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格斯#183;迪顿：消费、贫困和福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贫困论文,福利论文,安格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商品和服务的消费是人类福利的基本决定因素。消费在个体间的分布影响着许多重要的问题，包括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不公平和贫困等。在大多数国家，总消费是社会总需求最大的组成部分，因此，消费也成为了解释跨期经济活动变动的重要变量。在既定的收入水平下，消费决定了储蓄，进而通过资金的供给决定投资。可见，消费的研究是如此重要，其自然而然地成了20世纪经济研究的中心。 在过去三四十年间，消费领域的研究取得了极大的进展。许多学者在这一进程当中做出了贡献，其中以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的贡献最为显著。他在消费变量的衡量，消费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方面做出了不少具有基础性且相互关联的工作。其主要成就有三点： 首先，迪顿的研究将需求系统分析(不同商品之间消费选择的定量研究)提高到了一个缜密且具有一般性的新高度。迪顿和约翰·米尔鲍尔(John Muellbauer)在35年前提出的几近理想的需求系统(Almost Ideal Demand System)及其后续扩展，至今仍在学术界和现实政策评估中被广泛使用。 其次，迪顿关于总消费的研究为消费和储蓄研究的微观计量经济学革命打下了基础。迪顿开创性地研究了面临不确定性和流动性限制的个人动态消费行为。他提出了在缺乏真实面板数据的情况下，通过重复截面数据(repeated cross-section data)来分析个人的动态消费行为。他指出理解社会总消费和总储蓄更为重要。随着微观数据可获取性的增加，通过对微观经济数据的分析来理解宏观经济问题的确成了后续研究中的重要模式。 再次，迪顿率先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家庭调查数据，尤其是消费数据，来分析生活标准和贫困。自此，迪顿将基于粗糙的宏观数据并以理论研究为主的发展经济学，引领到基于高质量微观数据并以实证研究为主的研究方向。他展示了基于消费和支出数据来分析穷人福利的学术价值，同时也指出对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的生活标准进行对比的缺陷。 迪顿的研究往往针对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其研究结论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政府决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研究工作涵盖面广，既有深刻的理论内涵分析又包括最基本的测量细节。在迪顿的研究中，常常可以看到他把理论和变量测量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并通过统计方法把宏观与微观数据结合在一起。 本文介绍了迪顿研究的三大支柱。第一节概括了在既定的时间点上不同商品的需求分析，以迪顿和米尔鲍尔的几近理想的需求系统为重点。第二节讨论了迪顿在跨期总消费领域最重要的贡献，以个人(或家庭层面)数据的使用和对加总问题的谨慎处理为重点。第三节分析了迪顿对发展中国家福利衡量方面的研究贡献，以穷人生活标准的测量和分析为重点；第四节简要介绍了其他两个相关的学术研究贡献。 一、需求分析 (一)背景 研究消费时，个人决策往往会按各种方式被分解。常见的方法是分解为一定时期内(一个月或一年)如何在不同商品之间进行分配的消费决策和如何在不同时期之间分配的消费决策(即如何在当期消费和储蓄之间进行分配)。在某些情况下，如存在跨期累加可分性，这种两阶段的分析方法相当于一个更具一般性的方法。在这个一般性的方法下，以每个日期t在每个商品j上消费的数量
作为参数，通过最大化一个跨期效用函数的期望值，可以同时决定给定时期内不同商品的组合和该时期内的消费总支出(Deaton & Muellbauer，1980b，第5章)。 本节讨论在给定时点上消费在不同商品之间的分配。这些消费的决策可以被看成一个需求系统。这个系统由一系列方程式组成。方程式的一边是商品消费需求的数量，另一边是价格及总支出。如果已知消费者H对商品(或商品组)J的消费价格和消费数量，我们可以利用这一需求系统分析个人的消费行为。而如果已知T时期内商品的价格和总消费数量，我们则可以利用该需求系统来分析社会总需求。 在任何给定的时间段t内，家庭h的需求系统可表示为(为方便说明，此处省略时间下标)：
其中，
是家庭h对商品j的需求，
是价格向量
和家庭开支
需求函数表达式，
在本节中为外生性变量。可以看到，对商品j的需求取决于自身的价格、其他商品的价格以及总支出。这个需求系统显示了家庭对每种商品的需求是如何随着价格和消费总支出的变化而变化的。总消费需求可以用类似等式(1)的方程式来表示，只需把(1)中的下标h去掉即可。个人需求
和市场需求
之间的关系是所谓的加总问题，这一问题将在本节的(三)小节中进一步讨论。 19世纪时，一些学者使用了模型的参数化版本。早期最著名的例子可能是以德国统计学家厄恩斯特·恩格尔(Ernst Engel)命名的恩格尔曲线。家庭h的恩格尔曲线连接名义支出
，或预算份额
，即特定商品j的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家庭收入静态不变的情况下)。 类似方程(1)这样的参数化模型试图通过数据建立价格、支出和需求之间的准确关系。迪顿之前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采取的分析方法均假设把方程(1)应用到加总数据上，代表一个理性的个人(或家庭)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理性意味着需求取决于个人(或家庭)效用函数的最大化。这一假设搭建了价格(p)和总支出(c)与市场总需求
之间的关系构架。 假设需求由一个理性消费者的福利最大化来决定并不仅仅是提供了统计上的便捷性，它还使得学者们可以运用消费者理论这一有力的工具来推导更为有效的衡量福利的变量，比如消费者剩余、收入的等价变化与补偿变化、理论价格指数等(通常称为生活成本指数)。此外，它还为研究政策变化对需求的影响提供了行为反应的结构性估计。 198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斯通爵士(Sir Richard Stone)对统计学分析与经济理论的结合做出了早期尝试。斯通(Stone，1954a，1954b)提出了所谓的线性支出系统(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LES)。根据这一理论，市场需求、价格和总消费支出之间的关系(在给定时期t内)表示如下：
