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马克思主义”论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生态学论文,生态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生态马克思主义”是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很有影响的学派。瑞尼尔·格仑德曼关于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关系问题，一直是“生态马克思主义”内部争论不休的问题。最近，“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瑞尼尔·格仑德曼在《新左派评论》第187 期发表题为《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挑战》的长篇文章，批评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生态中心主义”倾向，就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的关系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格仑德曼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三派意见。一派是“马克思主义异端”的观点，主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心成分，声称在马克思主义现有理论框架中无法解决生态学提出的新问题；一派是“马克思主义正统”的观点，主张保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心成分，拒绝承认生态学对马克思主义的挑战；第三派的观点处于前两派之间，承认生态学事实上已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同时也相信马克思的思想中存在着既有的答案。
格仑德曼本人赞同第三派的观点，称这是一种“有希望的思想”，但是认为这种观点中也存在着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误解。他在该文中着重批判了“生态马克思主义”中以泰德·本顿为代表的理论观点。
本顿试图避免“马克思主义异端”和“马克思主义正统”在方法上的缺陷和疏漏，提出要重建一种结合生态方面的历史唯物主义。他断言，“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完整文本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生态学的观点相一致的”；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必须革新和重建”。他认为，这是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历史理论的唯物主义和他们的经济学理论观点之间存在着粗糙的空隙。而马克思主要是运用他最重要的经典政治经济学，进行片面的激进批判，从中抽象出他的概念和假设。因此，马克思没有充分考虑到自然对人类和社会发展施加影响的限度。马克思的概念受制于自然赐予的、或相对非人为控制的条件和限制，但却夸大劳动生产过程可能起改造作用的特点。这是造成“没有被歪曲的历史唯物主义呼唤生态学方法”和“马克思主义者和生态主义者存在龃龉”这一悖论的主要原因。
格仑德曼认为，应当接受两个事实：第一，生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确互相抵触；第二，历史唯物主义相当大量地论及生态问题，甚至比本顿说到的更多。但是，他不同意本顿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看法，认为应当避免这种“有希望的思想”的错误，重新表述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观。格仑德曼具体从四个方面展开他的论述：
一、关于生态问题的定义。格仑德曼认为，生态问题的定义以一种重要的方式提前表明了它所要讨论的结论。因此，作为讨论的前提，有必要给生态问题框定一个他本人的定义。
他指出，生态问题一般来说至少包括8个部分：1、空气和水体污染；2、地下水减少；3、有毒化学物扩散；4、危险垃圾扩散；5、腐蚀；6、废弃物质；7.酸化；8.新化学物。约翰·帕斯默把生态问题减为5个部分：1.污染；2.自然资源减少；3.物种灭绝；4.荒野破坏；5.人口增长。
格仑德曼据此把生态问题归结为三个方面，即污染、资源（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资源）减少和人口增长，认为生态问题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挑战要比本顿的提法更为严重。
格仑德曼提出，必须寻求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把经济学、社会学等理论的不同解释结合起来，可找出产生生态问题的5大成因，即：1.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2.技术；3.经济增长；4.外化；5.导致集体非理性的个人合理性。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足以引起生态灾难。
