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关系：90年代以来的发展与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代论文,关系论文,日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苏联解体后，日苏关系转为日俄关系。1993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日，两国发表《东京宣言》，达成处理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1996年以来，随着日俄各自调整外交战略，随着亚太地区大国通过对话协商加快了建构地区战略新格局新秩序的步伐，日俄分别将与对方的关系纳入本国国际战略的大框架，各自调整对方的政策，日俄关系出现了淡化领土问题、打破外交僵局、全面发展双边关系的新迹象。
一
1996年4月19日， 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赴莫斯科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举行工作会谈，这是自1995年中曾根首相出席苏共中央总书记契尔年科的葬礼之后时隔11年日本首相第一次来到莫斯科，标志着日俄关系从“冰冻”走向松动，从僵持走向改善。
在会谈中，双方再次确认《东京宣言》是处理双边关系的原则框架，一致同意努力“恢复关于缔结和平条约的谈判”（注：俄通社—塔斯社， 1996年4月19日，莫斯科电。），首先争取实现俄外长下半年访日。引人注目的是，双方未对领土问题作深入的讨论，但叶利钦主动将俄驻北方四岛军队从1万人减为3500人的情况向桥本通报， 日方对此表示满意。
1996年是日苏邦交正常化40周年， 俄欲以此为契机， 全面改善自1994年10月俄海防部队击沉日渔船后日趋冷淡的俄日关系。11月15日，俄外长普里马科夫访日，在与池田外相的会谈中正式提出联合开发北方四岛的建议。日方只是表示将加以研究，但强调不能放弃北方四岛领土主权，认为“领土问题与合作开发是一辆车的两个平行轮”（注：（日）《朝日新闻》，1996年11月16日，题《俄建议联合开发北方领土》。）。实际上仍然坚持“政经不可分”的对俄政策既定方针。
为进一步打开对日外交，俄任命负责亚洲事务的副外长帕诺夫为驻日大使。帕一到东京即召开记者招待会，发表了题为《走向21世纪的俄日关系和世界形势》的讲演，全面阐述了俄对日政策的新构想。他认为，俄日关系在俄对外政策中居于优先地位，俄希望与日本建立“最大限度的友好睦邻关系”，如有可能的话建立“伙伴关系”；因为俄日之间不再分属敌对阵营，不再互为威胁，不存在经济竞争，完全具备建立“全新伙伴关系”的条件。然后他反复解释了俄对北方四岛“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政策设想：从理论上讲，俄日之间的领土争端“是有可能解决的”，但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双方都认识到领土争端不可能分出胜负，二是双方舆论都认同“无损于本国利益的自然解决方式”。从逻辑上讲，双方都达到国内形势稳定、经济状况良好，政治领导强有力时，才有可能“找到彼此都接受的解决办法”。在理念上，双方应更深刻地认识改善两国关系的重要性。对俄来说，这将意味着“俄罗斯在世界和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的加强”；对日而言，有利于“日本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他指出：日本应放弃“政经不可分”的观点，不应把对俄经济技术合作视为“恩赐”，而应看作是“对俄日关系发展的贡献”；双方固然可以坚持各自的原则立场，但应着手解决实际问题，如“达成渔业协定和南千岛（即日方所称之北方四岛）与北海道居民互免签证”，然后研究“在南千岛合作开发事宜”，事实证明，在领土问题上“妥协”、“凭实力对抗”或“迅速解决”，都是行不通的；现实可行的渠道是遵循“东京宣言”的精神，继续对话解决具体问题，全面发展关系，开展合作开发，为解决领土问题创造良好气氛。（注：（日）《外交论坛》，1996年12月号。）
俄之所以主动就日俄领土争端提出“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政策构想，以打开对日外交僵局，是有着经济、政治、战略和策略等多方面的考虑的。