需求系统(2)解决了在线性预算约束下特定个体效用函数(Stone-Geary型效用函数)最大化的问题。参数
和
是效用函数的一部分：
表示必要的生活物品数量，而
则表示在保证个人所有商品的必要支出的前提下，(代表性的)个人消费者总支出中用于商品j的比例(超出
的部分)。 消费理论的三层含义。一般而言，消费理论认为，一个理性的消费者的需求函数具备以下三个属性： ①名义变量的零阶齐次性。假设价格
和总支出
是原来的两倍，那么任一商品的需求
不变，这一属性有时亦被称作“无货币幻觉”。 ②对称性。商品i的补偿需求或希克斯式(Hicksian)需求对商品j的价格的导数，应该等于商品j的希克斯式需求对商品i的价格的导数。 ③半负定性。J×J替换或斯勒茨基(Slutsky)方程，因而希克斯式需求的导数矩阵应该是半负定。其含义包括，商品J的价格的上升不应该增加它的希克斯式需求。 除此之外，加总性(或可行性)约束表明，不同商品的消费支出总和
必须与总消费支出
相等。事实上，这一约束条件已经体现在数据中，即总消费支出被定义为各项商品消费支出的总和。 在线性支出系统(2)中，①～③三种属性均通过定义得以满足。在估计(2)时，不管使用基于个人或加总的真实数据，我们赋予数据这三个属性。因此，事实上我们并不能够使用这个模型本身来测试属性①～③是否得到了满足。也就是说，模型不能用来验证需求系统设定的假设条件与实际行为是否一致。 为了检验现实生活中的消费行为是否符合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我们需要一个更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模型。巴滕(Barten，1967，1969)首先进行了尝试，检验属性①～③假设是否可以被拒绝。他使用了LES模型的一般形式对荷兰的加总数据进行分析。这一模型被称为鹿特丹(Rotterdam)支出模型，是以创建它的荷兰经济学家命名。巴滕(Barten，1969)的一个重要发现是这三个属性均可以被拒绝。换句话说，这些数据分析的结论似乎与理性消费者的理论相冲突。 (二)迪顿的批判 巴滕的研究发现在某种程度上令人沮丧，它受到了迪顿(Deaton，1974a)的挑战。迪顿利用1900-1970年间的英国加总数据，采用了几种基于鹿特丹支出模型(以及类似模型)的公式进行分析。尽管其分析结果与巴滕的类似，但理性假设特别是同质性假设没有被强烈拒绝。迪顿进一步指出，理性这一假设条件的拒绝存在着两种解释：其一，人不是理性的；其二，人是理性的但实证模型设定错误。 后一观点由迪顿(Deaton，1974b)做了的进一步的阐述。具体来说，迪顿强调了两个相关的问题。首先，消费者理论是针对个体的，即便所有人都是理性的，消费者理论也并不一定在整体层面上适用①。其次，不管是线性支出系统还是鹿特丹支出模型，它们的函数形式的设定可能过于严格以至于与现实不符。也就是说，鹿特丹模型为检验理性提供了一种工具，但同时，为检验而设立的过多不现实的消费者行为的限制性条件导致这一模型不再适用于这一目的了。 迪顿所指出的这一问题是很严重的。例如，当我们使用需求系统来评估税收和补贴政策效果的时候，评估的结果严重依赖需求系统本身是否准确地反映了特定商品j的消费支出对收入和价格变化的反应。迪顿(Deaton，1974a，1974b)的评述更令人信服，现有的需求系统并没有实现这些目标。 在这些论文的结尾，迪顿以一种不可知论的方式来结束：我们还需要进行更多的基于其他国家和其他时期的研究，同时也需要构建与线性支出系统和鹿特丹支出模型相比约束性条件更少的消费者需求模型。 1980年，迪顿和约翰·米尔鲍尔的几近理想的需求模型将需求系统的研究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下文将对其做进一步阐述)。这一系统足够灵活，因此能够对理性假设进行检验。这一系统足够简洁，因此便于估计。此外，它允许商品j的消费支出随总支出呈现非线性的变化。 (三)加总问题 如前文所述，通常假定需求系统模型(1)由个体的选择推导得到。如果该系统由主体理性的福利最大化推导而来，由理论可知它满足①～③条件。但是，需求系统分析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加总问题，即不同个体的需求系统加总是否可以产生同样满足上述条件的市场需求系统。 自戈尔曼(Gorman，1953，1961)的开创性研究以来，学术界一直在寻找偏好的最小限制，由此可将加总的消费者行为解释为单个代表性消费者行为的结果。若不同的个体拥有相同的偏好和不同的总消费支出
，那么有时可将加总模型解释为描述一个代表性消费者行为，其需求为
(整个经济的均值)，支出水平为
(等于或不等于平均支出)。在斯通—吉尔里(Stone—Geary)式偏好下，加总需求和个体需求都表现出LES(2)的函数形式，但是，此时须将个体需求替换为整个经济的平均需求，将个体消费替换为平均消费。这是一种尤为简单的加总形式。 20世纪70年代，米尔鲍尔(Mellbauer，1975，1976)推导出对偏好的一组最小限制以供加总，这是加总研究领域的一大飞跃。米尔鲍尔研究了独立于价格的广义线性(Price-Independent Generalized Linearized，PIGL)偏好。PIGL的一个子类，即独立于价格的广义对数(Price-Independent Generalized Logarithmic，PIGLOG)偏好，后来成为需求分析的有力工具。PIGLOG中每个个体的预算份额
可以表示为下列函数式：
PIGL或PIGLOG偏好保证了“代表性”支出水平
的存在，此时若个体的支出
=
，则其拥有与加总经济同样的预算份额。在LES中，代表性支出
等于全社会范围的平均水平
，但是，通常来说，这一关系的成立取决于
在个体间分布的高阶矩。代表性个体的需求函数也满足上述条件①～③，即假定的这一代表性个体行为应满足理性假说。 式(3)的优越性在于个体不需要具有同质性偏好。也就是说，个体的需求函数由于参数
的不同可以有所差别，但是仍然会存在一个代表性消费者。 (四)几近理想的需求系统(AID) 迪顿和约翰·米尔鲍尔(Deaton & Muellbauer，1980a)的AID系统以PIGLOG偏好为基础，为参数
设定了特定的函数形式，由此导出加总预算份额的函数：
AID系统(4)与早期的需求系统相比具有一系列优势。它允许支出
在c中呈非线性，它可以用来检验理性假设。同质性、对称性和半负定性设定了向量α，β和γ的限制条件，通过估计(4)式可以检验这些条件是否与现实数据相符。与早期模型相比，AID系统在对消费者进行加总时其偏好的假设条件较为宽松。商品j的平均预算份额
可视作一个代表性消费者的需求，这一代表性消费者的支出可以表示为：
其中，下角标h代表消费者个体或家庭，
是式(3)中的参数。尽管所有的消费者个体都假定拥有函数形式相同的偏好，他们的偏好在参数
上可以不一致。由于
