资本生息的、不计价值的单纯财产堆积，在社会财富极大丰富和人们觉悟极大提高之前，流失、低效是其运转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即使它作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也无法彻底摆脱这种困境。按照马克思的解释，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是价值的实现。也就是说，每一个商品生产者都要力图得到自己的价值，无论是作为个体的还是作为集体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都会毫不例外地遵循这一规律。如果说一个商品的价值可以分解为C、V、M这三部分，那么在商品生产的初级阶段，即还未发展出资本的阶段时，V和M是混为一体，分不清的。因此，它是谈不上对M扣除，也就是谈不上积累的。此时，如果要强行积累，必然是对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一种所有权意义上的侵犯，这当然为我们的企业所不容。企业短期化行为屡禁不止，其经济学上的深层意义就在于此。关于这一点，我和其它一些同志早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前，就多次撰文讲过。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对社会主义企业定性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严格来说是不准确的，它有碍于企业活力的正常发挥，需要及时加以纠正。经过多次的呼唤，这一提法终于被“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所深化，这是值得欣慰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说到底，就是承认社会主义企业应该是资本的集结而不是商品的堆积，更不是财产堆积或单纯的生产技术组织了。在资本集结的意义上，商品中的C、V、M随着生产高度社会化而分别转化为不同的现实经济要素。其中C和V转化为企业成本，而剩余价值即M则作为C和V的共同产物分离出来。此时，留积累扩大再生产不仅是顺理成章的而且是绝对必要的。谁都知道，内部驱动和外部竞争会从两个不同的侧面强迫积累发生，扩大再生产由此取得了最稳定可靠的来源。多年来困惑我们的企业财产流失，分光吃尽，不求长远发展的绝症，只有这样地把企业自看成是资本的集结地和资本生息场所，才有希望得到根治。
2、从国家宏观管理的角度看，否认资本运作机制，导致了僵化死板的管理体制，从根本上抹煞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使整个社会宏观经济管理陷入恶性循环状态之中。在资本运作机制下，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呈现一种开放的自我循环形式。资本的出发点是利润，利润增大→生产扩大→供过于求→价格下降→利润减少→生产缩小→供不应求→价格上升，最后又回到利润增大上来，在这一循环机制中，价格上下波动，不断调节着社会资源和劳动力的分配。虽然，这种循环机制是以一定的资源浪费为其代价的，然而，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却是不可避免的。简单地否定它，只会导致经济上一些过“左”的政策，使社会生产的发展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过去很多年来，在不承认资本的前提下，谈不上以利润为行为准则的资本自由流动机制，无法及时增加有效供给，抑制现实生活中不断出现的涨价现象。当物价上涨到人们难以承受的高度，我们经常做的，也是唯一能做到并立即见效的便是“限价”、“限购”之类的措施。三年困难时期，由太原市商业局一位同志所发明“票证”制度在全国推广[参见《当代中国商业》（上）第113页至120页]曾起到了稳定社会，稳定居民生活的巨大作用；然而，从不利的方面看，这会从根本上压抑全社会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因而极有可能在更大范围和更大程度上造成短缺。如此往复，呈现出一种恶性循环的状况。这形成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上长期无法突破的难题。
3、从人们的思想意识和行为习惯上看，简单否定资本，造成了民族精神的颓废，使奢侈、懒惰、散漫之风遍布于工农商学等各个不同的领域和行业之中。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崛起的希望所在。然而作为意识形态的民族精神是要深深根植于经济现实这种社会存在的基础之中的。自50年代初我们从供给制改为工资制，工薪人员在事实上有了部分剩余，广大农民尽管在生产关系的过多变革中颠来倒去，但生活在和平与建设的年代毕竟不同于过去的战争年代，因此，在吃穿住用外的剩余也是显而易见的。由于我们从理论上是否认这些剩余是可以转变为资本的，这根本上便堵死了广大民众把消费资金转化为生产资金的渠道。虽然，我们允许储蓄、鼓励储蓄，但须知这是和直接的资本投资是有完全不同意义的。储蓄作为货币的暂时结存，等于随时可以提取货币。在1993年3月以前甚至长期定期储蓄都可以随时提取而不受任何利率上的损失。因此说到底它是一种消费积存。但从生产领域中产生出来的股票作为投资却不是一种可以随便吃掉的一种东西。遗憾的是它却是我们国家从否定资本的理论出发而长期加以禁止的东西。如果说在以前，人们若有多余的钱，尚可买田买地或买股票等去进行投资，那么当我们简单地把资本一概否定后，民众手中的钱就再也找不到出路。于是，吃掉它、用掉它成为唯一的选择，整个民族的节俭、勤奋精神便丧失殆尽。早在七、八年前，就有许多经济学家惊呼，我们的消费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均收入不足三、四百美元的国家，其消费水平已达到收入1000美元的国家的水平。须知，消费赖以依存的生产状况并不理想。当时的资料表明，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全部份额的比重从1955年4.7%下降到1980年的2.4%，1967年全球总生产额中中国所占比重为6.3%，而到1986年却下降为3.1%。