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转型与苏东地区的民族冲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体制论文,冲突论文,民族论文,地区论文,苏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04)04-0070-(04)
苏东剧变，冷战结束，引发了20世纪第三次全球性民族主义浪潮。在前苏东地区，这股浪潮最突出的表现是以民族分离运动为特征的国家裂变，结果是造成一系列民族国家解体或者进入重组的进程。苏东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并没有随着这些联邦共和国的解体而结束，相反伴随这些地区正进行的体制转型有进一步向纵深发展的趋势。体制转型使这些地区原有的社会民族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导致以族群民族主义为特征的各种民族运动，更严重的是这种民族主义运动不仅破坏国家的统一和政权的稳定，而且在许多地区伴随着频繁的暴力冲突。
面对转型过程中苏东地区盛行的民族主义所造成的诸多负面影响，如何正确、合理与稳妥地解决民族问题，如何及早消除可能激化民族矛盾甚至导致暴力活动的隐患，如何将民族分离的危害控制到最小程度，是目前这些地区的多民族国家认真考虑与应对的重要问题。为此，必须深入探究民族冲突的根源，而这和转型中民族结构模式的转换密切相关。
一、族群民族主义的定义、表现
安东尼·斯密(Anthony Smith)把族群—民族定义为“一个社会群体，它的成员有共同的血统，共同的特有的历史和命运，具有一种或多种鲜明的特征，有一种集体的唯一感和一致感。”[1](p66)这与“国家民族”这一概念的含义是不同的。“国家民族”涵盖领土、公民等含义，其中心是“一个有共同文化，共同的法律和公民身份的共同体”。而族群民族只是在它的成员谱系的基础上来定义“民族”，认为民族是一个“谱系上的本土文化的共同体”。[2]
根据这个族群—民族的定义，有学者把中东欧和前苏联地区出现的族群—民族主义的表现分为五种类型：文化复兴运动，政治自治运动，民族自决，分离主义和民族统一运动。[3]
文化复兴运动，主要是指一些小的或在族裔、宗教、地域上十分分散的少数民族，希望能有更多的自由和权利来建设或提高本族的社会、文化、宗教和教育水平，尊重和重新评价他们的历史，加强民族认同和复兴其方言或语言。这些目标是少数民族要求有更多机会参加地方或国家政治事务的系统表述。他们通常所要求的仅是更多的平等待遇，而不是挑战现存民族国家的完整性。在遍布全东欧的罗马人中可以很清楚地理解这种文化复兴运动。[4]
政治自治运动要求民族国家结构的改变，但不主张分裂。自治是指认可一个团体的权利是特殊的，在某些形式上保持与社会其它部分的相对独立性，并不必然意味着分割和脱离。更准确的说，它只渴望保护自己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和价值体系不受歧视。在斯洛文尼亚和罗马尼亚两国中的匈牙利人的表现即是政治自治运动。
那些占人口多数或聚集区域集中的民族或族群，他们的政治目标很可能是区域自决。这些民族的领袖们往往要求把国家的行政体制从单一制改为联邦制或邦联制，这样一些特殊地区就会获得省自治或完全的共和国的地位。这种运动出现在捷克共和国的两个主要区域之一的摩拉维亚。[5](pp4-13)还有就是在克里米亚的俄罗斯族（占当地人口的70%），越来越强烈要求从乌克兰获得更大自治，而和俄国更紧密联系起来。
分离主义是多民族国家内部某个非主体民族谋求从现存的国家中脱离以达到与其民族母体国家合并，它是从区域自决中发展而来的。它主要也是发生在少数民族人口和区域集中的地方。这些民族团体通常反对被包含在他们所在的或联邦或单一形式的国家里，企图创立自己独立的国家。这样的运动包括前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格鲁吉亚的阿布哈西亚地区，摩尔多瓦“德涅斯特共和国”的俄罗斯人，和在俄国的鞑靼地区。
民族统一运动是一个国家的民族寻求把他们所在的区域和人口与另外一个国家同一民族的人联合在一起。主要有激进和保守两种不同的形式。激进的民族统一分子，鼓吹散居于几个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同一民族分别从所属国家脱离，以建立统一的单一民族国家。例如摩尔多瓦的罗马尼亚族希望和罗马尼亚合并。保守的民族统一主义，只是口头宣称寻求不同国家的同一族群合并在一起，但并不积极行动。例如占克里米亚和东乌克兰人口大多数的俄罗斯族人要求和俄国更紧密联系起来，但他们又不想面临经济毁灭和与乌克兰发生暴力冲突的双重危险。
这五种类型当然不是各自独立存在的，他们彼此发生潜在的影响。政府对少数民族要求的反应、外国政府是支持还是不鼓励这种分离运动、民族团体本身不断变化的志向等都使族群民族主义运动的形式很容易发生改变。因此不同类型的族群民族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无法笼统概括出来，它和每一个国家的特殊的政治体制，各民族之间的权力平衡，国家采取的民族政策和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关系等密切相关，必须对这些因素做详细考察。
