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述评论文,理论研究论文,社会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通过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现状的考察、分析和评价，提出如下观点：（1）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属于社会哲学范畴， 其研究的主题是社会发展的规律、道路和类型；（2 ）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中，“世界历史”标志着世界的“一体化”，同时又表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形成；（3 ）马克思关于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的理论意义在于为探索较落后国家的发展道路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这一方法论不仅是普遍与特殊的辩证法，更重要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辩证法。（4 ）“世界历史”形成之后，“跨越”现象不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社会发展中的普遍或常规现象。因此，社会发展从总体上看有三种类型，即自然形态、派生形态和超越形态。
作者吴兆雪，1948年生，合肥经济技术学院社会科学部副教授；杨耕，1956年生，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
一、问题的提出以及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内涵
当代中国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研讨以马克思晚年研究东方社会的动机为发端，以经济落后国家能否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为中心，内容涉及“亚细亚生产方式”、世界历史以及社会形态演进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而它们之所以重新引起中国理论界的极大关注，用列宁的话来说，是因为不同的社会政治形势会使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方面分别提到首要地位。当代中国重新研究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底蕴就在于，如何超越“西化”的现代化模式，寻找适合本民族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具体地说：
第一，探寻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需要。
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正处在社会转型期，从根本上说，就是从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经济，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本身就是在一个复杂的时空背景中确立的社会发展指向。从历史上看，中国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同时又遭受过严重的挫折。“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需要“找出一条比较快的发展道路”〔1〕。从现实来看， 从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经济必然导致从“人的依赖性”转向“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必然重新确立企业以及个人的主体地位。然而，这种主体性的确立又是通过物的人格化获得的，因此，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实际上是在自觉地进入痛苦的“物化”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已经在某些重要方面突破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构想。
由此引发的问题就是，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误会，还是历史的必然；社会发展中的跨越现象是偶然现象，还是常规现象；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是“重归”资本主义，还是正在探寻“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等等。这里，关键问题就在于，如何理解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只有完整准确地把握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以及社会发展中的跨越现象，才能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于是，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必然被推到首要地位。
第二，建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理论的需要。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质就是实现现代化。从发展类型看，现代化可分为内发和外发两种类型：内发型现代化又称原发型现代化，它是指某一民族或国家的现代化是其内部因素促成的自然发生过程；外发型现代化又称后发式现代化，它是指某一民族或国家的现代化是由外部刺激引发的，或者是由外部力量直接促成的。西欧、北美的现代化属于内发型。中国的现代化无疑属于外发型。“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国的现代化一开始就具有被动抉择的特征。“中国式的现代化”命题的提出只是标志着中国现代化进入到自觉、主动、创造性“回应”的时空境界。从根本上说，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属于“后发式”。
问题在于，当中国社会正在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的时候，原本意义上的现代工业文明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弊端，产生了“发展性危机”，西方工业社会开始向后工业社会过渡。这就是说，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在确立发展目标时，必须对原来意义上的现代性进行调整甚至变革。“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2〕作为一种“后发式”， 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困难就在于，它既要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又要建构市场经济体制；既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西方发达国家在较长的时间内所实现的现代化，又要在这同一过程中消除原来意义上的“现代化痛楚”、“发展性危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历时性矛盾在当代中国转化为共时性矛盾。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这种特殊矛盾，要求建构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理论；而要建构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理论必须重新研究、理解和把握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并以此为理论前提。从历史上看，马克思是最早揭示现代工业社会本质和特征的思想家。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第一次全面比较、分析了传统农业社会和现代工业社会的特征及其关系，揭示了现代工业文明取代传统农业文明的过程，探讨了现代工业社会中的异化问题。马克思虽然没有直接探讨“后发式”发展问题，但他关于非西方国家社会发展道路、世界市场中的不平等交换以及现代工业社会负面效应的论述，却以一种超前的意识预示着解决“后发式”发展问题的思路。重新研究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实践运行和理论建构的双重要求。
