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出行为对合作可持续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以渤海湾优势地区211户为例_农业合作社论文

退社行为对合作社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分析——来自渤海湾优势区211户退社果农的实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渤海湾论文,果农论文,实证论文,合作社论文,可持续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农民专业合作社成为当前中国学界和政界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一方面，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增加农民收入、繁荣农村经济以及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以山东省为例，合作社社员年人均收入较普通农户高20%～30%(王鹏、霍雪喜，2011)。并且，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社正从横向合作向纵向合作深化，从单一功能向多种功能拓展，从传统合作向新型合作演变，从农户间合作向社际协作迈进①。另一方面，在肯定合作社已有成绩的同时，一些学者也深刻指出了合作社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例如“委托—代理”(谭智心、孔祥智，2011)、合作社成员异质性(蔡荣，2011)以及“伪合作社”(张德元，2011；潘劲，2011)等现象。此外，原农业部副部长危朝安认为，有关中国特色合作组织方面的理论研究仍滞后于合作社实践的发展步伐②。尤其是如何在实践中有效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可持续发展，成为目前学术界的关注重点。相关研究文献基于多个视角分析了合作社发展问题，但是，国内外学者们在考察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时，似乎都忽略了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社中普遍存在的农户退社现象。农户退社行为虽小，但是，它可能会引起一系列连锁效应，并最终可能影响合作社的可持续发展。部分研究表明，农户退社这种“特别”现象已不仅仅是存在于某个或某几个合作社的“个别”现象，而是发生在大部分合作社中(王鹏、霍雪喜，2012；2011)，并且已经给部分合作社健康发展带来了一定的隐患。鉴于此，本文主要探索农户行为(指退社)对农民合作社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二、相关研究评述

      就合作社发展的相关研究而言，主要集中在如下三个研究视角：

      第一，侧重于探讨内部因素对合作社发展的影响机制。例如，有学者认为，合理解决合作社内部成员异质性问题是促进合作社发展的途径之一(孔祥智等，2010)；还有学者认为，合作社内部成员、内部相关主体间的利益博弈和利益平衡会影响合作社的发展方向(潘劲，2011；何安华等，2012)。另有部分学者则认为，合作社成员间的内部信任是影响其发展的关键要素(Harris et al.，1996；Pulfer et al.，2008；徐志刚等，2011)。，

      第二，侧重于探讨外部因素对合作社发展的影响机制。例如，苑鹏(2001)对国家和合作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指出在合作社的日常经营决策中不应该出现过多的政府身影，否则会影响合作社的健康发展；郭红东(2002)认为合作社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扶持，让合作社走上自助、自主、自强的健康发展之路是政府扶持的最终目标；国鲁来(2006)阐述了当今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在政策方面对合作社的发展给予了积极支持，为了合作社更好的发展，政府需要为其提供更好的机会，创造更好的环境；范水生(2007)以福建为例研究发现，农民专业合作社主要是依托当地的特色农产品而形成和发展的，这其中福建省政府部门起了非常大的支持和推动作用。此外，孔祥智等(2005)对宁夏、陕西和四川等省(自治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了实地考察，研究发现地方法律法规和社会发展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是关键因素；黄祖辉等(2011)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合作社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

      第三，侧重于探讨内部、外部两种因素共同对合作社发展的影响机制。例如，这些因素包括产品特性、产业集群、区域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以及合作成员等(黄祖辉等，2002)；当地合作社文化环境、商业传统以及政府关注度(姜长云，2005)：政府扶持措施在合作社内部的落实程度、合作社对政府或龙头企业的依赖程度(韩俊等，2006)；刘婷(2011)则认为，合作社的形成与发展是内生力量和外生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

      综上，虽然大量文献对合作社发展进行了较为深入和全面的探讨，但是，仅少量文献基于合作社成员退社行为来研究合作社可持续发展问题。其中，孙亚范(2010)研究发现，合作社在社员家庭经营中发挥的作用和社员获得的能够感知的各项合作收益与实惠，是影响社员是否退社的最主要因素；王鹏、霍学喜(2012，2011)基于实证研究分析了退社农户入社持续时间的影响因素、农户退社方式的影响因素等问题；高雅等(2014)则采用Probit模型证实，社员农户户主特征、家庭特征、生产经营特征和利益需求对社员退社意愿具有差异性影响。

