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经济理论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理论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 01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74（2000）05-0665-04
一、创新概念的演变与内涵
“创新”一词是现代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的。他把创新定义为“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一种从未有过的新组合”，将其引入生产体系以获得“企业家利润”或“潜在的超额利润”[1]（第73页）。 他将创新概括为五个方面：生产新的产品；引入新的生产方法、工艺流程；开辟新的市场；开拓原材料的新供应源；采用新的组织方法。1935年，他又把创新定义为生产函数的变动。1939年他在《经济周期》上进一步完善了他的创新理论，认为创新实际上是在经济系统中引入新的生产函数，原来的成本曲线因此而不断更新。经济的变革，诸如成本的降低、经济均衡的打破、残酷的竞争，以及经济周期本身，都应主要地归因于创新。显然，熊彼特的“创新”主要局限于技术和企业的层面，是就技术与经济之间的联系而言的，是指联结二者之间的纽带、环节。
熊彼特去世之后，“创新”理论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一是技术创新，二是制度创新。前者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曼斯菲尔德。他从技术推广、扩散和转移以及技术创新与市场结构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对技术创新进行了深入研究，并由此而形成了技术创新经济学这一新的分支学科。后者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诺斯和兰斯·戴维斯等人。他们把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与制度学派的“制度”结合起来，研究制度的变革与企业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由此创立了新制度学派的制度创新理论，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创新”概念。目前，国内有些学者将创新与技术创新作为同义语使用。我国辞书在解释“创新”时，也几乎都是引用熊彼特1912年的论述。在创新理论已经大为丰富和发展的今天，将“创新”仅仅理解为“技术创新”显然是不合适的；认为“创新”只包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也不尽准确和完备。
我们认为创新是人类的破旧立新并求得综合效益的活动。创新首先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同时也是一个“破旧”的过程，属于一种创造性的“破坏”。一项技术创新、制度创新，首先在于意识创新、理论创新，或者说在理论创新的指导下才得以顺利进行。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拓展“创新”的范围，它既应包括技术创新、制度创新，还应包括理论创新。创新活动的进行并获得预期的结果，有赖于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三者的交互作用，这三大创新活动分别属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范畴。
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三者构成了完整的创新概念，这三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对于经济发展而言，技术创新是基础与前提，制度创新是保证与关键，理论创新是核心与灵魂。
二、经济理论与经济理论创新
一般而言，理论是人们在实践中形成的对客观世界的系统化认识。它首先是主观对客观的反映，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对于经济理论而言，它是人们对客观经济活动的概括、总结和认识，其基本目的在于正确地指导客观经济活动。在这里，我们是从广义上使用经济理论概念的，依其自身的发展程度，它可以分为三种基本形态：一是已形成为某一独立分支学科的经济科学体系；二是不一定成为系统学科但却具有较为系统的思想观点的经济理论；三是简单零散且尚待系统化的具体经济观念、看法与主张等。
经济理论创新是经济理论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完善，从而实现它与实践相结合的动态统一。我们认为经济理论创新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经济理论表现出独到的创新特色，即创造出新的经济理论；二是发挥经济理论的创新作用，即用新的经济理论来指导实践。经济理论的本质特征之一就在于它的创新性，离开了创新，它也就失去了生命力，没有什么存在的价值。由于世界是变化发展的，人们的经济实践也处于不断的发展过程之中，因而作为人们在经济活动中产生、升华而成的观念、意识的经济理论也必须随着经济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也就是说，经济理论总是处于一个动态的发展、创新过程之中。我国近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过程就是理论创新动态发展的一个很好的例证。鸦片战争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经历了三次巨大的创新过程，并相应地产生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三大经济理论：这就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经济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它们无不是对变动着的社会经济实践的理论总结与创新。
孙中山处于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当时的中华民族面临着不同于一般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条件，无法从西方近代已有的资产阶级理论中找到解决当时中国问题的现成答案。当时的中国既要实现古代传统经济理论向近代市场经济理论的转型，又不能照搬西方已有的近代市场经济理论，时代呼唤着一种无论对中国传统经济理论还是西方近代市场经济理论来说，都具有一定创新意义的经济理论的产生，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经济学说就是这一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毛泽东经济思想是在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并且开始社会主义建设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这一时期是中国社会经济的大变革和大转折时期，面临着孙中山时代和其他国家共产党人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时代所不曾遇到过的特殊困难和复杂问题，这决定了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既不能沿袭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思路，也不能照搬外国的经验和书本上的理论，必须创建新的适应当时中国国情需要的经济理论。毛泽东经济思想就是适应这一需要而产生的。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产生的，是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探索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这一理论的核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从实践上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对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理论的巨大变革与创新。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难以找到现成的答案，孙中山、毛泽东也不曾探讨过这一问题。因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提出本身就是一项伟大的创举，无论在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发展史上还是中国经济思想发展史上，它都是一座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不朽丰碑。
以上三大理论既表现出明显的创新特色，又发挥出各自对经济实践活动的巨大指导作用，充分显示了经济理论创新的积极作用与历史活力。
三、经济理论创新的标准
