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卓[1]2008年在《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位决定因素的阶段性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以后,外商直接投资(FDI)以空前的速度在我国发展起来。迄今为止,我国已成为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之一。但是,由于我国改革开放的梯次进行及其它政策、环境因素的影响,FDI在我国表现出明显的区域不平衡性。随着我国区域开放政策的改变,以及各地区对外资优惠政策的普遍实施,区域优惠政策对各地区吸引外资的作用有所减弱,外资的流向仍呈现出向基础设施较完善、市场运行机制较健全、外资存量较大的经济发达地区聚集的趋势。为了解释上述现象,东、中、西叁区域不同阶段外商投资的区位决定因素的明晰和新时期影响外资地区分布的因素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以上认识,本文结合邓宁的区位优势理论,从定性以及定量两个方面分析并说明造成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分布不平衡的原因。从定性分析来讲,本文明晰了引资的决定因素并提出发展中国家引资假设。外资流向地区定位时需要考虑的是该地区的投资环境,它由五个因素构成,包括市场因素、劳动力因素、制度因素、集聚因素和环境因素。在邓宁区位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我们创新性的提出了发展中国家阶段性引资影响因素变迁的四个假设且对我国引资过程进行阶段划分。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运用叁阶段的各省1986年—2006年的Panel Data数据,选择包括平均王资、国民生产总值、居民人均消费、政策虚拟变量、累计外商直接投资等影响因素,用多元计量经济模型检验了这些因素对东部、中部、西部不同阶段吸引外资的影响,并测算了它们之间的定量关系。最后根据本文的理论与实证分析的研究结果,得出东部引资步入相对衰退阶段、中部引资处于由实验阶段向飞跃阶段的过渡期、西部引资已经进入飞跃阶段的结论。并对如何进一步改善我国各区域的投资环境、形成均衡发展的区域经济结构提出可行性的对策建议,重点分析了中、西部地区的引资策略。
范非凡[2]2015年在《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与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改革开放叁十年,外商直接投资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卓着的贡献。但是通观金融危机之前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状况,投资主要分布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的省、市,并且集中在加工装配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虽然对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巨大,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但是同样拉大了东、中、西部叁个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带来的推动作用不大。金融危机之后,全球金融市场风险骤增、资本市场波动加剧,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顺应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之势,在我国经济发展调结构,产业升级迫在眉睫之时,如何更加高效地利用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促进外商投资在我国不同地区间平衡分布,合理布局各个产业,带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是我们应该认真考虑的问题。为此就应该针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进行研究,有针对性地引导外商投资更加有效地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本文首先通过归纳总结之前学者对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决策的研究成果,深入分析了有关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相关理论。接着集中梳理了金融危机前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总体情况,外商在华投资主体区位分布情况、不同投资形式的外商在华投资以及不同产业的外商在华投资区位分布情况。之后,本文从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企业因素、政策因素和市场环境因素叁个层面分析了影响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及其作用机制,并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和案例检验的方法检验了各种影响因素的合理性。金融危机给全球资本市场带来了巨大的波动,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经历小幅动荡后总体上仍旧保持平稳增长。从总量上看,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在东部地区仍旧保持很高水平;东、中、西部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差距仍旧存在,但中、西部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增长速度明显提高;高技术附加值、服务业中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也正不断提高。未来,为顺应我国经济平衡发展,缩小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调整产业结构的经济发展要求,应该根据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各种决定因素,深入研究,探明各种决定因素的作用机制,正确、高效地引导外资流动,鼓励其进入经济改革所关注的重点产业,推动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为我国经济长远的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尚晓霞[3]2008年在《河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快,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写为FDI),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FDI的流入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普遍认为FDI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河南省作为一个内陆省份,经济外向度相对较低,开放型经济发展缓慢,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发展带动能力不足,己成为制约河南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的关键问题。