第三，正确理解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需要。
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实际上是关于非西方国家的社会发展，即“后发式”、“后现代化”的学说。从总体上看，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有三大派别，即“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在“现代化”理论看来，现代化本质上是西方化，当代社会发展就实质而言，无非是非西方国家通过“西化”实现现代化。按照“依附”理论，当代不发达国家的“不发达”并不是“原发”状态，而是由西方发达国家的剥削和控制所造成的，故而其发展只能采取“依附——发展”的形式。“世界体系”理论则认为，当代世界仍是资本主义体系，在世界体系中，各个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实质上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资本积累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通过不平等交换剥削、掠夺非工业化国家，造成了这些国家的“不发达”；在世界体系中，不发达国家要寻求再生之路，必须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凭借社会主义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争取世界市场。
“依附”论、“世界体系”论关于“后发式”发展的见解对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无疑有可借鉴之处，而且二者与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的确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因而它们被西方思想界誉为“新马克思主义”、“8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不管“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的创始人是否意识到或承认，当代社会发展理论对许多重大问题的探讨都是在沿着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指向展开的。因此，为了真正理解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合理地对其进行批判继承，并建构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理论，必须重新研究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
研究一种理论，首先要探讨这种理论的基本内涵，从而在总体上把握这种理论，然后再研究其中的具体观点。对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也是如此，而且在研究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对社会发展的研究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探讨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第二步从一般研究转向特殊对象研究，即探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第三步再从特殊上升到一般，对整个社会发展过程的各种具体形态进行研究，力图创立一个完善的社会发展理论。不过，第三步工作尚未完成。另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分为西方社会理论和东方社会理论两大部分。西方社会理论是马克思关于西欧的历史发展和现实资本主义状况以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关于社会发展的规律、动力、社会形态依次更迭的理论。东方社会理论则是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的历史发展、现实社会状况以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认识，晚年关于俄国可以跳越“卡夫丁峡谷”的论断等等，都属于其东方社会理论的内容。
上述两种观点分别是从纵向和横向来揭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内涵的。但问题是，在马克思研究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并不存在“一般研究”和“特殊研究”两个独立的阶段。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对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探讨只能采取“从后思索法”，即通过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3〕。这是因为， “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4〕这是其一。其二， 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中并不存在“西方社会理论”和“东方社会理论”两个独立的部分，而把其中的“西方社会理论”等同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理论，实际上是以偏概全。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没有真正把握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域”和性质。对社会发展的研究，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角度，由此产生了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社会学以及发展哲学等。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属于社会哲学范畴，它的研究主题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机制、类型和道路，其基本内容涉及社会发展和自然环境、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关系，社会发展中的公平与效率、理想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发展中的评价标准问题，社会发展的类型以及历史向世界历史、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问题。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基本特征则表现为五个方面，即确认实践是社会的本体和存在方式，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从客体的角度把社会发展区分为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包括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和再生形态，从主体的角度把社会发展区分为人的依赖形态、人的独立形态和自由个性形态；从社会需要如何产生和满足的角度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即物质生产、人的生产和精神生产维系着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指出了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途径，即从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经济、从个体生产转向社会化生产、从简单的劳动过程转向科学的生产过程、从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基本类型，即“内源”发展、“派生”发展和“超越”发展。