可以利用人口统计学变量来解释，所以该系统允许消费者家庭在年龄结构和家庭规模方面存在差异。 相关研究。几乎与此同时，另外一组研究人员——乔根森、刘遵义和斯托克(Jorgenson，Lau & Stoker，1982)介绍了对数转换(Translog)模型②。对数转换模型与AID模型有很多共同点，包括支出份额在对数支出中为线性以及相似的加总特性等。尽管对数转换模型和AID系统在文献中应用都相当广泛，但是后者吸引了更多的关注。这部分反映了AID系统易于估算的特点：通过OLS能够非常便捷地估计出它的近似值，在计算手段明显落后的过去，这一特点显得尤为可贵。后续研究发展了以AID系统和对数转换模型为特殊形式的更具普遍适用性的需求系统③。 AID系统的估计。迪顿和米尔鲍尔利用英国加总数据，取得了与早期研究一致的结论：理论要求的三个限制条件(同质性、对称性以及半负定性)都被拒绝。与迪顿(Deaton，1974a，1974b)相同，他们也得出了与早期文献不一致的结论：这些限制条件之所以能够被拒绝更可能是由于模型设定错误，而不是消费者的非理性。在这篇论文的结尾部分以及在一个同时期出版的教科书(Deaton & Muellbauer，1980b)中，他们重点提出了数个可能的模型设定错误问题——也适用于当时存在的所有需求模型。他们特别强调，要较好地实现对消费者需求的理论和实证分析，离不开对异质性消费者的谨慎加总。他们还进一步指出，除当前价格和当前总支出之外的其他变量(例如，可能存在的信贷约束)也必须被纳入该需求系统，以实现对观测到的需求模式的解释在理论上具有一致性，在实证检验上具有稳健性。可见，迪顿和米尔鲍尔关于AID系统的讨论也强调了该系统存在的不足以及进一步拓展的需要。迪顿和米尔鲍尔总结道，他们的系统“……结构简洁，普遍适用，与理论一致，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平台”(Deaton & Muellbauer，1980a，p.323)。后来这个预测被证明是非常正确的。AID系统激发了大量相关研究，这些研究不仅来自作者自身，也来自众多的追随者。自发表以来，该系统的适用性和有效性已经过大量文献的验证。甚至在发表35年之后，从全球范围来看，它仍然是需求估计研究的基石，不管该估计是基于加总数据、个体数据还是家庭数据④。 (五)后续研究 许多研究发现，支出份额随总支出呈非线性变化。如原AID体系(4)所示，对诸如食物这一类的商品，将其支出份额表示为支出对数的线性函数是准确的估计。然而，对于另外一些商品，恩格尔曲线则表现出了曲率。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一种更为灵活的模型，通过添加一个收入的二次项，使得模型得到扩展，成为“二次几近理想的需求系统”(Banks et al.，1997)，简称QAID体系。这一系统提供了所需的灵活性。 同样地，有证据显示，支出份额随家庭儿童的数量及家庭成员的年龄等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变化而变化。目前，对这类家庭异质性的恰当处理是需求系统分析的核心(相关评论参见Blundell & Stoker，2005)。 对消费者需求的相关研究也被拓展到加总问题。换句话说，从一个基于无数异质性消费者的个体数据推导出的相对灵活的需求模型中，我们如何得到平均需求、平均收入，甚至平均的人口结构(同样可以参考Blundell & Stoker，2005)。另一个相关的问题是，我们如何通过加总数据评估结构性价格和收入系数可能存在的估算偏差(Blundell et al，1993)。 AID体系以及它的进一步扩展，如QAID体系及准AID体系(Lewbell & Pendakur，2009)现已得到广泛的应用。举例来说，它对于农业经济学领域的发展影响深远。同时，在CPI指标的应用(如Hamilton，2001；Costa，2001)、国际福利比较(如Almas，2012；Neary，2004)以及国内收入不均和贫困分析(Pendakur，2002)领域都有极大的影响力。它兼顾了灵活的函数表达式以及PIGL或PIGLOG的优越特性，这就使其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动态一般均衡)非常有用(参考Boppart，2014)。 AID或QAID体系可以用来分析税收改革的效果及其分配效应，比如VAT、庇古税以及贸易税的变化⑤。把人口统计学特征变量加入到需求系统中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人口结构的变动是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影响消费者需求的。AID或QAID体系在实践中的应用十分广泛，如统计机构的政策指导、智囊团的报告撰写以及学者个人的政策研究论文等。这样看来，此体系对政策有着十分显著的影响。 总而言之，在对需求系统的研究中，迪顿可以说是一位极具变革性的学者。他发现了早期体系中存在的许多重要的局限，并与米尔鲍尔一道构建了能够克服这些局限性的模型。这一模型成为现代需求分析的基石。同时，迪顿指出了AID体系中仍然存在着许多局限，也就为消费者需求的研究设定了丰富的研究议程。 二、跨期消费 (一)背景 第一节中的需求系统方法其实暗含了将个人消费决策分为了两个阶段。消费者首先需要决策在各个时点的消费额度。当预算即总消费支出c决定了之后，消费者需要决定如何在不同的商品或商品种类上进行分配。第二阶段的决策可以由需求体系(4)得到，而c是给定的。 20世纪80年代，迪顿做出了一系列的研究贡献。也是在这一期间，迪顿开始着手研究第一阶段的决策，即在各个时点上，个人将收入或财富的多少用于消费(或相对应的，将多少用于储蓄)。 在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Keynes)就已经开始思考跨期消费的变化(消费被认为是加总的商品)。他认为，人们的消费占收入边际变化的比重是固定的。20世纪50—60年代，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持久收入假说(PIH)，以及与其紧密相关的，198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佛朗科·莫迪利亚尼(Franco Modigliani)的生命周期理论模型(LC)的出现，使得总消费分析更为现实。这些理论可以用来解释储蓄率随短期收入的波动而变化，而对长期收入的趋势变化缺乏弹性的实证结果。其解释是，消费者将部分暂时增长的收入储蓄起来，以期今后保持稳定的消费支出。类似地，这些新的理论模型也能够解释为什么在个体的截面数据分析中，收入中储蓄的增长。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经济学界普遍认为这些模型的构建符合客观实际，因此它们被极为广泛地应用于宏观经济学研究中。尽管这些理论模型建立在个体决策的基础之上，它们也被用于消费与收入的加总数据的实证检验。 20世纪70年代末期，新一代的学者向消费和储蓄的研究领域注入了新的活力。霍尔(Hall，1978)和麦柯迪(MaCurdy，1981)以理性预期假说为基础，通过清晰建立反映家庭跨期优化的模型，说明了在最优状态下消费的边际效用应该等于财富的边际效用，且后者遵循鞅(即广义随机游走)。 当个体最大化每期效用的贴现值之和时，欧拉方程是实现最优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假设存在个体可以在不同时期之间调配的资产a，欧拉方程可以表示为：