1.发展国民经济。俄近年来经济一直不景气，直到1997年才有所回升。俄将经济复苏并增长的希望寄托在远东地区的开发上。但远东地区资金短缺、基础设施落后，虽资源丰富却难以大量迅速地开发出来，起不到促进全俄经济起飞的作用。经济的落后又大大减弱了俄的综合国力。如与日本进行经济合作，对于俄经济建设和开发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但相对落后的远东地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2.稳定滨海边疆地区。在俄的南千岛地区，经济更为落后，生活水平极为低下，居民对现状表示不满。如能引进外资开发当地经济，不仅有利于居民安家乐业，更有助于东部边疆地区的安全和发展。所以俄首先提出在捕鱼、海产品加工、开辟旅游区、完善交通系统等方面与日方开展合作。
3.通过拓展对日外交以改善俄的战略地位。在争夺欧洲战争格局主导权时，俄面临着北约东扩、自身战略利益受到冲击和国家安全空间缩小的严重问题，与美、欧的矛盾相对加深，于是将外交政策从“亲西方”转为“东西兼顾”，着力开展亚太外交，以增强抵制北约东扩和与西方国家竞争的战略态势。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日本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和影响也日益上升，如果与日本在国际事务上加强合作，将有利于俄尽快恢复大国地位。
4.推行地区性均势外交。冷战后亚太地区的大国关系正在重新调整、重新组合，其调整的结果必将影响亚太地区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在四大国六对双边关系中、日俄关系最为落后，严重影响了俄亚太外交的展开，造成俄东西方均势外交战略的失衡。如能改善对日关系，将有助于俄平衡与亚太地区其它大国的关系，恢复大国地位，增强对亚太局势的影响力，扩大外交上的回旋余地，改善战略态势。
5.通过对日政策的调整试探日方的反应。看日方是坚持“政经不可分”的传统立场，还是松动以往的强硬态度，善意回应俄的建议。一旦日本同意搁置领土问题，先进行联合开发，则不仅可以绕过对日外交最大的障碍，推进日俄关系和亚太外交，而且能尽快取得经济实惠，促进远东地区的开发建设，并以远东地区的经济起飞带动全俄经济的回升，俄将因此获得巨大的综合性利益。
总之，俄对日外交政策的调整是其整体外交战略调整的组成部分，对其亚太外交的成功与否，大国地位的恢复和战略态势的改善，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二
战后以来，日本政府一直没有放弃对北方四岛的主权要求。冷战后，其对苏外交转为对俄外交，在外交理念、政策原则、策略方针上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坚持既定的“政经不分”的原则方针，其战略意图和指导思想是以领土主权等政治性问题的解决作为经济合作的先决条件，利用俄经济困难、急需外来援助的时机，以资金、技术作为王牌，迫使俄在领土问题上让步，然后再对俄提供大规模经济援助、开展经贸合作，推动对俄关系的全面发展。
美国利哈伊大学的国际关系学教授梅农认为：这样强硬的对俄政策反而会使日方陷入困境，因为一旦领土问题无法前进，则整个日俄关系都将陷入僵局。日俄关系向前发展的先决条件之一是“日本不再坚持同俄开展大规模经济合作之前必须先解决领土问题”，即“日本的对俄政策必须不受‘北方领土情绪’的左右”；日本只有通过“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才能在日俄之间“增强信任、减少猜忌，创造一种政治气氛”，使俄方相信“有必要在领土问题上作出让步”。之二是两国人民和舆论“都必须认识到妥协并不是背叛，反而是理智、公平和有益的”。他指出“日本把向俄罗斯提供援助与解决领土问题挂钩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一策略已经失败，也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今后会成功”，因为很明显“俄罗斯领导人尽管需要对日经贸交流的好处，但决不会为此而断送自己的政治生命”（注：（日）《世界周报》，1992年9月10日。）。日本的俄罗斯问题专家鸭武彦、高桥进、下斗米伸夫也都曾在媒体上发表谈话指出，政府50年来未改变北方领土政策，外交技巧的有限性阻碍了日俄关系的发展。（注：（日）《世界经济评论》，1992年11月号。第14～16页，1993年4月号。）
