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人类学视野下的亲属关系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亲属关系论文,人类学论文,视野论文,女性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04)04-0084-05
女性主义人类学把亲属关系看作某一文化中政治经济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把它看作一个不平等的制度。有学者认为亲属制度是传统人类学在学术上虚构出来的，是学术霸权的结果，亲属关系是人类学建构的学术等级体制。[1](P465-487)
尽管如此，亲属制度与婚姻家庭仍然成为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研究者们关注女性在各种亲属关系中的经验。在这个过程中，女性主义人类学在理论上形成以下5个特点：(1)从社会性别的角度来研究亲属关系；(2)扩展了亲属关系的研究范围，关注那些在血缘和姻缘关系之外的亲属关系的研究；(3)指出在亲属关系研究中运用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的局限性，修正和补充了已往人类学研究中有关家庭内部关系的假设；(4)从家庭财产继承权的演变来研究处于某些亲属关系中的女性；(5)现代单亲家庭及流动人口家庭的研究。
本文先介绍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者重新重视亲属关系研究方面的原因，然后就上述的头两个特点进行论述。
一、缘起
早期人类学家对亲属关系的研究是从婚姻习俗和亲属称谓入手。最早进行亲属关系研究的人类学家摩尔根提出了3种亲属制度，论证了人类亲属关系与各种婚姻形态的直接联系；继而，默多克在《社会结构》中提出了6种亲属称谓制。他们二人为人类学亲属关系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马林诺夫斯基与摩尔根的观点基本一致，马氏认为父母是亲属关系的基础，亲属称谓是语言和心理现象而不是由社会制度决定的[2](P103-105)。这一时期的人类学家都试图从亲属称谓入手来研究某一文化的社会制度。
拉德克利夫·布朗则把婚姻、家庭和亲属称谓制度视为一个整体，把亲属关系看作一社会的结构／功能。他说：“我本人的观点是，亲属称谓是亲属制度的一个内在的组成成分”，“称谓与制度中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有秩序的整体内部的关系。我希望在世界各地进行实地调查和比较研究，以便揭示这些关系的本质。”[3](P65)。布朗在《原始社会的结构与功能》中将亲属制度和亲属称谓看作是识别亲属范畴或类别（包括辈分）的工具[3](P66)，所以他最关注的是亲属以什么样的方式分类，以了解亲属制度的重要性，并单纯地把亲属关系归结为一夫一妻的二元关系。拉德克利夫·布朗不重视个体的亲属关系感情，因为他认为这种情感是个可变数，对整个社会制度和社会行为的研究没有用处。当时的一些人类学家认为，亲属称谓包含的语言的、心理的和感情的内容与社会制度的联系不大，所以没有深入研究亲属称谓在这些方面蕴涵的意义，他们大多重视通过血缘或姻缘而建立起来的亲属关系的研究，努力去证实某种亲属结构存在与否。
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希望通过研究亲属关系、神话、图腾制度等文化符号来探究人类普遍的思维模式。从结构的角度来看，亲属关系只是一种可以想当然地以婚姻家庭形式、经济因素（通过继嗣、继承、居住等方式）或血缘关系来分析的正式结构。结构主义者一般只关心一个男人如何能从另外一个男人那里获得女人，籍此，进一步探索支配亲属关系的思维模式和内在结构，而没有去探究处于这种婚姻结构的个体的感受以及亲属关系中体现出来的社会性别不平等，特别是没有把被交换的妇女作为主体来研究。亲属关系只是列维·斯特劳斯研究人类社会整体结构的切入点；结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如葛德利尔）却根本不关心处于亲属关系中的人，而只关注亲属制度在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中所起的作用，只重视亲属制度所发挥的经济功能。[4](P414～442)
