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1948年苏联的东欧政策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欧论文,苏联论文,透视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4—1948年是东欧国家历史上重大的转折时期。这一点国内外史学界早已达成共识。但这段历史时期尚未研究和解决的问题不少，已成定论的问题不多。例如：东欧人民民主专政存在与否？如存在，又可分为几个阶段？东欧社会进程与外部因素是何关系？苏联因素与西方因素分别所起的作用？国际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的关系？多党制在当时是否避免内战的手段？1945年以后苏联是否已控制了东欧？1948年东欧是否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等等。其中，苏联的东欧政策是关键性的问题之一。
过去西方学者对该问题的研究往往带有很强烈的意识形态和冷战思维的色彩。他们只是一味地攻击苏联是“铁幕”、“赤色帝国”、“宗主国”，而东欧是“卫星国”、“仆从国”，苏联强行向东欧“输出革命”，“给牛套了副马鞍”（注：参见[俄]Т.В.沃洛金基娜：《人民民主：神话还是现实？》（Т. В. Волокитина, Народнаядемократия:миф или реалъностъ?），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我国学术界一般把这段时期称为“东欧人民民主专政时期”。
近年来，俄罗斯和东欧国家陆续披露了有关苏东关系的大量档案材料，使我们重新具体地剖析该问题成为可能。本文拟就上述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1944—1948年，苏联的东欧政策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4年初到1945年底。这一阶段苏联的东欧政策是：彻底消灭德国法西斯，建立东欧“安全地带”，把战争的胜利作为推进苏联社会制度的机会。在具体操作上利用东欧各国共产党，防止它们被挤出本国政治舞台，同时尽量赢得本国人民的好感。
1944年初，红军打出苏联国境进入东欧境内作战，法西斯德国的失败已为时不远。斯大林此时对东欧的设想是：鉴于历史的教训，在苏联的西部需要构筑一个安全地带，即在东欧地区建立一系列“对苏友好的”国家，并推行苏联的社会制度。他曾对人讲过：“这次战争与以往的历次战争不同，谁占领了土地，谁就建立自己的社会秩序。谁的军队开到哪里，谁的社会制度就推进到哪里。决不可能是别的样子。”（注：俄罗斯科学院通史研究所编： 《苏联对外政策回顾1917 — 1991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нолитика
в ретроспективе 1917— 1991），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事实上，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战争就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西方立即意识到这一点并采取措施进行干预。在几次会议上，英国提出美英军队在巴尔干登陆和东南欧各国成立联邦的问题，其意图从军事上特别是要在政治上挡住苏联向东欧的挺进。对此，罗斯福表示赞成，斯大林据理反对。他以尽快打败德国为由，要求英美力量尽快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不应为巴尔干而分散精力。他还说，不能“背着有关国家的人民决定他们的命运”（注：[苏]葛罗米柯：《苏联对外政策史》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14页。）。 斯大林终于争取到罗斯福的谅解，挫败了邱吉尔的计划。苏联红军加紧向东欧推进。
在这以后，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为一方，以邱吉尔和艾登为另一方，于1944年下半年达成了一项秘密划分东南欧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定。最初的草案是：
罗马尼亚 希腊 南斯拉夫 匈牙利 保加利亚
苏联的势力90% 10% 50% 50% 75%
英美的势力10% 90% 50% 50% 25%
然而，斯大林不久就提出，苏联与西方在保加利亚的势力之比应为90%：10%，邱吉尔作了让步。莫洛托夫随即也提出，苏联与西方在匈牙利的势力之比应为75%：25%，艾登愿意以增加西方在保加利亚的比重（西方为80%，苏联为20%）相交换。莫洛托夫则要求增加苏在南斯拉夫的份额，艾登起初不同意，后来又通过协商无论在保加利亚还是在罗马尼亚，苏联与西方势力之比均为80%：20%，而在南斯拉夫则是一半对一半（注：[俄]米哈伊尔·拉林斯基：《欧洲：边界与势力范围问题，1939 — 1947》（ Михаил Наринский,Европа: нроблемыграниц
