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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视窗：1996年出口贸易态势
1996年，中国出口贸易出现了近20年来的首次微增长，在贸易规模徘徊、贫困化增长难以为继的同时，出口贸易结构进一步受人关注。理论界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种对策和思路，主流上仍认定我国出口贸易市场和国际贸易市场分布的差距较大，很久以来一直强调的多元化市场战略没有很好地得到落实；品种单一，依赖少数大宗商品的状况有所改善，但贸易商品结构和国际市场需求结构之间的差距却有增大的趋势。换言之，我国出口贸易战略的基本症结，一是市场高度集中，二是产品结构不合理，甚至有人称，“造成我国外贸出口并市场仍集中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
把出口贸易障碍归结于中国的集中度有着渊源的历史。50年代美国营销学家德尔·史密斯（Wendell-R·Smirh）对此提出的市场细分思想，实质上阐明了市场集中度的理论价值。而我国理论界对多元化市场战略的升温却在80年代末。1990年提出的“沿边开放”战略显然是针对“沿海开放”战略的，它的背景并非“边”与“海”那么简单，涉及的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开放？凭什么开放？向谁开放？多元化的市场战略理论基础事实上是沿边开放战略理论衍生物，它的假设是：既然面向西方的“沿海开放”战略已一厢情愿，那么，全方位的开放势在必行，这样不仅可以减少市场风险，而且可以有效防止“和平演变”。就出口市场来说，分散市场，即推行多元化市场战略是推进中国外贸再上台阶的根本出路。
出口问题出在哪里
尽管上述理论并非无懈可击，但我们推行多元化出口市场战略的具体政策和措施却是雷厉风行，90年代以来的每一个年头外贸工作的重大举措无例外都是“大力推进市场多元化的战略实施”。实际的情况怎样呢？来自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表明，我国出口市场的地区结构不仅没有被多元化的措施所分散，相反不断扩大的出口贸易规模（1996年为1511亿美元）仍旧集中于欧美日等少数市场。也许没有什么比事实更具说服力，但令人奇怪的是，外贸出口的这种“集中增长”被人视为外贸发展的最大潜在威胁。人们不禁要问，我国出口贸易的问题真的是市场“集中化”引起的吗？80年代以来我国出口市场的高度集中到底是经验还是教训？进一步说，出口贸易的发展究竟要变市场还是变产品？
应该承认，中国外贸的发展绝不仅是“商品”和“市场”两大问题，但和其他诸如经贸环境，经营方式等比较，商品结构和市场结构格外令人注目。
考察国际贸易史，像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这样的贸易发展速度在国际上并不多见，1978年我国对外贸易规模不过206亿美元（其中出口98亿美元），至1996年则达2899亿美元（其中出口1511亿美元），年均递增速度（约14%）可以和西方50—60年代相媲美。然而，行内行外都明白，中国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的问题不在速度，还在效益。1980—1990年，我国出口贸易额增长了1.85倍，出口物量指数却增长了2.16倍，价格指数不但没有提高，相反还下降了9.7%，换句话说，单位出口产品换汇额和效益大大下降。90年代这几年有少许改善，但仍大同小异。显然，支持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是一种高投入，这和我国经济发展的粗放型特征一脉相成。
对于出口贸易效益低落的原因。人们归结于结构问题，尤其又是商品结构和地区结构。从商品结构的角度看，有人借用“库兹湿茨（LS·S·Kuznets）指数”，用各大出口商品贸易额合计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与各大类出口商品种类数占出口商品总种类数的比重来反映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程度看，结果显示，依赖少数大宗商品出口的状况已有根本改善，但这种改善力度与国际市场需求结构比较仍差距遥远，比方说，80年代以来，机械及运输设备一直是国际市场需求热点，需求率约达35%，而我国出口此类商品占总出口的比重却在15%以下。而其他诸如轻纺产品、服装、鞋类等制成品或半制成品，则占我国出口比重达40—60%，即使是这些产品，仍大都属于低附加值，在国际市场上卖价远远不及西方，甚至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同类产品，这样，出得越多，赔得也越多。从反映对外竞争力的角度看，较具劳动生产率和需求弹性的商品是机电设备、化学品、冶金制品，我国出口比重仅为27.2%，低于钱纳里大国平均模式中￥560—1200阶段的34.1%水平，更大大低于日本1955—1972年60.4%水平。从产业竞争系数上看，我国对外竞争力较强的几乎全为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对外竞争力较弱的几乎囊括了仪表、机械、汽车等所有技术密集型产品。以至于有人根据“贸易规模扩大，贸易条件恶化”的事实，套用印度经济学家巴格瓦蒂的说法，把中国的外贸称之为“贫困化增长”。
然而，这种贫困化增长是有极限的，就如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速度不可能持久协调发展一样，低效益甚至负效益的外贸出口随着整个经济环境的改变和经济体制的转型而显得底气不足和苍白无力。1996年外贸出口萎靡不振，说到底是外贸“以换汇为核心”向“以效益为核心”转变的必然现象。
