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徵与丁若镛——16至18世纪中韩两位实学家对西洋奇器的研究与制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学论文,西洋论文,两位论文,中韩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8;F1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7)01-0143-07
一 王徵译著《奇器图说》
王徵(1571-1644)，字良甫，号葵心，又号了一道人，陕西泾阳人。父应选，在乡里教授经算，著有《算数歌诀》和《训子歌》各1卷。徵幼承庭训，受经算家学熏陶，打下了经学与数学基础。又跟随曾任河东督运司的舅舅张鉴读书，对机械学发生兴趣。24岁（明万历二十三年）时，考中举人。以后“九上公车不遇，芒履蔬食，以著书力田为务。尝慕木牛流马之奇，自制虹吸、鹤饮、轮壶、代耕及自转磨、自行车诸器。每当春夏耕作，即取所制器从事陇亩，舂者、簸者、汲者、炊者、操饼杖者、抽风箱者，机关转捩，宛然如生，至收获时则以自行车捆载禾束以归，邑人奇而效之，利甚溥。”①
以屡上公车之故，他在京师结识了西洋传教士西班牙人庞迪我，并受洗入教，教名斐理伯，时年45岁。天启二年（52岁）考中进士。“明年艾如略著《职方外纪》成，徵见之，所载奇人奇器，绝非此间闻见所及，乃私心向往曰：‘磋乎，此等奇器，何缘得吾当世而一睹之哉。’”②由此开始接触西方科技，并学习、借鉴西方科技知识，从事机械研究与发明，这是他晚年人生、事业一大转折。
天启六年(1626)，王徵协助西洋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比利时人）撰成《西儒耳目资》，这是历史上第一部用拉丁文为汉字注音的工具书，旨在帮助西洋人认读汉字。王徵由此即从金尼阁学习拉丁文，并成为中国人习拉丁文之第一人。中国古代汉字的表音方法往往利用某个字体与另一个字体有音同或音进的关系，通过“读如”、“读若”的注释形式用一个字为另一个字注音。后来又受梵文拼音学理的影响，运用“反切”的方法标音，但仍然是以汉字注汉字。王徵帮助金尼阁撰《西儒耳目资》，用拉丁文为汉字注音，这是古代汉字学上又一大创举与进步，故方豪认为此书是“我国音韵学史上划时代的巨著，而王徵的贡献也是很大的。”③
《西儒耳目资》是在利玛窦(Mattee Racci)《西字奇跡》的基础上撰成的。明末清初传教士西来，学习汉文，始用罗马字母注汉字的音读。其方法是根据拉丁文的拼音法，整理反切和等韵之学。利玛窦作四篇罗马字注音，即《西字奇跡》，列出387个不同音的字，并从中归纳出26个声母，43个韵母，4个“次音”，5个字调符号。金尼阁将利玛窦的条理进一步扩充，撰成《西儒耳目资》，是书分“译引首谱”、“列音正谱”、“列边正谱”等3部分，“关于声、韵、调的分类，大致和利玛窦相同。他把元明以来的北音系统分析音素，用二十九个字母来代表，又把这二十九个音素分为三类：‘自鸣’者五，就是五个元音；‘同鸣’者二十，就是二十个辅音；‘不鸣’者四，就是指四个‘他国用中华不用’的辅音。再拿‘自鸣’的五个字母互相结合或和‘同鸣’的‘-m’、‘-n’、‘-1’结合，生成二十二个‘自鸣二字子母’，二十二个‘自鸣三字孙母’，一个‘自鸣四字曾孙母’，另外加上一个‘次音’记号，一个‘中音’记号和五个字调符号，用以拼切当时官话音系统里各字的读法。金尼阁又应用他所分析的音素作成了《中原音韵活图》和《四品切法》，于是向来被人认为繁杂艰难的反切，经过这样一番整理和表白，自然变为简明易晓的了。王徵称赞他说：‘不期反而自反，不期切而自切，第举二十五字才一因重摩荡，而中国文字之源，毕尽于此！’