二、世界历史的形成及其意义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概念具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人类总体历史。“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5〕， 这一命题中“世界历史”就是指人类总体历史；二是特指18—19世纪世界“一体化”以来的历史。马克思指出：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6〕。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的世界历史概念主要指后者。
从历史上看，马克思早在创立唯物史观之初，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形成了其独特的世界历史理论，并把这一理论运用于自己一生的研究中。无论是19世纪40 年代对西方的德国历史命运的考察， 还是19世纪50年代对东方的印度、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抑或是19世纪70年代对“半东方”的俄国未来发展的探讨，马克思始终是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并以其世界历史理论为出发点。世界历史理论的确构成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重要内容。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在很长的时间没有引起中国理论界的重视，甚至成为理论研究的空白点。80年代以来，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在中国得到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并在许多方面达到共识。学者们一致认为，世界历史的形成是生产力迅速发展基础上的各民族普遍交往的结果。从时间上看，它是指18世纪资产阶级开拓世界市场使世界“一体化”以来的历史，从空间上看，它以交往及其扩大所造成的世界性后果为特征；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雇佣劳动关系的发展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现实基础，而民族之间的普遍联系和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是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基本内容。
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中，“世界历史”标志着世界的整体化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开创世界历史的过程实际上造就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是一个“中心——卫星”式的体系，而这一方面的内容恰恰成了被学者们所遗忘的“角落”。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区别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它“具有国际的性质”。资产阶级社会的真实任务是建立世界市场和以这种市场为基础的生产。正是通过开拓世界市场、世界历史，资产阶级创造了以国际分工为基础的商品生产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这是一个“中心——卫星”式的经济体系，即工业化国家是“中心”，从事农业生产的国家是“卫星”。恩格斯形象地指出：“英国是农业世界的伟大的工业中心，是工业太阳，日益增多的生产谷物和棉花的卫星都围着它运转。”〔7〕马克思已经意识到， 资产阶级在开创世界历史的过程中“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8〕；已经意识到世界市场中的不平等交换问题，即“处在有利条件下的国家，在交换中以较少的劳动换回较多的劳动”〔9〕； 已经意识到被“强力”纳入到世界历史中的民族或国家，即资本主义体系的“卫星”国“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悲惨的色彩”，“中心”国的发展实际上是以“卫星”国的畸形发展为代价的。
马克思的这些观点在当代的“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中得到了深化、具体化和系统化。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意义。我们应在同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对话”过程中，深入全面地研究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以至整个社会发展理论。
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研究中，学者们既有看法一致之处，又有重要分歧之点。尤其是在如何看待世界历史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这个问题上，分歧如同冰炭。
第一种观点认为：世界历史思想是一个不成熟的思想，它的生命力在马克思晚年就已中断。这是因为，按照马克思原来的见解，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和途径是唯一的，对各民族来说都是共同的，各民族不论现状如何，最终都要走到世界历史的共同道路上去，东方国家尽管有自己特殊的历史条件，也必须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是地域性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所要求的。因此，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实际上是社会发展单线论。所以，当马克思后来构想东方社会发展前景时，不仅运用“世界历史”的尺度，而且也运用人道主义尺度，提出了跨越“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实际上又承认了社会发展的多格局和多线索。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不具有终极意义。
第二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与社会发展单线论有着本质区别。这是因为，“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理论是马克思运用世界历史的方法，从动态的角度说明社会形态在总体上所呈现的演进趋向；马克思在运用世界历史方法研究社会形态演进规律时，并不排斥东方社会发展的具体性以及跳跃性，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本身就包含着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原理，决不意味着“单线论”
第三种观点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不属于“单线论”，它所体现的方法论主要在于：首先，着眼于交往，而不在于规范。马克思是从各民族怎样冲破狭隘的地域界限而走向广泛交往来讲世界历史的，注重的是交往的结果。其次，着眼于规律，而不专注于道路。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的关注焦点始终集中在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而不是集中于对某些具体国家或民族发展道路的发现和制定上。再次，着眼于科学抽象，反对“历史哲学”。马克思并没有从世界历史思想推出一个普遍适用的社会发展模式，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规律反映的是社会发展的方向与趋势，它并不是社会发展的一般“图式”。
把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解释为社会发展单线论，无疑是一种误解。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是没有理解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重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衍化辐射已对整个世界的生存状况和各民族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而是把各民族怎样冲破狭隘的地域界限走向世界历史的进程看作是世界历史的核心，把它当作一种社会形态发展理论。经过这样一个转换，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就变成了所谓的“单线论”。