与此同时，也有学者注意到血缘或姻缘以外的亲属称谓。怀持也认为亲属称谓的意义是人们相互之间的行为和态度，而不是完全反映婚姻状况。费老也注意到亲属体系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密切关系，而不像摩尔根和里弗斯所想的那样只限于婚姻或两性关系（详见后面讨论）。[5](P274)但费老还是认为亲属关系是根据生育和婚姻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关系。[5](P26、266)由于功能主义强调亲属关系的实际作用，不重视亲属关系中存在的矛盾、差异和变迁，当时的人类学界也不重视功能以外的问题，所以没有人继续深究这些亲属称呼到底暗含着什么样的新的社会关系以及赋予其意义的人。随着人类学日渐丧失了对研究社会的功能结构的兴趣，亲属关系的研究也逐渐衰落，民族志和跨文化研究都不再像从前那样高度重视如继嗣规则、婚姻和亲属称谓这类课题的研究。况且，80年代中期后人类学逐渐对亲属制度提出质疑，认为亲属称谓作为接受或排除一部分人的条件或标准，并非在任何文化或社会都是一样，亲属制度这个概念完全是虚构的，所以，许多人类学研究课程不再将之作为重点。[6](P34-40)
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者运用跨文化资料论述了早期人类学对亲属关系的研究忽视了社会性别关系。1952年，玛丽·道格拉斯就反复指出“亲属关系组织是脆弱的和不稳定的”[7](P121)大量的人类学民族志资料也都说明，人类在自身繁衍中的活动和关系是复杂多样的，人们对亲属的认定、理解、期望和感情也不尽相同。例如，生活在特罗布里恩(Trobriand)的岛民们认为性交并不能导致怀孕，其真正的原因是神灵送来孩子。尽管父亲自认为（也被认为）与他的子女无生物联系，但是他却是该文化中应该承担养育孩子的责任人。[8](P4)在努尔人和垃吾度人(Lovedū)的社会中，同性结婚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于是，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者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既然人类对生育、婚姻、家庭和亲属关系的理解千差万别，为什么我们仅仅把其中的几种当作亲属关系的基础加以研究呢？为什么我们仅把某种性行为和某种性关系看作是所谓合乎自然的，而不把它们也看作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而加以研究呢？[9](P193)
二、女性主义人类学的亲属关系研究
在一定程度上，女性主义研究者所进行的社会性别研究和人类学对亲属关系研究的内容基本是相同的。不同之处是女性主义研究者希望从亲属关系的研究中寻求理解导致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根源以及使妇女摆脱受压迫地位的办法。为此，女性主义人类学家们关注妇女的多重角色和不同的经历，从中探讨特定亲属关系中社会性别的建构。女性主义人类学对亲属关系的研究和早期人类学对亲属关系研究之间的根本差异在于：人类学研究中的亲属关系研究重世系之间的社会关系，而女性主义人类学的研究重亲属群体中男女两性的社会关系，包括男性亲属群体内部之间的社会关系、女性亲属群体内部之间的社会关系、流动妇女群体中的非血缘姻缘的互助关系。这样看来，如果说早期人类学研究中的亲属关系理论是建立在生物基础上的理论，那么女性主义人类学的研究也没有完全脱离以男女两性的生物性别差异为基础的范畴。女性主义人类学者承认，在认识社会性别与亲属关系的真正含义时，我们无法完全脱离性和生育等生物基础，但是可以通过分解存在于亲属关系中的文化假设，来理解该文化的社会制度。要解决既要以生物差异为基础又要反对生物决定论而强调社会文化决定论这类自相矛盾的问题，女性主义人类学从以下方面来分析亲属关系。
1.重新审视“交换女人”
传统人类学的婚姻家庭研究重视男性以及由男性安排和控制的婚姻，并以此来解释人类社会婚姻制度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规律。女性主义人类学家们在进行婚姻家庭和亲属关系的研究过程中指出，那个时代的人类学家并没有把女性作为与男性平衡的另一半来分析，而是把她们当作一个辅助的分析变量。列维·斯特劳斯就是只关心从文化中寻找二元结构和转换生成的模式，而不涉及土著女性是如何经历被交换的过程、她们又是如何看待和解释自己的亲属关系等问题。所以，“交换女人”曾经一度成为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个主要内容。