《西儒耳目资》出世以后，中国的音韵家如方以智、杨选杞、刘献廷辈，大都深受它的影响……所以《西儒耳目资》在中国音韵学史上的地位正和据梵、藏字母而定的守温字母，可相比并。”④王徵通过协助金尼阁撰《西儒耳目资》学习西文，为他后来译著《奇器图说》在语言文字上有所帮助，《西儒耳目资》刻成于天启七年（1627年），清初仍有流行，乾嘉以后，逐渐绝版，至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由北京大学和北平图书馆重为影印。
天启六年冬天，王徵赴京师，“会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以候旨修历留京邸，徵得朝夕请益，乃以《职方外纪》所言奇器叩之，三人因出其所藏图籍之专属制器者，令徵纵观，无虑千百种，间有与徵曩所自制者相合，窃幸此心此理同也。阅其图绘，精工无比。然有物有像者，尚可想而像之，其诠说则尽属西文，徵尝习《西儒耳目资》，为日尚浅，苦不能明其义，请于邓，译为中文。邓本医学专家，制器非其所擅，然以徵之请，欣然诺之曰：‘是不难，第须先通测量计算比例而后可。’乃为徵指陈一切，徵虽老，天资颖悟，算学其家学，制器又夙所习，性又近，故习之数日，即能晓其端倪。于是取诸器图说全帙，由邓分类口授，徵信笔疾书，不期其文，期能共谙。其《自序》谓：‘非切民生日用者不录，录其最切要者。切要矣，费工过巨者不录，录其最简便者。简便矣，一器有多种不能尽录，录其最精妙者。’录既成，名之曰《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以天启七年(1627)正月刻于京师。”⑤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介绍西洋物理学和机械工程学的书。“他所著《奇器图说》附有《诸器图说》，前者介绍西洋学说和机械，后者却是他个人的研究发明。此外还有一部《额辣济亚牖造诸器图说》手稿，藏天水图书馆，至今还没有印行。‘额辣济亚’是拉丁文‘天主宠恩’(Gratia)的译音，‘牖造’指天主默牖或启示。”⑥据方豪统计和考证，王徵自制器具凡55种，即：自行车、自转磨、轮壶（即自鸣钟）、代耕、连弩、活动兵轮、活动檑木、活揭竿、活舂竿、活闸、运重机器（举重器）、活动地平、龙尾、鹤饮、虹吸、恒升、活杓、弩机、火机、天球自旋、地堑自收、日晷自移、月规自转、水轮自汲、水轮自升、火船自去、火雷自轰、风雷转重、风车行远、云梯直上、云梯斜飞、气足发矢、机浅汲深、机小起沉、自转常磨、自行兵车、活台架炮、活钳擒钟、灵窍生风、妙轮奏乐、通流如海、神威惊敌、拒马刀、西洋神器测量定表、榨油活机、螺丝转梯、折叠藏梯、千步弩、十矢连发弩、袖弩、袖箭、断弦箭、弩弹弓、水铳等。以上诸器或已试验成功，或已制成模型。
《奇器图说》目录有起重、引重、转重、取水、转磨、解木、解石、转碓、转书轮、水转日晷、代耕、水铳、取力水、书架、人飞等，但书与目有不相符合处。据方豪著《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王徵传》，此书版本约有8种：1、天启七年扬州刻本，武位中校梓；2、明刻清印本，有七世孙王介撰《明关学名儒端节公全集序》，时为嘉庆二十一年(1816)；3、《古今图书集成》本，收录于《经济汇编·考工典》卷249。《集成》纂成于雍正六年(1728)；4、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记有崇祯元年(1628)南京刻本，或为南京武位中校本之误；5、道光十年(1830)来鹿堂挖补本；6、道光间守山阁丛书本；7、光绪三年(1877)本，“改《奇器图说》为《机器图说》，大约是为配合洋务运动，又把《诸器图说》列于前，以示重视著作高于翻译”；8、《丛书集成》影印守山阁本。