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的地区分布失衡,即东部多中西部少,进一步阻碍了河南省利用外资的步伐。河南省作为我国中部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部崛起战略中怎样更好地利用外资来发展经济,是一个值得讨论和研究的问题。本文在分析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之后,以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为基础,利用河南省1985-2006年统计资料中的时间序列数据,从外商直接投资的投资领域、投资方式以及来源地叁个方面,分析了河南省利用外资的现状及结构特征。以河南省FDI结构特征的分析为基础,结合前人的理论研究成果,吸收和借鉴有效的实证研究方法,利用实证分析和计量检验,探讨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河南经济增长所产生的影响。首先根据1985年以来河南省吸收外资的实际情况,通过协整检验,分析得出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证明FDI与GDP之间存在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除此之外,用同样的方法分别检验了FDI与产业结构、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系统地分析了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经济效果。最后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对河南省如何有效利用外资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本论文共分五部分:第一部分,绪论。首先介绍了选题背景、研究意义,提出研究河南省利用外资的必要性;其次介绍了国内外关于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现状,并对其进行简要评价;最后给出研究目标、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第二部分,河南省利用外资的现状分析。首先回顾了解放后河南省利用外资的发展历程,将其分为四个阶段。然后从外资的投资领域、投资方式以及外资的来源地叁个方面分别分析了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特点。第叁部分,河南省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因素分析。首先分析了河南省外资的分布情况,参考前人有关外资区位影响因素的研究并结合河南省的实际情况,选择了一系列指标,然后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得到影响河南省外资区位分布的主要因素。第四部分,河南省利用外资的效应分析。该部分主要运用了计量经济模型,即协整检验和葛兰杰因果检验,分别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对外贸易效应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五部分,提出了提高河南省利用外资水平的对策和建议。
卢成龙[4]2013年在《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位变迁研究》文中提出中国的利用外资之路开始于改革开放之后，并且，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利用外资水平逐步提高，然而，国内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结构并不合理，长期处于不均衡状态。为此，本文尝试在区位选择及外商直接投资的基本理论基础之上，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理论阐释，并在剖析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各区域分布现状基础之上，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对各因素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域分布合理化的建议，以供参考。首先，本文考察了中国利用外资的发展历程。本文从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总额变迁入手，将我国利用外资的历程（1992-2012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成长阶段（1992年至2001年）。这一阶段中国利用外资水平得到大幅提升。第二，稳步发展阶段（2002年至今）。各地区利用外资数量在上升的同时，彼此之间的差距开始有减缓的趋势。其次，本文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阐释。本文认为，其影响因素可分为成本因素、市场因素、制度因素、集聚效应因素、社会环境因素等。此外，这些因素并非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相互推动的，它们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体系，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位分布产生作用。再次，本文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对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根据结果表明，经济规模、通讯能力、基础设施建设和区域创新能力等影响因素与外资进入呈正相关；而劳动力成本因素与外资水平负相关；经济开放因素虽然没有通过显着性水平检验，但通过对比数据可以分析得出，经济开放程度较高的区域外资水平更高。分年段的两个阶段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在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无明显差异的情况下，基础设施的现代化程度成为外资区位选择考虑的新要点。最后，本文在对中国外资区位分布的理论及实证分析基础之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田盛兰[5]2007年在《环境规制对FDI区位选择影响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明显增加，跨国投资的水平不断提高，国际化经营能力显着增强，投资结构和方式不断改变，并对东道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外资对东道国和地区的影响及溢出效应并非总是正的，与此同时还会产生负面效应，其给东道国和地区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和经济风险，具有隐蔽性特点；更为严重的是，由于东道国发展经济的迫切性及生态环境规制的低标准，有些地方甚至是“零环境规制”，外资企业进入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后，还会加重当地的生态环境问题。