这一见解在20世纪80年代激发了大量的对消费以及劳动供给的实证研究。而迪顿在这一领域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他的工作成果在引导研究重点从加总消费数据转移到个体消费数据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跨期消费的理论和实证 布林德和迪顿(Blinder & Deaton，1985)研究了总消费和收入数据是否能够与霍尔(Hall，1978)的PIH/LC模型中提出的代表性主体理论相契合。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还包括弗莱文(Flavin，1981)以及霍尔和米什金(Hall & Mishkin，1982)的开拓性研究。与早期的结论一致，布林德和迪顿(1985)证实了该模型服从随机游走的假设能够在高置信度下被拒绝。更确切地说，与PIH/LC模型的含义相反，现实中总支出的增长对预期的总收入、财富及其他变量的变动的反应很显著。因此，(5)式中的误差项
是可以预测的，这可以说是推翻了建立在理性预期以及固定回报率r假设下的欧拉方程。 持久收入、当前收入与消费。除了具体结论之外，布林德和迪顿的研究使得迪顿意识到PIH/LC模型还有着尚未被人们注意到的理论意义。其中的一个发现体现在迪顿(Deaton，1987)的研究中：在理性预期的假定下，将PIH/LC模型应用到加总数据意味着消费并没有收入那么平滑。这一发现对于那些根据过去及现在的数据认为消费比收入平滑的经济学家来说是巨大的冲击。其中的原因有两点：首先，若收入的变化是随机的，那么消费的平滑性可由凹形效用函数体现；其次，随着时间的推移，持久收入与平均收入是近似的，因此，在计算持久收入时，暂时的收入波动将会被平摊。但是，当我们严格运用PIH/LC模型并且与现实的加总收入数据结合时，第二点原因被证明是一个错误的结论。特别地，迪顿(Deaton，1987)提出，认为收入总是会趋向一个恒定不变的确定的趋势，换句话说，认为收入冲击中总有一个恒定的成分，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证上都是不合理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当收入服从随机游走时(也即跨期收入冲击本身并无关联性)，对未来收入的最佳推测是依据当前的收入水平，即持久收入等同于当前收入。而如果消费等于持久收入，那么它们一定有着相同的方差。 迪顿(Deaton，1987)同时也指出，基于加总消费数据的研究结论显示，消费对于利率的反应与基于代表性消费者的理论预测存在差异。假定存在一个随时间变化的安全利率
，欧拉方程变为：
这个等式清晰地表明了预期消费的增长与利率是成正相关的。但是，迪顿表示这样的关系并没有在加总数据中体现出来。然而，这并不能作为反驳个体数据服从消费增长与利率正相关的证据。他举了一个简单而又有力的例子：假设有两个经济体，二者均由无数拥有有限生命的个体组成。在每个时期，年老的生命逝去，新的生命出现。两个经济体都有不随时间变化的固定的总收入，但是其中一个经济体的利率水平更高。从结构上来看，总收入与总消费是固定不变的，但是，在高利率的经济体中，个体收入的增加会更快，这是因为在高利率的经济体中，新生命的消费水平起点较低，但增长更快。很显然，加总数据无法揭示出个体消费增长与利率之间的关系。 加总消费与收入的变异性。坎贝尔和迪顿(Campbell & Deaton，1989)利用加总数据，进一步分析和实证检验了收入与消费的变异性之间关系背后的逻辑。他们的分析非常直接。设定一个无期限的情境，且存在一个固定的折现系数r＞0，将持久收入
表示为年金形式，即所有未来预期收入的折现值：
现在我们可以说明将收入过程正确地表达出来的重要性。首先假设收入过程服从AR(1)：
显然，当λ＜1时，因为
，持久收入的可变性小于当前收入。而如果消费等于持久收入，正如加总消费和收入数据显示的那样，此时消费的可变性就小于当前收入的可变性。然而，这里有一个问题。坎贝尔和迪顿论证了AR(1)即式(8)并不能完全解释数据中呈现出的总收入的演变，且它对(无法观测的)持久收入的演进影响很大。对式(8)即对实际加总收入更好的估计表达式是将其增长率用模型表示出来：
当0＜λ＜1时，即高(低)收入增长期之后往往有一个高(低)收入增长但增长不那么高(低)的时期，在这种情况下，
，将公式(7)用于求持久收入可得：
式(10)的持久收入的含义与式(9)的含义非常不同。此时λ＞0，表示持久收入的可变性大于当前收入(即
)。这很容易理解：如果t期的收入增长是预料之外的高，那么这个暂时的高增长会延续一段时间。因为收入会持续以超出t期之前预期的较高的速度增长，这个冲击对持久收入的影响大于其对当前收入的影响。 在坎贝尔和迪顿(Campbell & Deaton，1989)使用的季度数据中，λ=0.442，这表明给定一个合理的r值，
约等于1.8。因此，持久收入的可变性几乎是当前收入的两倍。并且，如果消费等于持久收入的话，消费的可变性也是当前收入的两倍。但是，数据显示消费的可变性是小于(当前)收入的。 坎贝尔和迪顿的研究结论当时给经济学界造成了极大的轰动。但是这一结论不仅仅在理论上无懈可击，而且得到了基于真实的收入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的支撑。总消费相对于PIH/LC理论来说的过度平滑的表象，被称为迪顿悖论。但是，这个发现的真正作用并不是要让所有人相信现实生活中总消费是过度平滑的。相反地，它是要使人们相信，个体面临的收入的时间序列特性是理解跨期消费模式的关键。 研究重点向个体数据的转移。PIH/LC模型对加总数据的实证应用的否定可以有以下三种解释：第一，理论模型可能是错误的，消费者并非是理性的；第二，运用加总数据和代表性消费者的概念并不恰当，个体可能是理性的，但是现实中允许加总的条件并不存在；第三，理性人可能受到很多模型中未考虑到的约束限制。信贷约束是一个例子，这种约束对个体的行为及加总有显而易见的影响。迪顿(Deaton，1992)在对消费的文献综述中提到，为了将上述的可能解释区分开来，“最有效的努力方向可能是审慎地对待加总，以及使用不断增加的丰富的微观数据来分析宏观问题。”因此，他强调人们应该研究个体消费，因为在个体消费中，可观测的行为能反映一定的持续的理性决策，由此可以用来更好地分析加总问题。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共通之处，那就是第一节中论述过的迪顿和米尔鲍尔(Deaton & Muellbauer，1980b)关于需求系统的未来研究方向。 这一见解的持续影响力已经体现在很多的研究中。如今很多宏观经济学家已经致力于收入的动态分析。不仅如此，现在宏观经济学家不仅仅只是关心加总变量的动态分析，他们的研究还包括“个体经济主体间的整个均衡分布”的动态过程。