王徵译著《奇器图说》，所依据的原本有Vitruvius（王徵译为“未多”）著《建筑术》(De Architectures)、Simon de Biuges（王译“西门”）著《数学记录》(Hypomnemata Mathematics)、Georgius Agricola（王译“耕田”）著《论金属物》(De Re Metallic a)、Agostino Ramelli（王译“刺墨里”）著《论各种工艺机械》(Le Diverse et Artifieiose Machine)等。这四部书均由拉丁文写成，直到1946年，仍藏于北平北堂图书馆。⑦
二 丁若镛据《奇器图说》制造“举重机”
丁若镛(1762-1836)，字归农、美庸，号俟庵、箨翁、苔叟、紫霞道人、铁马山人、茶山，堂号与犹，京畿道广州人，朝鲜后期的文臣、实学家。他出身官宦士族家庭，父载远，曾任晋州牧使，母为海南尹氏斗绪的孙女，若镛是他们四男二女中的第四子。15岁，娶丰川洪氏为妻，育生六男三女，四男二女夫折，存活二男名曰学渊、学游，一女适尹昌谟。16岁时，他在汉阳城（朝鲜王朝的都城）结识了李家焕、李承薰等，开始学习李翼之学。22岁，考中经义进士，以才学受到正祖大王的赏识和宠信。23岁，他在马岘与汉阳的接壤处斗尾峡，遇识李檗，并从李檗那里借阅西洋书籍，眼界由此大开。李承薰、李檗均为天主教徒。1784年1月，李承薰在北京的南天主堂被梁栋林(Grammaunt)神父受洗入教，并在北京购买了许多天主教书籍，于是年3月带回朝鲜。回国后，李承薰又为李檗主持受洗。李檗由此开始传教活动，丁若镛受李檗影响，对天主教一度发生兴趣。1791年珍山尹持忠、权尚然教案及周文谟神父事件后，天主教徒哗然，丁若镛因受牵涉，正祖大王将其降职，外任金井地方官。他在金井，对天主教信众怀柔改宗，被教主视为叛逆者。1797至1799年出任黄海道峪山府师。1800年6月朝鲜国王正祖大王逝世，次年2月，丁若镛因册笼事件入狱，不久，被流放到庆尚北道和全罗南道。1803年春，他到万德寺拜谒惠藏禅师，晤谈十分投机，结成儒佛相交的奇缘。1808年春，丁若镛移居茶山草堂，直到1818年回归广州故里，他在这里课徒授业，著书立说，形成韩国近代学术史上赫赫有名的“茶山学”。
丁若镛晚年回到家乡后，开始总结自己一生的学术研究，于60寿辰自撰《墓志铭》，整理自传材料，并将《内降中庸讲义》、《内降毛诗讲义》、《熙政堂大学讲义》、《麻科会通》、《史记纂注》、《周易四笺》、《丧礼四笺》、《诗经》、《春秋》、《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乐经》、《经世遗表》、《牧民心书》、《尚书古训》等著述编辑为《与犹堂全书》。《全书》约分为三部分：即“六经四书”、“一表二书”及诗文杂著。
公元17世纪以后，西方思潮经由中国传入朝鲜，丁若镛融贯东、西学术思想，成为朝鲜后期实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天命论”、“人性论”、“仁义”、“恕与德”、“四端”、“三纲”、“王道论”、“礼乐论”、“举贤论”、“重农”、“田税、货币、矿山论”、“士农一如”、“实证论”、“儒家诗精神”等等，充分反映了他丰富的哲学、伦理、政治、经济、社会、科学及文学等方面的思想。他所建树的“茶山学”，一反传统的程朱理学、汉学及唐代的文章学，主张回归洙泗学，倡导纯净儒学，将宋代新儒学再次改新，因此被韩国学术界称之为“改新儒学”⑧。“茶山学”把修己与治人理解为一个概念，即修己治人的妙合，构成一个全人的人格；又强调天命与人性妙合为一，神形妙合形成人。这种“二而一”的思想颇与韩国古代仙道“灵肉一致”思想相符，也符合韩国传统的“妙合原理”，其核心在于求得事理之真与实。