从女性主义人类学的角度来看， “交换女人”揭示了女性受压迫的根源是性别制度，而不是经济制度或其他什么别的社会机制。 “交换女人”是由男性社会的性别制度派生出来的。交换本身的确含有礼物与送礼人之间的区别，女人是被交换的礼物，而男人则是交换的伙伴。在这样的交换关系中，女人不可能获益，但是列维·斯特劳斯没有就造成这种不平等交换的原因做出任何解释。此外，根据莫斯的互惠交换原则，荷兰人类学家范·巴尔批评列维·斯特劳斯把妇女看作被动的被交换物品，忽视了她们自己的意志。[10](P283-87)另外，爱尔斯拜伦兹(Els A.Baerends)在非洲进行的婚姻研究结果表明，不应该把女性单纯看作是被交换的对象，在一些父系制中，聘礼使得女性在本族中获得一定的主动协商权。[1](P47-86)
当然，在声讨“交换女人”的理论中也不乏有为之辩护者。例如，盖尔·卢宾就清楚地指出，列维·斯特劳斯的“交换女人”并不是等于现代意义上女人被物化，因为在列维·斯特劳斯所研究的社会中，用于交换的物本身浸透着人的特性。还有学者指出：“在列维”斯特劳斯将亲属关系结构定义为交换妇女的制度理论中，关键之处在于交换本身并不是造成妇女从属地位的要素；妇女处于从属地位并不是以为交换这个事实，而是进行交换的方式和赋予这种方式的意义。”[12](P205～242)
20世纪90年代，虽然亲属关系的研究已经不如人类学兴起之时那样重要，但是，曾经在亲属关系中占重要位置的政治、经济、宗教问题以其他形式出现了，人类的亲属关系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风起云涌，亲属关系的研究受到了女性主义人类学者的高度重视。（注：在这个时期，西方人类学家也在反思自己在亲属关系研究中出现的欧洲中心主义观，施耐德(Schneider)发现，即使同在美国社会里也不能用美国人对血缘、爱情和性交的观念来解释其他族裔的亲属关系的建构和亲属分类。）亚纳吉萨哥和考丽尔分析了社会性别研究与亲属关系研究的关系，建议通过社会性别分析将亲属关系重新纳入人类学研究的主流（因为仅仅在亲属关系研究中把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分开还不能解决问题（注：施耐德在《英国人的亲属制度：一种文化的解说》中曾试图把亲属关系的研究从由生理性别而形成的一些经验分开，亚纳吉萨哥(Sylvia Yanagisako)和简·考丽尔(Jane Collier)认为这番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其命题的根基就是以生理的性为基础的。））。与此同时，她们申明，女性主义人类学并不是要用社会性别研究来理解传统亲属关系理论，而是强调社会性别和亲属关系都是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二者应该没有前后之分，因为在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二者是并存的。社会性别视角是分析亲属关系的一个重要工具，亲属关系也应该是社会性别分析中的重要内容，不应该把社会性别和亲属关系看作是两个相互分离的研究范畴。
2.分析亲属关系的连续性和历史变迁
如前所述，早期人类学家研究论证亲属称谓是建立在婚姻和生育基础上的。女性主义人类学研究则表明，亲属关系并不是只靠血缘(consanguinity)、姻缘(affinity)和继嗣(filiation)关系来维持，政治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的因素同样掺杂在一切亲属关系中，共同维持着所谓“自然的”人类再生产的功能。亲属称谓只反映出亲属关系的一部分，如果研究者不了解同时支配着男女两性的政治经济组织，便无法真正理解亲属关系。亲属关系并不是简单对应于人们在生物学意义上的血缘和姻缘关系，而是人类文化建构的结果。（注：也注意到不同社会文化中的亲属关系所指称的社会关系不同，其亲属之间的权力、责任与义务也不尽相同。这一点有些类似列维·斯持劳斯提出的那种“由不同的词语称呼所表达的亲属关系”系统(terminological system)。详见高宣扬《结构主义人类学大师：李维史陀》，载黄应贵主编：《见证与诠释：当代人类学家》250～281页，民国81年，台北。）女性主义人类学家们通过研究那些外出打工的女性来解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二元结构，分析特定社会中权力结构下社会性别与亲属关系的关联，将宏观的政治经济现象置于地方性家庭和亲属关系结构中来分析。