      就目前研究而言，上述退社相关研究重点分析了农户退社行为产生的原因及其退社行为、退社意愿的影响因素，其研究重点在于探讨农户退社行为本身的内在运行机理。然而，现有研究关于农户退社行为对整体合作社发展的影响机制涉及不深，少有对合作社成员退社行为与合作社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给出理论解释，更鲜有进一步对两者之间关系做出定量分析。鉴于此，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果农退社为例，分析果农退社方式对果农合作社可持续发展不同维度的影响机制。同时，本文亦对果农退社方式与果农合作社不同发展阶段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此外，本文以渤海湾优势产区的果农合作社为调查对象③，根据实地调查数据估计计量模型，并利用实证检验结果分析果农退社方式与果农合作社可持续发展之间的作用关系。基于分析结果为果农合作社管理者制定长期发展战略提供决策参考。

      三、变量界定及实证分析

      本文研究的总体思路为：首先，对果农退社行为和果农合作社可持续发展进行理论界定；其次，基于研究变量理论内涵及前人研究成果设定计量模型；再次，利用相关调查数据对计量模型进行估计；最后，基于实证检验结果提炼相关结论及政策含义。

      (一)果农退社方式与果农合作社可持续发展的界定

      1.果农退社方式的理论界定。基于本课题的前期成果，本文将果农退社行为界定为果农退社的四种不同表现方式④，具体为：

      第一类，主动退社。社员经过慎重考虑权衡后主动提出退社请求，并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相关的规章制度和程序规定主动办理退社手续，以此退出并最终离开合作社。社员主动退社大多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理性选择的结果。

      第二类，盲从退社。如果没有其他退社成员的影响、动员或劝说，该社员并没有明确的退社意向和打算⑤。但是，社员看到其他人退社或者受到已经退社社员的劝说，从而产生退社的念头，主动提出退社要求，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办理退社手续，最终离开合作社。这种退社方式带有很强的盲从性，多是社员受到他人影响后做出的选择。

      第三类，隐形退社。社员本身多是为增加合作社规模、获取国家资助或是申请示范合作社时“被加入”的成员，他们虽然是合作社社员，却没有享受合作社社员权利，也不履行社员义务，他们所加入的合作社多为一些“皮包合作社”或“伪合作社”⑥。

      第四类，被迫退社。退社行为的发生超出社员退社前的预期，是普通合作社社员无法预见的。这种情况多是由于社员所在的专业合作社经营管理不善面临解散，或者是因为社员与合作社之间产生了合同纠纷等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不得不退出合作社⑦。

      2.果农合作社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界定。目前，对合作社可持续发展的具体内涵并没有形成一致定论。但是，通过已有文献可知，合作社可持续发展由内部和外部因素共同作用所致，而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对合作社内部发展或外部发展产生影响。例如，郭燕枝、郭静利(2010)认为，内部成员素质与工作积极性以及外部政府支持是合作社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要素；任大鹏等(2012)认为，合作社内部凝聚力是合作社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万江红、李继娜(2013)则认为，合作社外部组织声誉是影响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所以，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应该同时兼具内部发展和外部发展两种性质。基于上述文献梳理部分的启示，本文研究综合考虑影响果农合作社可持续发展的内部、外部因素，将其界定如下：一方面，从局部细分视角来看，果农合作社可持续发展同时具有内部、外部共同发展的特质，内部发展层面主要包括果农合作社内部凝聚力、果农合作社成员积极性两个方面；外部发展层面主要包括果农合作社组织声誉、政府资源利用两个方面。另一方面，从整体发展视角来看，果农合作社可持续发展在不同发展阶段具有发展水平上的差异。

      此外，以往研究表明，果农年龄和性别(王秀娟、郑少锋，2009)、果农受教育程度(樊丽明、解垩，2010)以及入社时间(王鹏，2012)会对合作社果农的行为决策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但这些并非本文研究的重点，故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处理。