第二阶段，1992年11月，日本政府宣布将以“扩大均衡”作为对俄政策的原则方针，比原来的“政经不可分”有了微妙的变化。外务省审议官斋藤邦彦对此解释说：“扩大均衡”代替“政经不分”在基本点上都是领土问题与经济合作不可分离。但原来是领土问题不动，则对俄关系全都不动的消极姿态；现在是只要俄在领土问题上表示松动，日方即可提供经济援助，或双方同时有所动作，是一种向前看的积极姿态。同时他又强调：经济合作是对俄外交唯一有效的手段，不能在领土问题毫无进展的情况下就先对俄经济合作，以致失去这一手段的有效性（注：（日）《产经新闻》1993年4月21日。）。1993年4月日本政府进一步决定，基于政经互动以便产生积极影响的观点，不再使用“政经不分”的表述，改用“扩大均衡”的措辞。武藤外相在日本参议院外委会作证时发表政府统一见解：由于俄回避领土问题，优先发展经济合作，才需要强调“政经不分”；现在俄已承认日俄之间存在领土问题，为促使政、经互动向前发展，应改为“扩大均衡”的政策方针（注：（英）路透社，东京1996年11月21日，题《日俄岛屿会谈利害攸关》。）。后来又在“扩大均衡”的政策框架内进行了策略性的微调，改为即使领土问题未定，也先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参加国际社会的援俄计划，但大规模官方发展援助和经济合作仍要待领土问题有所突破之后再进行。这种俄先动、日再动，领土问题先动、经济援助跟上的政策，本质上还是政经挂钩，还是把领土问题作为推动日俄关系的先决条件，只要领土问题没有实质性的进展，日俄关系的全局就必然无法进一步发展，与原来的政策相比并无根本性、实质性的变化。
俄总理切尔诺梅尔金两次公开表示：日俄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桥本龙太郎出任日本首相后，对打开对俄外交僵局表现出积极的姿态，1996年3月，池田外相赴俄参加两国外长定期会晤；4月，桥本首相赴俄参加国际核安全首脑会议；防卫厅长官臼井访俄；6月， 两国外长在里昂西方国家外长会议上会晤；7月，桥本首相与俄总统电话交谈；桥本原来拟于8月赴俄参加叶利钦的总统就职典礼，后因俄定于8月9日（即1945年苏联对日宣战之日）举行典礼而作罢。11月15日，俄外长访日，日俄外长举行定期会晤；11月27日，桥本在第二届内阁成立后仅20天就指示外务省研究如何推动对俄关系。外务省视俄外长关于“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建议为“认真的提议”，进行仔细研究并提出新看法，标志着日本的对俄外交进入了第三阶段。（注：（日）《东京新闻》，1997年6月21日，题《摸索建立日俄新关系》。）
外务省认为：“扩大均衡”的对俄政策方针已不适应冷战后的国际局势和日本的国家利益，为开展面向世界的大国外交，必须不拘泥于领土问题而在各个领域、各个层次与俄进行广泛的接触交流，有效地发展日俄关系。因而提出“多层次接触”的新方针，认为“在安全与国际合作等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接触对日俄双方都有利”，在不放弃领土主权要求的同时，全面发展日俄交流与合作，双边关系的进展不受领土问题的制约。
1997年1月， 桥本首相宣布了以“多层次接触”为核心的对俄新政策方针，谋求在领土谈判、政治对话、安全保障、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等多方面的各个层次同时并举，推进日俄关系。对于日本这一重大政策调整，俄罗斯给予了积极的回应。叶利钦于3月发表国情咨文， 表示俄愿意与日本发展全方位的合作。桥本又宣布日本不再把俄加入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与领土问题挂钩，支持俄加入“七国集团”。叶在丹佛八国首脑会议上与桥本会晤，正式提出建立俄日“战略伙伴关系”，设立两国首脑之间直接联系的“热线电话”，首次公开支持日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希望日在亚太地区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宣布俄罗斯的核导弹不再对准日本。7月24日，桥本在日本经济同友会发表讲演， 提出“信赖、互利、长远观点”的对俄政策三原则。