нсфервлияния,1939—1947 годы），载[俄]《自由思想》杂志（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ъ）1998年第3期，第89页。）。
苏英秘密协定虽然并没有任何法律效力，但是通过该约可以看出，斯大林不仅要把1939年8月苏德秘密条约规定的东西，以及1940年11 月莫洛托夫柏林之行以前他指示要争取的东西夺回（注：莫洛托夫1940年11月柏林之行前，根据斯大林的口授作了一个简短的笔录，长期以来鲜为人知，直到90年代初才有材料谈到这个笔录。笔录先是存于苏共中央总部档案库，后转到俄罗斯总统档案库，存于莫洛托夫私人档案中。其中包含有苏德两国划分和调整在东欧的势力范围的内容。参见[俄]《近现代史》杂志（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5年第4期。）。而且要大大地超过这些范围。
波兰问题是这一阶段苏联与西方激烈争夺的关键问题之一。邱吉尔认为，捍卫波兰的独立和民主对于英国来说是一个荣誉问题，而斯大林则宣称波兰问题对于苏联来说是一个安全问题。波兰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波兰的领土问题；二是波兰的政府组成问题。在领土问题上，经过激烈争论，斯大林终于把根据1939年苏德秘密条约划归苏联的那一部分再拿回来。为了缓解波兰对东部边界问题可能产生的不满，斯大林提出把波德边界西移到奥德河和西尼斯河。关于波兰政府组成的问题，西方支持设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苏联支持共产党人居主导地位的波兰卢布林政府。由于红军占领了波兰全境，苏联事实上掌握了该问题的主动权，最后按有利于苏联的方式解决，即卢布林政府吸收国内外几名民主党派的成员参加，组成波兰新政府。对于效忠于伦敦流亡政府的波兰国家军，于1944年8—10月在华沙发动的反对德国法西斯的武装起义， 苏联的援助非常有限，不积极、不及时、不充分。斯大林更多地是从政治角度来考虑问题，他命令兵临华沙城的红军停止前进，谴责华沙“冒险”事先未同苏联商量，给红军的行动带来了危害。面对来自西方国家的压力，莫洛托夫宣称华沙的“军事冒险”是反苏的，苏联不会给予任何直接和间接的支援（注：Ю.Н.阿法纳西耶夫：《另一场战争：1939—1945年》（Ю.Н.Афанасъев,Другая войиа:1939—1945гг.），莫斯科1996年版，第349—351 页。）。德国占领者、华沙区总督路德维希·菲舍尔致德国议会议长的报告也从反面证明了苏联对起义者援助不力（ 注： 参见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 ГА Рф,ф.9401,оп.1,д.2606,л.264— 304）。）。苏联的态度致使华沙起义在红军的眼皮底下为占优势的法西斯所残酷镇压。
1945年4月，苏美两国军队在易北河畔会师。此后， 邱吉尔催促艾森豪威尔将军继续进军，夺取布拉格。但红军反对美军继续前进到伏尔塔瓦河。结果，美军停止前进，而红军则乘机肃清了伏尔塔瓦河两岸的敌人并占领了布拉格。
柏林是法西斯德国的大本营，夺取柏林的巨大军事意义和政治影响，作为政治家的斯大林自然是洞若观火。为此，他专门召见了负责前线指挥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和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命令他们无论如何要抢在英美军队之前攻克柏林。斯大林有意让两位元帅竞争，还为他们划分了进攻的路线（注：参见О.А.尔列舍夫斯基：《攻克柏林·新材料》（ ВзятъБерлин!— новые материалы），载[俄]《近现代史》杂志，1995年第4期。）。最后，攻克柏林的荣誉为朱可夫获得。5月8日， 举行了德国向英美盟国投降的仪式。但是斯大林另有想法，他在给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中借口大部分德国军队还没有放弃抵抗，硬要把苏联政府关于德国投降的声明拖到5月9日莫斯科时间晚上7 点钟发表（注：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АВП рф,ф.059,оп.15,п.38,д.214,л.48—47）。）。同一天，要求德国再举行一次向苏联红军投降的仪式。以后苏联就一直以5月9日为欧洲反法西斯胜利日。
随着红军解放东欧各国，苏联的安全人员、顾问同时或随后参加了清除各国法西斯分子的活动。1944年春，在苏联成立的波兰军队中，设立了一个军事反间谍处，它直接受苏联反间谍局主管，以武力对付那些反苏反共的人，对与波兰流亡政府有联系的波兰地下组织进行镇压。在波兰军队的安全机关中直接使用苏联人，1944年底有2500人，1945年秋达2800人。他们多在实际负责的关键岗位上，其中多数又是苏联内务部成员、候补党员和共青团员（注：《冷战时期苏联对外政策新透视1945—1985》，（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Ф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1945—1985гг.новое прочтение），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95年版，第82、76页。）。