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与转型时期过剩经济的出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经济危机论文,时期论文,理论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供给持续大于需求所产生的严重失衡已经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高储蓄不能顺利转化为投资、超额生产能力不能实现市场出清、产品低价销售与过度竞争愈演愈烈等等，业已从现象层面昭示出中国经济运行正面临内生性通货紧缩的困境。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生产过剩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无缘，是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非均衡运行常态，那么转型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现实是否构成这一论断的“反例”？如果是，它的形成原因能否用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和平均利润率下降理论加以概括？如果不是，这种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失衡状态能否以中国经济运行固有的结构性矛盾加以解释呢？对此经济学者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从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内在逻辑出发，对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和实现条件展开分析和考证，区分了促成生产过剩的内生性制度因素和外生性物质技术条件，进而讨论这些实现条件对于分析和把握中国转型经济是否具有高度的适用性和解释力。
一、经济危机产生的可能性与实现条件
根据马克思的分析，经济危机是特定的生产方式下所产生的历史现象。在直接的产品交换中（W—W），任何参与交换的个人都是既买又卖，产品的交换存在直接的同一性，买和卖不仅对于产品交换的双方来说是同一个行为，而且作为同一个人的活动来说也是相互统一的两个行为，这种买卖的平衡使得经济危机既不存在可能性，也不存在现实性。当货币进入商品流通领域充当一般等价物之后，打破了产品交换在时间、空间和个人方面的限制， 而交换内部原有的统一被分裂成为要么买（G—W）要么卖（W—G）这两种行为的外部对立。 这种对立促成了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不断地运动和发展，由此预示着商品流通并不必然出现需求与供给的平衡，一旦实物经济演化为货币经济，持续的生产过剩即经济危机就成为可能。之所以说这里仅仅包含危机的可能性，是因为“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3页。）
那么实现危机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的“一系列关系”究竟包含哪些内容呢？马克思并没有在《资本论》的某个章节集中予以论述。依据传统的解释，这一系列关系实际上指的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但是如果深入研究马克思有关经济波动和经济周期的理论分析，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对于危机实现条件的论述是相当具体的，它们既存在于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机理之中，也包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制度环境之内。具体说来这些实现条件表现在：
1.对价值增殖的无休止追逐是推动资本积累规模螺旋式上升、生产能力无限扩张的内在动因。在马克思的理论框架中，资本积累被看成是资本主义经济成长的原始动力，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代表，他惟一的目的就是疯狂地追求资本的价值增殖，他不会满足于生产过程在原有规模上的重复，为达到最大可能占有工人无酬劳动的目的，他一定会把剩余价值不断地转化为新的追加资本，促成资本积累的螺旋式上升和生产规模累积性扩张。这种基于资本积累动机所形成的供给能力天然地存在着过度生产的问题，这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生性的经济矛盾。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本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相反。”（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278—279页。）
2.大工业生产方式的产生提供了资本及生产能力跳跃式扩张的外在条件和客观基础。根据马克思的分析，仅有资本积累的内在驱动力还不足以形成生产过剩，这是因为“现代工业这种独特的生活过程（即周期性经济波动），我们在人类过去的任何时代都是看不到的，即使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幼年时期也不可能出现”。（注：马克思：《资本论》第 1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第694页。）但是当机器大工业产生之后，“随着积累和伴随积累而来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资本的突然扩张力也增长了”（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693页。），这一方面因为职能资本在增长， 另一方面因为信用所能创造的追加资本在扩张，还因为机器、运输工具等等提供了迅速将剩余产品转化为追加生产资料所需的技术条件。“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力，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展的能力，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是它的限制。”（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4页。）“当机器大工业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对整个国民生产产生了绝对影响时……才开始出现不断重复的周期，它们的各个相继的阶段都为时数年，而且它们总是以一场普遍危机的爆发而告终。”（注：马克思：《资本论》第 1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5页脚注。）由此可见，危机成为现实是大工业生产与资本积累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机器大工业是形成过剩生产能力的客观技术基础。