政治外交上，两国外长先后在莫斯科、香港、吉隆坡举行了三次会晤，俄国防部长罗季奥诺夫和第一副总理涅姆佐夫相继访日，日本自民党领导人小渊惠三率团访俄，叶、桥在丹佛举行了最高级会谈。通过各个级别的对话，就双边关系和国际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经济贸易上，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协议，将在共建通讯网络、军转民技术培训等方面进行合作，日本同意向提供106亿日元的贷款， 计划投资上百亿美元参与俄远东地区能源的开发，并达成了渔业协定。目前日俄合资企业总资产为15亿美元，1997年双边贸易额达到60亿美元。军事安全上，两国签定了《军事合作议定书》，规定及时通报各自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的情况并互派观察员，互相交换国防政策要点，建立军方代表团互访和军事专家定期磋商制度。6月， 俄太平洋舰队第一副司令切尔科夫海军中将率“维诺格拉多夫海军上将”号反潜驱逐舰访日，与日本海上自卫队“西拉奈”号军舰举行了以防止海难为中心内容的联合演习，为战后以来的第一次；另就两国海军的定期互访达成了协议。日本还准备向俄购买2～3架苏—27或米格—29战斗机，派飞行员赴俄考察战斗机性能和接受培训，并为此拨款5000万日元（注：（俄）《俄罗斯报》，1998年3月17日，谢·奥尔奇尼科夫：《亚洲的北约？》。）。日俄关系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
11月，叶、桥在俄罗斯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举行“不系领带”的非正式会晤，提出全面发展日俄关系的“叶利钦—桥本计划”，进一步加强了双边关系改善的势头。计划规定：日本将对俄进行直接投资，参加俄远东地区的能源和资源开发，帮助俄实现西伯利亚铁路的现代化，参加俄—中天然气管道建设；支持俄加入亚太经合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为俄培训1000名国家公务员和企业经营者；俄支持日本充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双方将建立两国首脑之间的“热线”联系，签订投资保护协议，进行渔业合作，在发生自然灾害时采取联合救援行动，合作开发新型核反应堆，举行海军联合军事演习。而最大的突破是双方一致同意在《东京宣言》的基础上解决北方领土问题，争取在2000年之前缔结和约，使两国关系达到全面的正常化和进一步的发展。这一出人意料的会谈成果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叶利钦称：日俄关系得到“强有力的突破”。
1998年，日俄关系继续沿着既定轨道向前发展，俄罗斯总统在国情咨文中明确提出要加强俄日关系，日本外相也表示，要把外交重点放在东京—莫斯科这一最薄弱的环节上，使两国关系发生根本性好转（注：（俄）俄通社—塔斯社，1998年4月19日，莫斯科电。）。4月，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日，双方首脑会谈后，扩充了桥本—叶利钦计划，增加了第七个合作领域—太空合作，包括14个合作项目；日方表示将向俄提供15亿美元不附加条件的贷款，成立联合投资公司，为此将派由外务、大藏、通产三省官员组成的代表团赴俄考察，并一致同意为缔结和平条约加速工作；5月，举行双方外长为首的和约问题小组会议；双方商定1998年秋季桥本访俄。1999年叶利钦再访日，使两国首脑会晤制度化。俄通社—塔斯社认为：两国首脑会晤明确了双边关系的优先发展方向，使两国在战略上的互相接近已成不可逆转之势。（注：（俄）俄通社—塔斯社，1993年8月18日，莫斯科电。）
三
日本政府改变对俄政策方针的主要动因：一是加快实现国际大国的政治目标。冷战结束后，日本加紧谋求政治大国的国家发展战略目标，调整与世界各力量中心的关系是其重要内容。1996年通过对日美安保体制的“再定义”，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日本已完成了巩固日美同盟的任务；通过桥本访华和李鹏访日修复了对华关系；法国总统希拉克和德国总理科尔访日又建立了与法、德的首脑级和部长级的定期对话制度，加强了日欧关系；1997年新年伊始桥本访问东盟国家，提出建立日本—东盟首脑定期对话制度，受到东盟国家的欢迎。相比之下停步不前的日俄关系更显薄弱。从日本大国外交的战略需要和全方位外交的平衡来看，日本有必要开展“欧亚大陆外交”，改善对俄关系。