外出工作的女性把传统的哺育孩子、做家务劳动等活动职业化和正规化，在这个过程中，来自血亲姻亲亲属的支持和帮助与那些来自非血亲姻亲亲属的支持和帮助同样重要，并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在此基础上，研究者质疑亲属关系理论的一些基本假设（注：除女性主义人类学学者以外，许多社会学研究者都质疑亲属关系理论的一些基本假设，如布迪厄不同意列维·斯特劳斯有关婚姻就是女人的交换的观点。(S·Yanaisako & J·Collier,in Robert Borofsky ed.Assessing Cultural Anthropology.New York:McGraw-hill,INC.,1994)
），着重探讨建立在非血缘以及非姻缘关系基础上的社会互助网络，通过研究那些表达着不同态度、情感、尊重、亲近和期望的称谓，扩展了亲属关系的研究范畴。
从处于边缘地位的妇女和外出工作的妇女身上，研究者发现她们对非血缘非姻缘亲属的接纳和认同非常突出。家庭或个人依靠的不仅仅是土地或其他经济资源，而且还依靠亲戚、熟人和朋友，人们总是维持某些社会关系网络以便应急。要维持这些社会关系人们就需要进行物质的、时间的和象征的投入，亲属关系网络的扩大意味着女性在感情和象征方面的投入。外出工作妇女与他人的关系以及她们在迁入地建立起来的“安全人际关系网络” (safety network)[13](P295-323)，恰恰展现了亲属关系与家庭的外围范踌在扩大，亲属关系的意义也发生了变化。这方面的研究反映出亲属关系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
卡琳·威勒斯(Karin Willernse)等人研究了在苏丹西部伊斯兰妇女中社会性别、亲属关系和阶层的相互关系，运用苏丹不同阶层妇女的个案说明：对于这些妇女而言，家庭和亲属关系的范畴还包括与她们有着相同宗教信仰的人以及那些她们认识和信任的人。[13](P295-323)荷西·范·叁登(Josc C.M.van Santcn)从家庭（包括养老）保障和亲属关系的角度来研究北卡麦隆寡妇皈依伊斯兰教的直接原因。叁登发现，尽管女性（包括已婚女子）在仪式上和社会价值上都在娘家占有重要位置，但女性却没有继承权，此外，该文化没有赡养孤寡妇女的习俗。在这两个前提条件下，为摆脱年老无子无依无靠的境地，寡妇往往采取皈依伊斯兰教来加强个人生活保障网络，借以保障自己的晚年生活。在宗教团体里，所有的信奉者都是兄弟姐妹，这样她们便可以得到亲属和非血缘姻缘亲属教友的照顾和帮助。[14](P324-345)
宗教组织也为处于类似境地的寡妇打开了方便之门。在基督教中，参与教会日常服务工作的寡妇作为一个亚群体广泛存在，根据她们的年龄，寡妇又分服务于教会的登记在册的寡妇和依靠教会救济的无依无靠的寡妇。那些年龄在60岁以上、品行端正、有能力的寡妇便可以登记在册进入寡妇团。那些年轻寡妇因年轻不能守寡，所以她们最好嫁人。尽管奥古斯丁指出生活贫困的人不要试图通过进修道院来改善她们的状况，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情况是难免的。通过这样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出女性是如何积极利用周围的宗教团体来和教会里的弟兄姐妹来保障自己的生活的。
卡玛拉·甘讷什和喀拉·芮斯乌(Kamnala Gancsh & Carla Risseeuw,1998)在《协商与社会空间》一书中收集了一些专门研究女性如何为自己、本阶层、家庭和孩子争取权益的研究成果。这些妇女所采取的方式各异，但各个阶层的妇女都成功地得以进入新的社会空间、从事新的活动。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非洲妇女通过扩展自己的非亲属关系网络来满足她们的需要，如苏丹上层女性为保障她们的精英地位，分别保持与亲属和同事的关系网络，而下层女性为了谋生也在维持由亲属和非亲属形成的关系网络。[15](P295-323)