但是，仅仅从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去解释社会发展中的“跨越”现象，实际上仍然是把“跨越”现象看成是偶然的，并未真正理解世界历史形成之后的“跨越”现象。世界历史形成之后，人类历史与民族历史的关系不再仅仅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而且同时具有了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正如列宁所说：“世界历史是个整体，而各个民族是它的‘器官’。”〔10〕作为“器官”，各个民族或国家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整体”的影响和制约。正是在世界历史这个整体的影响下，在北美洲、大洋洲、非洲以至东欧，有的民族从奴隶社会，有的民族甚至从原始社会，直接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在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形成之前，从奴隶制的“解体”中和原始公有制的“崩溃”中绝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制度。同样，没有世界历史的存在，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对东方社会的冲击、渗透，东方一些较为落后的国家就不可能跨越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社会发展中的“跨越”现象不再是一种偶然的、特殊的现象，而成为一种普遍的、常规的现象了。只有从这一视角出发，我们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绝不是社会发展的单线论。
三、东方社会的特征和发展道路
围绕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而展开的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研究，焦点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如何理解“亚细亚生产方式”；二是如何看待马克思关于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
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研讨，最初是由苏联学者马札亚尔30年代出版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一书引起的，对中国以及其它东方国家的社会性质及革命道路的种种歧见，使“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讨论反复进行。国际规模的第一次大讨论发生在30年代，开始于苏联学术界，后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中断。第二次大讨论开始于60年代，70年代达到高潮，由此形成的社会发展单线论和多线论两大对立观点，至今仍支配着关于社会发展道路的讨论。
国内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研讨，可以追溯到30年代，当时许多著名学者参加了国际上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大讨论。50年代初， 国内学术界对“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再次展开讨论， 到60年代达到高潮，形成了“原始社会说”、“东方奴隶社会说”、“东方封建社会说”、“混合形态说”、“过渡形态说”、“东方特殊社会形态说”等观点。可以说，中国理论界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主要观点在这一时期已经形成。在80年代对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的研究中，“亚细亚生产方式”又作为一个重要问题被重新提出。从总体上看，这次研讨并没有超出60年代的水平。当然，也形成了若干较独特的见解。
第一种见解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前者指原始社会末期，阶级社会初期农村公社内的一种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个人只是占有，而不是所有）；后者指前资本主义时期，在印度、俄国、中国等东方落后国家中曾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
第二种见解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它是原生形态向次生形态过渡的阶段，即氏族公社的后继阶段；另一方面，它在历史的演化中并未消逝，在东方社会，它与西方社会中古代的、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行存在，成为东方社会直到19世纪仍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形式。
第三种见解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不是指一种单一的社会经济形态，而是几个不同经济形态构成的序列，即亚细亚原始公社→亚细亚奴隶社会→亚细亚封建社会。根据是马克思关于西方古代社会形态自身构成一个独特的演进序列，而亚细亚生产方式自身也构成一个序列的提法。
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中，“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确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国内外学术界争论不休，并涉及历史学、经济学、哲学等学科。在研讨过程中也达到某种共识，即都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土地国有、农村公社和专制主义“三位一体”的社会形态，但分歧大于共识，各种观点不很一致甚至很不一致。
为了走出上述理论困境，进一步确定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研究目标，有的学者提出，可划出两个问题群；一是完全局限于思想史的范围，弄清楚马克思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并对它进行论述的，暂不考虑历史事实本身的对应程度如何；二是局限于历史事实的范围，对历史上出现的不同社会形态进行恰当的横向与纵向的分类、分型和分期，把握其社会结构的同一性和差异性，暂不考虑马克思的具体论述，然后再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实际上，前者是理论考察，后者属实证分析。这种“划分两个问题群”的方法是否可行？迄今为止，还未有人运用这种方法“弄清楚”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的内涵。从一定意义上说，“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哥德巴赫猜想”。证实或证伪这一折磨人的耐心的问题仍需时间。
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中，如果说“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主要涉及东方社会特征的话，那么，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则主要是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问题。在对马克思的“跨越”设想的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
（一）马克思的“跨越”设想只是一种假设，并不是一个肯定的科学结论。因为，对能否“跨越”，马克思“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补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二）马克思的“跨越论”是指，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定的国家可能产生的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是在任何条件下，任何东方国家都能产生的历史现象；它指的是俄国农村土地公社的所有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不是说整个俄国，更不是说所有东方落后国家都可以“跨越”。简单地把马克思的“跨越论”说成是东方落后国家的革命理论，从而论证东方国家也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不对的。
