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需求为导向的社科情报系统管理研究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进展论文,导向论文,情报论文,需求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需求为导向的社科情报系统管理研究是指为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社科情报需求，从总体上研究各种类型的社科情报系统及其运行规律，对系统的组织结构、要素及运行情况进行控制和协调，以保证社科情报系统的目标与任务的顺利实现与完成，从而建立一个优化的社科情报管理体系。
1研究的状况
(1)国外研究状况
从本世纪40年代起，世界上就有不少情报专家开始致力于情报用户的调查分析和理论研究。而以需求为导向的情报系统管理研究可以追溯到50年代初，情报学研究的先驱者谢拉和埃加在其主编的《书目组织》(1951年版)中选编了陶伯的论文《书目组织的功能方法》，该文探讨了当时正在被人们认识到的关于收集特殊情报以便为专业性越来越强的某些用户团体的需求服务的必要性。[1]从50年代后期起，无论是对计算机情报系统的设计还是对情报科学理论的研究，国外学者都很重视以满足用户的情报需求为出发点，如在理论研究方面以米哈依诺夫为代表的“交流学派”研究以用户为中心的情报交流现象与工作组织；以布鲁克斯为代表的“知识学派”探讨情报及其用户知识结构和工作规范；以约维兹为代表的“用户学派”则着眼于情报对于用户的决策作用机理揭示；而以北川敏男和萨塞维克等人为代表的“系统学派”更是着重于用户需求为基础的情报系统的设计、开发与管理。[2]60年代中期以前，国外对适应情报需求的情报系统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科技情报领域，社科情报需求与系统管理研究不受重视。
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由于社会科学情报活动在世界一些国家蓬勃发展，社会科学情报用户及其系统管理研究引起人们的特别重视。在美国，从1965—1969年，就有15项规模较大的调查研究。英国在此阶段有18项较大规模的社会科学情报用户研究。[3]其中最著名的是巴斯大学莱恩等人主持的1969—1971年的“社会科学情报需求调查”(INFROSS)。这项研究揭示了社科情报服务在满足社会科学情报需求方面的不少亟待更新之处。而在1972—1975年由莱恩和布里顿等人开展的另一项社科情报用户研究，则命名为“社会科学情报系统设计”，其特点是在INFROSS调查结果基础上，设计多种情报服务方案，并再次征求用户需求意见，从而把社科情报需求与社科情报系统管理直接联系起来。前苏联及东欧一些国家在60-70年代都进行了一系列社会科学情报用户需求研究，1976年，这些国家通过协议建立了国际社会科学情报系统(MISON)。[4]社会科学情报需求与系统管理问题还经常是一些国际社会科学会议的主要议题。例如，1974年夏季在法国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起并举办的世界社会科学会议上，研究了社会科学情报系统与用户问题。于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8届全体大会决定把该计划逐步扩大到社会科学领域。1977年前苏联在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科学文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做研究时，着重对社会科学情报用户的特点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该委员会在1978年10月提出：“社会科学情报应该满足各层次用户的决策、制订计划、组织和实施社会经济纲领时的需要。[5]80年代以后，国外一些社科情报理论家和国际组织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情报政策、规划一类软科学课题，但以需求为中心的社科情报系统管理研究仍在继续。如英国布里顿仍在反复利用巴思大学调查结果讨论社会科学交流机制，美国的亚当仍在抱怨社科情报系统不适应社会科学的特殊需求。但社科情报理论的探讨已完全没有了70年代的声势，其原因之一是社会交流和社科情报的特殊性问题已得到初步的研究，而新的课题领域尚未开发；二是新技术的发展为社科情报用户提供了更大的方便，使社科情报的特殊性问题不再严重妨碍人们对社科情报的利用。[6]进入90年代，国外社科情报研究者开始探索网络环境下的社科情报需求与系统管理问题，如1994年在古巴哈瓦那召开的60届国际图联大会上，德国的H.C霍博赫姆提交了论文“进入新的市场，论传统社会科学信息提供者在Internet社会中的作用”[7]；1996年在中国北京召开的第62届国际图联大会社会科学图书馆专题讨论会上，来自美国、德国、新加坡、丹麦等国的10名代表讨论了在电子信息时代，为满足用户的社科情报需求社会科学图书馆如何求生存谋发展的问题。[8]
(2)国内研究状况