      (二)计量模型设定

      在上述概念界定的基础上，为计量分析果农退社行为与果农合作社可持续发展不同维度、不同阶段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本文将果农合作社可持续发展变量设定为连续变量和离散变量两种形式。一方面，利用可持续发展的连续变量形式分析果农退社行为对果农合作社可持续发展的整体影响程度；另一方面，利用可持续发展的离散变量形式检验果农退社行为对不同发展水平的果农合作社的影响。

      1.数据来源。本文研究的数据主要来自对渤海湾优势区109家苹果合作社211位退社果农的实地调查。实地调查时间为2013年6月至2013年9月。出于样本易得性的考虑，本文研究样本抽样范围并没有完全覆盖渤海湾优势区的所有苹果合作社，而是将调查地区确定为比较有代表性的山东省栖霞市、辽宁省葫芦岛市和河北省秦皇岛市⑧。原因在于：第一，在渤海湾优势区所在的三个省份(山东、辽宁和河北)进行抽样调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做到样本区域的代表性；第二，本文研究所选择的调查对象均是笔者曾经实地访问过的果农合作社，对笔者实际情况有一定的了解；第三，本文研究调查对象曾与笔者有过多次接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和结果的客观性；第四，因果农退社虽不特别但数量尚在少数，苹果合作社退社人员仍占较低比例。据笔者推算，211个调查样本基本上已经占到所调查省份苹果合作社全部退社果农的较大比例⑨，所以，本文研究调查样本数量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2.果农退社行为对果农合作社可持续发展不同维度影响的计量模型设定。如表l所示，本文借鉴王鹏、霍学喜(2012)对果农退社行为方式的测量方法和计量模型设定方式对社员退社与合作社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但是，与之略有不同的是，本文采用7点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对“果农合作组织可持续发展”变量(即4个二阶变量和14个观察变量)进行测度。其中，李克特量表中“1”至“7”为同意程度越来越高。测度结果表明，统计所得问卷二阶变量信度系数Cronbach's α值均在0.7以上，说明调查问卷具有较高的信度，相应变量能够用于下一步的回归分析⑩。

      

      由此，当果农合作社可持续发展是一个连续变量时，可用计量模型(1)考察果农退社行为与果农合作社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定量关系。同时，本文利用模型(2)～(5)考察果农退社行为与果农合作社可持续发展不同维度之间的关系。模型具体分别为：

      

      3.果农退社行为对不同发展水平合作社的计量模型设定。为进一步考察果农退社行为对不同发展水平合作社的影响机制，本文将“果农合作社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离散变量进行分析。具体处理方法为：将果农合作社可持续发展的问卷综合得分“5～7”视为高水平果农合作社，问卷综合得分“4”视为中等水平果农合作社，问卷综合得分“1～3”视为低水平果农合作社。本文采用多元Logit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和二元Logit模型(binomial Logit model)相结合的方法来估计果农不同退社方式对不同发展水平合作社的影响。采用多元Logit模型时，将高水平果农合作社发展程度视为“参照组”，即将低水平果农合作社发展程度赋值为1，中等水平果农合作社发展程度赋值为2，高水平果农合作社发展程度赋值为0；而采用二元Logit模型时，将高水平果农合作社发展程度赋值为1，中等水平和低水平果农合作社发展程度赋值为0。同时，令果农评定果农合作社可持续发展程度的概率为p，影响其可持续发展程度的因素为

。假设可供果农i评定的果农合作社发展程度(

)有j+1种选择，那么，基于多元Logit模型，果农i评定“合作社发展水平为0”(高水平果农合作社发展程度)的概率为：

      

      由(6)式可推知，果农i评定中等水平和低水平果农合作社发展程度j的概率为：

      

      (6)式和(7)式中，

为果农i退社方式的选择；

为待估参数。此外，若将

视为一个二元选择变量(例如，“1”选择j，“0”为初始选择)，并且，假定果农评定“果农合作社可持续发展”程度j是相互独立的，那么，果农i进行初始选择后的似然函数可以表示为：

      

      将(7)式带入(8)式可得果农选择j后的似然函数为：

      

      综上，可以通过最大似然法求得(8)式、(9)式中似然函数的参数

的估计值。

      (三)果农退社行为对果农合作社可持续发展不同维度的影响分析

      此处，将“果农合作社可持续发展”视为一个连续变量，使用多元回归方法，使用实地调查所得的211个有效样本的数据对(1)～(5)进行(多元回归)估计，结果见表2。

      