3.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变革的物质技术不仅加速了生产过剩，而且造就了过剩的工人人口和过剩的资本积累。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同一生产部门的资本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和实现剩余价值，往往借助于先进的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以便达到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的目的。这在客观上加速了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动步伐，由于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相比越来越小，庞大的工人人口不再为生产过程所需要，因而也就出现了劳动力过剩和闲置。当竞争在全社会范围内，即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展开时，基于要素进出壁垒为零的假设前提，马克思得出了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这一趋势暴露出资本积累所推动的生产力无条件发展与资本价值增殖目的之间的冲突，即“资本主义生产所生产的商品量的多少，取决于这种生产的规模和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需要，而不取决于需求和供给、待满足的需求的预定范围”。（注：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88— 89页。）可以看出，与生产过剩相伴随的不仅是产品过剩，更是资本过剩和劳动人口过剩，这进一步表明生产一旦获得了向规模化、标准化方向发展的物质技术条件后，就有可能脱离需求的约束而自行扩张，最终不仅不能达到资源的充分利用，反而会导致要素的闲置和浪费，“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注：马克思：《资本论》第 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7页。）
4.固定资本的周转特点也为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提供了实现条件。马克思在分析资本周转时指出，预付资本的价值周转周期“是由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寿命决定的，从而是由它的再生产时间或周转时间决定的。……这种由若干互相联系的周转组成的包括若干年的周期（资本被它的固定组成部分束缚在这种周期之内），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在周期性的危机中，营业要依次通过松驰、中等活跃、急剧上升和危机这几个时期。虽然资本投下的时期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注：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206—207页。）进一步考察再生产过程的平衡关系，可以看出社会再生产要能够顺利进行，必须保持两大部类以及各个生产部门之间一定的比例关系，而固定资本的实物补偿特点决定了一部分生产资料的价值不能及时、也无需获得实物补偿，要转为贮藏货币游离于社会再生产过程之外，从而打破了再生产中的平衡关系。这种货币资本的生产过剩，实际上只是生产过剩的表象和反映。要实现社会生产按比例发展是相当偶然的，而非均衡则是经济运行常态。“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注：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207页。）
5.资本主义对抗性分配关系致使工人阶级日益贫困化和消费萎缩，内在地决定了加速扩张的生产规模最终在狭窄的市场中无法获得市场实现。按马克思的分析，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剥削的条件并非同一概念，两者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分离的，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力图最大限度地剥削雇佣工人，达到攫取剩余价值的目的，导致了工人人口的相对过剩和日益贫困化；而问题的另一方面在于，生产的无限扩张要求市场的不断扩大，以资本雇佣劳动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虽然有可能促成消费在绝对数量上的增加，但相对于生产规模而言，这种消费需求显现出萎缩的态势。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资本主义的“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程度。这个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的限制，受到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273页。）由于商品的出售“同需求的实际状况绝对无关。 同它有关的，只是支付的需要，只是把商品转化为货币的绝对必要。于是危机爆发了”。（注：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89页。）“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48页。）
6.信用制度的发展成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强化和加速了危机的出现。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倘若没有信用体系，资本积累所导致的生产扩张将不断遭遇到工人工资收入和消费需求的限制，呈现为可以伸缩的再生产过程，但是货币经济中的信用关系不断打破对生产扩张的束缚和限制。“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产业资本的最充分的动用，也就是等于产业资本的再生产能力不顾消费界限的极度紧张”（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546页。），其结果是信用创造的虚假需求并不能真正解决生产与消费间的尖锐冲突，“在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中，只要信用突然停止，只有现金支付才有效，危机显然就会发生”。（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555页。）因此生产能力过剩的危机往往会表现为货币流通的危机和信用的危机。