在这一背景下，对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进一步深入探讨，是很必要且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在对环境规制和FDI区位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从环境规制与FDI区位选择的现实关联入手，建立模型及相关系数表，从微观、中观角度对环境规制与FDI区位选择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本文重点对环境规制和FDI相关关系进行了深入讨论，分别从实证和机制进行了多方面探究。以期为中国FDI区位选择的调整和战略的转向提供一个理论基础，同时也符合当前构建“循环经济”和“节约型社会”的需要。全文共分6章。第1章在简要回顾环境规制和FDI相关的文献基础上，阐明研究目的及研究意义，并指出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第2章分析了国内外国内外存在的环境问题及其产生的根源，从而重点提出了环境规制理论，包括理论依据、类型、内容和手段。第3章分析了FDI相关区位理论，阐述影响FDI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第4章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以外商直接投资和工业污染治理支出作为研究变量，利用时间序列分析其关系，并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第5章是本文的重点，首先在上一章的基础上，针对中国各个区域变量进行实证研究；另外着重从两方面分析环境规制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分析环境政策差异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高度详尽分析了环境规制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即从微观企业层面和中观产业层面进行详尽探讨，并得出对我国的启示。第6章则对全文进行了总结。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于：一是选题较新，目前国内FDI与环境规制的研究还不充分，这是一个新兴研究领域；二是通过大量翔实的数据的收集运用实证与定量的方法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叁是运用机制分析方法提出环境创新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对我国有很强的实践意义。
陈珍兰[6]2004年在《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差异性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充当了主要角色，国际直接投资日益成为当今国际经济合作的主流现象。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以空前的速度在我国发展起来，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接受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2002年底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527.43亿美元，不仅突破500亿美元大关，并且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引资第一大国。但是在这种总量快速发展的背后也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的矛盾，其中地区结构失衡由于和我国地区增长格局的密切联系而显得更加突出，因而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布局进行调整就显得尤为迫切。 1979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资企业经营企业法》确定了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在我国的合法地位。到目前为止，我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经历了1979—1987年的起步发展、1988—1991年的持续发展、1992—1995年中期的高速发展以及1995年中期以后的稳定增长四个阶段；在这种虽有波动但不断趋于平稳发展的进程当中，外商直接投资在地域上，表现出严重的失衡和倾斜，一直呈现出沿“叁大地带”陡然而降的特征，80年代其主要集中于东南沿海地区，进入90年代以后，其总体上出现了沿海(岸)“北上”和沿江“内进”的趋势，进入1993年后，这种扩散的趋势开始减弱，形成了目前特殊的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分布格局。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诸多特征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时空推进具有高度的关联性。 “区位”一词来源于德语，在德语中为“Sdandort”，译为英语为“Location”，因此其准确的汉语名称应译为“分布的地点或地区”。根据国际直接投资的经济实质和我国接受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差异状况，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分布差异进行理论研究是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双重需要，也为本文进行实证分析提供了理论分析框架。建立在外商直接投资行为(动机)理论和区位经济理论基础上的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差异的理论分析，其主要着眼于受资方的角度，有别于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帕里的“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理论”，主要从国内一般区域分析出发，从自然、成本、市场、集聚、社会制度、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为实证计量因素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对港澳台中小投资者而言，信息的非对称所导致的风险因素是其进行区位选择的理论依据。 本文在建立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分布差异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以城市为样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差异性研究本单元，应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得出区域内的集聚经济、市场规模、基础设施、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的影响作用在不断加强，而工资则出现了与理论分析所相反的情况，表明外商直接投资较多的地区劳动力成本己开始上升。