波兰社会安全部专门制定一项法令，规定无论是在前线还是在其它地方，苏联顾问们的任务都是为了帮助组织部委、警察、内务部队、边防军、作战调查处、情报侦查的工作，等等（注：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ГА Рф,ф.9401,оп.2,д.93,л.246; д.103,л.108—111）。）。东欧其它国家也是如此。1945年4月，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拉科西给季米特洛夫写信，说苏联军官在布达佩斯经常采取街头搜捕的形式，如果德国人不够，他们就把一些反法西斯战士，甚至匈共基层组织的负责人投入集中营凑数，原因就在于这些人有德意志民族的姓。因此，有好几百名匈牙利同志莫明其妙地消失了（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与研究中心（РЦхИДНИ,ф.17,оп.8,д.782,л.132）。）。
这一阶段，苏联也注意赢得东欧各国人民的好感。出于政治策略的考虑和各国内部政治力量的对比，苏联领导曾象征性地表示不把自己的意志和社会制度强加给东欧。如1944年4月， 苏联当局给乌克兰第二方面军负责后方安全工作的内务部工作人员下达了如下指示：“1.不破坏罗马尼亚的国家制度；2.地主及其财产、庄园等，不能消灭、剥夺或没收；3.在我军所占领的地区禁止苏维埃化；4.对于不持积极的敌对态度的政党、宗教团体、社会组织，不要触动它们，对敌对分子进行逮捕、关押、或消灭，也要根据充足的材料，经红军或方面军的检查机关、军事法庭的批准；5.对罗马尼亚地方政权的监督应通过特别卫戍部队，并同它们保持紧密的联系”。
同时，苏联积极巩固自己在东欧取得的成就。1945年4—9月，苏联先后与南斯拉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签订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或类似的条约。
还在战争过程中，围绕着东欧问题，苏联与西方的矛盾就经常暴露，进而发生冲突。在1945年7—8月的波茨坦会议上争吵得很厉害。针对这种形势，斯大林信奉实力政策，他争辩说：“罗马教皇，罗马教皇是什么东西？他有几个师？”（注：[俄]M· 拉林斯基：《柏林危机1948—1949年——根据俄罗斯最新档案材料》（М.Наринский,Берлинский кризис1948—1949гг. новыедокументы нз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载[俄]《近现代史》杂志1995年第3期，第16、17页。）1945 年秋，他对美国驻苏大使说：“我们决定（在东欧）单独干”（注：《苏联与东欧1991》（USSR and East Europe,1991），华盛顿1991 年版，第41页。）。在谈到波茨坦会议关于巴尔干地区的决议时，莫洛托夫曾对季米特洛夫说：“这些决议基本上有利于我们。事实上承认了该地区是我们的势力范围”（注：[俄]M.拉林斯基：《柏林危机1948—1949年——根据俄罗斯最新档案材料》，载[俄]《近现代史》杂志1995年第3期，第16、17页。）。
1945年9—10月的伦敦外长会议又因为东欧问题不欢而散， 直到12月，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由于各方妥协才达成了一些协议。
1945年底至1947年9月为第二阶段，即东欧人民民主专政阶段。 鉴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东欧内部政治力量的对比，苏联允许东欧国家走不同于自己的道路。
国际形势的变化主要地表现为美国对苏政策的变化。1946年初，美国总统杜鲁门宣读了一份备忘录。他坚定地指出：“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对苏联）再作任何妥协。我们一定要拒绝承认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新政府），除非它们符合我们的要求……我已厌倦于笼络苏联人”（注：[俄]А.А.雅姿科娃：《苏联与美国政策中的东欧1944—1945》，载[俄]《近现代史》杂志1991年第3期，第74页。）。 他把这篇备忘录看作是“我们政策改变的转折点”（注：《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 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版，第471 页。）。接着是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出笼。而在东欧各国，共产党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在波、匈、捷，社会民主党比共产党力量强大。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则是农民党的力量最为雄厚。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苏东双方领导人在不同的场合下谈到了通向社会主义有不同道路。1946年5月， 斯大林在会见波兰社会主义者代表团时说：“在你们波兰、南斯拉夫，部分在捷克斯洛伐克，不必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和苏维埃制度而走向社会主义”（注：《俄国档案文件中的东欧1944— 1948》第1 卷（Восточная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1944—1948гг,т.1），新西伯利亚1997年版，第457—458 页。）。他还对捷共领导人哥特瓦尔特说：“我们的道路短、快，流了很多血，付出了很多牺牲。如果你们能绕过这些就绕过去吧！该付出的流血牺牲的代价，已由红军付出了。”（注：《冷战时期苏联对外政策新透视1945—1985》，第90页。）
