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给人类心灵弱点的处方——评长篇小说《红处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处方论文,长篇小说论文,弱点论文,人类论文,心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毕淑敏是一位饱含创作激情的作家，她对世界对人生有独到的体验和感悟，对文学有独特的见解。80年代中期，她以《昆仑殇》、《补天石》、《阿里》等“昆仑系列”的军旅作品赢得了一定的知名度，其后，《预约死亡》、《生生不已》等新体验小说更是出手不凡。她写作的题材比较宽泛，既写昆仑山皑皑的白雪，也写贫民百姓的酸甜苦辣和经济大潮中的人情世态，她把对于人的关怀和热情诉诸于文字，自觉地肩负着文学神圣的使命。1997年6月，毕淑敏又推出新作《红处方》，这部新的长篇，对毕淑敏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意义在于她的小说创作已突破了中、短篇的形式局限，成功地进入了长篇的艺术境界，更在于她写了一个与前截然不同的具有深刻社会意义的现实。无论是她的“昆仑系列”，还是新体验小说，毕淑敏常常把人性的真善美，人在艰苦环境中的奋斗拼搏那种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传达给广大读者，她的作品在女性的细腻之中高扬着人性的壮丽。但是，在《红处方》这部作品里，作者的视点已经从正常人积极的生活内容转移到对畸形心灵的剖析，以及社会为了矫正这些畸形心灵所作出的牺牲。《红处方》抓住全世界为之焦虑却又显得无能为力的敏感问题——吸毒，直接地、大胆地跟人性恶打交道，描写了吸毒者的畸形生活和心态，表现了禁毒工作的艰难和献身于禁毒事业的白衣使者的美好心灵，展开了一场美好与邪恶搏斗的没有硝烟的灵魂之战，为人们敲响了珍爱生命拒绝毒品的警钟。
一、用灿烂的阳光照射心灵深处的恶魔
描写人性，表现人性几乎是每一个作家都关注的永恒的课题。作为一个有正义感的作家，他应该是勇敢地褒扬人性善，大胆地揭露人性恶。毕淑敏以一个医务工作者所特有的专业知识和哲学家的洞察力和分析力，对人类心灵中的弱点和邪恶的成份进行了特别的透视、化验、测试，对吸毒者的内心世界作了深刻的、精细的、透彻的解剖，在《红处方》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闪烁着独到的关于人性的真知灼见。作品中所重点刻划的庄羽并不是一个天生的吸毒者，在吸毒上，她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随机性，是她人性中荒谬的一面导致了她瞬间的错误选择，是她人性中的弱点使她无法摆脱毒品的纠缠，直到被逼到死亡的大门，仍在恶的泥淖中沉沦下去，最终成为一个“砒霜拌辣椒，又毒又辣”的吸毒者。如果说她离开戒毒医院她对戒毒医院里以简方宁院长为代表的医务人员忘我的辛劳，一丝不苟的严谨，充满温暖的理解和同情，还能从心中涌出那么一点感激之情，还有一点人性的话，那么，当她复吸之后，她仅有的一点点人性已丧失怠尽，毒品煽起了隐藏在她身上的嫉妒、自私、敌意、暗算、恼恨、冷酷……吸毒者在无可救药时的极端自私、极端残忍在庄羽身上可以说表现得淋漓尽致，就在她行将毁灭之际，还要挖空心思想出一条毒计来陷害一个曾经全力救治她的人，竟然向戒毒医院院长简方宁下了无情的毒手——送上一幅涂有毒品7号名曰“白色和谐”的画，将一个善良、美丽、富有事业心和献身精神的女医生残酷地毁灭了。作品还从广阔的社会背景来刻划各种不同的吸毒者，把吸毒这一世界性的社会弊病从单纯的人性恶的小圈子中拉出来，让读者看到这一个个惨痛的慢性自戕者是怎样在人们自身的过失、错误和社会中的那些不合理因素的作用下，一步步走向毁灭的深渊的。作品中的琪仁等人的恶行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琪仁吸毒的原因在很大的程度上缘于缺乏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父母的离异，给他幼小的心灵投下了阴影，使他在生理和心理上难以得到正常发展，他为斩断恋母情结而诱发了性变态——同性恋，在贫乏、空虚、百无聊籁之中，他陷入了毒品这一温柔的陷阱，耗尽了他母亲的血汗钱。