女性主义人类学关于亲属关系的研究还与跨境流动的劳动力研究联系在一起，深入了解这些外出打工女性与周围的人际关系网络的互动。美国人类学家米切拉·嘉堡(Michele Ruth Gamburd)指出：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人类学家如卡伦·萨克斯(Karen Sacks,1989)、裘·斯哥持(Joan W.Scott,1988)，勒斯丽·吉尔(Lesiey Gill,1994)，卡伦·韩森(Karen T.Hansen,1991)等人才开始研究那些在别人家里从事有偿家务劳动的女性。这些在别人的家里靠哺育别人的孩子来养活自己家人的妇女没有引起早期人类学研究者的注意，因为后者把“劳动者”统统看作是男性。[16](P276-290)米切拉·嘉堡把目光放在到中东做女佣的斯里兰卡妇女身上，研究这些女性的人际关系网络如是如何帮助她们适应大城市或国外的政治经济背景，揭示了宏观的政治经济背景对地方性亲属关系结构产生的影响。在此过程中，“家人”的范围大大扩展，包括这些女性的远亲、朋友、干亲和同乡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有血缘或姻缘关系的亲属，亲属集团的功能也在发生变化。这篇论文挑战了把家庭看作稳定的、非政治的、在经济活动范围之外的模式。
女性之所以能够投入国际劳动力市场依靠的是她们在各种情景中建立起来的互助网络，这个互助网络包括亲属网络，而这些网络及其角色也随她们在迁入地的流动而变化[16]。本·坎贝尔在尼泊尔农村的研究表明，由于土地的压力，年轻女性到印度的城市里从事性交易，但这些妇女依靠原有的亲属关系和社会网络为她们赢得了社区的接受和支持，村民们并不认为妇女对性的自主权会对整个社区身份认同的完整会造成任何危害，她们在城市里的工作也因此便不会在道德上给她们带来痛苦。亲属和社会网络为外出女性提供了精神上和心理上的庇护。[17](P102-121)
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女性主义人类学者研究的亲属扩展与早期人类学家们（如拉德克利夫·布朗、马氏、克罗伯等）所关注的亲属扩展还不完全一样。拉德克利夫·布朗虽然确立了亲属分类和社会结构的关系，但并没有说明亲属名词（注：费孝通认为，亲属名词和亲属称呼是有分别的，称呼是从名词里派生出来的一种亲属间的行为，和礼貌等意义相同。（见费孝通著《乡土中国生育制度》270页））积极的社会作用，没有说明亲属名词所包含的感情和权力义务是如何推广到别人身上的。[5](P274)而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论》中则说明，亲属扩展有一种隐喻的性质，推广到别人身上的亲属名词所包含的意义与原有者不同，从语言的性质说明了亲属名词扩展作用的创造性[5](275-76)，而没有说明亲属名词扩展作用的对于当事人有什么样的意义。克罗伯关注的是亲属称呼和“被用到没有亲属关系的人身上的亲属称呼”，认为这些称呼只不过是一种心理的表示，和婚姻、世系、个人间关系等社会组织并无直接关系，但是没有探索人们为什么要在没有亲属关系的人身上使用亲属称呼。费老注意到，即使在语言上用同一名词来记认的亲属并不一定表示社会关系的同一性，亲属称呼既表达了某种态度又表现出社会关系”[5](171-72)。（注：费孝通认为亲属的基本类型可以限于家内也可以从这个基地向外扩展，亲属体系包括没有亲属关系的人身上的亲属称呼，这种称呼被他称为亲属称呼的次层扩展。亲属称呼的次层扩展表述着某种态度和感情，它有赖于当时社会接触的具体情景所需的主观态度而定，亲属名词只是用来创造人与人之间新关系的工具。（着重号为笔者所加，见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275～277页））显然，功能主义人类学家早已经注意到人类为了满足生活的需要，既要建立不同的社会关系也要扩展亲属关系，这些亲属关系包括感情、行为、甚至包括态度的内容。但早期人类学大师们基本上都将亲属制度和亲属关系看作稳定的、封闭的社会制度加以研究，仅仅从客位的角度就这些现象进行分析。
女性主义人类学以独特的视角和女性这个群体为研究对象，从女性的经验和感受出发，从主位的角度深入了解各种意义上的亲属关系和社会网络在她们的生活中意味着什么。在女性主义人类学家眼中，亲属关系既反映了某种人际关系的类型，又表达了人们对这些人际关系的看法，体现出一定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
收稿日期：2004-03-12
标签：人类学论文; 亲属关系论文; 女性主义论文; 社会性别论文; 家庭结构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社会网络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家庭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