二是谋求经济实惠、保证资源供应。日本是资源小国，经济发展所需资源大部分要从国外进口，但过度依赖于某一地区的资源供应又导致日本外交的局限性和资源供应易受国际局势影响的不稳定性。因此寻求资源供应的多元化，摆脱外交战略上的困境，一直是日本外交孜孜以求的目标之一。俄远东地区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尤其是能源，如能通过与俄合作开发远东地区，获取石油、天然气等能源，既能满足日本经济发展对能源的需求，又能摆脱对中东石油的过度依赖、扩大外交回旋余地、改善国际战略地位，还可以借助地缘和资金、技术的优势，打入并进占俄远东地区这一尚未充分开发、潜力巨大的市场，促进日本经济从萧条走向回升，因而改善对俄外交是一举而多得的政策选择。
三是寻求迂回解决领土问题的新途径。由于日本政府多年来坚持“政经不分”的对俄外交原则，不仅领土问题未有丝毫进展，而且使对俄外交作茧自缚，难有进一步的发展。日俄两国整体关系的发展也受到阻碍，对日本的国家利益有害无益。所以日本政府试图改弦易辙，调整对俄政策，试图通过加强与俄的经贸、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合作，推动双边关系的全面发展，从而为最终解决领土问题创造良好气氛和有利条件。
四是在全球战略上有求于俄。日本政府把能否出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视为能否成为世界大国的主要标志之一，近年来一直努力推进联合国外交。但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数量涉及到联合国组织机构的改革，需要得到包括现任五大常任理事国在内的绝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国的同意。在五大国中，美、英、法已公开表示支持日本出任常任理事国，俄虽未明确表态，但态度并不积极。这样一来，开展对俄外交、改善日俄关系、争取俄的支持，就成为事关日本大国外交的战略目标能否实现的关键问题之一。此次叶、桥会晤时，日方得到俄在这一问题上的首次公开支持，堪称改善对俄关系后的一大直接成果。
五是日本政府对俄国内形势的认识。日本认为，叶利钦于1996年连任总统后，俄国内政局趋于稳定、经济形势好转，民主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已不可逆转，对推进日俄关系是个有利时机。特别是叶对国内局势拥有强有力的控制能力，由于叶在领土问题上与俄国内民族主义者相比不那么强硬，对于推进俄日关系的发展，促进领土问题的解决较为有利（叶曾提出过分五阶段解决领土问题的设想。1993年俄总理切尔诺梅尔金访问四岛时说：俄日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只要自己当政，就决不归还四岛。叶急忙出来缓和说：要扩大俄日经济合作，作为解决最复杂的政治问题的途径和机制（注：（日）《读卖新闻》，1997年5 月14日，题《日俄多方面外交受到考验》。））。日本媒体认为：能对北方领土问题的归属作出决定的唯有叶利钦一人，“如果与叶建立首脑之间的信任关系，将有利于领土问题的解决”（注：（日）《产经新闻》，1997年10月22日，题《俄驻日大使说日俄能成为战略伙伴》。）。俄驻日大使帕诺夫指出：俄日之间现在有着“构筑新关系的可能性，必须抓住这一大好时机。在叶利钦不再担任总统之后，这种可能性或许会丧失”。“只要能解决‘如何发展两国关系’这一共同的哲学和前景问题，两国关系就将进入新时代”（注：（日）《日本经济新闻》，1997年11月2日，题《将俄罗斯纳入国际框架》。）。
六是地区内大国关系调整与平衡的需要。日本政府认为：冷战后东北亚地区还存在朝鲜半岛的南北对峙和中国发展方向难测等不稳定因素，仅靠日美同盟无法有效地应付地区问题，有必要加强与俄对话，探讨建立地区性多国间信赖关系和安全合作机制的可能性。同时担心中俄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会不会对日不利，故希望通过打“俄罗斯牌”，对中国进行牵制，平衡中日俄三角格局，并且为力图在日美俄、日美中两对三角关系中发挥桥梁的作用。