二、体制转型与前苏东地区的民族冲突
20世纪80年代中晚期前，苏东地区的社会明显是以垂直等级体制为特征的社会。这是一种强制性整合的模式，它通过国家掌握的主流意识形态，维护了较高程度的社会经济整体性。与此相似，文化的整体性在东欧和苏联的程度也很高。而且这种体制以强力加强对民族文化的同化，从而进一步提高社会的整合程度。政治的统一性也很高，在官方机构和国家机器的压力下各组成民族不得不承认这个体制的合法性。这三个方面互相加强，试图超越各民族的隔阂，以提高社会整合水平。
然而中东欧和前苏联地区的社会高度一体化并没有保持下去，中东欧和前苏联地区在政治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社会各方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以政治、经济、文化的分裂为特征，反映在政治领域里就是原来占统治地位的体制在大众中已经严重地非法化，包括占主导地位的民族集团。而且国家机构和制度大部分崩溃了，原来正是通过它们强制实施和管理超越民族团体的政治统一性。政治的分裂伴随着大规模的社会经济分裂。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是体制崩溃的另一个主要根源。另外，由于向市场经济转型而带来的经济社会困境，与最初过度乐观地预期相比更加重了人们的失落感，也愈益降低了个人对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而越来越多的经济腐败和犯罪也增强了分裂的力量。随着政治权力机构的崩塌和经济体制转轨的阵痛，文化适应和文化同化也丧失了它对整合的贡献，更加速了社会的分化。
这种强制性实现社会统一的体制和突然的体制崩溃，也导致了族群民族认同的强烈苏醒。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离心力和按民族阵营重新整合的企图是民族冲突的主要根源。更确切的说，原苏东体制以一系列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化的原则和制度使民族整合为特征，体制转型过程则以体制范围内新型的法制化的政治经济机构的缺失为特征。法制化的制度能平息民族动员或及时做出适当反应，把各民族的要求纳入到政治体制可运作的层面，它们的缺失给政治、经济、文化的分裂带来更大的动力和更多的诱因。
在国家机构解体和重建的阶段，社会矛盾和冲突是多种多样和现实存在的，而族群民族冲突是其中最为突出和最易转化为暴力冲突的。
在体制转型过程中由于缺少强有力的、合法的政治、经济结构和制度，社会上不同民族族群努力按民族阵营来重新定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界限，由此产生出我们上面提到的各种族群民族主义的表现。
要想成功实现民族分离，首先要求在民族集团内重新建构经济政治组织。因为民族主义运动导致的分裂结果必然渗透到社会各个重要的方面。特别是，在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社会里，这将导致各民族之间对国家的政治权力、经济资源和文化遗产的激烈的竞争。
在政治领域，当国家机构已经或正逐渐丧失了权威的话，它们就变成了争夺的目标和“各竞争民族集团占领和夺取的奖品”。[6](p118)在许多情况下，对政治权力的争夺也意味着对空间的争夺，即对领土的占有。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这种对领土的争夺尤其激烈。当国家疆域内只有一个民族但受到来自另一个国家的民族的挑战时，这种空间的竞争也可能发生。这种对领土的要求有其历史根源，例如，原来是外部强加的领土划分现在对竞争对手来说已经丧失了其合法性。
在经济领域，这种争斗主要是对财富的争夺，包括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环境禀赋、基础设施、固定资产、金融资本和能提高一个民族经济基础的其他资源。这种竞争往往发生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出现困难的背景下。转型不仅给大众以不安全的感觉，而且还导致了经济的严重紧缩，使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下降。另外，即使这些国家力图阻止经济产量的严重下滑，也决不能确保各民族争斗的减少。经济的扩展伴随资源和机会的增多，往往易于提高民族争斗的机率。[7](pp199-209)
文化领域的争斗主要是指对民族集团声称拥有领土和经济权力的主张的支持。这导致各民族团体传统文化意识的强烈的苏醒。过去曾一度被看作是共同拥有的多元的文化遗产，现在成为各民族族群争夺的一部分。在此，每个民族的文化和它的身份是同义的。对文化和它们的象征如建筑、艺术、文学、音乐的竞争，被认为不仅是对某民族认同的威胁，而且还是对类似于领土和财产的威胁。
经济和政治和文化的争斗又与领土的争夺是不可分割的。而这往往伴随暴力行为。
在中东欧和前苏联地区体制转型的过程中，民族冲突既体现在体制层面也体现在社会层面。