定性分析作为实证计量分析的补充，不仅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而且弥补了由于计量因素的人为选择所带了的局限性。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位分布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其程度超过了我国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差异，本文从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角度发现，发现这种不平衡性对地区经济增长格局的影响作用在不断地加大。因此，从其对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增长的影响出发，调整和引导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分布格局是我国实行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的关键所在。而经济全球化所要求的外资政策自由化及由其带来的外资政策趋同是大势所趋，也是我国作为WTO成员的客观要求。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格局随着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正在悄然发生改变，决定国际直接投资的因素和以往比较也出现了新变化。笔者主要以前述理论和实证分析的结果为依据，在新的国际环境背景下，提出一些可资借鉴的对策性建议。
李友元[7]2012年在《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分析》文中提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截至2011年，中国GDP已经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由于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在华外商直接投资（FDI）不断发展，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虽然我国所吸收FDI的规模不断扩大，并取得巨大的成绩，但是FDI在我国东部地区高度集中，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吸引FDI乏力，存在着FDI在我国区域分布极不均衡的现象，这也加剧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失衡，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其次，中国各地区虽然高度重视FDI的引进，但是有些省区也存在区位优势发挥不充分，FDI引进效率低下等问题。因此，为了促进中国各省区、特别是中西部省区引进FDI的效率，推动经济落后地区经济加快发展，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需要对FDI在中国的区位选择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在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基础上，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结合的方法，对外商在中国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进行定性和定量研究，以期为我国各地区引进外资决策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持和政策引导。本文可能有以下叁个方面的创新点：（1）目前，国内外学者都侧重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而涉及外商直接投资如何选择最合适的投资地区这方面的研究很少，本文以此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引入了数据挖掘方法和多目标决策方法，设计了一种综合动态评估模型用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并对中国31个省市区进行了实证分析。（2）FDI区位选择评价指标体系的合理性和科学性直接关系到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评估的有效性，但是学术界对于FDI区位选择评估指标并没有一个完善的确定的体系。本文总结归纳了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并通过数据挖掘方法筛选出一个比较合理的FDI区位选择评估指标。（3）本文采用DEA模型来分析在中国31个省区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效率。文章分别采用了DEA的BCC模型和Malmquist模型，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分析了中国31个省区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效率，并详细探讨了FDI引进效率变动的主要原因，为中国各省区提高FDI引进效率提供了政策指导。本文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经过实验证明，本文提出的动态综合评估方法能有效地运用到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上，本文通过数据挖掘方法筛选出来的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评估指标体系也是比较科学、实用的；FDI引进效率与FDI区位选择有着正相关的关系，要提高一个地区吸引FDI的能力，不仅需要改善当地的投资环境，而且还需要政府发挥统筹规划的作用，充分发挥地区的区位优势，提高该地区FDI引进效率。
陆平[8]2007年在《四川省促进外商直接投资IT产业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外国直接投资是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形式之一，它对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从近几年我国IT产业的发展情况可以看出，促进外商直接投资顺应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浪潮，体现了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的客观要求，是我国IT产业取得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四川省具有IT产业发展的良好基础，应当抢抓国际资本加速流动与IT产业价值链全球优化配置的机遇，认真研究IT产业公司在跨国直接投资活动中对区位条件的要求，结合自身情况，有针对性地做好促进外商来川直接投资IT产业的工作。