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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8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072(2007)03-0006-09
冷战后，面对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全球经济区域化的兴起以及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东亚国家积极开展区域合作，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东亚峰会的召开就是一个证明。作为全球霸主、在亚洲拥有重大政治经济利益的美国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它如何看待东亚一体化？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应该如何应对？这些正是本文探讨的内容。
一、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东亚经济一体化缘起于东盟国家，尤其是马来西亚的倡议。冷战结束后，美欧先后组建和扩大排他性贸易集团，中国、印度、越南等国也加快对外开放步伐，这对长期发展外向型经济并以美欧为主要出口市场的东盟各国经济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对此，东盟采取了两方面的策略：一方面扩大东盟，筹建东南亚经济共同体，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积极推进东盟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以集体力量应对世界经济集团化的挑战及中国、印度、越南等国的竞争；另一方面，东盟也致力于东亚经济合作，如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1990年12月提出“东亚经济集团”的设想，倡议“东亚国家也应该建立自己的经济联合体”，“以和美国和欧洲的影响力抗衡”。[1]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东盟国家不但没有获得美国的及时援助，而且申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援助的印尼、泰国等国家被迫接受苛刻的条件，也付出了巨大代价。这使得东盟国家更加积极推动东亚经济合作。而日韩两国出于地区安全、地区经济稳定以及提高各自在东亚的影响力考虑，也愿意与其他东亚国家合作。而中国同样积极支持东亚经济合作，一来为了确保本国和东亚地区的持续稳定，二来为了实现世界格局多极化的目标，同时可以借此向世界展现“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2] 为此，东亚13国领导人于1997年底举行了首次非正式会晤(自2000年起去掉非正式一词)，自此形成“10+3”机制。之后，由于全球经济衰退与“9·11”事件的影响，而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快速的增长势头，都使东亚经济合作的步伐加快。进入21世纪后，“10+3”机制和“10+1”机制，加上“10+3”会议期间中日韩三国的会晤机制，构成东亚区域合作的基本框架，基本实现了马哈蒂尔最初建立东亚经济论坛的设想。
2004年11月29日，在老挝首都万象举行的东盟峰会同意，自2005年起将“10+3”机制改为“东亚峰会”，且首届峰会将在马来西亚召开，而召开的时间也将改成每两年举行一次，并于2007年由中国大陆主办。2005年12月14日，首届东亚峰会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来自东盟10国、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16个国家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与会，与会各国领导人签署了《东亚峰会吉隆坡宣言》。东盟峰会的正式召开，标志着东亚国家为达致东亚经济共同体的目标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二、美国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性
东亚一体化迅速开展，给人的印象似乎是美国被排除在外，明显的例子是美国并未被邀请参加东亚峰会。东亚一体化进程是否能够抛开美国呢？我们认为，无论从经济方面，还是从政治与军事方面，东亚都离不开美国。
首先，从经济方面看，虽然东亚国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采取市场多元化战略，以减少对欧美市场的依赖，但总体上看东亚国家对美国的经济依赖仍然很大。以出口为例，1990-2004年，除了日本以外的东亚国家和东南亚十国对美国的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比例分别从23.7％和19.6％下降到18.8％和15.6％，但仍然高过对欧盟的16.0％和14.6％(详见表1)。