正因为如此，当时东欧各国也出现了走向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的提法。如哥穆尔卡提出了“走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明确指出了波兰与苏联之间存在三个根本的、明显的区别：一是社会政治制度的改变在俄国是通过流血的革命道路实现的，在波兰则是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的；二是苏联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阶段，在波兰则没有这个阶段，并且可以避免这个阶段；三是苏联的政权是由苏维埃来行使，它把立法和执行职能联结起来，而波兰的立法和执行职能是分开的，国家政权是建立在议会民主的基础上的。1946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强调：“革命的逐步的和平的发展”与“通向社会主义的本国道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铁托强调：“不应当把人民民主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混为一谈，因为南斯拉夫可以通过自己不同的道路达到同样的社会目的”（注：诺·科梅梅契克、阿·科塞斯基：《欧洲社会主义国家1948—1960 》， 华沙1977年版，第108—109页。）。1946年2月， 保加利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说：“现在，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原则已跟1917—1918年沙皇俄国不同了……各个国家的人民向社会主义过渡，将不会走一样的刻板公式道路，不会完全按照苏联的样板，而是取决于各自的历史、民族、社会、文化和其它条件走自己的道路”（注：《季米特洛夫全集》第12卷，第63页。）；“保加利亚完全可能有朝一日不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而是通过人民民主和议会制度走向社会主义”（注：[保]内·甘乔夫斯基：《季米特洛夫的晚年》，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页。）。 当时在苏联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内部，称由资产阶级民主过渡到人民民主，由特殊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为“贝奈斯模式”（注：Г.П.穆拉施科：《捷克斯洛伐克1948年二月危机与苏联领导层》（Г.
П.Мурашко, Хевралъский кризис 1948г. в чехословакоесоветск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по новЫм матерналам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载[俄]《近现代史》杂志1998年第3期，第52页。）。
因而，苏联对东欧共产主义者的激进言行表示担忧，并进行了压制。战后东欧一些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和农民政治运动，具有左派激进主义情绪。例如，在保加利亚工人中存在着这样一种情绪，即“必须消灭经营各类工厂的主人”，“应当立即建立苏维埃政权”（注：姆·伊斯索夫：《保加利亚的工人阶级1944—1947》，索菲亚党的出版社1983年版，第139—140页。）。匈牙利也存在左派激端主义情绪，要求“不搞什么资产阶级民主，而应立即宣布苏维埃政权”（注：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АВП РХ,Х. 077,оп.27,д.121,л.12）。）。有一个地方的工人和矿工宣布，在他们那里只有共产党是合法存在的， 社会民主党不复存在（ 注：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与研究中心 （ РЦхИДНИ,Х.17,оп.128,д.82,л.46）。）。波兰工人党中出现了这样一种意见，说即便在波兰不能建立100%的无产阶级专政， 起码也要做到 50 %（ 注：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与研究中心 （РЦхИДНИ,Х.17,оп.128,д.99,л.8）。）。在波兰和匈牙利，苏联代表经常给共产主义激进派“泼冷水”，担心他们急于搞共产党一党专政、苏联模式，破坏多党合作，使自己在政治上陷入孤立。对于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左倾激进派”，苏联也进行了压制。