作为贩毒者的三大伯，他抓住戒毒病人嗜毒若命的薄弱心理，利用政策的空子，披着戒毒的外衣，躲在病室的一角，在贩毒中获取暴利。社会肿瘤张大膀子，则把戒毒医院当作避难所，任意为非作歹，以非理性的疯狂去虐待妻子，报复社会，这些人身上都集中了人性中的恶。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指出：“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3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恩格斯对于恶的阐述可以这样理解，首先，他是充分地肯定了恶的历史作用，但恶的作用有双重性，当它“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时，它是进步的，当它表现为只顾满足自身贪欲，不接受一定社会规范时，那么，它便成为阻碍历史发展的动力。人作为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既有享受的各种合理性，但又要按照社会进步要求加以自律，接受法律的约束和一定的道德规范，这样才不会受欲望所左右，那些被贪欲强烈支配而无法自拔的人，也就是说，当他们的人性为贪欲所吞噬时，社会就会由此而滋生许许多多的恶性肿瘤，如庄羽、琪仁、三大伯、张大膀子之流，他们或自己吸毒再加害他人，或乘人之危攫取不义之财……欲望的毒素浸透了他们的心灵，在人格、是非的较量中，他们成为恶的俘虏和奴隶。在与卑劣贪欲的对抗中，在善与恶的斗争中，作者表现了鲜明的价值倾向，她设置了代表着善与美好的简方宁，让她担负起拯救人性沦丧者的重任。然而，她以及她所代表的正义、善良的人们，却在恶人恶行面前显得弱小，被动。正义的斗争处处受到牵制，家庭、婚姻的缺陷，科学技术上的困难，医院管理中的漏洞，使她美好的愿望无法在短时期内成为现实，甚至用自己的生命结束了跟恶的第一个回合的交锋。作品无情地揭示了这样的一个事实，缺乏人性自律的恶行，就象吃人的真老虎、铁老虎，它带给人类的危害常常是善良的人们无法想象的，心灵中恶魔的能量简直可以摧毁地球，毁灭人类，同时，也揭示了人类在与卑劣贪欲的对抗中的困窘与无奈。
然而，接受过青藏高原阿里地区这样险恶的人生磨练的毕淑敏，她的心灵世界总是象那高原的天空，有着特别强烈的阳光，既然是由于人类自身的弱点和社会的错位所带来的吸毒这样的孽障，那么，它在那些富有高贵的人性——人类的优秀分子面前，决不可能肆无忌惮地横行，而是必然要受到堵截和阻遏，受到正义、健康和美好的挑战。尽管人类在对付吸毒这样的丑恶事物还要付出许许多多的艰辛与牺牲，但是为了人类社会能够有更多的幸福，为了自身的尊严和生命的价值，总有一些勇敢的人，不断地挺身而出来和这邪恶作坚决的斗争。小说的结尾写道，在简方宁的追悼会上，沈若鱼义无反顾地主动请缨，要求到戒毒医院去工作。这不是一般的一个烈士倒下去千万个后继者站起来的古老的故事的重复，而是人类向往美好、惩除邪恶的人文主义精神焕发出来的永恒的亮色。《红处方》中，人性的灿烂阳光总是在扫除恶魔的心灵所布下的阴霾，这或许是作家美好心灵世界又一次不自觉的流露吧。
二、艺术家的勇气和深邃的哲学思考
吸毒，这个消费社会不断滋生的毒瘤，它无情地吞噬着社会的巨额财富，侵蚀着国家的经济，并派生出暴力、凶杀、卖淫等社会丑恶现象，它对整个人类的生存家园的破坏，大于艾滋病的蔓延和非洲撒哈拉大沙漠的泛化。由于种种原因，吸毒的队伍正在以天文数字膨胀，吸毒贩毒现已成为一种世界公害。为此，联合国确定了两大禁毒战略，这就是减少毒品的非法供应和降低毒品的非法需求。但是，目前欧洲的禁毒，已无良策可施。甚至有“权威人士认为：肯定会出现这样的场面——一边是瘾君子们，在注射点慢慢地在给自己从容注射毒品，一边是手里拿着登记表的社会教育家，坐在一旁苦口婆心地求他们戒掉毒品”。我国遭受毒品的侵害始于清末，西方列强借毒品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于是爆发了一场中国人民抵御毒品抗击外敌入侵的战争——鸦片战争。