⑥尽管现在我们离确切的答案还很远，但迪顿(Deaton，1987)以及坎贝尔和迪顿(Campbell & Deaton，1989)的研究已然启动了这一进程。 (三)跨期个体消费 对个体数据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挑战。要考虑跨期的影响，理想的面板数据需要对单个家庭持续跟踪。此外，要了解在一个更加真实的环境下，一个理性的个体如何进行跨期选择，我们还需要引入除常见的预算约束外的其他约束条件，并且考虑微观经济中劳动力—收入的不确定性。在这两个方面，迪顿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做出了重要贡献。 伪面板。今天要获取真正意义上的面板数据都是非常困难的。在20世纪80年代，面板数据就更为稀缺。但是，许多国家当时已经进行了重复性家庭截面调查。由于每次调查采集的都是新的样本，研究者不能使用这些数据跟踪单个家庭的变化。迪顿(Deaton，1985)在此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他展示了如何通过构造一个由相同年龄的个体群体或家庭群体组成的“伪面板”。他认为，只要有足够的数据，连续调查会产生连续的来自各个群体的个体随机样本。对这些随机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可以产生一个时间序列，而利用该时间序列，就像使用面板数据一样，可以推断出作为一个整体的群体的行为关系。迪顿还表明，比起真实的面板数据，基于伪面板数据的研究分析不一定会产生更差的结果。因为伪面板数据并不会遭受数据损耗问题的影响，而该问题会给大多数面板数据调查造成麻烦。受调查家庭的搬迁、退出调查的情况也很常见，都会造成数据的偏差，此外还存在着测量误差，事实上，在研究消费的跨期动态变化时，采用群体截面数据可能会减小测量误差。 迪顿对面板数据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世界银行决定投资一个大规模家庭调查项目，是否采集面板数据是其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与上述分析结论一致，迪顿认为比起面板数据，重复截面数据不但更便宜、更容易采集，而且在实践中更适用。因此，根据研究目的，考虑到数据采集的难度和成本，采用面板数据有时可能并不值得。这项工作同时也说明了迪顿主要的研究价值之一——他严谨地研究了一个现实问题，为政策制订者(这里指世界银行)感兴趣的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 个体收入与流动性约束。个人消费研究的另一个挑战来自理论，即在异质不确定性与流动性约束存在的情况下如何解决个人消费问题。迪顿在一篇有影响力的论文(Deaton，1991)中迎接了这一挑战。这篇论文很好地结合了流动性约束存在下的最优消费问题和异质的聚合冲击情况下的个人行为的集合，此外，该文还提供了解决迪顿悖论的方案。 本节前文提及的欧拉定理能够为相邻时期的消费水平进行预测。只需少量信息即可检验该预测结果的正确性。经济学家只需要掌握个体的消费数据，不需要知道其收入与资产状况，这是该方法的一个主要优点。但是，当研究目的是消费与收入和资产的关系时，这一点又成了一个严重缺点。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依据理论来构建能够反映由外生过程(如收入)与状态变量(如资产)到消费选择这一过程的消费函数⑦。众所周知，这种解析消费函数不能基于风险与偏好的现实假定推导出来。 策尔德斯(Zeldes，1989)使用数值方法推导出消费函数并由此表示，对于一个相对于收入来说拥有金融资产较少的家庭而言，劳动力—收入风险通过谨慎性储蓄动机极大地影响了消费(关于早期对谨慎性储蓄的处理，参见Leland，1968；Sandmo，1970)。该收入风险造成了PIH的偏离。这点学术界在1990年左右就已经知晓，但其确切的影响如何仍是未知。策尔德斯(1989)提出，主观贴现率等于储蓄与借贷的利率，即β=1/(1+r)，故β(1+r)=1。在这一假设下，家庭有着通过(谨慎性)储蓄积累资产的动机，以借此摆脱任何信贷约束。 迪顿(Deaton，1991)指出，现存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消费会对预期的收入变化做出反应，这与欧拉方程不符。他还指出，许多美国家庭只持有少量金融资产，因此不可能有能力通过借贷进行消费。欧拉方程式(5)背后的一个关键假设——即所有家庭都可以以既定的利率r储蓄或借贷—可能与许多家庭的实际情况不符。迪顿试图把信贷约束纳入消费函数的推导中。信贷约束与谨慎性储蓄动机相互作用，使储蓄的动机更强。迪顿(1991)指出，尽管有强烈的储蓄动机，如果很大一部分消费者缺乏大量的金融资产，与β(1+r)=1的情况相比，相当大的一部分消费者此时可能会更加缺乏耐心。因此，迪顿将关注点放在了β(1+r)＜1的情况下，此时，尽管家庭可能通过资产的积累摆脱信贷约束，多数的家庭仍会选择以接近信贷约束水平来安排消费。 建立在迪顿和拉罗克(Deaton & Laroque，1992)理论分析的基础之上，迪顿(Deaton，1991)通过数值方法推导出关于现实总收入过程的消费函数。该函数说明，基于理论推导的消费行为与总消费数据严重不符。由此，迪顿得出结论：加总前，必须建立准确的个体消费模型来取代代表性主体框架。 迪顿特别强调，个体收入冲击不如总收入冲击持久。尽管一些消费者在某一时期实现了收入的增长，另一些消费者的收入却在下降。这种异质性冲击在数据汇总后被抵消，这就意味着总收入会比个体的收入更为持久。因此，根据常规的理论，把受个体收入影响的个体消费加总后所得到的总消费行为与假定受总收入过程影响的代表性家庭消费行为进行比较，会发现两者差异显著。迪顿(Deaton，1991)表明，个体消费行为受收入过程影响，该收入过程中既有宏观因素，又有异质性因素，同时消费者也面临着信贷约束，考虑了这些因素后，个体消费行为更有可能符合微观与宏观的观察数据。这些结论是解决迪顿悖论的关键之一。尽管确切把握个体收入的随机特性已被证明十分困难，相关研究仍有发表(参见Guvenen，2007；Guvenen，2009)。 迪顿(Deaton，1991)将利率视为外生变量，进行了局部均衡分析⑧。这与迪顿的研究兴趣，即理解个人消费，是一致的。然而，在异质且不可予以保险的收入冲击与信贷约束存在的条件下分析经济的一般均衡已经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核心部分(参见Imrohoroglu，1989；Hugget，1993；Krusell & Smith，1998；Heathcote et al.，2009)。 个体消费与个体保险。汤森(Townsend，1994)，以及迪顿和帕克森(Deaton & Paxson，1994)的研究在文献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研究采用个体消费数据推导收入保险对于个人来说的可得性，这个问题对于理解消费、福利以及政策分析均很重要。