茶山实学在科学方面所倡导的实证、实用理论，对韩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789年，丁若镛建造的舟桥竣工；1793年，他又设计了水原城，水原城（华城）的建筑技术和工艺水平甚至超出了都城汉阳城，正祖大王一度曾欲迁都于此。华城西垣沿八达山构筑，向东延伸，越过一条南北河流，至东部平原，平面呈不规则的半月形，山前一条与河溪几乎平行的南北大路为城区主干道，南出为八达门，北出为长安门，西出有华西门，此外还有南、北水门，均为内外交通主要门户。在建筑华城时，丁若镛依据《古今图书集成》“经济汇编·考工典”所载王徵《奇器图说》，研发引重、起重技术，设计并制造了举重机。他在给国王所呈的《起重图说》中说到“城以石筑，所需唯石。非石之，唯起石与运石洵费力而糜财……然役小物輶，何用焉。姑取其粗浅易知者聊试之矣……臣谨按内降《奇器图说》所载起重之法，凡是一条而皆粗浅，唯第八、第十、第十一图颇为精妙……故只取第八、第十一，参伍变通制。”华城建成以后，正祖大王说：“幸用起重架，省费钱四万两。”⑨虽然在华城城役中使用的起重器、游衡车等新装备，实际利用方面不如原有的老式装备多，但是能节省很多人力和费用。
举重机由承梁架、横梁、中游梁、下游梁、绞车、大滑轮、细滑轮、铁索、粗绳索等部件构成，最大举重量可达7000多公斤，构筑城垣、城门及楼、台等所用石材、重大木件等，都是靠这种工具吊装，在筑城工程中发挥子重大作用。如下图：
图3 丁若镛所利用的王征《奇器图说》
图4 《华城城役仪轨》所载的丁若镛设计的举重机图
古代朝鲜具有一种优良传统，凡有大事包括筑城、朝仪改制等，事后均纂《仪轨》以载述其经过。华城竣工后，编成《华城城役仪轨》，书中记有举重机的制造与应用，还刻画有《举重器全图》、《举重器分图》，为后世留下了完整的有关举重器的史料。举重机成了韩国历史文化的标志性文物，丁若镛不仅是近代韩国的思想家，也是著名的科学家。
三 由《奇器图说》、举重机所见西学东渐
王徵译著的《奇器图说》和丁若镛设计制造的举重机都是西学东渐的成果，由此两项成果，也可以领略到16至18世纪西学是如何在中、韩传播的。
明季，西方教士怀着布教的目的来华，同时也将西方的科学技术带到东方，因为通过科技知识以吸引中国人对宗教的兴趣，比单纯的传教更有效。宗教拓殖的土壤是文化，教士西来后，在传教方面所遇到的问题首先是文化问题，他们既要学习、了解中国的历史传统与文化，同时还要将西方的宗教与文化嫁接到中国来。其实质是一个宗教本土化的问题。欲使西方的宗教在中国生根、开花，就必须使西方的宗教与文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能担当此任者必然是中西兼通的饱学之士。但在明末清初，并不存在这样的人群，单凭西士或中人是无法胜任的，必须是二者的结合。所以西士来到中国，首先结交的人群是士人，他们共同的话语与论题都是通过中西文化与科技知识交流建立起来的。西士欲借中国的文化传统与习惯播送上帝的“福音”，中士欲学习、借鉴西方科技文化促进和丰富中国的固有文明，双方的需求发生了重合，并通过这种文化交流，使西方宗教在中国获得了它的早期信徒，诸如李之藻、徐光启、杨廷筠、王徵、金声、许缵曾等。由士人而官方，由官方而民间，这是明末清初天主教士布道的路线，也是西学在中国传播的路线。
