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领导到“制度”领导：领导力的二次革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领导论文,领导力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传统领导模式之痛
所谓传统领导模式，就是威权主义体制和制度安排下靠领导者个人或集团的作用以及智慧引领社会发展的方式和方法。民众只是被动地接受这种领导，主动参与的机会较少，而且缺乏参与的舞台，即使有也是形同虚设。这种领导模式的优点明显：动员力强，整合资源的能力大。但是缺点也明显：权力过分集中，人治色彩浓厚，“家长制”和“一言堂”现象难以避免，民众的意愿得不到充分体现。这样的领导模式隐含着深刻的矛盾，存在严重问题。正确理念得不到贯彻，威权领导命令和政策措施不断被挑战和弱化，民众与领导者之间的互动渠道不畅，社会和市场以巨大的惯性在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乱象频出。传统领导模式下，无论多么智慧和聪明的领导者和领导集团，其难以克服的矛盾是领导者的主观性和被领导者对其客观性与稳定需求之间的矛盾。因此，必须靠变革传统领导方式，从传统的主观领导模式逐步向靠制度、靠规则的领导模式过渡。
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一般认为，邓小平这句话着重强调了制度的重要性。这样的说法当然是对的，但是笔者认为仅仅这样理解是不够的。其实，从政治学和领导学的角度看，邓小平这是提出了一个意义深远的新的领导学和政治学命题——制度领导。尽管邓小平在这里并没有直接提出制度领导这个概念，但是这句话的前半部分的意思说的是我们的错误与领导者的思想、作风有关，而后边更强调组织制度、工作制度在避免过去的错误中更重要。这就很明显不仅仅是在强调制度的重要性，而且是在强调制度的领导作用。他接着说：“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邓小平如此强调制度在推动社会进步与发展中的规范和制约作用，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和对制度重要性的随意发挥，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与深入思考的。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更是明确指出：“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
邓小平十分重视民主，对于民主的领导和规范，他有绝妙的阐述：“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段话深刻揭示了民主与制度之间的关系，并凸显了制度对民主的规范作用。要保障民主不能光靠加强领导者的作用，还必须加强法制。制度不仅约束被领导者，更约束领导者，这就是制度领导的独特之处。领导者约束被领导者容易，但是约束自己就很难，所以必须靠制度来约束领导者。
二、从神本位到人本位再到制度本位
1.从崇拜神到关注人——领导力的第一次革命。在欧洲和东方历史上，都有过神主导人的时代。在欧洲历史上，文艺复兴倡导的人文主义，是对中世纪的神本位的超越。以人文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欧洲文艺复兴，重视继承古代以人为本的优秀文化遗产，崇尚理性和探索自然，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为后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扫清了道路。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就类似欧洲历史上的神，他们代表神统治着当时的社会。中国的封建皇帝帝制自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称始皇帝开始，到1912年最后一个封建皇帝溥仪在辛亥革命的炮声中宣布退位止，经历了2100多年。此后，民主共和的理念在中国深入人心。欧洲历史上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和中国历史上自始皇帝到辛亥革命最后一个封建皇帝退位，可以看做是从神本主义到人文主义的一场旷日持久的精神革命。从迷信神灵和皇帝开始转变为注重人性，要求把人从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否定神的绝对权威，肯定人的价值，颂扬人的力量，反对神学的禁欲主义和来世观，肯定人追求现世财富、幸福、享乐的权利；反对宗教束缚下的麻木顺从，要求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反对蒙昧与迷信，注重追求知识，探索自然，研究科学。人文主义的精神，使欧洲人重新以人的眼光定位自己、探索世界。于是，近代自然科学体系建立，人类文明从此迈入了工业文明时代。自此，人们终于在精神上摆脱了神和皇帝的束缚，开始以自身和自身所处的环境来观察和思考世界，而神的旨意不再是绝对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威，精神革命引发了社会革命。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同时也是从“神”领导到“人”领导的一场领导力革命。