（三）马克思的“跨越”设想更多的是提出问题，而不是最后解决了问题，“跨越论”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研究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方法论：首先，必须把社会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统一起来，把社会发展的连续性与跨越性结合起来加以辩证考虑，以便某个国家和民族在总体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下选择适合自身发展道路的正确决策；其次，不能用一般排斥个别，也不能用个别取代一般，哪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否实现“跨越”，取决于它当时的历史条件；再次，不仅要重视具体分析各国历史传统对社会发展道路的影响，而且要更注重研究和分析与之共时态的社会环境对之历史进程和结局的本质作用。
的确，马克思的“跨越论”只是一种假设，并不是一个肯定的科学结论；它只是指俄国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不是说所有东方国家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它更多的是提出问题，而不是最后解决了问题。从根本上说，马克思关于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的意义并不在这一设想本身，而是在于这一设想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落后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并不仅仅是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的辩证法，更重要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辩证法。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是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不同民族或国家内具有不同的性质、结构和运行机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世界性是指，随着交往的普遍化、世界市场的开拓以及世界历史的形成，各民族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便越出其狭隘地域，在世界背景下进行全面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整体运动。正是在这种运动中，某些较落后国家内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往往加速走向激化状态，并有可能成为世界矛盾的焦点。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但“对于某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11〕。正是在这种“类似的矛盾”的支配下，在发达国家的“历史启示”下，某些较落后国家能够越过典型的或完整的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走向社会主义。“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12〕
马克思正是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辩证法为方法论，从当时俄国农村公社的二重性、俄国资本主义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已经激化，以及俄国和“现代世界”的特殊联结方式这个现实出发，作出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的。纵观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可以看出，马克思始终是从民族或国家间的交往背景下全面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进而理解社会发展中的“跨越”现象的。唯物史观创立之初，马克思在探讨日耳曼民族跨越了奴隶制，从原始社会直接走向封建社会时就认为，这是由于日耳曼民族征服罗马帝国之后，后者较高的生产力与前者原来的生产关系交互作用的结果。“封建主义决不是现成地从德国搬去的；它起源于蛮人在进行侵略时的军事组织中，而且这种组织只是在征服之后，由于被征服国家内遇到的生产力的影响才发展为现在的封建主义的。”〔13〕这里，已经显露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世界性”萌芽。至于世界历史形成之后的“跨越”现象，无论是跨越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跨越资本主义社会，就其实质而言，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结果。东方一些较为落后国家之所以能够跨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而直接走向社会主义，其秘密就在于此。马克思关于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的意义就在于，它为我们正确理解某些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提供了方法论；而这种方法，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相互作用的辩证法对正确理解社会发展中的各种“跨越”现象，又具有普遍的意义。
四、社会发展的道路和类型
无论是世界历史问题，还是东方社会的问题，都涉及一个根本的问题，即社会发展的道路问题。在社会发展道路问题的研究中，中国理论界形成了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道路的思想有一个从单一路线到多样化发展，从“欧洲中心论”到世界多维格局观点的转变过程。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马克思坚持的是单线历史观，认为一切民族和国家都必须经历西方资本主义阶段，进入世界历史；7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在探索东方社会时发现了与他原来的观点不相符合的历史现象，于是又设想了社会多线发展的可能性。
第二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在不同历史时期所研究的重点有所不同。在前期他侧重考察社会形态更替的普遍规律；在后期侧重考察东方社会的特殊发展道路。因此，决不能把他前期的理论等同于“单线论”，把他后期的理论等同于“多线论”。
第三种观点认为，按照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东西方是双线发展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既是东西方双线发展的起点，同时又是与西方的古代生产方式、封建生产方式并行发展的东方专制制度的基础。70年代中期以前，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马克思认为东西方双线发展的汇合点是资本主义；70年代中期以后，基于新的历史条件，马克思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为东西方双线发展确立了新的汇合点，这就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
第四种观点认为，在马克思看来，在早期社会发展中，由于环境的孤立封闭，发展是单线的；而在近代以后，由于交往和环境的变化，社会发展是多线的。单线与多线只是一个形式和具体模式问题，无论是单线发展还是多线发展，都根源于生产力的发展。