再从投资方面看，美国同样是亚太外来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国。1990-2004年间，美国在亚太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从647.16亿美元增加到3901.1亿美元，其中在日本、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大陆的投资分别达到802.46亿、569亿、437.43亿、173.32亿和154.3亿美元。[3] 827
其次，从政治军事角度看，美国不但与亚太地区的日本、泰国和中国台湾及澳大利亚一直维持同盟关系，而且在亚太地区维持庞大的驻军，为一些东亚国家提供“安全保护伞”。目前，美国在日本和韩国分别有4.5万和3.7万名驻军，美国第三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驻扎在日本冲绳，美国第七舰队司令部和第五航空队司令部也分别设在日本横须贺和横田。[4] 除了在日本和韩国的驻军外，美国也与东南亚的泰国、新加坡、菲律宾，甚至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都有长期的军事合作关系。[5] 97-106美国与东亚国家的同盟关系和军事合作关系，势必影响这些东亚国家的外交决策，包括对外经济政策的决策。例如，正是因为美国的压力和反对，日本才不支持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提出的东亚经济集团计划(EAEG)；也正因为美国的强烈反对，日本在1997年金融危机期间提出的“亚洲货币基金”计划最后胎死腹中；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北京的演讲中呼吁在亚洲逐步创造一个开放性的区域框架，其用意显然是担心排他性的东亚一体化会导致冲突，这自然符合美国人的想法。
三、美国对东亚一体化态度的演变
(一)东亚对美国的重要性
美国对于东亚国家而言十分重要，同样，东亚对美国而言也十分重要。
首先，从经济方面看，东亚国家是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及投资场所。从贸易方面看，1989-2005年间，美国向APEC国家出口的商品总额占美国对外出口总额的73.22％，其中日本、中国、韩国和东盟国家(以下简称“10+3”国家)就占24.38％；同期，美国从APEC国家进口的商品总额占美国进口总额的80.28％，其中“10+3”国家占38.51％(详见表2)。
而在服务贸易方面，亚太国家虽然近年来在美国对外服务贸易中的比例有所下降，但仍然是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2003年，美国向亚太国家服务贸易出口占美国对外服务贸易总出口的比例达到26.4％，服务贸易进口则占21.2％。[6]
其次，从军事安全战略看，亚洲地区是美国全球战略非常重要的一环。在美国认为对其全球利益构成挑战的七大热点问题——中东问题、巴尔干问题、印巴克什米尔问题、朝鲜半岛问题、台湾问题、南中国海问题、伊拉克问题中，有6个在亚洲，其中3个在东亚。同时，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曾多次表示，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在欧洲面临的军事威胁大大降低了，欧洲大陆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远低于亚太地区。因此，近年来，美国开始调整其全球军事战略，逐渐将关注的重点从欧洲转向亚洲。战略调整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军力部署的调整。2004年，美国将62枚AGM86空射巡航导弹部署到关岛，部分B52轰炸机已进驻关岛，海军的若干艘核动力攻击潜艇的基地也前移至关岛；第二，军事联盟机制的加强及发展新的军事合作伙伴。美国除了强化与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的军事同盟关系外，还与东南亚的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发展军事合作关系，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广泛的多边防务与安全合作机制。[7]
(二)美国学界的看法
究竟东亚合作会对美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美国学界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东亚合作进程对美国影响巨大。美国华盛顿进步政策研究所的爱德华·格雷塞尔(Edward Gresser)就认为，中国领导下的亚洲(至少是东亚)正在形成“一个拥有11万亿美元、类似欧盟的联合体(an integrated union)”；[8] 2另一种意见认为，东亚合作处于起步阶段，而且面临不少难题，因而不必太担心其对美国的影响。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克劳德·巴菲尔德(Claude Barfield)就认为，虽然亚洲正形成国际舞台上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却面临不少政治、经济、社会乃至历史问题。[9] 15
