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分营：解决国企、股市两大难题的方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大论文,国企论文,难题论文,股市论文,方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八年抗战，获得胜利。二十年改革，国有企业仍陷困境。”（《社会科学报》2002年5月23日袁恩桢文）这话说得好， 但还可再补充一句：十年运行，中国股市仍原地打转——从1500点跌下、升起，又回到1500点苦苦挣扎。众所周知，上市公司是国企“改制”典范，股市背离的走势，正是国企“仍陷困境”的最好脚注。国企困境与股市危机，中国经济这两大焦点，本质上是同一个问题。
股市危机背后是国企危机
2001年署名“深商”的文章披露：自1997年起，深沪股市连续5 年业绩滑坡，以2001年下滑幅度为最。众多“优质”上市国企，其业绩竟如此逐年劣化，看似费解，实则必然。表面上是许多公司掌门人“圈钱第一、经营第二”，不拿股东的利益当回事，背后，仍是国企一股独大、政企不分这一老大难问题。由于国家与企业间仍缺少清晰的产权分离与权责约束机制，“改制”后的上市公司，除去增加了层层代理成本之外，旧体制下诸多国企外部不“经济”的干预因素和内部不“经济”的浪费弊端，都依然严重存在。确保国有资产增值的管理权并没有真正到位；到位的只是各政府部门、国资管理机关或管理者的行政干预权，是对企业领导的任免权。当企业老总命运（甚至工资）与业绩、与股市脱离之后，便不怕股民“用脚投票”；而不流通的庞大国股又使恶意收购难以发生，所谓的“鲇鱼效用”也难以出现。这便是上市国企普遍患上“优势退化症”的症结所在。
正由于这一退化症，中国股市从诞生那天起就从不具投资价值，股民与上市公司一起投机博弈。很多人将股市危机归咎于扩容压力。其实，这种压力正来自中国股市的高投机本质。因为当高投机给股民带来了高风险时，却给上市公司带来高利益。国外专家读不懂：一些净资产收益率高于银行利率数倍的企业为什么也争相上市呢？原因就在于它们上市圈钱时，并没有“丧权”的风险。更严重的是，一些“专家”为这种高收益所眼红，竟建议“国家”也掺和进来，提出按市场价减持的方案。他们所谓的“补充社保基金”理由，并不真实。至今“减持”仍是悬在股市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因此，解决中国股市危机的根本办法，不在出台什么扬汤止沸的政策利好，而是大力促进上市国企改革，兢兢业业地经营，不断提高业绩。从这个角度讲，国企改革之路，也是股市走出危机的希望之路。
国企改革：关键在可行性方案
十多年来，有关国企改革的文献文章车载斗量。为什么至今困境依旧呢？关键是缺少可操作性方案。
我认为，国企改革能否成功有两大关键：一是实现政企分开；二是确保国资不流失。种种国有民营方案之不可取，就因为在委托代理过程中，国有资产难免无人负责而流失。这样，国企改革可行性路径，便只剩两条：一是内部产权改革，仍国有国营；二是通过产权转让，实现民有民营。前一条路似乎走不通了，人们便将思路集中到后一条上。“卖”当然不等于国资流失，也不等于损害公有制基础。但如果卖给内部人，我坚决反对，目前这方面暴露的问题已十分严重；平均分配，同样不可取，如有学者对“卖比分好”阐述的那样（《社会科学报》2002年5月30日华民教授访谈录）。因此，最公平合理的办法就是上市交易或拍卖。但它在当下并不具有可操作性。因为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以目前国资、国股之天量，如果全部上市，国内民资是无力接盘的，深沪股市将会彻底崩溃；如果仅仅卖掉一小部分，原子化的股民，也改变不了国股独大的局面，国企弊端依旧。
许多学者曾提到流通股高溢价发行问题。其实，如果企业盈利水平高且稳定，高溢价发行高收益回报，五六年下来，它原本也是可以补偿流通股民的，其当初的高定价未必就高。而对一些今年赢利、明年亏损、后年PT的企业，你定的价再低也不低！比如深沪一些昨日龙头股，转眼间就滑向PT的边缘。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国企不彻底改制，没有良好的收益预期，所谓减持定价便如同博彩下注一样，没什么合理性可言了。正因如此，希望靠减持来推动国企改革之路走不通；减持应以国企改革为前置条件，而不是相反。
国有分营：国企改革的惟一可行性方案
于是，国企改革惟有“华山一条路”——只能在“国有分营”上寻求突破。我对“国有分营”方案作简要说明：
一、全国按行业或大区设立若干独立的国有投资经营公司，隶属国务院直接领导：各省和计划单列市设立一或多家社保基金，归省市政府直接领导。国投公司的任务，是真正以控股经营企业盈利为目的的资本运营公司，而不是股市投机商。国家对国投公司经营状况的考核指标，主要看其持股股票的红利收益及控股资本的增值情况。社保基金则在十年或更长时间内锁住股票，不准其参与股票买卖，主要通过收取红利（包括出售红股、转让扩大股权）来满足社保资金需求。地方政府主要以其提供社保资金量来对其进行考核。这里的“社保”是广义的，地方政府在社保之外，可以用这笔资金进行公共投资，这可以调动地方政府支持国企经营的积极性。
二、国家将试点国企的国有资本或国股按6：4比例，分别划拨给国投公司和社保基金持有。国投公司和社保基金分别担任积极和保守的经营者角色，分别任命董事长或监事会主席。共同的赢利目标，可以使分权的双方共同以赢利最大化为目标，选聘经理人员，防止国资流失。一旦董事会决策失误，或发生“内部人”舞弊行为，社保基金可以联合小股东进行纠错。
三、对已上市公司来说，国股宜先按2：1或3：1的比例缩股后再分权，这是为国股流通创造条件，也是保护流通股民的措施。根据国投公司控股国企收益率情况，允许其股票在1～3年内流通。譬如，高出1倍者1年后流通，持平者2年后流通，低于者3年后流通等等。出售国股获得的资金必须限期购买其它股票，且持股时间应在1 年以上（这可控制流通股的总量）。
一旦国股开始流通，国投公司便扮演起“鲇鱼”角色，随时准备收购吞并濒危公司（低价收购控股，经营起色后高价出售），这就既使上市国企感受到市场压力，又使股市真正发挥出优化资本配置的功能。若干年之后，普遍交叉持股后，国企概念消失，国资概念仍在。亏损的公司当然仍是难免的，但国企整体效益下滑的局面却肯定会被遏止。因此，这一方案可谓既推动国企改革又能“救市”的双赢之举。当然，这限于可以拍卖的中小企业；而对于像宝钢、上石化之类超大国企来说，分权而治的意义不大，还应由地方或国家直接处置或管理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