东欧各国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在政治上实行多党制，共产党是一支重要力量，但不占绝对优势。在经济上搞混合经济、多种形式并存，其性质既非社会主义的，也非资本主义的。正因为如此，西方才承认了东欧各国新政权。
这一时期，尽管战后苏联的经济也非常困难，但为了恢复东欧各国国民经济，建立其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苏联给予了很多帮助，作了很大牺牲。其中，有些帮助是无偿的，有些帮助是有偿的。1946年，苏联不少地方发生了自然灾害，乌克兰甚至发生了饥荒，但苏联还是以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把大量粮食卖给波兰。根据波兰经济学家的计算，1945—1949年波兰所得到的苏联贷款，等于美国根据所谓的马歇尔计划对西欧11个国家所提供的机器和设备的价值。根据莫洛托夫的回忆，“捷克斯洛伐克当时是这样解决问题的，从我们那儿拿粮食去喂牲口，而我们当时有人在挨饿”（注：[俄]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 次谈话》，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06页。）。1947年4月，斯大林表示要给南斯拉夫以帮助，由此苏向南斯拉夫提供了1.35 亿美元的贷款。 根据1947 年6月签订的协议，苏联帮助南斯拉夫建设黑色和有色金属、石油、化学、木材和煤炭开采等工业企业，并给予技术帮助，还以贷款形式提供苏联的工业设备和材料。
这一阶段，苏联与所有东欧国家加强了经济、政治往来和社会、文化联系，支持各国经济建设，以赢得各国人民的好感，为它们下一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了基础。
1947年9月至1948年底为第三阶段， 即苏联加紧对东欧实行控制阶段。苏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各方面都对东欧“收紧”了，不承认也不允许东欧脱离“苏联经验”，以便向东欧推行苏联模式。苏联提出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全面对抗的理论，在对外关系中实行阵营对抗战备，把东欧看作自己的“势力范围”和与西方抗衡的前沿阵地。
西方不能容忍苏联和社会主义影响的扩大，由此爆发了源于东欧的冷战，企图遏制苏联。苏联也不示弱，进行坚决回击。1947年9月， 在苏联共产党（布）的主持下，成立了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提出了两大阵营对抗的理论。之后，东欧各国掀起了两次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一是搞垮小资产阶级政党；二是清除右倾民族主义分子。
为了斗败小资产阶级政党，各国共产党一是与社会民主党合并，使各国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化。二是在政治上把对手搞臭，揭露小资产阶级政党“反民主的阴谋”和“反国家的阴谋”。1947年春天拉科西就承认：“去年12月以前我党处于防守状态，而现在可以说，我们转入了进攻……揭露敌人的阴谋帮了我们的大忙，反对派现在处于防守状态了”（注：《冷战时期苏联的对外政策新透视1945—1985》，第96、94页。）。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反对派的“阴谋”被陆续“揭露了”出来，只有捷克斯洛伐克是个例外，因为那里缺乏“揭露阴谋”的社会政治环境。三是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人在选举中做了手脚，他们剥夺了“一些人”的选举权，直接在“候选人”的名单上进行“技术处理”，伪造选举结果。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都存在这种情况（注：《冷战时期苏联的对外政策新透视1945—1985》，第96、94页。）。目前尚没有足够的材料证明苏联方面是否参与了“揭露阴谋”和伪造选举结果的具体活动，但是，现已解密的俄罗斯档案材料说明，苏联方面为这些活动至少提供了外部政治支持（注：《冷战时期苏联的对外政策新透视1945—1985》，第96—99页。）。