（《世界经济导报》，88.2.15、10.3）无须多说，对我们这样一个贫穷国家来说，彩电、冰箱、高级组合音箱等高档消费品进入城市居民家庭也许是早了点。在农村经久不衰的建房热，修墓热、还有种种婚丧喜事上的大操大办，都意味着一个普遍的不容置疑的事实：消费过盛！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集体企业，都普遍存在经济效益与工资增长倒挂的现象，工资侵蚀利润现象十分严重，这对民族的振兴和国家的长远发展来说是极其危险的；否定资本对企业职工行为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更是非常明显的。由于我们不能把生产过程中的职工劳动并入资本运动的系统，不能用资本的眼光看待劳动者的就业、失业、再就业这一过程，严重影响着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加大了生产过程中劳动管理的难度。有的劳动者不服领导、不听指挥、甚至对企业领导动拳脚、动刀子，还有乱拿公物，浪费材料、不守工作规程，迟到早退、随意旷工现象，这除了法制教育等方面的原因外，广大职工普遍缺乏企业财产在资本性质意义上的理解，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许多职工并不理解在社会主义企业中，每一个人除了主人翁地位外，还有一个资本运作机制上的地位差别。在这套运作机制上，每一个人都必须服从于资本的规定。社会主义的企业家同样也应是资本的人格化，它作为工业上的司令官，要求命令上的绝对权威，没有这种绝对权威它就会如同大海上航行的船只，丧失指挥中枢一样，稍有风浪便会彻底倾覆。在这种意义上，工人和厂长是不能理解为具有同等权利的劳动者的。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宣传的当家做主的政治口号，有意或无意掩盖或抹煞了在资本运作这一经济意义上的差别，这是极需加以纠正的。
综上所述，面对否定“资本”给我们带来的种种负面作用，改变这一作法，革新资本观念已成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中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
二、如何革新资本观念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审时度势，毅然使用了“资本”这一范畴，标志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对“资本”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其意义完全可以同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纠正在民族资本上的“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相比，甚至远远超过它。因为，无论从这一做法所影响的社会层面看，还是从它将发生作用的历史时间看，它都远远大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那一段历史时期。小平同志讲，我们今天确定的“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371页）在这个长得多的历史时期，全国各族人民、各种政治力量，正确地认识资本，发挥资本的历史作用，从憎恨、批判、抵制资本，转变为学习、吸收和利用资本必将使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出现前所未有的繁荣。
遵循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的精神，客观、全面正确地肯定资本范畴，革新资本观念，需要对传统的理论有所突破：
（一）要多重性地理解资本本质。从本质上看，资本应当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而不能仅仅只归结为被批判的生产关系，传统的观点是对它只作一重性的理解即肯定后者而否定前者，并把它归结为马克思的看法，这是有失偏颇的。必须注意马克思在论述这一问题时所处的具体的历史条件。马克思是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强调“资本是物”才针锋相对地提出“资本是生产关系”的看法的，但并不能把此看作是马克思对资本全面的，总体的论述。事实上，经典作家在强调资本是生产关系的同时，也非常注意它所赖以存在的生产力方面的内容。马克思曾把资本家称作是工业中的司令官，也曾把他们在生产过程中的活动看作是监督劳动和指挥劳动二重属性的统一，等等。这些都说明仅用生产关系去概括资本的本质是不够的，生产力也是它的本质规定。
（二）要多角度地看待资本的历史作用。马克思说过：“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89页），但马克思也说过，“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68页）。纵观人类历史，资本不仅起过剥削、压迫人民的作用；它同时也使商品、竞争、分工等社会生产较为一般的形式普遍化，而且它还直接创造出了银行、信用、股份制等这些现代经济的具体形式。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得资本家作为整体不复存在，但资本作为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所创造出来的生产组织形式却仍然可以继续发生作用，将其抛掉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较低，大量的生产力要需通过资本方式才能恰当地组合起来。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证明用“一大二公”、不讲成本和价值的“大锅饭”，是不适合的，它不仅不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反而给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大范围的破坏。对这一点我们必须从理论上给预足够的重视。