如果非正式的保险安排存在且有效，那么对公共保险的需求则会更少，此类保险项目的推出可能对现存的项目产生挤出效应。 迪顿和帕克森认为，当个体能充分抵御异质性收入冲击时，所有个体的边际效用都应该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平行移动的。假如有足够稳定的偏好，个体消费路径也应该平移。另一方面，如果保险缺失，异质性收入冲击中固有成分会导致同一年龄群体成员消费的不均等。该观点与迪顿和帕克森对于美国、英国与中国台湾的实证分析结果惊人地吻合。他们还指出，个人收入与消费的共同特点可以用于评估家庭抵御收入冲击的保险的可得性。完全保险假说与其反面——保险完全缺失，都与实际不符。保险可以通过朋友与家人购买，表现为多种形式，或者正式或者非正式，对这些保险机制进行结构建模十分困难。迪顿和帕克森(1994)设想，基于消费与收入的面板数据“构造与检测部分保险情况下的市场模型”会有所收获——参考诸如希思科特等(Heathcote et al.，2007)以及布伦德尔等(Blundell et al.，2008)进行的相关后续分析。 综上所述，迪顿对跨期消费者行为研究的特点是综合了理论分析与数据分析，结合了个体行为与总体行为。他对消费和储蓄的研究结论还表明，只有在研究者对以个体收入过程为基础的个体消费行为予以充分重视时，加总数据才能与理论相符。正因为如此，在消费与储蓄的宏观经济研究向基于微观数据实证研究的模式转换进程中，迪顿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三、发展中国家的福利 (一)背景 20世纪80年代，许多学者都认为发展经济学遇到了重大障碍。现有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或者说由于缺少理论)缺乏经济学其他大部分领域的严谨性特征，仅有少量的数据可用于检测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以及用来评估如何最有效地帮助人们脱离贫困的政策。此外，基于现有数据的消费实证分析结论——基本是国民经济核算——对于衡量家庭尤其是贫困家庭的经济福祉并无帮助。由于缺乏可靠的数据和恰当的分析方法，贫困的程度以及贫困家庭如何应对经济与实体环境这样的基本问题并不能得到可信的答案。 现在，这一状况已经有了改观。如今，这一研究领域由建立在高质量的家庭调查数据(或其他微观数据)基础之上的微观计量经济研究主导。过去20年的研究成果已经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了发展中国家的根本机理，这些研究成果也提供了大量与政策制订紧密相关的远见卓识。 安格斯·迪顿在这一转变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他在需求、总消费与储蓄研究领域所做出的贡献一样，迪顿在发展研究领域的工作，无论是研究方法方面，还是重大问题方面，均贡献颇丰：从特定国家和全球范围内贫困的衡量，到创造性地使用微观家庭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二)基于家庭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家庭调查数据。在20世纪80年代，迪顿率先使用家庭调查来衡量贫困和生活标准，并且确定它们的决定因素。他与世界银行的合作创造了新的研究议程。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世界银行在考虑一项重大的采集家庭调查数据的项目——生活标准测量研究(LSMS)。迪顿在这个项目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撰写了几篇与这个项目的基础性工作相关的论文(Deaton，1980，1981)。这些论文介绍了如何衡量家庭福利，这也是此项目设计环节最为重要的问题。项目执行中，作为测量福利的基础，家庭消费支出数据也同时被收集，迪顿在其中功不可没。与收入相比，消费是低收入国家衡量贫困的一个核心变量，因为消费一般比较容易度量，并且收入在一年中呈现季节性变化，而消费则是一个更为精准的测量物质福利的变量(相关讨论参见Deazon & Grosh，2000)。 20世纪80年代末期，家庭调查数据逐渐增多。迪顿也随之成了利用这类数据进行严谨的需求实证分析的先驱。苏布拉马尼亚姆和迪顿(Subramanian & Deaton，1996)以及迪顿(Deaton，1989)这两篇文章下文将会进一步讨论。迪顿(Deaton，1997)这本著作经常被作为基于家庭调查来研究贫困与发展的参考书，迪顿展示了家庭调查数据是如何为理解人类幸福感至关重要领域中的个人行为提供有用的指导。这本书讨论了迪顿的方法论和重要贡献，并且为许多后来的家庭调查研究打下了基础。 收入和卡路里。苏布拉马尼亚姆和迪顿(1996)以消费的卡路里作为指标测量营养状况，用传统的恩格尔曲线分析法来探究低收入国家收入和营养状况之间的关系。这项研究至少从三个方面来说是很重要的。首先，贫困与人们是否能够获取足够的食物紧密相关。记录穷人的生活标准变成了一个营养是否充分的问题，而这个问题能够通过家庭调查得到较好的评估。其次，了解营养和收入之间的关系对反贫困政策的制订非常重要。如果卡路里的收入弹性很高，那么促增长的经济政策将会提高穷人的营养状况，并消除饥饿(假设收入分布没有发生巨变)。另一方面，正如在20世纪90年代很多论文中论述到的(当收入上升时，个体可能会消费更多可口但不一定更有营养的食物)，如果卡路里的收入弹性很低甚至接近于零，政策制订者就应该把重心从促增长转移到提供基本需求上来。第三，至少是自莱本斯泰因(Leibenstein，1957)以来，经济学家开始对从营养状况到生产力，再到收入的传导表现出兴趣。更确切地说，以营养为基础的效率工资理论认为生产力受到营养的正向影响，但是这一影响呈非线性。因此，那些没有摄取足够食物(卡路里)的人，即便他们的工资低于目前市场工资水平，他们也可能因为不具备足够的生产力而不被雇佣。这就导致了他们陷入由低生产力和低收入形成的失业和贫穷的困境中。 利用来自印度的详细的家庭调查数据，苏布拉马尼亚姆和迪顿(Subramanian & Deaton，1996)发现，总的食物弹性接近0.8，而卡路里弹性是总的食物弹性的一半并且弹性随着收入缓慢下降。换句话说，当收入增加时，食物消费也会增加，但是由于家庭会用乳制品和肉类食物来替代谷物这类产品，消费的卡路里也就随之增加了。尽管存在着替代效应，政策结论仍然是很清楚的：促进穷人收入增长的政策将会减少营养不良的现象。 苏布拉马尼亚姆和迪顿(Subramanian & Deaton，1996)研究的主要问题是收入决定营养状况，但是这一研究也间接地涉及了营养不良和贫困之间的关联。具体来说，他们指出，维持一天的活动所需要摄入的卡路里的花费不足日均工资的5%。这样看来，依据基于营养的效率工资理论，用营养不良来解释贫困不太合理。相反的，营养不良是贫困导致的。 家庭内部歧视。迪顿(Deaton，1989)对家庭内部歧视的研究是另一个利用家庭调查数据来帮助政策制订的例子。在发展中国家，重男轻女的现象很突出(“消失的妇女”现象可能是最显然的例子，参见诸如Anderson & Ray，2010)，但是这种歧视的形成机制还尚不明确。