在政治上，苏联不顾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反对，与原来的法西斯盟国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签订了和约，并为它们加入联合国而斗争。在思想理论上，强调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模式”，强调社会主义的“普遍规律”，反对“民族共产主义”和“特殊道路”。1949年，苏联严厉地批评了“贝奈斯模式”和“走自己的道路”的说法，强调“各人民民主国家，决不存在比苏联已经达到的社会主义道路更新的道路和其它不同的道路”；在今天的条件下，“单凭自己的力量或自己独特的方法建设社会主义这种想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不共戴天的敌人——民族主义的幻想”。所谓“特殊的道路”、“自己的道路”、“自己的社会主义”的提法，是资产阶级宣传舆论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所倡导的（注：《俄罗斯档案文献中的东欧1944—1948年》第1卷，第573—579页。）。 在这种情况下，“波兰道路”的提法受到了批判，其它各种道路的提法也消声匿迹了。与此同时，苏联派了大批的“钦差大臣”到东欧各国，帮助各国共产党击败资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比如派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到波兰当国防部长；派维辛斯基去罗马尼亚警告该国国王：如果不这样，“罗马尼亚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就可能不复存在了”（注：[美]塔德·舒尔茨：《“布拉格之春”前后》，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9页。）；派伏罗希洛夫去匈牙利，逮捕小农党领袖。苏联领导层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力量弱小和资产阶级政党力量强大的状况十分担忧，派佐林去那里，以红军的现实存在作威胁，逼迫贝奈斯交权，直接酿成了捷克斯洛伐克二月危机（注：参见Г.П.穆拉施科：《捷克斯洛伐克1948年二月危机与苏联领导层——根据俄罗斯最新档案材料》，载[俄]《近现代史》杂志1998年第3期。）。1947年9月，在欧洲国家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会议上，苏联代表在报告中把世界分成两个对立的阵营，要求东欧国家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实际上，苏联企图以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取代战争期间被解散的共产国际，作为新的国际共运的领导中心。
同时，在民主德国，大概是由于缺乏人才，开始大量利用原纳粹党人，以便加紧对该国进行控制。在党的一个报告中谈到，有25.8%的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过去都有纳粹背景。有一个地区，平均每4 个党员中就有1个过去是纳粹分子；而另一个地区，平均每3个党员中就有1 个过去是纳粹分子。德国统一社会党的某些基层组织甚至超过85%的人都有“灰色背景”。特别是在战后初期，民主德国有些工厂和地区的领导基本上都是由过去的纳粹分子所组成的。
苏联控制东欧最明显、最集中地表现在南斯拉夫问题上。本来在战争过程中，苏南之间就存在着矛盾。南斯拉夫的不满偶有流露，但没有公开扩大。战后苏南矛盾与冲突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南斯拉夫与保加利亚签订友好互助条约；南保建立邦联的动议；南军准备介入阿尔巴尼亚事件；南支持希腊共产党游击队等，事先均未同苏联商量和征求苏联的意见。1947年8月，南保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斯大林写信给铁托说，这“是一个错误”，会给西方以口实来干涉希腊和土耳其的内政，反对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又说，此事事先未同苏联商量，苏联不能为此承担责任（注：Ю.С.格连科：《斯大林—铁托》（ Ю.С.Гиренко,Сталин—Тнто）， 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25—326页。）。南保两国领导人有建立南保联邦的想法。1948年1月， 季米特洛夫对外界谈了关于创立东欧和中南欧联邦的想法。1月下旬，有传闻说西方要从希腊向阿尔巴尼亚发动进攻， 南斯拉夫遂决定向阿南部边境派遣一个师的部队。斯大林对南的做法甚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是没有必要的，南之所以这样做，显然有自己不可告人的秘密（注：Ю.С.格连科：《斯大林—铁托》第335、340 — 341 页。）。1948年2月，苏、南、 保三国领导人在莫斯科会谈（铁托没有参加），斯大林以粗暴的口气指责南保领导人没有经苏联的同意就擅自行动，把苏联置于既成事实面前。斯大林严厉批评了建立包括所有东欧国家在内的联邦的思想，指责季米特洛夫“企图震惊世界”（注：Ю.С.格连科：《斯大林—铁托》第335、340—341页。）。奇怪的是， 斯大林又指示立即以南保联邦的名义发表一个宣言，宣布阿尔巴尼亚将属于这个联邦。关于希腊问题，斯大林认为希腊共产党是没有什么希望的，南支持希腊共产党游击队会引起西方国家对苏联的强烈指责。然而，铁托反对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建立一个充当“特洛伊木马”的联邦。苏南关系进入了死胡同。苏联一方面对南施加经济压力，拖延签订两国贸易协定；另一方面，批评情报局，批评南斯拉夫在政治上没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在农村没有搞土地国有化和阶级斗争，对苏联的军事专家和文职人员态度不友好，狂妄自大，听不进兄弟国家的批评意见。总而言之，批评其没有尊重斯大林的权威地位，没有按苏联模式办事。1948年 6月，情报局重申了苏联的指控，批评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立场”，宣布将南斯拉夫开除出情报局，并号召南共党员撤换南共领导人。