对于美国的对策，美国专家学者提出了以下几种观点：一是以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太平洋论坛主席拉尔夫·科萨为代表的学者的观点，即谨慎支持东亚多边合作，但对“10+3”向东亚共同体转变及“东亚地区主义”则应有所警惕；二是美国著名学者福山及CSIS日本问题研究员德温·斯图尔等所持观点，即美国应主导建立“东亚民主的自由贸易体系”，“与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等跟美国共享价值观的国家加强经济一体化，待时机成熟，中国等也可以加入。民主国家间的牢固经济关系和安全关系，将成为东亚国家的发展模式”；三是美国前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和进步政策研究所所长爱德华·格雷塞尔等代表的观点，即积极应对来自“亚洲联盟”的新挑战。而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坎贝尔更认为，美国应争取参加下一次的东亚峰会，“因为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会为美国在这一舞台上助阵”；四是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雷德·伯格斯滕所持的观点，即将东亚一体化进程融入“亚太自贸区”。他认为，“‘东亚共同体’建设在给东亚和世界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将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冲击，并损及美国利益”，因此，美国的最佳选择是，“利用APEC这一平台，通过建立‘亚太自贸区’，实现与“东亚自贸区”的协调发展，从而使亚洲的环太平洋部分融入‘亚太’，实现东亚地区一体化与外部世界的一致性”。[10]
(三)美国政府的态度与行动
美国政府对于东亚合作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
1.倡导泛太平洋经济合作，但反对旨在排斥美国的东亚合作。
冷战结束后，面对欧盟的竞争，美国开始积极倡导泛太平洋经济合作，加以应对。可以说，冷战结束后一段时间，美国对东亚经贸政策的重点就是筹建亚太经合组织(APEC)，促进泛太平洋经济合作。但同时，美国对东亚国家旨在排斥美国的行动也极为警惕，如对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的东亚集团(EAEG)计划就极力反对，担心东亚地区成为类似欧盟那样的地区经济组织。
2.以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应对东亚一体化。
进入21世纪，随着东亚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尤其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迅速开展，使美国感受到地缘经济竞争的压力，开始采取一些行动，如相继推出“东盟合作计划”、“东盟企业倡议”，与部分东南亚国家磋商“双边贸易及投资架构协定”，与新加坡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并准备与泰国等其他东盟国家签署类似的协议，以确保自己在东亚的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
3.全面开展外交行动，阻止亚洲联合“去美国化”的趋势。
对于当前包括东亚峰会在内的东亚一体化进程，从表面上看，美国似乎抱着“走着瞧”(wait and see)的态度，就如有学者所说：“距离华盛顿高度关注崛起中的东亚共同体还为时尚早。……只要该共同体的众多参加者与美国有共同的价值观，与美国有同样的关注，看重美国继续存在及与东亚深入交往的价值，无论该新共同体最终是否演变，抑或何时演变，或者如何演变，它都不会走上威胁美国的方向”。[11] Ⅷ
但事实上，美国一直在高度关注东亚一体化，尤其是东亚峰会的进程。美国关注的内容包括：谁将领导东亚峰会；东亚峰会的构成；成为东亚峰会成员的标准；东亚峰会的使命、目标及优先考虑事项等。[11] Ⅴ
美国对东亚一体化进程一直抱有戒心，对东亚峰会将其排除在外更是心怀不满。2004年8月，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就称，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不能削弱美国的影响力。他就日中韩及东盟(ASEAN)联合推进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发表意见时说：“如果美国同地区各国间的双边关系在任何方面都不会遭到破坏，那么各国可以自由加入这一组织”。鲍威尔的讲话被认为是美国政府首次就东亚地区一体化发表的正式见解。[12] 同年12月，国务院政策计划负责人雷斯在东京发表演讲时指出，美国在东亚拥有权益，而亚洲目前正在推进“构筑一个试图将美国排除在外，进行对话的机构以及新的合作(框架)”，东亚峰会“便是这样的构想之一”。