由于原苏东地区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特别是政党组织的大范围被侵蚀，给各民族团体提供了发泄不平和提出要求的机会，使得有特别族群—民族利益的人有效地结合在一起。这样的例子在中东欧和前苏联地区体制转型中表现的十分明显，迅速变化的社会、组织、经济现象造成了经济、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真空，制度的缺失意味着用激烈的权力斗争来填补这个真空，暴力手段很可能最有效。一旦国家丧失了对大部分人口的有效政治控制而又仍然保持高压垄断统治，民族运动转向暴力的可能性就非常大。
另一方面，随着旧的制度和官方机构的瓦解，在新的体制重建过程中，由于不能允许领土范围内的所有的族群—民族团体都能分享核心权力，加强了各个团体对民族的而非对国家的认同，而且不仅是加强了那些没能享有中心权力的民族认同，也增强了那些占据了大量的政治权力的主体民族的认同，因为他们要依靠其民族团体来维护其主导地位。制度化的排外将增加空间争夺的可能和分离的趋势，因而导致暴力的威胁。
三、族群民族冲突根源的消除
政治、经济和文化在体制层面的网状伸展，是阻止族群—民族冲突的必要条件。
所谓网状社会结构模式是不按民族集团而是按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来构成社会关系。这种模式的特征是政治民主化和市场经济的运行，它的社会整合程度也很高，但却是按照自愿的原则来组合的。它不强调民族的划分，因而民族矛盾不是十分突出。因此，尽量不按民族划分的网状模式体制的建立，对消除民族自治要求和分离主义运动有重要作用。
同样重要的是还要有社会机构和网络的存在。政党、商业组织、劳工联合会、环境保护团体和利益集团的存在都是重要的，它使各成员都感觉能代表其利益。[8]而且这些组织不是利益的简单组合和程序化，要确保能通过这些机构建立起对所有人开放的沟通渠道，以使他们的利益能在体制内传达。
但仅有体制层面的建设，对有效阻止民族冲突的爆发还是不够的，还不是获得体制转型所需要的社会支持的充分条件。
体制转型中，民族分离运动或混合型网状结构体制重建由各个民族（政治、经济、知识界的）精英分子组织和控制。这些精英在决定民族动员的程度、强度和方向上都起决定性的作用。既便以和平方式进行民族分离的地区，如前捷克斯洛伐克，精英们也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捷克和斯洛伐克两国的民族精英分子不顾两个共和国的大多数人民想保持联合的想法，支持和实现了联邦的解体。
在大多数情况下，正是这些民族精英分子，作为一个民族的核心，通过有组织的努力，运用民族动员甚至冲突来使每个民族内部的等级化的政治、经济机构合法化。[9]这些民族核心人物控制着民族动员过程的步调、形态、范围和强度，并进一步决定着族群民族运动的形式和方向。民族精英们通过唤醒潜伏的民族认同的情感或通过“在群众中灌输长期被遗忘的民族认同的感觉”[10](pp8-16)，来巩固他们的权力和领导地位。
精英们往往通过控制生产、金融和通讯手段来获取权力，并试图运用这些资源来获取更多的权益，以建立统治的合法性和维持权力。因而，经济、金融和通讯的权力在社会上不同民族集团的分散和对各民族更大范围的开放是混合性网状模式的另一个要素。
体制转型过程中，不同民族的核心力量往往会对体制转型提出各自的要求，这种要求一定要被认真考虑，并在正在建设的制度框架内——政治的、经济的，体制和社会的——得以反映出来。对其的排斥策略几乎一定会加强民族动员，并证明通过暴力获得分离是正当的。只有社会精英结构中有广泛的多民族团体的代表和合作，才能消除民族分离的危险。
但精英们的权力也不是万能的，无论是在推进民族分离还是努力建立一个混合性网状模式的过程中，他们的权力都来自于跟随者对他们的支持和忠诚。社会、政治和经济规范的迅速消失，确实使各民族精英们更容易从事他们的分离事业，[11]但是新的社会规范还没有在社会中得到广泛接受，从而导致对精英的信任度低也是事实。在中东欧特别是前苏联地区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大量的经济剥夺伴随着急剧的不平等现象的上升和大范围的经济腐败和犯罪，往往使人民对新体制的道德和精英们支持的转型产生疑问。同样，个人对精英们的教导也产生了怀疑，因而很容易把民族精英作为矛头指向的目标。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很容易使人产生不平并易于使用暴力。
总之，当一个多民族国家从原有民族垂直分层模式转型时，民族运动很可能成为体制转型的一部分。任何压制民族运动的企图将不仅引起暴力冲突，而且有可能使体制转型过程倒退。体制转型要想成功，首先要特别强调制度建设，无论是在体制层面还是社会层面，要努力支持建立一个混合型网状模式社会框架。第二，体制转型一定要保证民族族群精英的参与和支持，包括各民族的中坚分子和他们的支持者。这样不仅能在转型不稳定和困难时期获得广大公众和精英的稳定支持，也能保证新的政治、经济体制建立后的连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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