（三）多层次地界定与资本相关的范畴的准确含义。和资本相关的范畴有资本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等。这些看起来极为相近的东西，在科学的理论体系中应属于不同的层次。我们不能把它们视为简单的同一而不分场合地去代替换置。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但并不能说有资本就一定会有资本家。五六十年代亚、非一些发展中国家曾接受西方国家大量的资本，但缺乏现实的人格力量去使用那些资本，结果使大量的资本成为一堆死东西。同理，单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不可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直接划等号，因为同一个社会的经济制度应以这个社会全部的生产关系的总和为内容。这个社会全部生产关系还包括大量非资本的生产关系。再广而推之，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其间有无数个过渡性中间环节，它们也不能被认为是简单、机械的同一。如果说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因资本这一范畴出现而发生一些变动，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社会政治的、法律的上层建筑因此也资本主义化。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社会最高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应当具有极其宽广的涵盖力和最强大的生命力，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恰当、合理地承认资本范畴，发挥资本作用，不仅不会有损于它，反而会使它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科学地界定资本及其相关的各种范围时的准确含义和实际意义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且不可谈“资”色变，自我束缚向前发展的手脚。
应当强调，上述看法从根本上说是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贯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相一致的。突破之处在于用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重新去解释我们曾回避的“资本”范畴；突破之处在于继续发掘利用马克思早已创立的剩余价值理论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和特殊、共性和个性的原理，资本是可以作从抽象到具体、一般到个别的逻辑分析的。从这一角度出发，“资本”这个范畴应当是存在的。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这个一般形态，不仅可以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的一般活动中概括出来，甚至它也存在于“洪水期”（马克思语）前的那种社会生产方式中。退一步说即使把资本严格划定在产业资本的领域之内，它也可以在工业、农业、采掘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业、邮电业等部门中找到它的一般的存在形式。这就是说抛开不同的内容、不同的生产形式甚至不同的社会性质的那种“自行增殖”是可以作为一种思维的结晶而存在的。这种结晶在科学的理论体系中有多么重要的意义，这是任何一个熟悉马克思科学抽象法的人都不难理解的。
当然，仅仅知道这种“资本一般”是绝对不够的。马克思曾多次批评那些“看见一般就忘记个别”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犯的形而上学的错误，马克思即指出了他们在方法论上的失足之处，更着重强调了他们背后所隐藏的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从“自行增殖”的“资本一般”出发，马克思剖析当时社会两大阶级即资本家阶级和雇佣劳动者阶级的对立，演绎出了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并且反复强调这种资本的实质不是物，而是物掩盖着的人和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很明显，马克思之所以在这里采用一种绝对的说法，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不理解或轻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这种资本所赖以存在的物或者说是物质基础，而仅仅只是显示了马克思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泾渭分明、针锋相对的论战精神。如果把一种论战措词的选择当作一种精神实质去理解，那就差之远矣。马克思对于资本全面的论述仅仅只用马克思本人对《资本论》的直接评论即可证明，马克思说：“我要在本书中所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页）生产方式本身就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而构成的。从这里可以看出，生产关系最多也只能是其中一部分内容，用它来代替马克思的全部思想肯定是不妥当的。
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的资本，马克思也谈到了。《共产党宣言》就主张无产阶级“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90页）尽管如何拥有，采取何种形式，遵循什么规律，这在当时来说并不十分清楚，但这不能过多地怪责于马克思，因为历史还未将这一问题提到日程上来。这一问题的解决只能留给今天的社会主义的实践者去解决。