新中国建立之后，基本上杜绝了吸毒现象，但在近10多年来，死灰复燃的毒品问题又令人忧心忡忡，我国几乎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再一次地遭受到毒品的大举入侵，面对毒品的猖獗，我们仓促迎战，这除了在法制上采取强制戒毒的办法，对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等的犯罪活动予以严惩外，还积极地作了大量的禁毒反毒宣传，但还远远不济于事，贩毒者总是无孔不入，吸毒者仍是与日俱增。文学作为人类心灵的镜子，作为社会生活的反映，它并不回避对邪恶和丑陋的描摹，问题的关键在于作家是否对邪恶和丑陋能作出深刻的揭露和道德评判，让读者在辨别真善美和假恶丑中获得强烈的审美愉悦。我国当代的文学作品，虽不乏也有写缉毒与吸毒、贩毒的斗争，但较多的是描写了吸毒者的自我毁灭、不可自拔的悲惨境遇，对吸毒者畸变的心态尚缺乏深刻的挖掘，或较多的是表现了缉毒者的忘我奉献与无私的牺牲。能够深刻地描绘戒毒所里的人与人的矛盾冲突与心灵交战，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的较量的，《红处方》可以说是第一部，能深刻地揭露毒品的危害性，无情披露吸毒者的生存状态的，《红处方》也应是第一部，这一切显示了作家对社会问题、对人性弱点的关注，对人的自身完善的思考。
一个优秀的作家，往往也是一个优秀的思想家。毕淑敏在《红处方》中对吸毒这种丑恶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思考。正象许多吸毒者一样，第一次吸毒往往出于好奇。作品中残忍险毒的庄羽，就是因为“从小就喜欢寻求快乐、自由、冒险和新奇”，在毒品面前认为“没什么了不起的，如同在超市，看到一种包装奇特没吃过的小食品，买回家尝尝。不好吃，啪的吐掉，用不着大惊小怪”。好奇、勇敢和敢于冒风险，本来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组成部分，人类正是凭着对万事万物的不断探究，才掌握了一个又一个的大自然的奥秘和社会的规律，为人们驾驭客观规律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奠定了基础。但是好奇、勇敢、冒险在毒品这一已经被历史证明是不折不扣的恶魔面前，却失去了它的高贵和合理。这说明好奇、勇敢和冒险也必须根据具体的对象分别对待，对于那些已经有了定论的事物，还要用好奇、冒险的精神去作无谓的尝试，实际上已经使原本可贵的东西蜕化为一种愚蠢与可怜。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令人悲叹的人性的悲剧。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来说，写惯了军旅生活和凡人小事的毕淑敏，从那些本可以驾轻就熟的写作活动中跳出来，却去写那些跟自己本来没有多少联系的事，这除了显示了作家在创作道路上不断开拓的创新精神，在超越自我的过程中攀登新的高峰的毅力之外，还显示着作家思想的敏锐。
戒毒是一个棘手的新课题，吸毒者在毒品中自我沉沦，甚至加害他人，对于吸毒者，一般人则怕之远之，唯恐惹火烧身，要深刻地反映这一问题，并非轻而易举的，毕淑敏抱着严肃的创作态度，不顾自身个人得失，大胆地深入戒毒医院，去获取第一手材料，在完成一种“对神经的猛烈敲击”之后，再“把许多真实的故事砸烂，像捣药的兔子一样，操作不停”（注：毕淑敏《素面朝天》，第371页，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这一炼蜜为丸的创作态度，表现了作家的毅力、勇气和韧性。黑格尔这样说过：“艺术家所依靠的是生活的富裕，而不是抽象的、普泛观念的富裕。”（注：黑格尔《美学》，第357-358页，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毕淑敏所依靠的生活的富裕，是她对生活的整体性的把握，也是她对生活的全身心的投入，这也正是我国古人所讲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皆文章。”