      如表2所示，模型估计结果表明：

      其一，由模型M1可知，整体来看，果农退社四种方式均会对果农合作社可持续发展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且负向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被迫退社、盲从退社、主动退社、隐形退社。该估计结果与笔者调查发现比较吻合。以果农被迫退社为例，他们大部分是因为与合作社有难以调和的纠纷，所以才选择退社。调查中发现，被迫退社果农与合作社的纠纷因产权切割不清，大多会上升到司法层面，从而彻底激化二者之间的矛盾。按照果农的说法，他们会与合作社“死磕到底”(11)。由此，因矛盾激化而导致果农被迫退社行为对果农合作社可持续发展的负向影响程度较大。

      其二，由模型M2、M3可知，主动退社、被迫退社和盲从退社均会对合作社内部凝聚力和成员积极性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而隐形退社则不会对这两个维度产生明显影响。笔者分析，隐形退社对果农合作社内部凝聚力和成员积极性未能产生影响的原因可能在于：一是隐形退社果农多为外出务工的“伪成员”，他们实则是与合作社脱离的，难以真正影响合作社内部凝聚力；二是隐形退社果农与合作社成员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并不多，甚至大多并无交集，所以，他们对合作社成员积极性的影响有限。

      其三，由模型M4可知，四种退社方式均会对合作社组织声誉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主动退社方式对其影响程度最弱，而隐形退社方式对其影响程度最强。由模型M5可知，主动退社、被迫退社和隐形退社均会对政府资源利用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主动退社对其影响程度最弱，隐形退社对其影响程度最强，除此之外，盲从退社则对这个维度不会产生明显影响。笔者分析，隐形退社对合作社组织声誉和政府资源利用会产生较强影响的原因可能在于：隐形退社成员会在合作社利益分配时“搭便车”，这种情况会激化其他成员的不满。当合作社其他成员对隐形退社成员的不满达到一定程度后，他们会向政府主管部门反映或揭发隐形退社行为。合作社中的隐形退社行为一旦被揭露，不仅会造成果农合作社组织声誉受损，而且政府也可能对合作社“骗取”政策优惠的行为进行调查，甚至对违规合作社进行停业整顿。

      (四)果农退社行为对不同发展水平果农合作社的影响分析

      此处，将“果农合作社可持续发展”视为一个离散变量，结合使用二元Logit和多元Logit回归方法，对实地调查所得211个有效样本数据进行估计，结果见表3。

      

      由表3估计结果可知：

      其一，二元Logit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就高水平的合作社而言，主动退社行为对其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隐形退社行为对其无显著影响，而其他方式则对其影响微弱。该估计结果表明：一是当果农合作社发展到一定水平时，需要建立合理的果农退社制度，使果农合作社能够实现正常制度和人事的新陈代谢。二是合作社中部分成员的主动退社行为利用推动高水平合作社可持续发展，能有力地加速合作社组织变革的步伐。此外，隐形退社行为对高水平合作社可持续发展没有影响。其原因为：一方面，隐形退社成员因实际脱离合作社而难以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合作社发展到较高水平时，其内在机制能够有效隔离“伪成员”，或者它们根本不需要利用隐形成员来为其获取发展资源“凑数”。

      其二，多元Logit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就中等水平合作社而言，各个方式果农退社行为均会对其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且被迫退社方式对其影响程度最大。该估计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目前合作社大部分处于中等发展水平；二是处于中等发展水平的合作社更容易受到社员被迫退社的冲击，应尽力避免和减少此类退社行为的发生和蔓延。

      其三，多元Logit模型回归结果显示，就低水平合作社而言，各个方式果农退社行为均会对其产生显著影响，但影响方式不尽相同。例如，一个与前文研究显著不同的发现就是，隐形退社会对较低发展程度果农合作社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笔者认为，这与中国合作社发展实践具有一定的吻合性。笔者调查发现，充斥着较多隐形成员的“伪合作社”、“皮包合作社”往往是低水平合作社；因发展水平限制，很多低水平合作社难以获得更多的有利资源(例如政府优惠政策)，甚至很难注册成功，为此，它们会想办法拉拢外出务工农户隐形“入社”，为其合作社规模“凑数”。隐形成员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低水平合作社实现扩大规模、获取政府资源等目的。然而，长期来看，当低水平合作社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例如发展到中等水平)，隐形退社对合作社发展的负面效应可能就会显现出来。