一个可能的机制是相对于男孩，提供给女孩的资源更少。但是，检验这种机制存在着困难，因为家庭调查数据很少会包含单个家庭成员的消费信息。为了克服这个困难，迪顿提出了一个巧妙的方法，利用家庭消费数据来间接地估计女孩得到的资源是否比男孩更少。这个想法很简单。当一个孩子出生时，这个家庭事实上仅仅因为多了一张吃饭的嘴而变得更加贫穷。衡量一个孩子出生时的“成人用品”，如成人服装、酒精和烟草的消费量是如何下降的，便提供了一个间接估计孩子花费的方法。如果家庭为女孩所削减的成人用品消费比男孩少，那么就存在家庭对女孩的歧视。从几个发展中国家的家庭调查中，迪顿发现，正常情况下，成人用品消费的削减不存在任何系统性差异。后续的研究工作也证实了这一结论，但同时也发现在家庭面临不利情况时，在支出模式上存在明显的歧视现象⑨。 (三)贫困的测量 消费数据通常是在家庭层面上收集的，而贫困理所当然是在个体层面上度量的。这就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当消费数据是在家庭层面上加总的，如何对不同规模、不同结构家庭中的个体进行对比。原则上，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应用一个权重体系来解决，一定年龄的儿童相当于成人的一定比例，根据这样的计算方法得到等价成人的数量。通过构建适当的权重来处理不同的家庭结构，这一做法在经济学上由来已久，但什么是最好的方法却远未达成共识。同时，等价尺度的选择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所测量的贫困程度。如果个人福祉用人均家庭支出来衡量(这也是通常的做法)，如果儿童与成人相比在大部分物品上的需求量较小，那么儿童(或有孩子的家庭)的贫困程度会因为人均测算的方法而被夸大。在包括迪顿和米尔鲍尔(Deaton & Muellbauer，1986)研究的一系列论文中，迪顿对这个领域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迪顿和米尔鲍尔(Deaton & Muellbauer，1986)将不同规模家庭之间的福祉水平进行比较，并分析了对儿童花费的度量。他们发现，使用恩格尔(Engel)和罗斯巴思(Rothbarth)这两个最简单最常用的测量儿童生活费用的方法会得出差异悬殊的估值。同时，他们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指出，真正的花费可能介于这两种传统方法得出的数值之间⑩。他们利用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的数据，并运用调整过的罗斯巴思方法进行分析发现，儿童的花费大约是成年人人均支出的30%～40%。 衡量福祉的另一个关键性问题是如何处理不同价格和不同质量的商品。家庭调查中通常没有穷人消费的一篮子商品的价格，也没有他们所消费的商品质量的信息。然而，家庭调查通常采集同一个村落户群的数据，在这样一个聚集群内的家庭可以假定为面对相同的市场价格。此外，许多家庭调查采集消费支出总额消费和商品数量，两者相除即得到单位价值(unit values)。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这些单位价值表现出了较大的空间差异，可以解释的原因是高运输成本。是否可以把这些单位价值作为真实的市场价格来分析需求模式和衡量贫困呢？答案通常是不可以。因为个人不仅消耗不同数量的商品，也消耗不同品质的商品，并且单位价值的计算也存在着测量误差。为了探究这一问题，迪顿(Deaton，1988)从质量和数量选择的理论模型入手，然后利用科特迪瓦共和国的家庭调查数据，展示了经过质量调整和测量误差调整后这些单位价值是如何提供空间价格差异信息的。反过来，价格的空间差异、匹配需求模式的差异可以用来估计价格弹性。因此，此论文一个关键的方法论的发现表明，当单位价值可知而当地市场价格不可知时，可以通过单位价值来了解当地市场价格。 迪顿(Deaton，1988)已对贫困测量的应用产生了很大影响。拥有世界三分之一极端贫困人口(Chen & Ravallion，2010)的印度在21世纪前十年的中期修正了对现行价格的估计，部分原因就是回应迪顿对以往估计方法的批判(Deaton & Tarozzi，2000；Deaton，2003b，2003c，2008)的影响，获取估计价格的新方法直接参照迪顿(Deaton，1988)的思想。通过修正后的方法得到的印度农村贫困值明显高于以前的估计值，这导致了一场紧张的关于贫困的度量方法以及贫困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政治辩论。迪顿也积极地参与到了这场辩论中。 (四)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福祉的比较 迪顿的主要研究兴趣之一是比较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的福祉。这个问题也是很多政策辩论的核心。 增长、贫困和福祉。经济增长能减少贫困吗？如果经济增长使每个人的收入成比例地增长，某个固定的贫困线下的人口占比必然下降，而绝对减贫率取决于在贫困线附近的人口比例。另一方面，如果经济增长的分布不均匀，那么增长可能对减少贫困帮助甚微。 这一领域的实证研究结论存在着矛盾。迪顿(Deaton，2005)告诉了我们矛盾存在的原因。他讨论了一个重要的典型事实：如果用基于家庭调查的加总消费来度量贫困，贫困的增长速度要低于利用国民账户度量的总消费。因此，家庭调查的数据给我们造成了贫困并没有显著下降的印象。迪顿指出一系列原因来解释基于家庭调查和国民账户的消费(和收入)之间的差异以及为何二者均不能够准确地把握消费真实的增长。例如，国民账户的消费不包括那些不在市场上进行交换的服务(如准备食品)。但是，随着人们经济状况的改善以及替代家庭生产的市场的发展，许多这类服务逐渐被在市场上进行交换的服务所取代。这就导致消费增长率被高估。另一方面，与贫困家庭相比，富裕家庭更少参与家庭调查，因此基于家庭调查的消费度量将低估平均消费(并夸大贫困人口的比例)。迪顿得出结论认为，低收入国家目前的统计流程可能低估了全球减贫率，并且夸大了全球经济增长率。 世界贫困。与这些测量问题相关的是如何提供全球贫困的最佳描述。迪顿和迪普里耶(Deaton & Dupriez，2011)利用62个发展中国家的家庭调查，构建了穷人(poor)的购买力平价(PPPs)汇率，也即PPPPs。接着，他们使用这些穷人特定的汇率计算全球贫困线，并使用与穷人一篮子消费商品相对应的具体权重来计算贫困人口。研究结果表明，常规购买力平价与穷人购买力平价的差异对全球贫困度量的影响并不重大。 迪顿把自己所做的美国经济学联合会会长讲演(Deaton，2010)的重点放在世界贫困的度量上，总结了他在过去十年中所研究的问题。世界贫困的最新估算表明，过去25年间贫困人口显著下降(Chen & Ravallion，2010)。但是，基于一轮较大规模的家庭调查以及2005年国际比较项目(ICP)获得的购买力平价汇率，所得出的最新贫困人口数显示，较之前的估计(同年)，全球贫困人口增加了近5亿。