格仑德曼认为，生态问题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妥善处理生态问题不可能使问题消失，只可能使问题减弱、转换或被取代。此外，生态问题的定义是在文化压力下形成的，它也将随着文化的变迁而改变。比如，马克思提出“合理的私人行为的资本主义模式”趋于无限地增殖利润，从而产生“外化”和意外的结果。这是马克思对他所生活的时代的生态问题的解释。正如他在《资本论》中所说的，一个国家越是开始它在现代工业基础上的发展，例如像美国那样，其破坏的过程越快。但是，这种解释在现代已不完全合适，因为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中的非资本主义企业也在制造生态问题。然而无论如何，马克思的分析仍然是卓越的和中肯的，提供了对生态挑战的深刻见解。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与本顿相比，格仑德曼更广义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和生态问题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关于劳动过程的分析事实上展现了一种“更宽泛的历史唯物主义”。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人类的生存状状态是以不得不存在于、依赖于自然为特征的。但是他们为了自己的目的还通过技术方式改造自然。这种双重关系从简单的形式发展到复杂的形式。在原始社会，自然只是“被攫取的”，即采集水果和蔬菜，猎获动物；随着技术的进步，人对自然的攫取从直接的方式转变为间接的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技术揭露了人对待自然的方式”。马克思称人改造自然的这一过程是“新陈代谢”，是人“与自然的交换”。如果我们接受技术的发展已使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化为间接关系这一历史观点，那么试图回到人对自然直接攫取的阶段的努力就是错误的。生态问题只能在对自然的“现代”态度的前提下才能着手解决。马克思的理论提供了大量的这类认识。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生态问题的关系还存在另一个方面。本顿说，马克思过高评价了劳动过程改造自然的能力，理由之一是：与生产的、改造的过程相比，农业劳动并没有对原材料进行有目的的改造。格仑德曼指出，本顿忽略了一个事实：对马克思来说，在农业劳动过程中人类对自然的干预也被看作是一种改造行为，即使已被开发的土地与未被触动的自然界有一定区别。因此几乎看不出在改造的和“受生态限制的”劳动过程之间有什么重大区别。本顿的理由之二是：所有的改造过程都只能发生在自然界限和前后制约的条件的层面。这些界限和条件是“相对不受干预操纵影响的”，在某些方面甚至是“绝对地非操纵的”。格仑德曼认为，只要涉及这一观点，这恰恰是经济主义的现象而不是确立的事实。本顿给出例子诸如太阳发光、气候控制、生物技术等，恰恰为讨论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的作用留下了余地。人们如何评价技术的后果是另一个问题，与技术的存在和可能存在完全无关。本顿把技术的可能性定义得太窄，他对“前后制约的条件”和“自然界限”的刻板特点的强调令人啼笑皆非，现实的工业社会已开发了推进这些“自然界限”伸缩的可能性，原材料的替代品、新的合成材料、遗传工程和信息技术已成为推进自然界限的主要例证。技术是中介环节，人类因此获得他们与自然的交换。
格仑德曼指出，马克思的自然概念属于培根、黑格尔、尼采的思想线索。这种现代的自然观是长久建构的哲学理性，近来受到了攻击。马克思并不仅仅是追随培根和黑格尔，而是发展了一种相当独特的立场，基于此确立了“现代自然概念”。马克思的方法涉及一条完整的哲学线索。基要主义生态学的观点拒绝马克思的观点，因此是向整个历史线索发起了挑战。人们由此可以把马克思的观点看作测试对现代自然观历史线索的态度的试金石。格仑德曼认为，使人感兴趣的是马克思对“自然优先性（支配、控制）”概念所作的最令人信服的系统阐述。他强调理解马克思这一概念有两个要点：一，“自然优先性”的概念之所以对马克思有意义，只是由于考虑到人类的利益和需要。当然，破坏性的利益和需要不能包括在“自然优先性”的理性概念中去。此外，一个不考虑它与自然交换的相互作用的社会，根本谈不上什么优先的、占支配地位的自然界。马克思的这一解释颠倒了通常的看法。生态危机一般被看作是自然的优先地位极端化的结果。在马克思这里，生态危机被看作是缺乏自然控制的表现。二，马克思把“自然优先性”与他的共产主义目标相联系，在他看来，共产主义是第一个人类有能力充分自我实现的社会。所有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都是“共同意识支配”的产物。共产主义因此是一个日益控制自然的过程的顶点。