二、马克思危机理论在转型经济的适用性
从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剖析中可以看出，在促成经济危机由货币经济的可能性向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性转化的六个实现条件中，对资本积累规模的无限制追逐以及资本主义的对抗性分配关系是构成危机爆发的内生性制度因素，而大工业生产方式、激烈的市场竞争所推动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固定资本的周转特点以及信用制度的发展则是促成危机向现实性转化的外生性物质技术条件。尽管内生性制度因素与外生性物质技术条件的综合效应使得经济危机首先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爆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危机只是从属于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经济现象，那些曾经并且正在推动资本主义生产陷入过剩境地的外生性条件，如规模化生产方式、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动以及信用扩张等等，同样是促成危机在其他经济制度中产生的客观条件。
在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由于实行有计划、按比例的经济运行方式，取消了商品货币经济，也就不存在社会范围内生产过剩的可能性；同时，以公有制为标志的所有制结构根除了私人资本追求价值增殖所出现的生产的盲目性、无序性，而按劳分配取消了剥削，打破了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使绝大多数人不会因为收入的贫困化而导致需求的萎缩，从而排除了危机产生的内生性制度因素。从这一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制度下既不存在危机的可能性，也不具备危机的实现条件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转型时期经济运行状况又是如何呢？由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需要，我们力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以提高经济运行的整体效率。这就必然要引入商品货币关系，打破产品交换在时间、空间方面的限制，使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内部矛盾演化为商品买卖的外部对立，这样一来按照马克思的剖析持续的生产过剩也就具备了潜在的可能性。与此相应，技术创新和工艺流程的改进提供了生产规模化、集约化以及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客观物质基础，企业产量的确定在相当程度上不是依据社会需求，而是依据享有规模收益递增所需的最低生产规模，这样一来生产脱离需求的约束而自行扩张也就成为可能。同时，固定资本的周转特点与信用制度在转型时期仍然现实地存在着，它们分别担负着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物质基础和杠杆媒介，所有这些为过剩生产准备了必要的外生性物质技术条件。
现在的问题在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经济运行并不具备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所需的内生性制度因素，为什么也会面临生产过剩的困扰呢？综观转型时期的经济运行可以看出，借助于分权化改革战略，地方政府和企业事实上替代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私人资本，承担着扩张生产规模的主体；而与此同时，收入不能顺利转化为消费和投资则替代了收入贫困化因素，导致了需求萎缩和市场狭窄。所有这些为转型时期买方市场的出现和生产能力过剩铺垫了体制成因。
首先从供给的角度上看，为了通过改革完成工业化进程，我国采取的是放权于地方和企业的制度变迁路径，其目的是调动各个利益主体的积极性，大力开展资本积累，呼唤和造就资本的人格化代表，以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殖，筹措工业化所必须的产业资本。在向地方的行政性分权和向企业的经济性分权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和企业由于享有一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逐步成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主体。他们倾向于倡导“超常规、大阔步”的发展口号，具有强烈的生产扩张冲动。由于加大资源投入、借助外延式扩张毕竟比挖潜改造、内涵式发展更易于获取“立竿见影”的政绩，因而在本位主义驱动下，各地方政府和企业围绕产值增长速度、产业结构的完整性、利大税高的投资方向进行攀比竞争，极力争夺和占有资源，进而导致低水平重复投资、热门产业过度竞争、区际经济结构缺乏分工、企业规模效益低下等一系列问题。从表面上看现实中的超额供给、恶性竞争似乎源于需求的萎缩，但其基础则是由企业不合理的产权结构和地方政府权力越位所决定的。80年代的重复建设、盲目发展竞争性产业和90年代的过度竞争、无序竞争就是明显的例证。
与生产规模扩张相伴随的是，在重复建设中生成的企业通常不面临开放市场体系下激烈的竞争压力，即使企业效率低下，产品的平均成本很高也能依靠地方政府的行政性保护“不死不活”地生存下来。当无限的重复生产能力面临有限的市场需求时，一些企业由于依恃地方保护，进而在产品市场上大打“价格战”，恶意扩张市场份额，即使产品销售价格低于平均成本也毫不顾惜，由此推动了过度竞争、无序竞争战火愈演愈烈。由于这种恶性竞争格局发生在区域行政性垄断体制下，故而产品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无法产生对超额生产能力的有效清除，各个产业内部“大企业不大”与“小企业不小”并存。这种以谋求和维护经济主体私利为导向的产品供给，绝不是以满足社会需求为取向的产品生产，而是与马克思所描述的“为资本而生产”的资本积累过程有着相似的内在机理，从而也就为生产过剩的出现埋下了利益祸因。