作为前医生，毕淑敏视救死扶伤为己任，作为现作家，她以疗救医治受毒害的人心为使命，在这一点上，她继承了鲁迅的文学传统，从人性的角度去审视社会，不懈地寻找人性弱点的病根，力求改变和疗救，以建构理想的人性。在当今我国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在民族心理结构需要重铸的期待下，毕淑敏对于人性中恶的昭示，无疑是相当重要的。正是这种对人性的当代发展的密切关注，使《红处方》这部反映社会生活中那非常特殊的现象，同样高扬着人文精神的旗帜。一部描写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如果缺乏对人性的深刻关切，缺乏对人性的现实发展的紧紧追踪，缺乏对当代形形色色的世相的分析和人的内心世界的解剖，那么，这样的作品，无论是靠事件本身的轰动效应和作家本人的名气，很可能“降生就是死亡”。《红处方》对于人性的善与恶的深度透视，不但揭示了人性中那些带有普遍性的弱点，还着力追寻了这些弱点是在何种外在和内在的条件下蜕变为兽性的。这种人性变异的复杂性，不亚于数学上的歌德巴赫猜想，但每一个作家如果都能用自己睿智的头脑和犀利的笔墨去剖析那种复杂性，必然的人性的张扬和兽性的消灭，会起到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或许就是优秀的文学作品所蕴涵的巨大的精神力量吧。
三、精密的结构精心的结撰
结构作为小说艺术形态的一种建构手段，它表现了小说家的艺术经验和审美经验，受到作家基本创作观的影响。一个成功的结构安排，不仅在于它的条理性，更在于它完美地统筹了作品的故事情节，使人物性格得到充分的揭示。因此，结构的成败优劣是衡量长篇小说是否取得成功的重要标准。虽然，90年代有许多作家越来越陷入结构主义所导向的理论陷阱，他们片面追求对时代的超越，漠视作品的情节设置，结构的建构，甚至主张取消小说的基本文体特征，但毕淑敏追求的并不是这些荒诞迷乱，而是有章有法的人品和作品，从短篇小说到长篇小说的创作，她均注重对结构的结撰。
对于一个在中短篇小说创作上已经取得相当成就的作家来说，既有中短篇的基础，又面临着新的创造与超越。因为一般来说，短篇小说在结构上常常以“巧”取胜，如毕淑敏的《翻浆》就是最好的一例，它在结构上就象一个扣子：以高原公路上搭车者的人心叵测为结，以路上搭车者的异常表现当“我”的恐惧，层层递进，最后才发现是一个误会，这种结构颇似魔术师打结，打了一个又一个，层层叠叠，绕来绕去，看上去无法解开，但只要抽动带子一头，整个结头一下子可以解开。
中篇小说《昆仑殇》在结构上则象一条紧扣的链条，它以广袤的残酷的自然环境作背景，在特定的历史场景中展开了人与自然的抗争，现代军人与错误军事路线的矛盾冲突，这一冲突和抗争，导致了悲剧的发生：许多年轻军人的生命为疯狂和荒谬所扼杀。整个作品沿着拉练的进展而推进，环环相扣，既有穿插，也有悬念的设置，在展示当代军人的生存境况中，逐渐地深入地溶进了作家自身的思考和探询。
“长篇小说是组织话语段落和章节的纯布局形式，作为对历史或社会事件的艺术完成化的结构形式，通过这种布局形式而体现为审美客体，是叙事体完成化的一种形式。”（注：（俄）巴赫金《巴赫金文论选》，第26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显然，长篇小说对于结构的要求，是有别于中短篇小说的。鲁迅在评《儒林外史》说：“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俱起，也与其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注：鲁迅《鲁迅全集》第九卷，第22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也就是说，一部小说，如果没有在结构上表现出高度的有机性，尽管篇幅很长，还不能算是真正的长篇小说，只能是多个短篇、中篇的集合。毕淑敏的《红处方》正是在结构上具有高度的有机性，就象是一个活的生命，没有人为的拼凑和多余的赘疣，即使是从最严格的意义上讲，它也是一部真正的长篇。首先，它有贯穿始终的中心事件，这就是以拯救与堕落作为矛盾主线，即简方宁为解除吸毒者的痛苦，拯救他们的生命与心灵的艰巨努力跟以庄羽为代表的被毒品戕害的身心而变成人间恶魔而继续肆虐的生死搏斗。