马克思一再嘲笑一切形式的自然崇拜和感伤主义。他赞扬资本主义“创造了资产阶级社会和普遍征服自然界”；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驳斥“真正的社会主义”关于自然界本质上是和谐的观点。取代“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感伤主义自然观，马克思称赞了霍布斯和黑格尔的现实主义观点。最令人感兴趣的是，马克思攻击了当代生态学叙述中出现的旧自然观。马克思的批驳似乎是直接针对现代某些生态基要主义者而说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是从必须结束生活与幸福的矛盾这一思想出发的。为了证明这一命题，“真正的社会主义”假设自然不存在这一矛盾而求助于自然界的支持。并由此推论，既然人也是一个自然本体，拥有自然本体普遍具备的性质，人就不应该存在自然界所不存在的矛盾。
格仑德曼还转述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中的话说明：在历史的早期阶段，人类缺乏人身自由，遭受双重制约。就人类对自然的改造能力局限于他们的发展而言，他们被外部自然力所支配和控制。但是，强化这一控制的另一根源是作为“第二自然”的社会自身。随着人类对自然的社会能力的历史发展，出现了这两个压迫根源被反转的可能性：人类能够获得对自己的社会生活的共同控制，并由此获得对自然的控制。但是本顿却把人类和自然的这种关系理解为“潜在的对抗”，即“我们既控制自然，自然也控制我们！”他没有为共生的、和平共处的、相互中立的人与自然关系保留任何余地。
格仑德曼认为，只要运用“自然控制这一短语，即使它意味着“有意识的控制”，也无任何不当。就像一位技艺精湛的音乐家熟练地弹奏她的乐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自然控制”既不是指人以无意识的方式对待乐器，也不是指一个熟练的演奏者可以用铁棰敲击乐器的方式来“控制”她的乐器。
三、反对生态中心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格仑德曼申明他采取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指出非人类中心主义观点的特征是否定一切关于“控制自然”的说法。人类中心主义方法的是提供了估价生态问题的参照点。以人类为中心的参照点能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当代生存的人类个体、社会、人类、未来世代）来定义，但无论如何它都稳定地确立了一个怎样判断现存生态现象的清晰尺度。任何“生态学”的方法都必然是不合理的。“生态学”方法的不合理是因为它伪装纯粹从自然的立场出发确定生态问题的定义。它以人类的一切行动都应当适应自然和自然法则这一假设为出发点，拒绝人类中心主义。它采取将自然拟人化的立场，即把人类尺度和发明创造都纳入自然的运作之中。但是生态中心主义没有说明，为什么自然应当是以一种“平衡的”方式运作？为什么自然总应该是美丽的？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说“人们按照美的规律塑造对象”，因此显而易见，自然本质和生态平衡的定义是人类的、并因此是社会的行为，是属于人类的定义。许多人赞成生态问题是社会对待自然的结果这一观点，但关键是要推进这个观点。对自然的“控制”并不是难点，不是生态问题的“原因”，生态问题只是由对待自然的“特殊的”方式所引起的。格仑德曼重申：社会在自然中存在和它控制自然的企图是和谐一致的；人类自身的确依赖于自然生存又支配着自然界。
格仑德曼指出，很难搞清楚怎么做对自然才是“正常的”。生态主义者大概会认为自然的“正常”状态是一种平衡的状态。既然看不出这一与人类利益无关的定义有什么道理，就可以认为自然永远处于“与自身的平衡”之中。进一步说，生态主义者大概会主张，人对自然的改造（如抽干河流等）破坏了自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然而，正是在这里重新出现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即恰恰是人在保护自然复杂性方面拥有利益。这一人类利益背后的动机具有审美的和利己的特点，同时也产生于人类对自身环境的总体的关心。如果不以狭隘的、经济的、短期的方式考虑这种“利己的”动机，那么一切人类尺度都符合人类中心主义的概念。而生态中心主义的叙述是在反经济学的基点上形成自己的观点。
任何关于生态问题的阐述都有前提，这些前提存在于阐述者的文化背景之中，而文化背景是历史的产物。因此，“自然”或生态问题的定义总是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因素有关。格仑德曼再次重申：人类在自然界有特殊地位，这种特殊地位是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标志的。每一种技术，甚至最软的技术，都形成了人类支配自然的一个部分。西方人以其自我意识和世界观认识到了自然破坏的历史和观念的根源。只有认识到社会历史的根源多么深刻地扎根于我们“集体的无意识”，解决生态困境的尝试才能获得成功。
四、关于解决矛盾的选择性结论。人类怎样才能在一个“不安全的”环境中生存？格仑德曼的答案是建设一个人们自己的第二“自然”。这种人工的、人造的自然是人们与自然作斗争的必然性的体现；是解决人存在于自然又与之对立这一表面矛盾的方法。自然界虽然对人类施加反抗的压力，但是自然总是有益于人类。把自然界与“好”、把技术或人类文化与“坏”联系在一起，是完全错误的。这种道德解释难得有助。生态学的“第三规律”是：“自然界最清楚”。马克思的认识论立场则是：人类能够了解自己创造的，比自然给予的世界更好的世界。马克思认为，人类越是把第一自然转化为第二自然，他们就越是能够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这是马克思批判的真正核心和动力根源。这也是人道主义的确证：一切侵犯人类尊严的事物，都必须进行理论的批判和实践的排除。