2005年2月，美国新任国务卿赖斯借新加坡外长杨荣文的口表达了美国的不满。杨荣文在与赖斯会晤后向记者透露，美国“关注东亚峰会将成为内向性和排外性(inward looking and exclusive)组织”。[13] 2不久，赖斯于3月19日在日本东京索非亚大学(Sophia University)就美国的亚洲政策发表演讲时，特别提到“开放与选择”以及“太平洋共同体”(Pacific Community)。她说：“亚洲和太平洋共同体的未来将建基于两大主题：开放和选择。我们支持建设一个开放的世界，而不是封闭的社会或封闭的经济体；我们支持建设一个对所有国家开放的共同体，而不是一个排他的强国俱乐部。各国都必须做出抉择，决定是否成为开放的共同体的成员，并接受相应的责任选择。美国和日本都已经作出了这样的抉择”。[14]
而包括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在内的部分官员更曾公开反对东亚共同体的构想(包括东亚峰会的召开)。在阿米蒂奇等人看来，美国反对的理由有三：一是，由于中国逐渐增强的经济和政治影响，没有美国参加的东亚共同体将形成或扩大中国在该地区的势力范围，从而损害美国在东亚的接触政策；二是，东亚共同体将挑战美国在亚洲的双边“毂辐”(bilateral " hub-spokes" systems)体系的灵活性，从而增加安全和经济关系方面的交易成本；三是，东亚共同体将推崇亚洲治理模式，可能作为拖延威权政权民主转型的借口。[15] 22美国人一再强调大西洋共同体是“民主国家共同体”，言下之意是不少亚洲国家不是民主国家，还不具备创建共同体的条件，以此作为拒绝在亚洲引入跨大西洋模式的借口。
美国不但关注东亚峰会的进程，还采取了相应的外交行动，以阻止亚洲联合“去美国化”的趋势。自2005年11月15日开始，美国总统布什对日本、韩国、中国、蒙古等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有评论认为，“布什此次亚洲之行也可以说是重新构筑亚洲外交之旅”。用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哈德利的话说：“布什此次出访的目的有两个：第一是展示美国将继续关注和参与亚洲事务的姿态；第二是表示美国希望在亚洲的经济和安全保障问题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华盛顿的智囊们也认为“美国不但要与日本、澳大利亚等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进一步强化关系，而且还需要进一步激发有美国参与的APEC会议的活力”。[16]
美国的具体外交行动还包括：(1)强化与日本、澳大利亚与亚洲盟友的关系。美国驻日美军调整的中期报告“正式宣布日美同盟关系的目标已经不再局限于防卫日本、保卫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而是扩大到反恐对策、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以及人道和重建援助等全世界范围的‘国际安全保障环境的改善’”；(2)在APEC会议上，布什总统把源于亚洲并正威胁全球的禽流感对策问题作为一个共同提案提出；(3)美国除了“呼吁他国首脑采取大胆行动，帮助世贸组织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顺利推进以外，还主动采取措施促进知识产权的保护、区域内安全的保障和贸易的自由化”；(4)布什还与东亚首脑会议的中坚力量——东盟成员国中的7个APEC成员国首脑举行了共同会谈，并发表了强化合作的共同声明，“表明了双方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进行全面合作的意愿”。有分析认为，“美国之所以做出与东盟强化关系的尝试，很明显是为了在自己‘不在场’的时候，还能用一种隐形势力来对抗不断巩固东南亚阵地的中国”。[16]
面对美国的担忧和游说，东盟部分国家开始为美国说话，提倡开放的地区主义。2005年10月25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中国北京发表题为《中国在新亚洲的和平发展》的演讲时就指出，中国和平发展有赖于三大策略，包括：处理好同美国、日本、印度等大国和东盟的关系；和其他亚洲国家共同建立一个开放性的区域框架；加强与世界体系的相互促进关系。谈到第二个策略，即在亚洲逐步创造一个开放性的区域框架，李显龙的用意显然是担心排他性的东亚一体化会导致冲突。他说：“如果世界分裂成排他的国家集团，或互相对立的势力范围，冲突的局面将难以避免。因此从战略的角度分析，亚洲如果有开放的框架，可以让美国、欧盟及其它国家参与，将有助于稳定中国跟其他大国的关系”。他指出：“美国在本区域的经济及安全角色，短期内很难被其他国家取代，中国也明白并欢迎美国继续在本区域扮演积极和建设性角色”。[17]
四、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对策
对于美国对东亚一体化的关注和担忧及积极介入，笔者认为我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可以尝试以下对策：