我国的以需求为导向的社科情报系统与管理研究起步于80年代初，1982年《情报科学》第3期发表了梁林德的《社会科学情报用户研究》一文，揭开了这一领域专门研究的序幕。[9]1983年5月召开的全国社科情报工作规划会议提出要逐步形成社会科学系统的情报网络。1984年，任月娟在对社科情报用户需求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改革我国社科情报工作管理的若干建议。[10]8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一批论及社科情报需求与社科情报管理的文章。尤其是宋晓亮等人的论文，专门论述了社科情报需求与系统管理的关系。[11]方卿的论文则从用户需求的角度探讨了社科情报系统的改革问题。[12]陈誉、范并思的论文，更从宏观的角度阐述了社科情报需求对系统发展与管理的动力作用。[13]90年代以后，这一领域的研究除了继续从宏观上研究社科情报需求与社科情报系统管理的关系以外，如文鹏程的论文从两种不同的管理体制考察社科情报需求与系统管理的关系[14]，更多的论文则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用户和信息产品来研究社科情报需求与系统管理的相互联系，如用户需求与社科情报政策、体制，用户需求与社科文献资源建设，社科情报商品化和系统管理，高校社科情报需求与管理对策，各类用户情报需求与社科情报管理，《复印报刊资料》的需求与开发等。到1997年，我国发表社科情报需求与社科情报系统管理的论文约40篇，其中专论两者关系的文章占1/8左右。从1985年到1992年，我国社科情报研究领域先后出版了赵惠丰主编的《社会科学情报工作概论》，梁邻德主编的《社会科学情报学》，陈誉主编的《社会科学情报工作导论》，周铭德、张志祥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导论》，易克信、赵国琦主编的《社会科学情报理论与方法》5部专著。这些理论著作在有关章节不同程度地论及了社科情报需求和社科情报管理问题，陈誉和周铭德还在其著作中专门阐述了社科情报需求和社科情报系统管理的关系。80年代以来，我国还开展了一系列社科情报用户调研，如全国社科院系统情报单位对社会科学家的调查、全国高校图工委组织的对北京部分文科大学生和研究生的调查、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在全国范围开展的“书目文献与社会需求”调查、“全国文献资源调查”中的用户调查与评议数据分析、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期间重点研究课题“社会科学情报理论与方法”对我国社科情报用户的大规模抽样调查、以及最近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项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社会科学信息用户需求与对策”进行的“社会科学信息需求调查，”这些调查的结果都有助于社科情报系统的管理[15]。
总的来看，我国社科情报人员对社科情报用户管理与社科情报系统管理已经进行了比较广泛的研究，然而，如果我们从两者的内在关系去分析已有的成果，就不难发现其中的问题。①社科情报用户需求研究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被动性。没有与社科情报工作相协调，社科情报系统的改造与管理相结合的研究很少，甚至存在“为研究而研究”的现象，这就使社科情报用户需求研究失去了意义。[16]②社科情报系统管理研究中需求导向不够突出。不少社科情报系统研究成果没有明确地把用户的社科情报需求作为基本依托来讨论社科情报系统的设计与管理问题。有的研究成果对用户需求问题很少提及。由于需求导向不明确，使社科情报系统管理研究失去了最根本的依据。③研究基点有待拓宽。有相当比例的研究者仅仅从传统的社科情报用户(如研究型、教学型、管理型)需求为重点，研究社科情报系统的设计管理问题，而很少从包括企业、农民、市民等用户在内的社会广大用户对社科情报总体需求的角度来考虑社科情报系统的设计与改造。④研究视野不够开阔。一些研究者囿于传统观念和体制，不是从社会信息管理的宏观层次来考虑社科情报系统的管理，仅仅从社科院内部或最多从五大系统的角度研究社科情报系统管理，不利于促进系统之间的兼容和社会信息资源的综合利用。⑤研究成果质量有待提高。大部分研究停留在就事论事的表层，缺乏对社科情报需求与系统发展之间的内在机制和机理的深层次研究，而且其中不少成果又缺少足够的数据和事实作为立论的依据，难免流于空谈。⑥对网络环境下社科情报需求与系统管理研究尚未引起重视，这方面的成果寥寥无几。
2今后研究的重点
根据我国社科情报需求与系统管理研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审视正在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今后这一领域研究的重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以社科情报需求为基点，揭示社科情报需求与社科情报系统发展之间的内在机制和规律，探讨信息资源管理时代社科情报需求与社科情报系统管理之间的互动作用。
(2)立足当前及未来我国社科情报用户的总体需求，研究我国国家社科情报系统的设计和管理问题。
(3)以满足社会对社科情报的总体需求为中心，寻求我国社科情报资源管理的最佳模式，以达到最大限度地开发和利用社科情报资源。
(4)以需求为导向，研究我国社科情报事业的产业化管理问题。
(5)以需求为导向，研究网络环境下我国社科情报系统的管理问题。
(6)以需求为导向，研究我国社科情报系统管理中的体制改革、政策、法律问题。
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以需求为导向的社科情报系统管理研究，其基点是社科情报需求，而重点是研究社科情报系统管理问题。第二，以需求为导向的社科情报系统管理研究，既可以从微观层次上研究某一特定社科情报机构的系统管理，也可以从中观层次上研究某一行业系统或地区的社科情报系统管理，还可以从宏观层次上研究国家社科情报系统的管理问题。即使是宏观研究，也需要广度与深度相结合，即必须掌握详尽的实际情况和有关情报资料，必须周密、逐层地考察问题的细节，深入问题本质，而要达到这些目标就要依赖坚实可靠的微观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