马克思由此提出了他对资本主义以及更早期的生产方式的批判，推导出共产主义是什么的标准观点。共产主义首先是制度化的自觉人类掌握其命运的社会。它也是宣称对先前和现存的生产方式进行批判的社会。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在古代世界，人们被他们大脑的产物（宗教）所控制；而在现代世界，人们被他们双手的产物所控制。这两种状况都是与人类的尊严不相称的。这就是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对异化、具体化、拜物教等主题进行大量论述的原因。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不仅是因为它表现在经济危机中的贫乏的经济运作而受到批判；也不仅是因为它剥削工人而受到批判；而且是因为它把工人贬低为奴隶，迫使他们依赖于工资奴隶制，并阻碍他们获得自我意识。同样，资本家也陷于与他们的人类本质不相称的境地：即使他们比工人的处境好些，他们也不可能控制自己在世界市场上的行动的总体后果。因此，他们像原始人害怕自然那样害怕自身行为的后果。马克思的这种人道主义模式在任何批判的社会、政治、哲学理论中都有重要的位置。由于现代社会受到自身对自然改造的威胁，马克思的以上分析仍是适用的。如果我们把技术处于事物的中心作为既成事实，我们就能在“马克思本人思想的基础之上”更好地理解生态问题。马克思在1861—1863年手稿和“大纲”中批判了两种异化概念。
第一个异化概念即资本主义的异化，是一种在商品生产首先是价值生产的基础上、在私有生产和市场的条件下出现的社会现象。随着资本主义的灭亡，异化也将消失。
马克思也用异化概念去分析技术，第二种异化是指技术在劳动过程的层面上、而不是价格维持过程的层面上出现的异化病症。马克思根据资本主义机器技术提出了在使用价值层面上的异化概念。一方面，他确信生产力的发展将导致共产主义到来的客观演进过程；另一方面，他看到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对机器的使用决定了对工人的极端贬黜、损害和剥夺。马克思以发展的眼光展望机器和社会关系的发展：新的社会形式或新的生产力产生于先前的形式之中，旧的孕育了新的。但是就技术、也就劳动过程而言，这一模式是个两难推理：技术的解放形式已在资本主义下出现；这种解放形式又还没有得到发展。马克思对矛盾的解决是：把机器技术的一切否定方面归结于它的资本主义使用，同样把它的一切肯定方面归结于机器技术。
格仑德曼认为，任何解决两难推理的方式都不能令人满意。就技术对自然环境（也包括人类自身）的有害影响来说，它只能被适于自觉控制的、与人化自然的尺度相配的技术所改变和取代。同时，必须抛弃资本主义是生态问题的主要原因的观点。共产主义被理解为人类自然在意识的理性社会，是对自身命运进行自我控制的社会，因此不会像教条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那样要求首先废除私有财产、建立中央计划经济。共产主义把目标导向一个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理论（价值理论、危机理论、阶级理论、革命理论）更广泛的现象领域。不过，新的批判方法和尺度仍然体现在这些方面。马克思本人对技术史方面的兴趣，则应由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批判的社会科学家来推动研究。
回到早先提出的悖论：如果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生态学方法是一致的，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和生态主义之间存在如此严重的对立？在格仑德曼看来，答案只有在自然优先性的题目下去寻找。生态主义者认为，对待自然的普罗米修斯式的态度是一切罪恶的原因，并要求一种崭新的、与自然和谐的关系。他们想要世界重现魅力以及发展一种生态伦理标准。某些极端的生态基要主义者甚至要求与对待自然的现代方式根本决裂，转向一种“更朴素的生活”模式，并认为这种向后跳跃是可能的和合乎需要的。
格仑德曼确信，马克思对人与自然的现代关系的阐述即使有某些局限性，也仍然优越于关于人与自然全新关系的浪漫梦想。在自然和人类之间不可能存在和谐；改造自然的适当形式必须由“历史存在的人类自然”来设定。把上述悖论归结于马克思对自然界限的肯定不够充分，这一说法令人无法相信。本顿对悖论的解决有三个缺点：第一，他在总体上把生态问题降低为自然界限问题；第二，由此他把马克思主义者与环境主义者之间的争论理解成你死我活的；第三，本顿批评马克思主义采取了对待的自然的普罗米修斯式的态度，这使他自己成了生态推理形式的牺牲品。他可笑地声称马克思已成为十九世纪自发的意识形态、即工业主义和进步的受害者，其实他自己看上去才是二十世纪晚期意识形态——生态浪漫主义的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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