1.中国要表明自己并不会挑战美国的地位，东亚一体化并非排挤美国，也不会危及美国的利益。因此，中国在东亚峰会问题上的最新表态是明智的。2005年11月31日，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崔天凯在记者吹风会上表示，东亚峰会的构想是东盟国家在亚洲金融风暴后所提出的，并以东盟作为主体所倡导的一个区域合作过程。他暗示，中国并没有利用东亚峰会排挤美国。他说：“整个过程是开放的，我们已经有16个会员国，我不晓得明年今日会有17、18或更多会员国。这是相当有可能的，举个例子，俄罗斯已经签署了TAC(友好合作条约)，因此这是个开放过程，我们欢迎任何国家的参与和贡献，只要它们符合东盟所设定的三个条件”。他还说：“我们知道美国对这个过程表达了兴趣，我们欢迎美国作出建设性的贡献。至于美国是否参与峰会，首先必须是美国自己的决定，然后是东盟的决定”。[18]
2.让东盟扮演“领导者的角色”，消除美国的顾虑。美国之所以高度关注东亚峰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担心中国领导东亚峰会，担心中国挑战美国的霸权，像当年日本一样竭力将美国排挤出亚洲。2005年11月，随同布什总统出访亚洲的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格林在接受采访时虽然承认美中间的合作要素正在与日俱增”，但仍认为“美中关系仍包含着战略性竞争的因素”，“中国在国际社会上不断增加的分量，已经成为可以与伊斯兰国家和恐怖主义相提并论的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最大变数”。[16] 美国对于中俄接近和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以及中国积极推动东亚峰会的召开，都深怀忧虑，认为中国在带头挑战美国。因而，中国应该尽量避免挑头刺激美国，比如在东亚一体化的起步阶段让东盟发挥“决定性的领导作用”，扮演“领导者的角色”[19]，就是很好的政策建议。这一方面满足了东盟想充当“驾驶员”的愿望，增进中国—东盟关系，也可以一定程度上消除美国的担忧。
3.中国要在实际行动中让美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看到其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目前，国际上对中国发展前景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中国是否能够和平发展，中国是现状国还是挑战国，是良性权力(benign power)还是富有挑战性的力量问题上。事实上，美国和大多数东亚国家都希望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同时推动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遵循现存的国际规范。以东盟地区论坛(ARF)为例，东盟和美国都希望看到中国在这个平台上被社会化，并能够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就曾说，ARF提供了“一个检验对华接触这种社会化理论成效和前景的实验场所”，“ARF是中国在安全领域走向社会化能力的验证场所”。[20] 美国东亚与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罗思在1997年香港世界经济论坛上也说：“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融入ARF和APEC这样的地区机制只会鼓励中国人行为的现代化”，有助于形成“一个遵守规则的中国，而不是一个制造和(强制)实施规则的中国”。[21] 54-55甚至前美国太平洋军总司令麦基也承认，通过地区论坛接触中国的重要性，可以“探测他们的意图，消除我们的误解”。[22] 55美国和部分东盟国家希望中国遵循国际规范，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中国何不借机采取行动，建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中国近年来积极参加和推动多边机制的活动，就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多数国家的称赞。
4.东亚国家在表明东亚一体化适当开放性的同时，也应该坚持东亚一体化的地域特色，东亚国家有权就地区经济发展做出自己的安排。面对一些属于本地区的共同问题，而大国无法或不愿参与，东亚国家应该靠自身力量协商解决。1997年亚洲爆发金融危机后，虽然日本提出的亚洲基金货币基金计划因美国的强烈反对而流产，但后来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国家一直在努力探索如何通过区域金融合作以防范区域性金融危机的途径。2000年5月，中国、日本、韩国与东盟(简称“10+3”)三国财长在泰国的清迈达成协议，同意建立东盟成员与中、日、韩之间的双边货币互换网络(BSA)，以防范金融危机、促进区域金融稳定与合作，简称《清迈倡议》。