从王徵的人生经历看，其受洗信教，自有其由来。他自幼读书，习经学，喜算术、机械，著有《诸器图说》，学问的兴趣使之必被西方科技所吸引，艾儒略的《职方外记》让他倾倒。他从邓玉函学习西方机械学、建筑学、数学、物理学等，都是西方最新科技成果。邓玉函本是医学家，其对机械、物理诸学并未深究，为将西方最新科技知识传授王徵，他频繁函请西国科技界诸友，边研究、讨论，边指划讲解，通过这样的往来交流，使王徵在获得西方科技教益的同时，也被西方的宗教扳去。这诚如陈垣先生所言：“且性好格物穷理，尤与西士所言相契，遂受洗礼。”⑩除《奇器图说》、《诸器图说》外，王徵还撰有《学庸解》、《天问辞》、《畏天爱人论》等，一生著述丰硕，为一代关学名儒，声望震动关中。。崇祯十六年（1643年），李自成率义军入关，欲网罗荐绅，王徵宁死不从，于次年绝食身亡。陈垣先生论曰：“若王君者，亦徐（光启）李（之藻）之流也。然王君奋兴，尚在景教碑未出土之前，则所谓豪杰之士也。”(11)
西学传播至韩国有二途；一是从中国引进；一是由入境韩国的西人之介绍。明季至清中前期，从中国引进是西学东渐韩国的主渠道。引进的主要方式有二；一是图书赠送与购买；一是燕行闻见纪录及文人交游笔谈。丁若镛制造的举重机，所依据的蓝本是《古今图书集成》所载《奇器图说》，《古今图书集成》就是朝鲜从中国购买的一部类书。
汉译西学书籍由中国传入朝鲜约始于17世纪初，朝鲜后期的思想家、实学家安鼎福曾云：“西洋书自宣庙（朝鲜宣祖：1567-1607年在位）已来于东，名卿硕儒无人不见。视之如诸子、道、佛之属，以备书室之玩。而所取者，只象纬句股之术而已。年来有士人随使行赴燕京，得其书而来。”(12)此时，引进的书籍、实物和西学著作，大部分是通过燕行使的渠道而来的。关于这方面的相关史实，朝鲜时代的“燕行录”多有记载。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夏，朴趾源随朝鲜进贺兼谢恩使来到中国，他将这次燕行中所见所闻写成《热河日记》，记叙了他曾见过的根据西方科技制造的奇器。曰：
灌田曰龙尾车、龙骨车、恒升车、玉衡车。救火有虹吸。战车有跑车、衡车、火车，俱载泰西《奇器图》。康熙帝所造《耕织图》，其文则《天工开物》、《农政全书》，有心人可取而细巧焉。则吾东生民之贫瘁欲死，庶几有瘳耳。今以吾所目见救火之车，略录其制，将归谕我东。自北镇庙乘月还新广宁，城外民舍，夕日失火，方才救熄，录中有三座水车，方欲收去，余令小停，而先问其名，曰水铳车。次阅其制，四轮车上置一座大木槽，木中置大铜器，铜器中置两座铜筒，铜筒中间立乙颈水铳。水铳为两股。通于左右两筒。两筒有短脚，而底有暗户以铜叶为扉，令随水开阖两筒之口，有筒盘为盖。圆经紧适筒口，盘之正中串铁柱架木以压盘亦以举盘，盘之出入升降随木架焉。乃灌水铜盆中，数人互踏木架，则筒口铜盘一陷一涌，大约纳水之妙，在于铜盘。铜盘涌齐筒口，则筒底暗户条翕自开以吸外水。铜盘陷入筒里，则筒底暗户弸盎自阖，于是筒里之水澎涨无所归，乃自铳脚走入乙颈，忿薄上冲而喷之，直射为十余仞。横噀三、四十步，其制肖笙簧，汲水者连注于木槽而已。旁两车制，颇异此，而尤有曲折。未可造次详看，然其吸噀之术大同耳。
朴趾源所记水铳车与王徵《奇器图说》所绘水铳图基本相符。《奇器图说》所载“水铳图”与“水铳车救火图”如下：
图1 水铳
图2 利用水铳车救火图
此外，在《广东新语》和《粤中见闻》中，也有“代耕”等机器应用的记载。从韩国保存的古籍文献所反映的情况看，王徵《奇器图说》在中国许多地方曾有仿制，并东传朝鲜。
西学在古代朝鲜的传播，其情形与中国大体相似，首先被少数士人所接受，并将西方科技文化与朝鲜传统文明相结合，务求实际效用。而这些先进人士，既精通朝鲜传统文化，热衷“经世致用”之思想与精神，又善于学习、借鉴泰西科学技术，大多受西方宗教影响，或有基督教信仰，或本人即教徒信众。丁若镛作为朝鲜后期的一位著名实学家，其人生经历，学术背景，可谓是西学播植朝鲜的典型代表人物。