社会主义的实践者应当沿着经典作家所指出的方向，大胆提出并明确“社会主义资本”这一崭新的范畴。简单说来，这一范畴就是要把资本增殖这一规定溶于社会主义社会之中。之所以必须这样做，并不依赖于我们个人对资本增殖这一经济现象的好恶，而只能取决于我们这个社会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客观的经济环境。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只能使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惨重损失。这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多处提到。这里，我们还要从“社会主义资本”范畴本身特有的规定上来看这种革新所体现的精神实质。
1、社会主义资本是同旧资本相对立而产生的一种新型资本。这种资本具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一是它带有很强的公有性质。从外部来说，社会主义国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公有制集中体现者，因此这种资本在投放方向、范围、规模、程度等从一开始就要受到社会主义国家宏观上的有力调节。它要服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并通过国家为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当一个企业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发生冲突时，它有责任使经济效益服从于社会效益的要求，这是任何旧的意义上的资本都不可能做到的。从内部来说，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了企业是在广大职工有权参与企业管理的前提下运行及增殖的。公有制决定了企业的内部执行不同职能的劳动者之间的平等互助合作关系。无论是以体力劳动为主的直接生产者，还是以脑力劳动为主的间接生产者，他们都是企业的主人，都应对企业资本的增殖和积累负应有的责任。虽然，这里的差别也许是很大的，而且从工厂权威的表现形式看似乎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厂制度没有多大区别，但这并不改变问题的实质。如果说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厂制度是经过工人阶级的无数次流血牺牲艰苦斗争才逐渐进入现代文明，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民主化、人道主义或行为科学方面的管理；那么，社会主义的现代企业制度所力图实现的资本增殖，从一开始就在本质上作了明确规定，宣布它是体现自由人联合体精神的一种最新型的资本增殖关系。二是它能够合理地实现按劳分配。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但长时间以来却没有找到合理有效的实现方式。我们喊了几十年按劳分配的口号，其后果是产生了全世界最大的大锅饭和最高程度的平均主义，其症结之处在于我们抛弃了一个所无法抛弃的资本范畴，因而中断了这一过程中的最关键的链条。在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按劳分配中所通行的等价交换原则明明白白是被划入资产阶级权利范围的。取消了资本或资产阶级，怎能按劳分配中所通行的等价交换原则岂不成了空中楼阁？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自然不得长久，所剩下的只能是按别的什么权力进行分配，很难再找到真正按劳分配的影子。在工厂、农村、基层工作过的同志，大都把按劳分配理解为一种按劳动时间分配，工作时间长，工资就应拿得多。且不说，这在不讲成本、不讲价值、缺乏监督主体的劳动场合下很难做到，就算做到了，分别在拥有国家垄断性资源的军工厂和外部环境极为不利的工厂干活的两个工人，同样劳动一小时，但工资可能又相差5到10倍，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按劳分配？这样说不明、道不白的按劳分配怎能做为人们清醒地意识到的规律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积极发挥作用？对大多数工厂领导者来说，按劳分配所起的唯一作用，就是督促工人好好干活。马克思主义最深刻的真理演化为一种最浅显的、近似于对儿童的说教，岂不是令人贻笑大方？
2、肯定资本立即使经典作家一直倡导、推崇的按劳分配在我们这个历史时代化为现实。它是一种合理的，真正能够调动各方面首先是劳动者积极性的按劳分配。我们知道，一旦肯定资本，按劳分配就必须在保证剩余价值不被吃掉的前提下进行，也就是说，它应在以劳动力价值为限的范围内进行。这样立刻就出现了两种共同起作用的计量单位：一是劳动者个人劳动时间；二是劳动者所拥有的劳动力价值。前者对按劳分配起直接的决定作用，后者对按劳分配起间接的决定作用。举例来说，如果一个人因其有良好的技术教育而拥有较高的劳动力价值，但他完全有可能由于懒惰而得不到任何报酬；而另外一个人虽然没有条件受良好的教育因而拥有较低的劳动力价值，但完全可能由于自己的勤劳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工作而得到较高的报酬。这里不难看出，个人的劳动量或劳动时间大小始终是直接的决定因素，而劳动力价值却是间接的因素。但这间接的决定因素从社会的角度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仍举例说明：如果一个企业不认真考虑由社会绝大多数企业生产状况决定的劳动力价值水平，支付给生产者的工资过高，那这个企业的亏损和赔本是不可避免的。反之，它支付的劳动报酬若大大低于劳动力价值水平远远落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规定的限额，那这里的劳动力再生产将发生严重问题，商品经济中通行价值规律会使这里的人才流走。在人才流动不畅的情况下，则表现为生产者情绪低落，积极性不高。这些都必然会使这些企业陷于不利境地。在存在资本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按劳分配就是通过这样的表现方式，合理而现实地成为支配经济生活的规律。