本论文在对IT产业跨国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认真分析了外商在华直接投资IT产业的区域分布、区位选择因素和四川省IT产业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因素的优劣势及投资潜力，对四川省促进外商直接投资IT产业提出了对策建议。文章分为五章。第一章为导论，主要包括本论文课题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研究的思路、方法和创新点、文献综述以及文中运用的相关概念及理论等。第二章分析了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基本因素、IT产业的产业特征和IT产业跨国公司国际投资的区位选择战略，对IT产业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归纳。第叁章分析了外商在华直接投资IT产业的特点和主要区域分布，根据第二章归纳出的结论，总结出了影响外商在华投资IT产业的几个主要区位因素，并以微软在华投资的区位选择为案例对此进行了论证。第四章，根据前面总结的影响外商在华投资IT产业的区位因素，对比分析四川省IT产业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因素的优劣势及投资潜力。最后第五章，对四川省政府如何促进外商直接投资IT产业提出了对策和建议。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一是针对现实的外商投资促进工作以宣传和推出自己的项目和环境为主，对外商投资者的投资战略和区位选择分析研究不够的现状，从研究外商投资者的需求入手，分析IT产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主要考虑的区位因素，并结合对四川省IT产业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因素优劣势的分析，为四川政府有针对性地开展促进外商直接投资IT产业工作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二是结合IT产业的产业特征，从理论上对IT产业国际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因素进行分析，它体现了一般国际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因素的特殊性。叁是根据外商在华直接投资IT产业的特点和区域分布，对影响外商在华直接投资IT产业的区位因素进行了论证，并通过案例分析进行实证。本文的不足在于对外商投资者的区位选择分析是根据它们实际投资的区域分布进行分析总结的，对IT产业的实际外商投资者的调研分析还不够。
蒋伟[9]2010年在《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定的空间计量经济分析》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迅猛增长。1979年中国实际利用FDI金额几乎为零,2007年这一指标增加到747.68亿美元。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上吸引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尽管中国近几十年来利用FDI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FDI在中国的地区分布却极不平衡。流入中国的FDI绝大部分集中在东南部沿海地带,内陆地区只吸引了很少部分的FDI。基于FDI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的重要作用,FDI的地区分布不平衡对区域经济增长和地区差距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了遏制地区差距的继续扩大,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鼓励FDI流向中西部地区。各地方政府也积极采取措施吸引FDI。研究影响FDI区位决定的因素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能够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实际参考。针对FDI在中国的地区分布涌现出大量研究。这些研究一般将每个区域看作独立的均质个体,忽略了空间效应(空间相关性和空间异质性)在FDI的区位决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可能导致模型误设定和估计偏差问题,其理论推导和实证结果值得商榷。本文与同领域已有研究的明显区别在于在FDI区位分析中明确纳入了空间效应,并采用空间统计和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其进行妥善处理。尽管已经有关于利用FDI总体成就和一般模式的详尽描述,却很少有研究对FDI在中国的地区分布特点进行量化分析。在对FDI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进行简单回顾之后,我们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1983-2007年FDI在中国各省区的分布格局及空间动态演变进行了研究。Moran's I指数揭示了长期以来FDI地区分布整体正向空间相关的特征,具有相似FDI水平的地区在地理上趋于集聚,而不是随机分布。Moran散点图显示了FDI在东部地区高水平集聚和西部地区低水平集聚的空间格局。局部空间联系指标进一步评估了局部空间相关的形式和显着性程度。这些发现说明,在FDI区位研究中应该对空间效应给予足够重视与妥善处理以获得科学可信的结论。已有大多数关于FDI区位决定的实证研究都是建立在双边框架上,考虑FDI的类型并从空间效应的角度进行的研究还比较少见。在新近发展起来的“第叁方效应”理论基础上,我们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对1998-2007年间中国31个省区FDI区位分布的空间效应进行检验。研究结果发现,流入中国的FDI以复合垂直型为主导。FDI的地区分布存在显着的空间效应,一个省区所吸引的FDI会受到周边省区FDI流入以及其他不可测因素的影响。市场规模和交通基础设施都有利于吸引FDI,而高工资、过多政府干预和低市场化程度阻止了FDI的进入。我们所尝试的人力资本变量与各省份的FDI流入水平之间没有发现统计上显着的联系。以2006年中国大陆24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样本,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对FDI的区位决定进行研究发现,从全国城市来看,除了劳动力素质、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集聚经济以外,空间相关性也是影响FDI区位分布的重要因素。一个城市吸引的FDI不仅取决于自身的区位条件,还与周边城市的FDI正相关。劳动力成本在区位决定中的影响不显着。进一步的分地区分析发现,FDI在东、中、西部城市的区位选择具有明显的差异。中国各省区在社会、经济和自然条件方面都存在显着差异。不同地区FDI与各区位因素之间的关系可能存在空间变化。如果存在这种空间非稳定性,运用普通的全局回归无法确切反映实际的经济地理现象,需要运用诸如地理加权回归(GWR)等局部回归模型进行分析。与传统回归分析仅能够产生“平均”或“全局”的参数估计不同,GWR产生的“局部”参数估计揭示了变量关系随空间位置的不同而发生的改变。我们运用GWR模型对中国各地区FDI水平与决定因素之间的空间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GWR模型对FDI在中国区域分布的拟合效果优于传统线性回归模型。区域FDI水平与各种决定因素之间的关系存在明显的空间变异,我们利用GIS技术对变量估计值的空间变异性进行了直观显示。近年来长江叁角洲地区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和FDI流入。城市利用FDI对数值的Moran'sI指数和Moran散点图表明长叁角城市在利用FDI方面呈现局部集群和分化,形成了中心——外围空间分布格局。为了进一步了解区域FDI流入的机制,我们利用GWR模型对长叁角地区城市FDI流入及其影响因素的关系进行分析发现,劳动力成本、人力资本、市场规模、产业结构以及集聚因素是影响该地区FDI分布的重要因素。各因素在不同城市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变异。在结论部分,我们总结了主要的研究发现并据此讨论其政策涵义,并对进步研究进行了展望。