由于朝鲜以儒家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为国家统治理念，在初期，朝廷和高层士人对天主教西学还保持着批判的态度，因而对此研究或关心不多，个人的自由创意或技术发展的余地较小，这反映出朝鲜社会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和接受上的局限。在朝鲜世宗大王时期曾有过科学的黄金期，但在中期，经过壬辰、丙子的外侵，科学技术的发展遭到被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实学思想，一批实学者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主张技术开发和革新。英祖、正祖年间，一批学者主张为国家富强学习清国先进的科学技术。这一批学者被称为北学派，代表人物是洪大容、朴趾源、柳得恭、朴齐家等。鼎盛期的朝鲜实学思想可概括为经世致用、力行务实、经国安民、利用厚生、实践实用等。
西学东渐并被接受，士人起了重要的先导作用，明清及李氏朝鲜的历史均证明了这一点。而东亚西学先驱均深谙本民族传统文明，在充分总结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借鉴外来文明，从而获得学术研究上的成功，无论王徵，还是丁若镛，都是这方面的范例。这是值得认真思考和总结的历史经验。王徵和丁若镛这两位相隔一百多年的科学家都很重视科学技术的实用性。王徵重视实用，勇于吸收外国科学技术，洋为中用。而明清之际汉译西学书对朝鲜的传播及影响，并在朝鲜后期由于国王对科技实践的支持，使得丁若镛吸收王徵的机械原理，开发出符合朝鲜当地情况的机械，应用到实际建筑工程中。丁若镛设计制造的举重机，在韩国人所尽知，而举重机所依据的王徵《奇器图说》，知者寥寥，知其然不知所以然。在中国，或有知王徵者，但很少有人知道王徵译著的《奇器图说》在东国朝鲜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故撰此文，不仅彰显王徵、丁若镛对东西科技文明的贡献，还欲揭明西学在中国、韩国传播之史实，并由此归纳东西文化交通之车鉴。
注释：
①②陈垣：《泾阳王徵传》，载于《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7、227-228页。
③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中华书局1988年影印本，第227页。
④张世禄：《中国音韵学史》下册，《中国文化史丛书》之一，上海书店1984年据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复印，第331－332页。
⑤陈垣：《泾阳王徵传》，载于《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第228-229页。
⑥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第228-229页。
⑦见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第230-231页。
⑧韩国文化研究院编《韩国民族文化大百科辞典》第1册，1991年12月版，第843页。
⑨丁若镛：《与犹堂全书》第一集诗文集第十六卷《自撰墓志铭》，韩国文集丛刊281集，民族文化推进会网络版。
⑩(11)陈垣：《泾阳王徵传》，载《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中华书局1980年6月版，第227页。
(12)安鼎福：《顺庵先生文集·杂著·天学考》卷之17，韩国文集丛刊229-230集1900年刊，民族文化推进会网络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