很明显，这种按劳分配是和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那种按资分配截然对立的。因为它的前提是公有制生产，这从根本上杜绝了极端两极分化的现象。分配方式是生产方式的反面，这是一个非常浅显易懂的道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绝不允许出现象洛克菲勒、摩根财团这样几乎可以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大的私人财团。我们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会努力保证做到这一点。这不是我们夸大上层建筑的作用，而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使其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就是象洛克菲勒、摩根这一类大财团，随着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矛盾的发展，也会逐渐以不同的特殊方式终结自己的历史生命的。共产党人和其它任何党派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更早地科学地认识这种趋势，以自觉的革命精神顺应历史的发展。
3、从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两个基本方面入手，我们不难实现资本范畴上的一种彻底革新，导致一种新型资本——社会主义资本出现。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当前社会主义实践者所必须完成的一项十分重大的任务。能不能用其它诸如“公有资本”、“国家资本”、“全民资本”、“集体资本”、“社会资本”之类的概念取代它？我们认为不能。其逻辑推论的关键在于：正确划分上述不同概念的涵盖范围以及如何看待它们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巨大作用。我们知道，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基本特征之一；但是社会主义并不完全等同于公有制。社会主义阶段，尤其是在初级阶段，由较低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不同所有制将会长期存在。因此，多种资本同时并存，不分高低贵贱地平等竞争发展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长期以来被禁绝的中、小私人资本会迸发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活力。忽视这一基本的经济事实，经济生活中固有的经济规律就会无情地惩罚我们，而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严重损害。不难推出，“公有制”“国家资本”“全民资本”“集体资本”这些范畴和概念的外延小于“社会主义资本”，用前者取代后者，会缩小我们的视野，容易使人强调血统关系，歧视出身差别，从客观上导致排斥非公有制经济的作法，这是非常不利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生产力发展的。事实上，多年来甚至直到现在，有很多同志就是带着这种有色眼镜来看待非公有制经济的。他们把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看成是一种权宜之计，企盼总有一天个体资本、私人资本、甚至集体资本也发展到“国家资本”那里去。他们不承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母生下的几个儿子的平等地位，不理解它们具有力气大小之别，却无辈份差别之分这一极其简单的道理。他们用一种过于复杂的心情看待这些公有制经济，认为它是“万恶之渊”，是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动荡不安的主要因素。我们的一些重大政策支持了这种不正确的社会意识。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中央有关部门强调，私人企业主不能入党，1995年上半年再一次强调这一政策。所有这些作法，从理论上说是值得商榷探讨的。
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使用“公有资本”“国家资本”“全民资本”这些范畴和概念。客观地说，它们都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所不能避免的经济事实。但我们也许更要强调它同其它资本平等竞争的地位。垄断会带来腐朽，这几乎是一个无须加以论证的真理。在当前国有企业改革中，不打破垄断地位，也许就永远谈不上国有企业的真正活力。在这一意义上，所谓“抓大放小”可能只有宏观管理和整体计划上的意义和作用，把它直接理解为企业微观管理，那是要出问题的。当然，尽管如此，比起前些年“搞活国有企业”或“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说法来看，这已经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进步了。我在《改革》1995年第6期上曾撰文主张用“搞好国有经济”取代“搞好国有企业”。这是和“放”的精神完全一致的。但对“抓”，我还是有一些不同的理解。我认为，无论“抓”还是“放”，都要贯彻“社会主义资本”的精神，而这一精神首先就要求把所有的国有企业和其它经济成份都置于资本的旗帜下，居于平等的地位上。大家都知道，新加坡的国有经济搞得很好，其中奥妙简单之极，那就是任何国有企业除了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外，没有任何特权。无须多加解释的是，在我们这样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用“社会主义资本”去涵盖所有各类资本，这必将为各类资本的平等竞争发展找到一种最充分的理论依据。马克思的资本范畴也只有经过这样的革新，才会显示出的巨大活力。