矛盾双方都是走向悲剧的结局，但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悲剧，前者是悲壮，后者是悲叹，但两者又是相反相成，构成了整个作品的基本框架，也成为作品的主要矛盾冲突。其次，有简方宁对生与死选择的心灵冲突，吸毒病人之间的利害冲突，简方宁与丈夫潘岗的性格冲突等，这些冲突纵横交错，但它们的安排都跟人物形象的塑造及戒毒这种独特的社会——人性矛盾的深刻表现是一致的。这种既抓住主要矛盾冲突这条主线，又围绕着这条主线生发出跟人物的命运发展相关的多个侧面，不仅在结构上形成了以纵向发展为主，辅之以横向展开这样一个纵横交错严密的格局，同时也为深化作品的主题及表现主人物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提供了形式上的保证。可以这么说《红处方》揉和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结构技巧，但并没有作茧自缚，为传统所囿，而是根据作者对现实生活的理解和对长篇小说的美学追求，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作出了创新。再次，毕淑敏还努力地追求小说结构的灵活多变，富于技巧。作品的开头，采用了倒叙的手法，它将作品的主人公简方宁自杀的结局提前。故事从沈若鱼自南方旅游归来时，从先生那里获悉好友简方宁的死讯后，以回忆的形式展开了一个个令人触目惊心的场面，设置了一个又一个悬念，造成读者长久的心理期待和紧张，促使读者对导致这种结局的原因和根源的探寻，给作品带来了充实的内容
，使小说具有引人入胜的阅读效果。这种结构的安排，显然能使作家的创作意图如愿以偿，更好地表现了戒毒工作的艰险和悲壮。列夫·托尔斯泰曾说过：“在现代艺术作品里……若将一首诗、一场戏、一个人（或物）像、一个节拍从原位置上移到别处，没有不破坏整个作品的意义的。”（注：转引自《文艺学引论》第198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红处方》在结构上实现了这一点，如果将简方宁自杀的结局按照常例摆在后面，那读者多半是急于了解这个故事的结局，而忽略思考更为深刻的问题，也忽略了对导致这种结局的原因与根源的探寻。毕淑敏这种驾驭结构艺术的能力，既来自对现实的独到认识，又来自对小说创作的美学原则的领悟，她让读者获得了一种“审美震惊”的阅读效果。
此外，作品中通过沈若鱼这样一个曾经当过医生的作家，为了获得戒毒医院的第一手资料，亲身体验戒毒与吸毒这一特殊的战场，冒着风险化装成一个吸毒者住进戒毒医院的情节，这除了反映作家极度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之外，还显示了作家在作品的表述上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因为对于戒毒这样的内容，如果没有一个恰当的方式，表述起来就有相当的难度。因为无论是发生在阴暗角落里的吸毒行为，还是带有封闭性的戒毒医院，如果没有“范青稞”这样一个人物打进吸毒者中间，就不可能对那些见不得人的事能有明察秋毫的观察，作品表述起来只能是隔靴搔痒的臆想和猜测，而且叙述起来也会显得更加困难。作家以强大的社会责任感和艺术家的勇气深入到戒毒医院中去，并且把这一事实改造为沈若鱼这样一个特殊的观察者，从而为整部作品找到了无法替代的最佳切入点，并由此获得了表现手法上的良好效果。
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红处方》也有其闪失之处，毕淑敏虽然拥有几个月戒毒所的生活体验，但她不太注意吝惜这些生活材料，使对庄羽、琪仁等吸毒者的吸毒丑态的描绘有些参夹，叙述过程显得比较拥挤。此外，毕淑敏在创作《红处方》之前阅尽了国内有关戒毒的图书，掌握了大量的戒毒材料，并把它们引用到小说中，其中穿插的大段的戒毒资料有近10处之多，这当然增加了小说的说服力，却影响了作品的形象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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