2.从“人”领导到“制度”领导——领导力的第二次革命。自人类的活动进入以人为中心的时代，人的作用就代替了神的作用，并产生了一批卓越的领导者。这些卓越的领导者对历史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影响力有正影响力和负影响力，因为他们的领导作用或推动历史，或阻滞历史。正因为如此，就有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如果他们的领导是错误的，违反人民的意愿与呼声，违背历史的潮流，那么靠什么来遏制这种消极意义上的领导力和影响力呢？因此，必须限制和约束他们的负影响力，把他们的影响力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让他们的领导力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而能限制他们的领导力的因素只能来自于制度的力量。这将是继从神到人的第一次领导力革命之后的第二次意义深远的伟大革命，它的意义绝不亚于第一次领导力革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三、制度领导的密匙
1.在领导理念上，从权威至上、英雄崇拜向民主法治至上和制度崇拜转变。传统领导是一个崇尚权威的领导模式，而权威又体现在崇拜领导者个人的魅力、智慧与胆略等方面。这种权威和英雄崇拜具有历史合理性，是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信息的闭塞和不畅通以及市场经济的不成熟和不发达等几个因素导致的必然结果。但是，随着以互联网为主要平台的新媒体信息时代的到来，传统领导赖以存在的条件逐步消失，权威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逐步降低，取而代之的是对公平的崇拜，而民主和法治的权威取代领导者个人的权威是历史的进步。领导者的权威不再体现为个人的能力魅力和水平，而是体现在带领人民制定公平合理的制度并带头履行其职责、遵守制度和法律法规等方面。未来领导的模式和形态将发生质的变革，从领导者的领导转变为制度领导，其思想和精神内核必须从权威至上向民主法治至上转变，从英雄崇拜向制度崇拜转变，而领导者的直接领导也将朝着制度的设计、制度的制定和形成以及制度的供给方向转变，并以此为基本思想内核。
2.在领导方式上，从人格化领导向非人格化领导转变。在制度领导模式下，其领导活动的表现形式将发生变化，即由人格化领导逐步向非人格化的制度领导转变。人格化领导，是领导者在领导活动中起着明显的主导作用，领导者的思想、气质、兴趣、素质和能力是影响领导作用的主要因素，领导方式主要靠行政命令，指挥、用人和决策也主要靠领导者个人的能力素质和认知水平。非人格化的领导，是领导活动由非人格的制度起主要领导作用，制度的规定和约束是人们活动的主要规范，制度是影响人的行为和活动的主要因素，而领导活动是在制度框架下进行的，指挥、用人和决策也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进行。在制度领导模式下，领导者的作用不再体现为个性的张扬和自身能力的发挥，而是隐藏在制度中，领导者的主要精力是从事制度的制定和设计，让人民群众自己在制度框架的规范和约束下从事实践活动。这样的领导就从人格化的领导转变为非人格化的领导。这种领导是隐性化趋势的表现形式(刘峰：《领导大趋势》，中国言实出版社2003年版，第139页)。
3.在社会治理模式上，从人治到制度治演进。在制度领导模式下，治理社会和国家的模式也将发生变化，由人治向制度治或法治演进，是未来领导发展的大趋势。法治与人治的区别有三点。一是两者基础不同：人治建立在个人专断与独裁基础上，而法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二是两者特点不同：人治呈现出随意性、多变性的弊端，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而法治具有统一性、稳定性、权威性的特点，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能有效地制裁违法行为，保证社会的稳定和有序发展。三是两者体现的原则不同：人治体现不平等的原则，而法治体现平等的原则。
4.在政治权威上，从历史合理性到现实合法性的转变。传统领导权威的法理基础是历史合理性，卓越领导者的出现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必然结果。革命成功把胜利者自然推向领导者地位，这样的政治权威来自于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这是历史的合理性。但是，随着这一代卓越人物的逝去，也就提出了一个新的领导合法性问题。人民对权威的关注从注重历史逐步转向注重现实，人民对权威的认可不再是历史功绩，因为创造这些功绩的人们已经不在。因此，必须重构这种领导的法理基础，而这种法理基础只能是来源于人民的认可，只能建立在公平、公正且具有权威性的制度上，这便是政治的现实合法性。认识不到这一点将难以克服传统领导的危机。
从“人”领导到“制度”领导，是一场革命性的转变，涉及领导理念、领导方式、领导制度、治理模式、法理基础等一系列深刻的制度性变革，是领导力的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具有艰巨性和长期性，只有从容应对才能赢得主动和发展的机遇。目前的研究还是初步和粗浅的，还需要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