在斯大林的总导演下，东欧各国掀起了清除“铁托主义分子”、“右倾民族主义分子”的狂潮，为确立“亲苏派”的领导地位，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东欧各国一大批领导人因此成为牺牲品。
在经济上，为了与马歇尔计划相对抗，防止东欧国家的离心力，苏联与东欧国家签订了一系列双边贸易协定，统称为“莫洛托夫协定”。其实，苏联起初对马歇尔计划是很感兴趣的，因为它看到了从美国获得贷款来恢复战后经济的可能性，因而曾经认真地研究过该计划。马歇尔计划出笼之初，苏联在发给自己驻华沙、布拉格、贝尔格莱德的大使的电报中，表示“可以理解友好国家在研究参与该计划经济措施方面表现出来的相应的主动性”。但苏联领导层内部也存在着对美国的不信任和戒心。苏驻美大使洛维科夫认为马歇尔计划是为了使欧洲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服从于美国资本并创建反苏集团（注：М.М.拉林斯基：《苏联与马歇尔计划：根据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材料》（М.М.Наринскии,СССР и
план маршалла,поматериалам архивов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Х），载[俄]《近现代史》杂志1993年第2期，第12、16页。）。1947年7月，苏联驻东欧各国大使从莫斯科获得指示，要求他们向东欧各国政府声明苏联政府对马歇尔计划的否定立场。苏联“认为马歇尔计划是企图干涉欧洲各国内政，以自己的纲领来压制它们，推销自己的劳动产品，给它们制造困难……使这些国家的经济服从于美国的利益”（注：М.М.拉林斯基：《苏联与马歇尔计划：根据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材料》，载[俄]《近现代史》杂志1993年第2期，第12、16页。）。本来，波、匈、 捷三国对马歇尔计划是有兴趣的，尤其是捷克斯洛伐克决定加入该计划。由于苏联的态度，东欧国家没有加入马歇尔计划，而逐渐把自己的经贸方向从原来的西方转向了苏联。
总之，1944—1948年间苏联的东欧政策深受其对外战略和国际形势的影响，据此可以明确地划分为三个阶段。从1944年红军进入东欧作战到1945年底，苏在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同时，也把战争作为推进其社会制度和实行世界革命的一个极好的机遇，利用东欧共产党人，采取“切香肠”的战术进行渗透。西方国家此时无暇也无力对东欧进程施加有力的影响，而苏联手中握有可能获得东欧国家和人民好感的资源，即红军帮助他们打败法西斯德国，这是东欧诸国单靠自身的力量所无法完成的；依靠苏联对付德国可能的复仇，这也是东欧各国所迫切需要的；红军的现实存在，使苏联还充当了东欧各国内部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协调人。东欧在历史上仇俄、仇苏、仇共的基础上，亲苏、亲美情绪均有所发展。苏联这一时期的东欧政策是对沙皇时期传统政策的某种继承，有争夺势力范围的因素，但不像后来冷战时期那么明显。从1945年底到1947 年9月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之前，西方已有可能对东欧的事态施加影响，而东欧本身内部的政治力量对比也不能使共产党在政坛上处于执牛耳的地位。人民民主制度既符合东欧的历史传统，又适应东欧的具体国情和现实力量对比，也能为西方国家所接受。斯大林施缓兵之计，以空间换取时间，积蓄力量。东欧当时缺乏直接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多党制可以避免内战的说法不无道理。
随着美国对苏政策的转变，冷战的加剧，苏联愈来愈不重视与西方的联盟，越来越看重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西方在东欧正好缺的就是这一有力手段。斯大林从政治、经济、思想、军事各方面加强了对东欧的控制，修筑东欧篱笆，把东欧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实施阵营对抗战略。情报局的成立是一个明显的标志性事件。而此时东欧国家基本上没有发言权，或发言权很有限，除非仿效铁托的南斯拉夫。苏联尽管也有某种被迫的成分，但大党主义、大国沙文主义仍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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