三、革新资本观念、促进资本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之举
从80年代初有同志提出“正确对待资本和剩余价值”（参见《光明日报》1980年6月25日，《社会科学辑刊》1980年第1期等），到90年代一些经济专家和学者主张“利用资本主义”（《人民日报》1992年2月23日，《经济参考报》1992年10月15日等），再到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正式使用“资本”这一重大范畴，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几年时间，然而，我国的思想理论界首先是经济学界却已经历了数次认识上的质的飞跃，到今天它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上至政界要人，下至企业厂长经理乃至普通工人，几乎在所有的层次、领域、范畴，人们无不感到革新资本观念，促进资本发展，已是我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过程中的关键之举。中共中央关于《九五计划》的建议中大量谈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问题，而发展、利用资本，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质的转变，应该说是重中之重。
全国政协常委沈祖伦1995年在《改革日报》第3期上撰文，建议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厂长和经理们要“学会资本经营”；冶金工业部部长刘淇在接见记者时说，“企业要做好资本营运这篇大文章”（见《企业改革与管理》1995年第1期），四川省省长肖秧在农村基层考察时指出“政府要帮助农民把手中的资金变为资本”（《经济日报》1995年8月18日），从“资金”变为“资本”，一字之差，体现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要害问题。武汉市副市长张代重提出：“企业微观决策的关键在于资本营运”（参见《经济工作者通讯》1995年第7期）湖北省枣阳市市长撰写的理论文章，题目就是《资本营运是一种正在萌发的生产力》（参见《国有资产管理》1995年第10期）全国著名的企业集团金陵企业集团、猴王企业集团、西冷电子企业集团等在总结自己的发展经验时，无不是把自己的成功之道归结为资本机制成功的运作系统。1996年初始，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有很高知名度的首钢集团，经过多年对“资本”的忌讳之后，终于对外宣布向现代企业制度过渡，一次真正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机遇终于降临了。在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共同推动下，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经贸委于1995年下半年作出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决定，提出有选择地将部分效益转好的企业的“拨改贷”资金本息余额转为国家资本金的意见。从五、六十年代的无偿划拨资金，到80年代前后的“拨改贷”，再到90年代的资本金制度，这反映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所经历的几次重大的质的飞跃。如果说，无偿划拨纯粹是产品经济的产物，“拨改贷”便是和十二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企业是商品所有者和经营者这一提法紧密相连的；而资本金制度则与企业是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相对应。这是和十四大以及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是完全一致的。资本金制度从法规上解决了企业活力、企业积累、企业生存和企业发展的根本问题，从企业实践上开始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质的转变和飞跃。
在这种制度下，企业必然把立足点从商品经营转移到资本经营上来。在资本经营的过程中，企业必然会通过多种方式尽可能地扩展自己。它会把一切生产要素变成赚取利润、增加积累的手段。死钱在这种体制下必然地变为活钱。能变为活钱的不仅包括常规的生产条件，而且还包括信誉、名牌、人才、信息甚至一个简单的时空差异都可变为带来利润的一种资本。利润无处不在，资本无孔不入，这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我们绝不能简单地加以斥责。这样的资本必然是流动的，它的本性使它不愿作“守财奴”。任何一个企业都可以通过明确产权、实现股份合作，从而获得资金以便实现技术改造，求得更大的发展。杭州西冷集团总经理在同新华社记者的访谈录中谈到“资本是没有旗帜的”，在一种更加高级的市场经济形式下，通过资本的流动和组合，会产生巨大的资本效益（参见《改革月报》1995年第7期）。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西冷集团兼并了一家资不抵债的国有企业——杭州医药玻璃厂。当时这家企业的负债高达1700万元。对这个“国有负资产”企业，西冷集团果断地用资本经营机制对其进行彻底改组。不到一年，扭亏为盈并实现利润140万元，经市场评估这个企业价值早已远远超过2000万元以上。位于长江三峡工程所在地宜昌的猴王集团，是一个拥有18.5亿总资产的跨行业、跨地区、跨国度的国家一档企业，跻身于全国500百家最大工业企业，全国金属制品业最佳经济效益的企业行列。谁能想到，11年前它仅是一个名不见经传、资产仅有846万元的焊接材料小厂。何以拥有孙悟空般的魔力？