再从需求的角度上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经济过剩是起源于劳动要素的收益增长速度低于资本收益增长速度所导致的工人相对贫困化和消费需求萎缩，然而这种收入分配格局在中国转型时期并不贴近现实。实证分析表明，截止1997年末，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按可比价格计算为1980年的4.07倍，而同期职工工资总额为1980年的12.17倍，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则为1980年的115.84倍，尤其是进入90年代之后，尽管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增长率仅为7.54%，但同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每年却以21.3%的速度增长。（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8》（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版）的有关数据，按可比价格计算。）由此可见，转型时期社会公众实际收入的提高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并不存在相对贫困化和支付能力的萎缩。
那么无法拉动需求的问题何在呢？对照转型时期城乡居民的二元需求结构可以看出，城镇居民对中高档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已趋于饱和，已处于后工业化的消费需求层次；而广大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较低，尚处于前工业化消费需求层次。城镇的消费结构与农村的消费结构中出现一个差距较大的购买空档区域，而这个消费区域集中了中国目前大量的过剩产业，这是导致供给持续大于需求的真正原因。从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动态变化看，1992—1997年，城镇居民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由52.9%下降到46.4%，平均每百户的彩电拥有量为100.5台，洗衣机89.12台，电冰箱72.98台，对百元、千元级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已经趋于饱和；住房消费虽然在消费结构中是一个占较大比例的支出项目，但是，收入较高的居民在过去的福利分房中已经得到住房，而没有住房的居民仅仅依靠个人或家庭的即期收入与共同积累尚无法实现消费水平的升级；至于购买汽车不仅受到收入水平和养车费用的限制，而且受到城市交通状况和停车场所的限制，使得这些上万元的耐用消费品还难以成为大众消费的热点，出现了城镇居民进入后工业化消费需求之后消费无热点、消费结构无法顺利跃迁的困境。与此同时，住房、养老、医疗、教育、减人增效和机构等方面的改革，强化了人们的预期储蓄倾向，使人们收入储蓄比率上升，加重了供求之间的矛盾。再从农村居民消费需求来看，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顺利转移和重组，农业劳动生产率不能有效提高，致使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大量耐用消费品在广大农村的普及率还很低， 如1997 年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的彩电拥有量为27.32台，占城镇居民拥有量的27.2%；洗衣机21.87台，占城镇居民拥有量的24.5%；电冰箱8.49台，占城镇居民拥有量的11.6%。考虑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用电、用水、用气十分紧张，故而相对于城镇居民消费需求而言的超额耐用消费品供给在短时期内无法由农村消费需求吸收。这就导致了转型时期经济运行已由过去的总体短缺和局部结构性过剩，转而进入普遍性的供大于求的过剩经济状态。
根据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阐述，过剩经济是一个有特定含义的经济学范畴，它包括三方面的重要特征。首先，它是以大量商品而不是部分商品的积压或过剩为表现形式的，“大量商品的积累是流通停滞或生产过剩的结果”（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 第646页。）。其次，厂商为获取市场实现，往往借助低价竞争、恶性竞争，在成本线以下抛售商品，即“商品资本在市场上互相争夺位置，后涌入的商品，为了卖掉只好降低价格出售。……这种出售只是把商品转化为货币的绝对必要”（注：马克思：《资本论》第 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89页。）。第三，这种过剩不仅表现为产品的过剩，而且表现为生产要素的日趋过剩，即相对过剩的工人人口和闲置的货币资本。
对应于中国目前的经济运行，可以看出过剩经济的上述三个重要特征已经确凿地存在着，具体表现在：商品零售物价指数、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持续回落；原内贸部1998年上半年对601 种主要商品供求状况的调查显示，供求平衡的商品达466 种（占总数的74.2%），供大于求的155种（占总数的25.8%），供不应求的为零； 企业之间低价倾销、恶性竞争愈演愈烈，一些厂商为了达到恶意扩张市场份额的目的，即便将产品销售定价低于平均成本也毫不顾惜，以至于国家经贸委不得不出面干预，以维护市场秩序和公平竞争；企业生产能力明显过剩，据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显示，在普查涉及的900 多种主要工业品中，有半数产品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持续上升，
截止1999 年第一季度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57814.7亿元，增长幅度大大高于经济增长速度， 而工业贷款需求下降，银行惜贷并且连续多次降息已明确无误地传递出货币资本闲置过剩的信号；就业形势恶化，下岗职工明显增加，失业率上升，1998年上半年全国城镇职工比上一年同期减少286万人，1997 年乡镇企业就业人数比上年下降458万人。种种迹象表明， 中国供求的短缺关系已经逆转为普遍性的供大于求的运行态势，符合马克思对经济危机或生产过剩特征的描述。如果继续沿用买方市场或结构性过剩的提法，否认过剩经济业已出现，不仅难以透视出目前经济困境产生的真正症结，而且极有可能导致政策设计上只注重现象层面的拾遗补缺，而忽视对整个经济结构的重大或关键性的调整。
通过对供给层面和需求层面的综合分析可以看出，承认转型时期过剩经济的存在并不违背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深刻剖析，相反它是分析过剩经济症结进而制订解决方案的前提。但是应当看到转型时期的经济过剩的成因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经济危机相比，并不具有共同的内生性制度基础，也就不构成制度本身不可克服的矛盾，它不是无限扩大的社会再生产与日益萎缩的消费需求之间的对抗，而是工业化阶段的规模生产与生产要素缺乏退出机制所导致的刚性供给，不能适应城乡多元的消费需求所产生的过渡性矛盾。由此可见，刺激企业及居民的投资与消费需求，降低要素的退出壁垒，适应市场需求的升级趋向，调整产业和企业规模结构理应成为当前的政策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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