四
由于日俄双方在领土问题上的政策立场有所接近，双边关系的僵局已经打破，进一步发展日俄关系的主观动机、客观条件、政治氛围、经济诱因、心理准备和国际环境均已具备，因此，日俄关系会是继续前进的势头。日俄关系的改善和进一步升温将会给日俄双方以及亚太地区战略格局和大国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对俄罗斯而言，在俄罗斯面对北约东扩、欧洲安全空间受压的情况下，有利于俄推进亚太外交，改善国家东部的安全环境，实现“以东促西”的欧亚平衡战略，增强俄与美欧对话或竞争的战略地位；也有利于俄尽快融入经济持续增长的亚太地区，带动远东地区的开发和促进全俄经济的增长。
其次，对日本来说，推进了亚太地区各个大国的对话与合作，国际地位和外交回旋余地有所改善，对亚太地区事务的发言权和政治影响有所增加，谋求政治大国的外交得到俄罗斯一定程度上的理解和支持，在发展与地区内其它力量中心的关系时战略优势有所增强；同时稳定了环日本海和日本北方的安全形势，有助于朝鲜问题的解决；经济上将有望进入亚洲大陆最大的而日本经济势力尚未打入的市场，得到远东地区充分的能源和资源的供应，有利于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回升。
第三，亚太地区大国关系及力量对比可能发生新的变化和组合。美、日可能会利用俄在经济上、战略上的相对弱点进行更进一步的拉拢，防止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对日美同盟不利。日本将借助与中、俄关系的改善，更加积极地推进大国外交，在对美同盟关系中，也可能进一步谋求自主权，提高伙伴地位。美国在亚太地区力图维持现有双边安全同盟关系为骨干的地区安全网络，保持军事力量的前沿存在，形成区域性的战略优势，实现“借助日本、拉拢俄国、防范中国”的战略目标。同时美、日都将对俄保持警惕和戒备。俄需要与中国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既谋求经济上的互惠互利，又借重中国平衡与美、日的关系，也不能排除俄通过发展对日、对美关系以牵制中国的潜在意图，日本外务省官员认为：“日俄合作的一大战略意义在于，它将成为俄罗斯牵制中国和美国的‘日本牌’”（注：（日）《朝日新闻》，1996年8月23日，题《防卫厅决定派飞行员去俄受训》。）。
第四，是对中国的影响，中国与日、俄比邻而居，地缘政治经济关系决定了日俄关系的任何变化都不会不对中国产生影响。日俄关系的正常化及其经济合作的展开，对中国和东北亚地区各国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是有益无害的。中俄已签定协议修建一条耗资百亿美元以上、从远东地区通向中国的能源输送管道，如日俄关系良好，则可以将管道继续向朝鲜半岛和日本延伸，从而惠及地区内各国。
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在日、俄两国国内，所谓“中国威胁论”都有一定的市场，而且近年来已从学术界的讨论发展成为媒体的宣传和某些政府官员的言论，这对日俄改善双边关系的决策恐怕不会毫无关系吧？实际上，即使在日俄整体关系冷淡的1994～1996年，日俄安全关系也在不断发展。1994年日俄建立了关于安全问题的对话论坛，12月俄国防部副部长格罗莫夫访日。1996年4月日防卫厅长官臼井日出男访俄， 与俄国防部长会谈并达成军事交流协议，内容有：大型军事演习事先互相通报，军官、军校学员和军舰互访，交换国防情报，共同训练防止海上事故。5月俄远东军区司令切切瓦托夫访日。7月日本海上自卫队主力驱逐舰“鞍马”号赴俄海参加俄海军建军300周年纪念活动。8月日本防卫厅决定派飞行员赴俄接受驾驶苏—27战斗机的训练，防卫厅官员说：这对装备苏—27的中国“也是一定程度的牵制”（注：（日）《读卖新闻》，1996年4月30日，题《也有牵制中国的意图》。）。1997年5月日本防卫厅长官久间章生访俄，与俄国防部长举行两国防卫首脑定期会谈。6月俄军舰访日，并与日海上自卫队军舰举行联合训练。日本防卫厅已经在认真思考与俄军进行联合军事演习的问题。这样紧锣密鼓式的军事交流固然有利于日俄安全关系和东北亚地区安全对话机制的形成，但如果只是针对某个特定对象加强双边安全合作，“意图把日俄良好关系用来牵制中国”（注：（俄）《独立报》，1997年6月28日， 题《香港模式可以解决俄罗斯领土问题》。），则将给自己制造新的对手，造成对日俄安全不利的地缘环境，不仅有违双边安全合作的初衷，也对地区安全环境有害无益。