从地区结构的角度看，1996年，我国出口商品的地区（国别）构成是：香港（21.8%）、日本（20.4%）、美国（17.7%）和欧盟（13.1%），上述四地的出口比重高达73.0%，如果再加上韩国（5.0%）、澳洲（1.1%）台湾（1.9%）等少数几个国家或地区，比重则在80%以上。把这一个结果对照80年代不同时期的数据，其变化不大。换言之，如果以全球180多个国家为背景，我国的出口市场确实高度集中。并且集中于少数发达国家，尤其又是欧美日本。
集中是经验，而非教训
不过，在笔者看来，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支持高度集中的出口市场即是妨碍出口贸易发展的命题。如果理性地探讨我国的出口市场战略，始于70年代末，面向西方的出口贸易以至于对外开放战略不仅是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转机，也是我国外贸发展最成功的经验。
首先，对外贸易的基本推动力在于取得国际比较利益。我国对外贸易的目标服从于我国对外开放的目标。取得国际市场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推动国内经济与国际市场接轨是我国发展外贸的直接和间接目标。也就是说，我国的出口贸易的目标市场不论从内部推动还是从外部要求都必须面对国际上最先进和成熟的市场。这是贸易的基本规律，也是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根本区别。显而易见，具有强大购买力、完善的市场条件和社会法律环境，即较低的市场风险和交易成本的国际市场无疑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市场，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又是我国的周边陆地邻国，他们大都处于贫穷状态，经济徘徊甚至萎缩，社会动乱、政局多变，不确定性太大，虽然人口不少，但购买力不足，对这些国家的出口大都是一厢情愿，或者规模、层次十分有限。历史上，我们曾经有过深刻的教训，交了一笔昂贵的学费。
即使不考虑出口贸易是一种企业行为而非政府行为，即使不考虑比较利益，按照传统贸易体制的“互通有无”的说法，我国出口市场也只能面向西方，因为我们需要的东西，正是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的东西，相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市场是世界上容量最大、档次最高，发展最完善，运作最规范，自由度最大的市场。离开这一市场来讨论多元化市场战略等同于抛开电脑来谈现代化高科技一样，永无结果。
其次，高度集中的市场结构是全球贸易的共同经验，如果以贸易量为参照标准，我国对西方市场的集中度甚至还不如对拉美等其他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多元化市场战略的概念是值得商榷的。正如我们其他许多诸如为主为辅之类的概念一样，其本身缺乏客观的内涵和度量标准，说出来等于白说。1996年，全球贸易总额接近7万亿美元，但美国、欧盟、日本等少数西方国家约占八成，与二战后的情形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以进口国的贸易总额为参考标准，我国对美、欧、日本的出口占其进口的比重微乎其微（均不超过5%）。相反，几乎所有的贸易大国，或者经济上成功的国家，不论地理环境，天禀条件如何，发展模式和经济起飞阶段怎样，其出口目标市场均是高度集中的。传统上我们总以为发达国家在不断地向发展中国家倾销商品，事实上，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欧盟、加拿大、日本和亚洲新兴国家和地区，贸易额占美国贸易总额的80%，日本、欧盟的情况非常类似，并且半个世纪以来变化甚微，即是说，50年来，这些国家的出口目标市场不仅没有“多元化”，相反还愈来愈集中。究其原因，无非是发达国家不仅具有贸易的基本条件和环境，而且对出口市场的集中开拓能大大降低贸易成本和风险。
珍惜高度集中的目标市场
以贸易额来核算市场的集中度，我国出口贸易市场格局总的情况是对发展中国家市场比对发达国家市场更集中，换一种说法，对西方发达国家市场开拓更具有潜力，因此，没有任何理由让我们相信对欧美日本等西方贸易大国的出口已经做到尽头。香港的情况也许有些例外，基于国内对国际市场熟悉程度加深，不经或少经香港而进入其他市场的机会增加，因此，80年代初对香港高度依赖出口状况自然而然会得以改变。
同时，世界贸易发展历史的经验表明，培养“轴心”的海外市场是后进国家追赶先进国家的必然选择。有人认为，19世纪英国市场培育了美国经济，20世纪美国市场培养了亚洲四小龙也许有些夸张，但是，战后几乎所有的“后起之秀”均以美国市场为重头戏却是不争的事实。我国对外贸易目前的出口市场格局，即所谓的高度集中的目标市场来自不易，应该倍加珍惜。
最后，如果尊重基本经济规律和贸易规律的话，对外贸易的行为说到底是企业行为而非政府行为，选择何种目标市场的最高准则是利润最大化。也就是说，在一种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的模式下，资源由市场来配置，市场多元化还是集中不是人为可以控制的。虽然理论上对一个国家的平均利润率做测定是比较困难的，但依据已有统计资料，发达国家实际平均利润率远高于发展中国家，以服装为例，我国出口美国市场的平均利润率虽低于韩国、台湾、泰国对美的出口利润率，仍远高于我国同类产品对巴西、印度出口利润率。在其他条件大致相当的正常情况下，作为经济人的企业必然是增加对美的出口。
当然，强调欧美日本市场的意义并非否定对全球其他市场的开拓，但从战略的高度看，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出路在于变产品而非变市场。
本文是作者主持的国家九·五规划重大课题《我国出口市场战略层次论》的部分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