迪顿表示，与很多人认为的不同，全球贫困人口数量的增加与修正的购买力平价汇率基本无关。事实上，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更高的全球贫困线所导致的。印度的贫困线相对较低，甚至比人均收入少得多的国家还低，但它已经不在构成全球贫困线的贫困国家的行列了。正如论文中所说：“事实上，印度和全世界都变得更穷了，因为印度变得更富裕了”(Deaton，2010，p.16)。迪顿在讲演结尾时呼吁更广泛地使用自我评估的福祉度量。 综上所述，迪顿率先使用了发展中国家的家庭调查数据，尤其是消费数据，来衡量生活标准和贫困状况。他展示了如何通过这样的数据来揭示重要的发展问题。严谨的微观计量分析已经成为现代发展经济学的基石，而迪顿一直是这个变革的重要推动者。他所从事的工作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大大增强了我们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贫困比较中所能获得的信息的理解。 四、相关贡献 尽管消费必定会带来福祉，消费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在他最近的一些研究工作中，迪顿也考虑了其他的影响因素。 健康。人们的健康不仅影响其收入和消费的可能性，而且健康本身也是福祉的一个重要组成。因此，衡量和理解福祉需要了解健康和收入之间的关系以及其在人群中的分布情况。迪顿在这一领域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包括他对不平等和健康之间关系的分析(Deaton，2003a)。 主观福祉。正如在第三节中提到，迪顿(Deaton，2010)呼吁更广泛地使用自我评估的福祉度量。作为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Gallup World Poll)专家，他曾参加以此为目的调查的设计。此外，他还利用盖洛普数据分析不同社会群体和不同国家的人对福祉主观评估的差异。(11) 在消费需求系统、跨期消费以及发展中世界的消费和贫困测量三个领域，安格斯·迪顿都对理论和测量做出了重大改进。为了与学术界分享他的深刻见解，他在每个领域都写了一本专业教材或专著——迪顿和米尔鲍尔(Deaton & Muellbauer，1980b)、迪顿(Deaton，1992)以及迪顿(Deaton，1997)这三本书以及书中所涉及的研究起到了“开拓者”(door-openers)的角色，设定了清晰的研究议程，供后续研究追随。尽管这三个领域差异较大，迪顿对他们的研究却有相同的主题。他一直试图通过他掌握的测量和统计方法，把理论和数据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一直试图通过关注汇总的问题，把个体分析与加总结果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很少有学者能够这样，既在自己的研究中采用这样一套多样化的方法，同时又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消费的决定因素，从而更好地理解人类的福祉。 译自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撰写的《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科学背景——安格斯·迪顿：消费、贫困和福利》(Scientific Background on the Sveriges Riksbank 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 in Memory of Alfred Nobel 2015——Angus Deaton:Consumption,Poverty and Welfare)。参考文献略。 ①索南夏因(Sonnenschein，1973)特别指出，即使所有单个个体的消费需求函数均满足条件①～③，总需求或者是平均需求不一定满足这些条件。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可参照里兹维(Rizvi，2006)。 ②对数转换模型基于乔根森、刘遵义和斯托克(Jorgenson，Lau & Stoker，1980)。克里斯坦森、乔根森和刘遵义(Christensen，Jorgenson & Lau，1975)介绍了间接对数转换效用函数。 ③参见卢贝尔(Lewbel，1989)的评论。 ④阿罗等(Arrow et al.，2011)认为，迪顿和米尔鲍尔的论文是《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百年来发表的20篇最有影响力文章之一。 ⑤税收政策可以参考如克劳福德、基恩和史密斯(Crawford，Keen & Smith，2010)，收录在英国税收体系的《米尔利斯评论》(The Mirrlees Review)中；贸易改革可以参考如阿特金(Atkin，2013)。 ⑥引自希思科特等(Heathcote et al.，2009)。同时相关文献综述参见阿塔纳西奥和韦伯(Attanasio & Weber，2009)。 ⑦当然，将收入视为外生的是一种简化处理。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具有挑战性的是将外生决定的收入过程纳入考虑范围之中，该过程中，个体在一般均衡框架下决定劳动供给。 ⑧比利(Bewley，1977)是早期的一般均衡分析的代表，他考虑消费者受到的信贷约束。 ⑨评述参见迪弗洛(Duflo，2012)。 ⑩等价尺度理论在迪顿和米尔鲍尔(Deaton & Muellbauer，1980b)的教材中有所综述。 (11)例如，斯通、施瓦茨、布罗德里克和迪顿(Stone，Schwartz，Broderick & Deaton，2010)以及斯特普托、迪顿和斯通(Steptoe，Deaton & Stone，2015)分析了不同国家和年龄的群体之间福祉的不同表现。迪顿和斯通(Deaton & Stone，2014)讨论有孩子是否增加福祉。但是，由于家庭之间有许多可观测和不可观测的异质性，而是否有孩子往往取决于这种异质性，因此，有无孩子与福祉之间的因果关系很难确定。同样，迪顿和2002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内曼(Deaton & Kahneman，2010)探讨了高收入是否增加生活满意度这个经典问题。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个体间可观测和不可观测的异质性增加了对数据分析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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