从另一方面看，日俄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也存在着很多制约因素。
一是领土问题仍是无法回避的课题。两国对于领土问题只是同意搁置主权争端、先进行经济合作，但任何一方都未放弃对领土的主权要求。俄方有人提出“可以参照香港模式解决领土问题”（注：（俄）俄通社—塔斯社，东京1997年11月2日电。）。 塔斯社发表的关于解决领土问题的官方见解仍然是叶利钦当年提出的“五阶段方案”（注：（日）《外交论坛》，1996年12月号。），俄驻日大使帕诺夫谈解决领土问题的条件时，要求两国都要具备：政治局势的稳定；强有力的领导；牢固的经济基础；舆论和民众的认同（注：（日）《读卖新闻》，1997年5月14日，题《日俄多方面外交受到考验》。）。提出搁置领土主权之争进行共同开发的理论或原则较为容易，而在具体事务的处理上必然有许多不能不涉及到主权问题的碍难之处，如在经济合作中涉及到管辖权、财产权的问题时，究竟适用哪一国的法律处理纠纷呢。日本外务省拟在俄的萨哈林地区设立政府外交驻扎所，就因为“可能会被认为是间接承认俄罗斯对这一地区的实际统治权”，导致放弃日本的领土主权要求，因而遭到国内舆论的非议（注：（俄）俄通社—塔斯社，莫斯科1996年10月9日电。）。俄国内关于领土问题的听证会上，也有“千岛群岛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日本在历史、法律、道义上都无权拥有千岛群岛”的强烈意见。（注：（日）《产经新闻》，1989年2月23日，题《日俄两国对缔结和约各有打算》。）。
总之在解决领土问题上，日本希望先解决主权归属问题，俄罗斯则先考虑合作开发事宜，这一微妙的差异反映出双方基本立场的不同。日本外相小渊惠三在与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涅姆诺夫会谈时，就表示不能回避主权问题进行经济合作，应使主权和经济“两个车轮”平衡前进。（注：（俄）俄通社—塔斯社，莫斯科1997年10月29日电，题《日俄重建实业关系》。）
二是国内压力和阻力的存在。日俄关系长期处于不正常状态，双方互相戒备、互不信任的心理很难在短期内完全化解。20世纪两国间正式或非正式的战争有5次之多，日方对苏联1945年占领四岛，并将俘虏的60万日军官兵扣押在远东地区的劳改营，致使6万多日本人遗骨异乡的往事耿耿于怀。俄至今尚未偿还苏联欠日本的20亿美元（其中欠私人银行11亿美元）的债务，使得日本投资者在对俄投资时要求百分之百的预付款和严格的国家担保（注：（日）仙洞田润子：《日俄新时代是一场幻想》，见（日）《正论》1997年11月号。），因而影响了日本企业对俄民间投资的积极性。
而且这次日俄关系的进展与其说是双方长期外交努力的结果，不如说是两国首脑自上而下的政治决断所推动的。但叶利钦的任期到2000年8月届满，桥本的总裁任期到1999年11月为止（桥本因自民党在1998年7月的参院选举中失利而提出辞职—作者注）。一旦两人中的任何一人不复在位，则改善双边关系的首脑意志就可能减弱或失去。
三是国家外交战略的轻重缓急。在两国各自的外交战略中，对对方的外交都不是居于第一位的。日本以日美同盟为外交基轴，外交重点一向是面向亚洲、面向太平洋；而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和战略重心仍在欧洲，对美、对欧外交和与独联体国家的关系仍是俄外交最重要的问题；日俄在发展与对方的关系时，都不会不首先考虑各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四是大国力量对比关系的制约。亚太地区存在着四大国、六对双边关系、四组三角关系，在这一错综复杂的大国关系格局中，每一组双边关系或三角关系与其他组合关系之间，都存在互相制约、互为依存的互动关系；任何一组关系的变化都不能不引起其它国家的关注，都不会不对其它组合关系产生影响，都不能不遇到其它国家的对应性政策调整：1996～1997年，亚太地区四大国之间走马灯似的首脑外交和各种“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就是明显的例证。因此日俄关系的发展变化在节奏、速度、方向性质等方面，又将受到其它关系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