在马克思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的过程中，前期、中期和后期的侧重点的确不同，但由此认为马克思前期坚持的是单线历史观，后期又设想了社会多线发展的可能性，却是片面的。马克思前期在研究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时，并没有否定社会发展的多样性，相反，却肯定并具体探讨了日耳曼民族跨越奴隶制的问题；中期在分析西欧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发展时，同时又探讨了现实资本主义产生的三条道路，即“在现实的历史上，雇佣劳动是从奴隶制和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的，或者象在东方和斯拉夫各民族中那样是从公有制的崩溃中产生的，而在其最恰当的、划时代的、囊括了劳动的全部社会存在的形式中，雇佣劳动是从行会制度、等级制度、劳役和实物收入、作为农村副业的工业、仍为封建的小农业等等的衰亡中产生的”〔14〕；后期在探寻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并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时，同时又肯定了人类总体历史的不可超越性。某些民族或国家跨越某种社会形态并不是对人类总体历史发展的顺序性的否定，不能由此认为各国的社会发展如瓶坠地，碎片四溅，没有确定的方向。尽管大多数民族的社会发展不是完整地沿着“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但它们的发展方向同人类总体历史的顺序是一致的。从人类总体历史的高度看，“五种社会形态”的确是依次更替，资本主义制度的出现晚于封建制度，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生也并非先于资本主义社会。如前所述，没有资本主义及其开创的世界历史的存在，一些民族或国家不可能跨越封建制度、奴隶制度直接建立资本主义制度，或者跨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本身而直接走向社会主义。正是在人类总体历史的意义上，马克思认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5〕
同样，把社会发展划分为两条各自独立、并行发展的路线，即东方社会发展路线和西方社会发展路线，也是不妥的。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中，并不存在这样一种“双线发展”。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历史形成之前，由于环境的孤立封闭，每一种生产方式运动都是在不同的民族或国家内“单独进行”的，“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重新开始”〔16〕，“跨越”现象只是偶然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前资本主义时期，社会发展是单线的。资本主义开创世界历史之后，由于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发展，“跨越”便成为一种普遍的、常规的现象。
就实质而言，社会发展的单线和多线问题属于社会发展的类型问题。马克思曾对社会发展类型作过精彩而深刻的阐述，然而，这些论述至今仍未引起我们的重视，仍是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研究中的“飞地”。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发展有三种类型，即自然形态、派生形态和超越形态。所谓自然形态，是指外部因素和关系对该社会的发展影响极小甚至没有影响，发展主要是由本民族或国家的内部因素和关系决定的。古代文明圈，即中国、印度、埃及、希腊等文明的发展都是自然形态。中国封建社会与西欧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也属于自然形态。当各个民族或国家处于封闭状态时，每一个民族的社会发展都要重复“同一的历史必然性”，社会发展以自然形态的模式出现。从总体上看，在资本主义开创世界历史之前，自然形态是社会发展中的主导类型。
当交往超出毗邻地区而成为各民族日常生活、行为中不可或缺的因素时，社会发展便产生了派生形态。在考察社会发展时，马克思又提出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即“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总之，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17〕派生形态是指，某种社会关系在某个民族那里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是从其他民族“转移来的”，或者是外来民族“带来”的、“导入”的。马克思指出：“导入英国的封建主义，按其形式来说，要比在法兰西自然形成的封建主义较为完备”〔18〕。一般来说，社会发展中的派生形态就是一些民族在征服另一些民族或国家的过程中“所导入的和带去的派生形式”〔19〕。任何一种社会关系的派生形态都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这种社会关系的“原生态”，并有所“变形”。
如果说派生形态还属于区域性交往的产物，那么，超越形态成为社会发展中的普遍现象则是世界交往的产物。所谓超越形态，是指社会发展的跳跃形式，即某些民族或国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跨越了一种甚至几种社会形态而直接建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开辟了世界交往的新时代，形成了“全面的生产”、“全面的依存关系”和“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形式”，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面对的都是以全球为单位的，由其他民族、国家组成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之中，只要存在着不同的社会形态，那么，在交往相关性的作用下，跨越某种社会形态的现象就会不断发生，重复可见，成为社会发展中的普遍或常规现象。当然，“超越”并不是无限度的。当几种社会形态在空间上同时存在时，较先进的社会形态或时代所指向的更为先进的社会形态，对落后民族或国家的“超越”具有导向作用，实际存在着的社会形态规定着“超越”的限度。
在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中，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与历史决定论密切相关，同时又直接关涉社会发展的评价尺度问题。这两个问题已引起中国理论界的重视，并产生了重大争论。对这一研究状况理应作出考察与分析，然而，由于篇幅的关系，我们只有将这一重要的任务留给以后的论文了。
注释：
〔1〕邓小平：《改革的步子要加快》， 《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7、255页。
〔2〕邓小平：《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2页。
〔3〕〔4〕卡·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上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3页。
〔5〕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31页。
〔6〕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7页。
〔7〕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79页。
〔8〕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55页。
〔9〕卡·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65页。
〔10〕列宁：《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73页。
〔11〕〔12〕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1、25页。
〔13〕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81页。
〔14〕卡·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4页。
〔15〕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83页。
〔16〕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61页。
〔17〕卡·马克思：《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上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7页。
〔18〕〔19〕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89—490、4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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