      四、结论及政策启示

      为了揭示果农退社行为影响果农合作社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机理，本文利用渤海湾优势区211个样本的数据定量验证了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得到以下发现：

      第一，从整体看，果农退社四种方式均会对果农合作社可持续发展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且负向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被迫退社、盲从退社、主动退社、隐形退社。

      第二，按细分维度看，果农退社方式会对果农合作社可持续发展的不同维度产生差异化的影响。一方面，主动退社、被迫退社和盲从退社均会对内部凝聚力和成员积极性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而隐形退社则不会对这两个维度产生明显影响。另一方面，四种退社方式均会对合作社组织声誉和政府资源利用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且隐形退社对其影响程度最强。

      第三，就发展水平看，不同于对较低水平、中等发展水平果农合作社具有负向影响，果农退社方式对较高发展水平果农合作社的负向影响程度相对轻微，且主动退社行为对较高发展水平果农合作社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隐形退社行为则对其无显著影响。

      第四，对比来看，果农退社方式对中等、低发展水平合作社具有不同程度、不同方向的影响。一方面，处于中等发展水平的合作社更容易受到成员被迫退社的冲击；另一方面，各个方式的果农退社行为均会对较低发展水平的果农合作社产生显著影响，但其中，隐形退社会对其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本文得到如下政策启示：第一，重视退社行为对合作社可持续发展的消极影响，针对不同退社方式采取差异化的措施，防止和减少社员不合理退社现象的蔓延，尤其注意避免被迫退社现象对中等发展水平合作社的负面冲击；第二，有效防范退社行为对合作社内部凝聚力以及成员积极性的损害，鼓励果农合作社管理者采取合理的组织治理模式有效防止隐形退社果农的“搭便车”行为，逐步消除退社果农对果农合作社组织声誉的损害；第三，完善制度，保障果农合作社主动退出成员合理退社机制的顺畅，同时，做好成员正常退社与合理参社之间代谢机制的制度对接和管理方法的适时改进；第四，建立健全对中低发展水平合作社的政府动态监督、监管机制，保证政府资助、政策福利能够落到实处。

      ①参见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在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全面提升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水平和质量”，《农民日报》，2012年7月6日。

      ②参见原农业部副部长危朝安在青岛农业大学合作社学院成立大会上的讲话，2008年3月16日。

      ③该区域横跨辽宁、河北、山东三省，包括泰沂山区、胶东半岛、太行山浅山丘陵区、燕山山区、辽西及辽南部分地区，是中国苹果栽培历史最早、产业化水平最高的产区。区域内有53个苹果种植重点县(市)，其中25个位于山东省境内，14个地处辽宁省境内，14个居于河北省境内。

      ④需要说明的是：限于人力，笔者对社员退社方式的分类仅是针对渤海湾苹果优势区退社果农作出的结论，对其他合作社的适用性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证实。

      ⑤需要说明的是，在对退社农民进行调查时，问卷中特别做了这样的说明：“您当初离开合作社是您第一时间的主观愿望，还是您受到其他人的影响(如看到他们的退社行为或是听到已退社人员的劝说)？”对于选择“受到其他人影响”的农民，笔者将其归为盲从退社。

      ⑥更为详细的描述可以参见张德元(2011)。

      ⑦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被迫退社与主动退社有所不同。被迫退社的农民并非不愿意留在合作社，他们退社是迫不得已，是“被动”状态；而主动退社农民是基于自身意志，经过理智权衡后“主动”退社。

      ⑧根据被调查农户及当地苹果合作社经营者的要求，笔者隐去调查对象所涉具体合作社的名称。

      ⑨因具体退社果农数量没有权威部门公布，并且，对于其他区域，笔者并没有亲自调查核实，故仅是做推断。

      ⑩限于篇幅，此处将不再赘述问卷具体内容、信度及因子分析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向笔者索取。

      (11)此语为调查中大多数被迫退社果农的常用语句，故做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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