此后，“10+3”成员国按《清迈倡议》确立的原则框架，先后签署了一系列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截至2003年12月末总规模达到275亿美元。2003年6月2日，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中央银行行长会议组织(EMEAP)11个中央银行和货币当局同时发布公告：正式启动亚洲债券基金，初始规模10亿美元，由各国央行动用储备以美元认购。成立亚洲债券基金的主要目的在于“减少正在克服经济危机的亚洲国家对全球最大国家的依赖”，维持亚洲货币的稳定。亚洲债券基金的正式启动表明“东亚金融合作框架已经从象征性合作开始向更为实质而现实的合作领域发展”。[23] 从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面临美国的反对，但亚洲国家仍然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和协商，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取得突破。
5.中国可以通过适当的管道批评美国的遏制战略，以“威胁中国论”反击“中国威胁论”，对美国形成舆论压力。美国虽然想看到中国融入国际社会，采取对华积极接触促变的策略，但也担心中国走向对抗，挑战美国的霸权，因而对华也有遏制的一手，积极在中国周遍地区构筑包围圈，如美国不但加强与日本和中国台湾的军事合作，不断深化与印度的关系，还极力推动与蒙古的关系。我们应该通过学者和官方的渠道，以“威胁中国论”表明我们的担心，以对美国形成舆论压力，使美国从遏制的一端向接触一端转变。美国国务院给国会的有关东亚峰会的一份报告中就提到积极推动中国和平发展的观点：“重要的是，美国对东亚峰会或未来的东亚共同体采取的政策不要被中国理解为遏制中国的政策，美国的政策倡议是要表明：美国竭力在亚洲多边事务中发挥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美国也支持中国建设性地介入地区和国际事务”。[13] 6事实上，东盟国家对美国的遏制战略也颇多批评。正如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赫布巴尼(Kishore Mahbubani)所说：“作为今天的世界秩序的主要设计师，美国应该在最先庆祝中国进步的国家之列。因为只要北京继续遵守华盛顿的规则，和平与稳定就会盛行，既作为一个社会，又作为一个经济体的美国就可以从中国文明的复兴中大大受益。……然而奇怪的是，美国现在在破坏中国稳定方面所作的努力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他认为，美国目前的对华政策缺少连贯性，导致中国对美意图的不信任。因而，他呼吁：“现在是给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达成一项全面的新谅解注入紧迫感的时候了。……要想消除误解，美国的决策者们需要替中国人想一想并理解他们的行动对中国的全面影响”。[24]
6.超越“亚洲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的论争，以应对美国官方和学者提出的“东亚民主的自由贸易体系”或“民主国家共同体”。在世界上推进美国式民主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自立国以来，美国人一直抱有“天定命运”的使命感，向外输出美国民主和社会价值观，以最终在全世界实现美国式的民主制，建立美国治下的大同世界。[25] 美国的民主扩展战略自然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主张发生冲突。20世纪中期以后，由于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不少人在分析原因时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源自儒家思想的亚洲价值观的作用。就如新加坡前驻美国和联合国大使许通美所说，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把自身经济上的成功归因于特殊的传统和制度，“东亚国家觉得它们应该有权利做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安排，与它们的历史、文化和特殊情况相适应”。[26] 128-129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为代表的东亚一些发展中国家积极支持、提倡“亚洲价值观”，以对抗以美国式民主和社会价值观为主的西方价值观。就当前而言，东亚国家应该表明：东亚各国历史文化以及政治形态各异，如果纠缠于“亚洲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的论争，将严重影响东亚一体化的进程甚至是东亚的合作；东亚各国应该超越“亚洲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的论争，在包容的基础上开展具体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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