李双燕[10]2004年在《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文中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充当了主要角色，国际直接投资正在取代国际贸易而成为当今国际经济合作的主流现象。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以空前的速度在我国发展起来。迄今为止，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接受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所接受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仅次于美国，居发展中国家之首。但是，由于我国改革开放的梯次进行及其它环境因素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从1983年到2002年，在各地区实际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资中，东部地区占87.84％，中部地区占9.09％，西部地区占3.08％，中西部地区加起来仅占12.17％。在东部地区内部，外资在进一步向长江叁角洲集中，统计数据显示，1983年，南部沿海、中部沿海、北部沿海的外商直接投资所占份额分别为73.3％、3.8％、15.8％，到2002年，叁者所占份额分别为33.0％、32.0％和22.5％，南部沿海降低了40个百分点，北部沿海提高了6.7个百分点，而中部沿海的江浙沪却提高了28.2个百分点，而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外资向中部沿海集中的趋势还在进一步加强。 本文从定性以及定量两个方面分析并说明造成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分布不平衡的原因。从定性分析来讲，外商在进行直接投资的地区定位时需要考虑的是该地区的投资环境，包括基础设施、市场状况、行政法规、政策优惠、成本因素、集聚经济等方面的因素。定性分析为以后的实证检验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从定量方面说明各项环境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决策的影响程度，本文所选择的环境因素包括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上一年末外商投资水平(PFDI)、劳动力工资(WAGE)、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SALE)、各地区公路长度(ROAD)、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占总进出口的比重(FTR)。 考虑到环境因素是在不断变化的，本文把研究时段分为两个阶段：1992-2000为第一阶段，2001年后--即加入WTO后为第二阶段。结果发现，在第一阶段，影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区位决策的因素依次是PFDI、WAGE、SALE、FTR、ROAD、PGDP，在第二个阶段，即加入WTO后，决定区位的各变量的重要性依次为PGDP、WAGE、PFDI、FTR、SALE、ROAD。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90年代中期，外商在我国选择投资区位时，比较看重外商投资水平(PFDI)，而市场的发育程度(FTR)对外商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较小，外商在华投资表现为空间上的自我累积效应，即新的外商直接投资倾向于原来已经吸引了较多外商投资的区位，这是一种绝对的集中化趋势。在进入2001年以后，外商投资的区位决定因素发生了变化，外商越来越看重各地区的经济规模PGDP，现有外资水平的重要性已经下降，外资的空间自我累积效应已经开始减弱，外商直接投资战略开始转向对市场的开拓，转向长期的投资，市场规模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市场发育水平和基础设施也逐渐开始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为了提高中西部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比重，从本文的研究结果来看，最为重要的是改善中西部地区的各项投资环境。本文的最后部分为中西部地区如何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供了一些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1].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位决定因素的阶段性研究[D]. 张卓. 西北大学. 2008
[2].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与影响因素研究[D]. 范非凡.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5
[3]. 河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研究[D]. 尚晓霞. 河南大学. 2008
[4].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区位变迁研究[D]. 卢成龙. 重庆工商大学. 2013
[5]. 环境规制对FDI区位选择影响机制研究[D]. 田盛兰. 武汉理工大学. 2007
[6].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分布差异性研究[D]. 陈珍兰. 华东师范大学. 2004
[7].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分析[D]. 李友元. 电子科技大学. 2012
[8]. 四川省促进外商直接投资IT产业研究[D]. 陆平. 四川大学. 2007
[9].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定的空间计量经济分析[D]. 蒋伟. 湖南大学. 2010
[10].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D]. 李双燕. 天津财经学院.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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