这个魔力就在于他们在深化企业改革中创造了一条资本经营的路子，逐步建立起企业资本金的新机制，增强了自我造血、自我发展的能力。他们把这条资本经营的路子归为四化：一是资本负债股份化。他们合着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步伐按规范进行股份制改造，既促进了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使企业得到超常发展，也使一部分债权变为股权，减轻了企业的债务压力，又增加了企业外在的监督、监控力度，保证企业的健康发展；二是产业金融一体化。他们成功地进行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有机结合，于1992年建立了一家工业企业股份制金融机构——湖北猴王城市信用社这一融资机构，为企业腾飞提供了可靠的资本保障。三是资产重组效益化。他们把资本积聚转变为资本集中，即通过收购、兼并方式不断扩大自己。几年来他们收购兼并了省内外27家亏损企业，吸纳总资产2.86亿元。收购、兼并后，猴王人向这些企业灌输“猴脑”——即增强市场经济观念，提高改革开拓意识，以及通过调整结构，优化资源配量，注入猴王人的独创的管质量、管效益、管厂长的三管机制，使这些企业很快起死回生，也大大增强了猴王人自己的实力。这是可以说社会主义资本成功的运行之例。四是投资方位多维化。借钱——用钱——赚钱——还钱——投资，周而复始良性循环，以钱即资本为核心，构成了猴王集团的运行机制的显著特点，正是运用这种机制，他们进入了由厂内到厂外、市外、省外、国外的全方位的投资，实现了“一业为主、多业并举、大集团、高效益、外向型”的综合发展。如今在国际市场上“猴王”商标的价值已升至380万美元。这四化生动地说明了资本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通过上述例子不难看出，无论是西冷集团还是猴王集团，这些企业的决策者和指挥者作为一个有远见的高层经营管理者，事实上远比其它企业的领导人更快地实现了三个转变：一是从“商品经营”转变为“资本经营”；二是从“优化产品结构”转变为“优化资本结构”；三是从“企业经营”转变为“经营企业”，而这三个转变恰恰是同资本观念上的革新不能分开的。
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上的根本转变，除了企业内部需要深化改革，以资本的精神和意识统领微观领域外、宏观的、普遍发展的资本市场是其必要的外部条件。总的说来，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是非常迅速的。1990年底我国相继建立起上海、深圳两证券交易所，发展了遍布全国主要大中城市的20多家交易中心，形成了深、沪两交易所为中心的交易体系。证券交易量已超过了万亿元；总市值约4000多亿元，投资人数超过1000万人。在债券方面，到1994年底累计已发行各种国债3300多亿元，余额2200多亿元，企业债券总发行量大约有1000亿元左右。但尽管如此，资本市场与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规模还不成恰当比例。我国的股票市值大约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左右，根本无法同发达国家相提并论。在英美等国，企业通过发行股票所筹集的资金一般约占总筹资的8%左右，而我国目前企业通过股市所筹得的资金只占1%。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很多的企业在进行了股份制改造后，苦苦等待着公开募股和股票上市，而通过目前证券市场进行融资，其渠道显得十分狭小、拥挤。如果国内资本市场再不扩大，当企业沿着现代企业制度改革的方向前进时，就会遇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生产重组将会变得无法进行，最终迟滞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很明显，资本市场也必须进一步以较大规模的方式发展，这是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必须切实地把这一问题解决好。
从“社会主义资本”的经济理论到现实的企业资本再到资本市场，是一个顺理成章的事情。现实的改革和深层次的理论研究的支持应当是相辅相成的。从这一角度说，我们反对把资本当作金融市场上一个“非常具体的概念”，而和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隔离开来的做法。这种简单否定抛弃马克思资本概念的作法，在理论上是不可取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参见《经济研究》1995年第3期武建奇文）。事实上，我国目前进行的金融体制改革正是以社会主义资本的经济理论为其依据的。在这种经济理论论指导下的金融体制的目标是，逐步建立起以中央银行为领导的、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导的、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发展的金融体系。这种金融体系中形成的资本市场既有资本增殖、资金融通的一般功能，更有社会主义国家整体宏观调控上的强大力量，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我们一直主张从“资本一般”引伸出“社会主义资本”来，其主要意图就在于强调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重新焕发资本增殖的活力重建起带有中国特色的企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并使它们能顺利地在资本市场上恰当合理地操作运作。如果我们整个民族都能以这各种新的社会主义资本的精神重塑自我，使经济增长方式发生彻底的转换，中华民族的振兴将即在前头，多少人孜孜追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之梦也就一定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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