用什么标准来评价一个经济理论是否具有创新特征呢？我们认为，评价经济理论创新特征的标准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1.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历史发展客观规律是隐藏在丰富多彩的历史现象背后的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着一个经济理论是否能够很好地对经济实践进行总结，决定着一个经济理论能否对现实经济活动发挥积极的指导作用。因此，经济理论的创新应该与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相符合，否则它就没有生命力，当然也就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创新。
2.是否与实践相结合。人们从社会实践中总结出经济理论的基本目的在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实践的发展会对经济理论的创新提出迫切的要求，并为经济理论创新准备丰富的实际材料。因而，经济理论必须与实践相结合，是否与实践相结合也就成为评价经济理论创新的一个基本标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出发，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从而使中国革命不断地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这是理论创新与实践相结合的一个典型例子。作为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实现了中国经济理论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这又是一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而产生质的飞跃的鲜明例证。
3.是否对现实经济活动具有指导意义。经济理论是一种“经世济用”的理论。如果一个经济理论能够更有力地解释经济现实，能够据以引申出更为有效的经济政策，显然，它具有鲜明的创新特色。韩国学者金日坤曾提出过一个颇有见地的观点。他说：“一国经济的发展是否成功，这主要取决于该国是否具有一种能够根据国情吸收消化各种经济理论，并且制定出独特政策的能力。……现实的经济开发是否能够成功，主要是决定于运用经济理论的能力，而不在于理论本身。”[2]（第13 页）日本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从指导思想上看，主要由于他们能够根据本国情况吸收消化各种经济理论。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中江兆民曾说：“我们日本从古代到现在，一直没有哲学。”[3]（第41 页）这句话从经济思想角度看，可以认为是指没有多少经济理论是日本自己创立的。确实，从日本经济思想发展史上看，日本的经济思想基本上是从外国引进的。日本经济思想史学者杉原四郎曾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学无论何时都首先是作为国家的政策学而从先进诸国输入的。”[4]（第15 页）我们认为，这不能说日本没有理论创新，因为从理论走向实践本身就是一种巨大而又极具现实意义的创新活动。
4.是否有助于提高经济理论体系本身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我们前面谈到过经济理论的三种形态，从系统性、完整性角度来看它实际上是从低级到高级的三个层次。一般来说，简单零散且尚待系统化的具体经济观念、看法与经济政策主张等有待于发展成为系统、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因此，对经济理论本身的系统化、完整化，从理论发展的角度看当然也应是一种理论创新。
四、经济理论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与灵魂作用
在现代化经济发展过程中，几乎每时每刻都孕育和产生着对现实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创新，几乎无时无刻不表现出创新着的经济理论对现实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现代化经济发展实践活动中所面临的阻力，有不少即来自于传统观念和不正确的思想意识。因而每当我们改革伊始，首先所要进行的就是思想意识的变革。日本明治维新一开始即将“文明开化”定为基本国策之一，我国经济改革首先就从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开始……，这些表明理论创新对于现代经济发展是何等必要与重要。凯恩斯曾对思想伟力作过如下论证：“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的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我很确信，既得利益之势力，未免被人过分夸大，实在远不如思想之逐渐侵蚀力之大。”[5]（第326页）这段话中的有些话可能言过其实，但对理论创新巨大力量的肯定却不无道理。
理论创新是最高层次的创新，经济理论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与灵魂作用主要是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途径发挥出来的。就技术创新而论，经济理论创新对它的指导作用通过技术创新概念的形成以及对技术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认识就可得到明显的体现。在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技术创新，科学技术的研究与生产两相脱节，其发展方向也发生了严重的偏差，它基本上集中于所谓的“扬国威技术”，它的自我服务成分很大，并没有很好地服务于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这一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迎来了我国经济理论创新的春天，随着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的不断加深，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使得科学技术研究的目标逐渐得到回归，技术创新这一技术与经济的结合部逐渐受到重视，技术创新的概念也逐渐被社会所理解和接受。这个例子充分展示了理论创新通过技术创新激发出巨大的生产力从而推动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客观现实。
从制度创新来看，经济理论创新对它的指导作用也很明显。制度创新，无论是诱致性制度创新还是强制性制度创新，都离不开经济理论创新的指导。对于诱致性制度创新而言，经济体系中潜在利润的诱导，初级行为团体对经济体系中潜在获利机会的认识，对组织或操作一个新制度安排的方式及可能性的认识等等都离不开经济理论创新。对于强制性制度创新而言，经济理论创新起着更大的作用。强制性制度创新是以政府为主体的制度创新，政府对于现行制度局限性的认识，对于新制度选择上的认识，对于制度创新的时机的认识，对于制度创新的阻力及可能的克服方法的认识等等都直接受到经济理论创新的制约。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这一浩大的制度创新工程，就是经济理论创新指导制度创新，并通过制度创新促进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一个典型案例。近20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每迈出一步，都需要经济理论作充分的准备，都需要进行反复的理论论证。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计划体制、价格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的改革到劳动人事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等，都是在艰辛的经济理论创新与探索指导下进行的。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一直被认为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但直到今日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应该说，这与我国在经济理论上对于国有企业的理论认识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恐怕是直接相关的，这一例子也证明了制度创新离不开理论创新指导的道理。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在进一步扩大开放、深化改革的今天，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经济理论创新，以推动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事业的顺利进行。
收稿日期：1999-0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